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研究学术史回顾

2003年辽夏金史研究综述
2003年是辽夏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年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首先，1993年，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志文出版的《辽夏史研究》一书，为辽夏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将辽夏这个小而弱的国家，写成了一部具有可读性的历史著作，并且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见解。

其次，曾安树、谭维明等人的《辽夏研究丛书》中的编著，更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对辽夏史的认识。

在这一系列著作之后，对辽夏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巨大进展。

此外，2003年出版的关于辽夏金史的研究也十分突出。

例如，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主持下，出版了《辽夏史》的第六季，在这一期的出版物中，关于辽夏及其金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

另外，重庆大学在2003年又出版了《赫哲金史》、《赫拉古城》等书籍，这些书籍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辽夏金史的认识。

此外，许多学者也频繁出版了各类论文，如韩元章先生此前发表的《辽夏金史研究》、《辽夏及其金史研究》等，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辽夏金史的研究。

总之，2003年辽夏金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辽夏金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为辽夏史研究和辽夏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2）二、20世纪下半叶的辽史研究本世纪下半叶，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无论是专题研究与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与考订，都有许多成果问世。

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范围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至于文物考古的收获更令人瞩目。

辽朝断代史着作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分3章叙述辽、西夏、金三朝历史。

这是通史着作中最早以较多篇幅把辽朝作为一个断代进行完整叙述的。

张正明着《契丹史略》，作者在“后记”中说，是书完成于15年前。

“引言”说，本书试图对契丹社会制度——主要是辽代契丹的社会制度作初步的探讨。

“谈谈契丹的勃兴，辽朝的创立、发展、衰败和灭亡，辽与五代、北宋的关系，金、元两代的契丹，以及其他密切相关的问题。

”实际上，此书还涉及辽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乃至科学文化、民族关系等，可视为第一部简明辽朝断代史。

杨树森《辽史简编》和舒焚《辽史稿》是两部通行的辽朝断代史。

前者较为简明；后者资料翔实，但大段引文过多，阅读起来难免沉闷，文化部分比重嫌轻。

两书对考古材料利用较少。

此外还有《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辽代部分主要执笔者有韩志远、王宏治、刘庆、宋德金等。

李桂芝撰有《辽金简史》。

有关辽代的其他专门史着作，将于以下各相关部分介绍。

社会性质与经济关于辽朝社会经济方面的专着有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该书由5篇文章组成，主要讨论契丹国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问题。

这是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契丹社会经济的重要成果，是辽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作者称本书是把宋辽夏金时期经济运动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

这一宗旨是可取的。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全书分3篇22章，第一编共9章，为“契丹辽国经济史”。

这是一部对整个辽夏金时期中国北方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作，提出许多新见。

关于社会性质。

这是五六十年代辽史研究中颇受关注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

有以下几种说法：1.认为契丹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

辽金史研究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辽金政权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为主建立的，因此反映这两个政权历史的辽金史学也颇具民族特色，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试就1949年以来辽金时期史学的发展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1．中国史学史著作对辽金史学的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辽金史学作综合的研究，重要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部：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对辽金史学的研究包括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和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之中。

金毓黻先生肯定了辽金两朝的史学成就，包括《辽实录》、《金实录》和金朝所修的《辽史》等。

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共分十九个专题，其中有“辽金元明史学概观”专题。

作者虽然认为辽金的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史学派别也没有什么特点，却也表列了辽金实录的修订情况，并简要介绍了辽金两朝官府所修史书。

宋衍申主编、汪受宽副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其《封建史学的鼎盛》一章里讲了宋辽金元史学，其中作了这样的评述：“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

”该书有关辽金史学，不仅剖析了两朝修史制度的因革，而且在记述《辽史》、《金史》编修过程时，简述了辽金官修和私修史书以及野史笔记的情况，指出辽金与元朝史学承继唐宋史学的传统和丰富中国史学内容的民族特色。

瞿林东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关辽金史学集中于第五章《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史学》。

作者以《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为标题分六个方面(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色、辽代史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辽代史学与民族融合、金代史学与科举考试、纂修实录和编撰《辽史》、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辽金的史官制度、史学活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史学的成就，突出强调了辽金史学的时代特点，即民族特色和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

2001年国内辽西夏金史研究综述2001年国内学者对辽、西夏、金这三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最令人高兴的是，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1991年第四届年会论文集《辽金史论集》第六辑（以下简称《论集六》）延迟10年后，本年度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集收论文29篇，多为国内学者所作。

张修桂、赖青寿编著的《辽史地理志汇释》和魏志江著《辽金与高丽关系考》两部专著本年度也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另外，本年度其他各种刊物上尚有相关论文100余篇。

以下对这些论著分类择要介绍。

一、政治与制度史研究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辽朝夷夏观的演变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与被吸收进程相一致。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第6期）指出：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

吴凤霞《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河北学刊》第4期）认为传统的世袭制、皇室婚姻制度以及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高平如、王凤岐《金代正隆始于甲戌年——兼介大金李汝为墓志》（《论集六》）据该墓志认为正隆年号不是从一般认为的丙子年开始，而是此前两年的甲戌年。

王世莲《金代非女真族后妃刍议》（《论集六》）考察了她们的地位与影响。

王德忠《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考察了辽朝部族组织的由来和延续、辽朝前期对部族组织的加强和制度调整以及部族组织的政治职能等内容。

何天明《辽代夷离华院再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对圣宗太平六年之后夷离毕院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得出辽代夷离毕院是作为“掌刑狱”的部门而存在的结论。

李锡厚《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就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涉及头下的两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一、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词“本出契丹”，只是指此语本出《辽史》，并不是指契丹语的音译；二、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头下之共识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实际上，斡鲁朵与宫卫并非是一回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

一、西辽的历史背景西辽，是指契丹族在大辽国灭亡后迁往西边建立的一个国家。

1044年，辽道宗被契丹弑杀，大辽国灭亡，契丹族遂西迁。

他们先后定都于幽云州（今巴尔虎右旗）、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等地，建立了“大契丹国”、“北辽”、“辽阳国”等政权，历时近150年。

二、西辽的文献1.《辽史》《辽史》是我国历史上关于辽朝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由宋代的欧阳修等编撰而成，共分三卷。

其中第三卷记载了西辽的建立和历史沿革，为研究西辽提供了重要资料。

2.《辽金史》《辽金史》是我国历史上关于辽朝和金朝的史书，由元代的宗濂撰写。

书中对西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西辽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三、西辽的研究现状近年来，关于西辽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学术界对西辽的历史、文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1.历史研究学者们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对西辽的建立、社会制度、地理分布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西辽的历史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认识。

2.文化研究西辽文化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学者们通过对西辽墓葬、遗址等进行考证和发掘，为西辽文化的传承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

四、西辽研究存在的问题尽管西辽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史料整理目前关于西辽的史料整理尚不完备，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将零散的史料进行梳理和整合，为西辽的研究提供更为完整的史料基础。

2.历史评价对西辽国历史地位和影响的评价不够全面，有待学者们对西辽的历史贡献和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和评价。

五、展望未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各种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相信对于西辽的研究会有更多的突破和进展，为我们对于西辽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提供更为丰富和立体的视角。

西辽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希望学界和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西辽研究的深入和推进，为我们对于西辽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关于西辽的考古发现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之一。

《辽代文学史》研究评述黄震云教授写作的《辽代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以东北为主的200多年的文学史，因此，具有全面创新特点，而在具体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史框架，增加了文学关系和艺术发生的表现。

在理念上突出了中华文明一体化和交互影响的特点，在内容上注意近年来考古资料的运用，在方法上能够做到文史结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所以，本文选取海内外三位博士对本书的看法和体会，供阅读时参考。

标签：《辽代文学史》；全面创新；评价一林光华(香港中文大学)非常幸运地在海外能读到黄先生寄来的《辽代文学史》，20多万字的著作读了近一个月，终于能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安坐灯下，谈谈对这本书的浅见和观感。

这本书突破了边缘化的视野，重构了文史材料，从广度到深度到高度都着实让人钦佩。

笔者这次依旧依照惯例，是先从“后记”读起的。

读黄先生的“后记”，已能想象这本书从1997年构思的博士论文至今，一定增删多次，非常不易。

这也注定它的厚重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

让我感动的是，黄先生治学至今成就卓然，但对往日携助的师长，对他们曾付出的点点滴滴的珍惜与感恩凝于文字，显示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谦逊和深情。

譬如对徐州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邱鸣皋教授冒着酷暑去分部帮忙找书的情景，让人看到著作背后的作者，怀有怎样的治学之心。

因为，—个懂得感恩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辽代文学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有三。

一是在资料稀少的情况下，将辽金文学史做了全面的、立体的整合和建构；二是强劲的史学功底上的文学研究，文史渗透，浑然一体；三是雄浑一体的简洁清俊的文风；四是用客观材料厘清目前学界对辽代文学的一些误读，论证性强，具有说服力。

具体说来，第一，我们对辽代的了解一般都很少，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段总是匆匆掠过。

虽然大家在看《天龙八部》时会对大辽国和萧峰这样的英雄有更多想象，但文学作品毕竟有夸张之处。

真要找一部全面、客观、深入地揭示辽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著作则很难。

黄先生这部《辽代文学史》从博士论文的构思至今，十年辛苦不寻常，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对这样一个边缘性的课题作全方位的观察。

一部倾注生命的《辽史》——记刘浦江教授的《辽史》修订工作邱靖嘉刘浦江先生为培养学生、为修订《辽史》一直倾注着大量心血，并最终燃尽了自己。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2015年1月6日晚二十三时五十七分因病辞世，学界一片痛悼之声。

刘浦江教授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为《辽史》修订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为受业弟子及项目组成员，我全程参与了这项任务，见证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段心路历程，谨将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辽史》之目的、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记述于此，以志纪念。

据先生生前回忆，因200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在酝酿之中，并已邀请他承担修订《辽史》的任务，故在2007年初，他已有让学生研读《辽史》的计划。

至2007年5月中旬，中华书局在香山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整个修订工程正式启动，《辽史》修订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

5月19日，我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在那次课上，先生开宗明义地说：“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这番话后来在很多场合又被先生反复强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如今回首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获，愈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与先生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二十四史修订组不同，先生主持的《辽史》修订项目成员并没有什么“大腕”，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学生。

整个修订工作由先生拟定体例，总揽全局，而由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工作。

早在正式开始修订前，他已让时为硕士研究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订正《辽史》阙讹的各类文章，汇编成《辽史勘误》，并附上各卷勘误索引以便检阅；又将保存于《永乐大典》残卷中的十五卷完整《辽史》及若干零散的残章断句统统汇集为《〈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以供版本校勘；此外又彻查各种金石文献及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没有收录的辽代碑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集为《辽代石刻新编》，供大家使用。

导言一、学术史回顾契丹王朝上、下阶层皆笃信佛教，佛教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辽代佛教是一个不太被注意的领域。

20世纪初，日本东洋史学界对中国满蒙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对辽代佛教的探讨才真正开始。

20世纪前半期有分量的研究几乎都是日本学者做出的。

20世纪后半期则以中国学者的成果居多。

总体而言，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辽代佛学的研究（1）辽代佛学宗派、名僧及其著作辽代佛教义学宗派繁荣、佛学研究发达。

1913年，日本学者胁谷撝谦发表《辽金佛教的中心》①，最早提出辽代佛教教学的中心是华严学。

1933年，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根据后人所补《辽史·艺文志》和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编撰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所著录的辽代佛学著作中华严宗章疏居多，得出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教学中心的结论。

②野上氏全面搜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其观点自然很有影响。

此说一提出，长期成为定论。

直到1983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竺沙雅章修正了此观点。

他根据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发现的《契丹藏》里有很多唯识学著作，房山石经题记中有很多唯识学僧的记录，石刻材料中有很多以燕京为中心的寺庙开“唯识论”讲习的记载，进而提出唯识宗（即法相宗、慈恩宗）居于与华严宗相匹敌的地位，两个宗派都是辽代佛教的中心。

③①《六条学报》第135号，1913年。

②（日）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摩由罗》第2号，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年。

③（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一部《宋元佛教的北流及其影响》之第一章《宋元时代的慈竺沙雅章根据应县木塔、房山石经发现的华严宗典籍，分述圣宗朝、兴宗朝、道宗朝华严学说在佛典刊行、教学方面的繁盛。

①他还详细考述了新出的辽代华严学典籍及其向高丽、宋流传的情况。

辽代名僧辈出，佛学著作颇丰，其佛学著译学术化特征鲜明。

【专题】辽史研究学术史回顾宋德金《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但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这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第三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元修《辽史》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刊刻至今已经670年了。

辽朝史的修撰，如果从作为元修《辽史》基本依据的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算起，时间就更长了。

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一《辽史》出版之际，我们对《辽史》及辽史研究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使这个对许多人来说略觉陌生又颇具特色的朝代引起更多关注，是有必要的。

有关这方面的综述已不乏见，很难写出新意，加之囿于笔者学识，又是限期完成的命题作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是可以想见的了。

本文所谈内容，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多是常识性的，而对专业研究者以外的读者又不免觉得枯燥乏味，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以下拟分几个阶段对《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略作梳理和回顾。

第一阶段从《辽史》编撰刊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历朝一样，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初年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官。

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

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不过均未刊行。

元朝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

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都因关于“正统”问题议而不决。

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正闰问题，并且仅用一年时间修成《辽史》116卷。

《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并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两宋笔记、野史、谱录及许多重要史书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源流考》，1933)辽史>。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文化最为繁荣的阶段。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对辽金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本文就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

回顾部分，首先要提到的是辽金王朝建立时期的研究。

在这方面，现代学者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出身、族谱、年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他是契丹族贵族出身，并且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影响。

此外，还对辽太祖的军事制度、政治机构、经济建设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在辽金王朝的疆域问题上，学者们对两个王朝的疆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个王朝的疆界都存在明显的变化和演变。

在辽金时期，契丹族、河套蒙古部落等多个民族在中国北方出现，他们相继与辽、金王朝接触、融合，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

针对辽金时期的城市、宫殿、墓葬、寺庙、房屋等遗址进行的考古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学者们发现，辽、金王朝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式较为特殊，城市内部结构和布局都体现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点。

在辽金时期的文化交流方面，学者们对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西部文化对辽金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辽、金王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中国和西亚等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各种文化相互融合、交流。

展望部分，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学界对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将继续深入。

一方面，由于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学者们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认识会发生改变，因此，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来。

另一方面，随着新的科技手段的发展和应用，考古研究和历史文献的挖掘将变得更加便捷和精准，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还原辽金时期的历史面貌。

综上所述，21世纪中国学界对辽金历史地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同时，也展示了中国人民对历史的深刻关注和热爱。

我们期待未来在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还原更为真实的辽金历史面貌，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贡献更多宝贵的经验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