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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演变摘要：世界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新中国外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也站在了一个空前的起点上。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最曲折的道路可以说是与苏联的关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正是如此，经历了联合、反对、抑制再到正常化的外交关系。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中苏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由此，新中国的外交也正式开始启动。
从此，中国告别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历史。
从50年代的“一边倒”的战略抉择，联合苏联，对抗美国，60年代“两个拳头大人”的外交战略，既反对苏联又对抗美国，到70年代“一条线”的战略调整，逐步确立了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方针，再到改革开放后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由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联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人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自然而然得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便是我党、我国依靠和学习的对象，加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很强大，想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中苏需要联合。
此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政策，“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的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该方针，我国与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积极同邻近的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外，我国还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亚非会议。
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加强了同非洲各国的联系。
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启示作者：史平来源：《现代妇女·理论版》2013年第10期[摘要] 中苏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平坦发展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60年中苏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启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始终把坚持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关键词] 中苏关系；演变；启示【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201-1中苏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平坦发展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国之间利益的冲撞，另一方面是国际局势对两个国家的影响。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1949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的半壁江山，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走上怎样的发展道路，派遣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
这次访问使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了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和要求，为双方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中苏走向同盟的第一步。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后，毛泽东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国必须同苏联结成联盟。
随后，1949年6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苏联。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为中苏结盟铺平道路，同时争取苏联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刘少奇向斯大林阐明了中共在两党和两国关系上的原则和立场，即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要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实践证明，“一边倒”战略并不完美，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它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摘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或曰结果。
它发生在推行扩张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政府不断挑起中苏边界事端、中国内政与外交皆反苏联修正主义的历史背景下，是中方进行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战。
这次边界自卫反击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中苏边界冲突；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29-0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中国由结盟走向分裂。
两国关系恶化的典型表现或曰结果之一便是边界冲突。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史上发生的一起影响深远的事件。
一、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经过（一）珍宝岛事件珍宝岛，苏联称达曼斯基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
该岛原为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受江水冲刷而于1915年形成，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
根据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无可争议属于中国领土。
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也承认该岛属于中国。
20世纪60年代末，苏方不顾先前达成的协议，声称“达曼斯基岛”是苏联的领土，在珍宝岛地区频繁挑衅。
“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
”[1]556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中方由忍让走向了反击，决定在珍宝岛以武力反击苏联。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均有伤亡，中方缴获了苏军的1辆t62型坦克。
中苏边界争端达到了顶峰。
（二）珍宝岛事件余波——新疆铁列克提事件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选择了中方交通不便、防守薄弱的苏中西段边界新疆方向实施军事报复行动。
中苏边境冲突（一）珍宝岛远眺1969年中苏边界出现的武装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两国的紧张对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中国边防部队在边界上进行的还击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一事件战略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超过建国后的历次军事斗争。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努力和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边界冲突未进一步扩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苏两国在战略上的严重对峙，对于中国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苏边界争端的由来和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遗留问题。
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所引起的后果。
中国与原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由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
不过，当时中俄边界东段的俄国一侧还处于日本军队和俄国白卫军占领之下，这一宣言中的许诺尚无兑现条件。
1920年9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态度就已不如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慷慨。
1922年苏俄政府开始对华交涉后，不再同意归还给中国任何领土，甚至连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归还的中东铁路也不肯放弃。
1924年5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两国的领土问题并未解决。
从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苏联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
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所有研究者都赞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有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但与此同时，所有研究者又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是最直接或最重要的原因。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有关苏联在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展中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的观点，应当说是中方的一个传统观点。
虽然该观点近年来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但似乎无人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他强调，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人的不平等态度。
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杨 奎 松“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之际,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是否有必要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主动释放在押美国犯人等问题,中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尽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双方各自销毁这次会谈的记录,以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特别让中国方面如鲠在喉的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是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并蓄意挑起边界事端,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竟然明里暗里偏袒印度;第二是赫鲁晓夫由高唱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进而走到与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眉来眼去、一唱一和的地步。
但是,至少在多数中国领导人看来,中苏关系的根基还未发生动摇。
陈毅在这一年12月27日所作的一个报告甚至特别告诫说:“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一个指头甚至是一个指头不到的分歧,进行挑拨离间,完全是枉费心机,徒劳无功的”。
①显然,根据陈毅的说法,赫鲁晓夫还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报告中,“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指的是南斯拉夫。
1960年1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反映出这种情况。
考虑到中苏分歧已成事实,有必要向党的高级干部做出说明,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印发了《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理论问题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对照性资料。
但是,中共中央明显地还不打算对中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8年第3期苏两党关系做出某种盖棺论定的评价。
公布的资料也没有刻意搜寻和罗列中苏之间的不同点,而是就所有能够想到的重要问题,全面对照了双方的看法。
从对照的结果看,双方仍有不少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
中苏关系分裂的经验教训中苏关系分裂的经验教训中苏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领域，就目前研究看，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讨论涉及到诸多方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苏边界冲突等，也有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个人性格的差异等。
展现了中苏关系错综复朵甚至有些诡异的变迁过程。
对于这个复杂过程，木文从中苏各自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和选择等角度，探讨中苏关系分裂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影响，重点在于揭示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分裂的影响及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首先，我们阐述国家利益的界定及中苏关系变迁过程简述。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衡量国家对外政策的标准，其内涵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一是逻辑上必需的利益，相对永久存在，如领土完整、政治制度延续、文化认同等等，是国家构成性的核心利益；二是依环境决定与变化的利益，依据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自己内容的利益。
这种环境主要指外部国际关系背景，特别是指直接影响到国家主权事项的重大外交关系。
从现实上看，这种重大外交关系不仅影响到依环境决定与变化的利益，对国家实现逻辑上必需的利益也会产生影响，例如邻近国家交恶，经常直观地表现为领土边界争议和边境上的冲突，甚至演变为局部重大武装冲突和战争。
回顾中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过程，简单归纳如下：第一, 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
国家利益的一致构成了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结盟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选择发展模式这一国家构成性的核心利益具有关键作用。
但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时期。
分歧的焦点，一般观点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两极对恃格局，摆脱了苏联模式影响，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的解体与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郑羽[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苏联解体前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和苏中关系正常化所导致的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特别分析了上述调整对印度、越南和蒙古对华政策的影响，阐述了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与中国新型安全关系的建立和解决有关边界和安全关系的进程，从而梳理出苏联解体对中国安全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的诸多方面。
[关键词]苏联；中国；独联体；安全环境[作者简介]郑羽，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007）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成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冷战年代的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也对独联体所处的欧亚大陆的地缘安全形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由于中国与若干个独联体国家直接接壤，独联体建立前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当中也还包含着一些（来自非独联体国家的）消极因素。
总体说来，冷战年代由于苏中两国对峙而产生的中国面临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已经完全解除，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上一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蜜月关系结束后的最好状态。
同时，在中国的西部，即中国与中亚接壤的地区，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一苏联晚期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变化独联体成立后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是苏联晚期开始的变化过程的继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内出现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恶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迅速演变成了两国的军事对峙和局部军事冲突。
据西方的统计，1961年苏联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兵力为12个师，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前已增加到25个。
1969年3月和8月中苏两国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的兵力从1969年的25个师增加到1973年的45个师。
在整个边境上，苏联部署了最先进的致命的武器，到80年代以前，已经包括了150多个具有核弹头的SS－20中程弹道导弹，逆火式战略轰炸机和许多战术核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