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庞德是美国20世纪初“新诗运动”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中国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古国，因此他认为，中国之于新诗运动，就如希腊之于文艺复兴，他在英美发动意象派诗歌运动，意在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支持他的意象派诗歌理论。

他翻译了工程浩大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以及孔子亲定的《诗经》，创造地翻译了遐迩闻名的中国古典歌集《华夏集》（《神州集》），他倾尽全部心血的鸿集巨制《诗章》是一部深沉宏博的诗篇，建筑在他对儒学的独特理解之上。

《诗章》共117章，中国主题在《诗章》中无处不在，从52章到61章共10章，史称“中国诗章”，把中国历史从尧舜一直排到雍正，描写了繁荣昌盛的古代中国，宣扬了孔子的伦理哲学，旨在反对基督教，用他理想化了的儒家政治治理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

庞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锲而不舍地努力理解并全力推介，美国作家很少不通过庞德的译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

庞德的中国情结凝聚着浓郁的中国儒家文化的神韵。

他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重塑了美国作家的中国形象。

早在年轻时期，庞德便对中国古诗有极大兴趣。

1915年，他出版了中国古诗的英语译本，题名为《中国》，收集并翻译了17首诗篇，大部分是李白的作品，此外还有古诗《青青河畔草》等。

在他的《华夏》译诗集的扉页上，有一段简短的注解，说明他的译作是以厄内斯特·弗诺罗塞（ErnestFenollosa）的笔记以及莫利（Mori）和埃列伽（Ariga）两位教授的解释为根据的。

弗诺罗塞是美国的一位研究东方文学与艺术的先驱，曾在日本从事教学工作约12年，回到美国以后，任波士顿博物馆馆长。

显然，庞德通过中介翻译中国古诗，其译作与原文的出入之处在所难免。

比如李白的《长干行》成了英语中的《水路商人的妻子———一封信》；他给我国古诗《青青河畔草》所加的英文标题是《美丽的梳妆台》。

他的译作充分反映了他的丰富想象力，也强烈地表明了他的执著精神和良苦用心。

庞德从翻译中国古诗开始，进而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儒学思想。

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也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如果说，以前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主要还只是一种阐释的话，那么，今天的研究则多带有一种比较的眼光。

研究者们正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背景之下，考察其所处的位置，并据此判断它的独特价值。

不过，这里说的“世界文论”一语所指尚不明确。

按照一般的理解，世界文论既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学理论的总和，即包括英、法、德、意、俄、美等欧美国家和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在内的各国文学理论，也可指涵盖东西方各国文论的一般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

在后一个意义上，它和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相对应。

那么，我们所谓“置于世界文论的背景之下”，是什么样的世界文论呢？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季羡林教授曾指出：世界上讲文艺理论的只有中国、印度、欧洲这三个地方“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

这是有道理的。

由此而言，我们既讲世界文论背景，就应该充分考虑各国文论，尤其是那些自成体系的文论各自的异同，但这样一来，问题的实质反倒容易掩没在细节的辨析中了。

事实上，正如西方文论从古至今虽说流派林立，但仍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特色一样，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文论，也有着某些不同于西方的自己的特征。

为着大处着眼，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者所说的世界文论背景，主要是指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文论背景。

中国文学理论和亚洲其它国家文论的比较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只有在西方文论背景的映衬之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身的特征才会更加显豁，其独特价值才更易见出。

而中国文论与其它东方国家文论的差异，相比之下倒不是那么重要。

比较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或手段，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将中国文论置于西方文论的背景之下辨其异同，而在于通过这异同的辨析走向一般文学理论，尽管这在目前还只是一个辉煌而诱人的设想。

应该明确，一般文学理论并不只是东西文论共同的文心，它还必须包揽东西文论各自的差异，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

中国现代诗论40家近代中国文学发展至20世纪初期，面临了改革开放的浪潮。

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诗论出现了40家不同的派别和流派。

这些学者和文化评论家以其各自的独特观点和风格，对中国现代诗歌作出了深刻而有力的解读和评价。

本文将介绍其中的几位代表，以展现他们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贡献。

1. 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是早期中国现代诗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即意境”和“境界即感境”的观点。

他认为诗歌应该通过创造独特的意境和感境来表达情感和思想。

2. 胡适（1891-1962）胡适是中国现代诗论的先驱之一。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白话文学”的概念，并主张将现代诗歌写作语言转向口语化。

他认为诗歌应该接近人民生活，以便更好地表达当代社会的声音。

3. 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评论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的《文化雪窦》一书提出了“文学霸权”的理念，主张将文学从封建文化体系中解放出来，逐渐走向现代派作品。

4. 鲁迅（1881-1936）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现代诗歌表达方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强调诗歌应该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呼唤人民的觉醒和解放。

5. 余光中（1928-2017）余光中是中国当代诗论界的重要代表。

他的诗论作品《诗的玩具》和《怀念鲁迅》等，以及他的诗歌创作，深受读者喜爱。

他强调诗歌创作应该具有张力和对话性，以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除了上述学者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诗论家给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观点和思考。

例如，戴望舒、艾青、北岛等，他们对于诗歌形式、内容和风格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发展。

总结起来，中国现代诗论40家形成了多元且丰富的学派和流派。

他们的观点和理念帮助了中国现代诗歌走向新的高度和境界。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伟大的学者和诗人的诗歌中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和创作的力量。

我们应该继续致力于研究和传承中国现代诗论的精神，以推动诗歌的创新和繁荣。

以两位现代诗人为例，分析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影响了中国新诗，而中国新诗在中西融合中不断发展前进。

以徐志摩为例，他的诗歌在诗歌意象方面充满着古典韵味，他的灵感源泉，也是主要描写对象，就是自然。

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非常热衷且擅长的，他的代表作《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都是写景抒情诗。

在通过写景抒发哀思的诗歌书写中，往往一面通过景色描写寄托爱而不得或者理想失落的惆怅心情，一面通过景物的描摹暗示自己对诗意的彼岸生活的永恒理想。

这是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

他在新诗的艺术形式上也作出了创新。

他在诗歌形式上大多采用“参差建行”的诗歌创作形式，不采用每行诗行都要顶格的形式，而是间隔在诗行前空一格或两格，表现出一种参差的建筑视觉，形成一种错落的美感。

而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吸收法国象征主义，追求意象的暗示性与神秘性，与中国古典诗歌有些许共通之处，与此同时，他还注重现代情绪的表达，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达微妙的情境，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传统诗与新诗的关系新旧对抗：对古典诗歌的片面理解导致诗体自由化与规范化的极端对抗文○刘康宁【摘要】：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有唐诗、宋词、元曲等辉煌灿烂的诗歌。

阳春白雪的诗歌有骚、词、赋、曲等，下里巴人的诗歌有民歌、民谣、小调、弹词、大鼓词等，雅俗共赏的有打油诗等。

历史留下了丰富的诗歌遗产，应该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兼收并蓄，都留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百年新诗史上，却常常否定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雅俗诗歌见存在的多和解少对抗的事实，将两者完全对立。

这与现代诗歌的多样化、实用性特点是相左的，现代诗歌更需要个体与群体的和解、多样化与艺术性的和谐，更需要采用渐进的方式发展，这样才能促进中国诗歌的长久繁荣。

【关键词】：新旧对抗；古典诗歌；新诗；诗体建设王珂在《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中认为新旧对抗：对古典的片面理解导致诗体自由化与规范化的极端对抗。

我也认同他的观点，本文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新诗已有百年的历史，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特别是从数量上看，成绩更是巨大。

如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至1987年70年间是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

⑴但是，新诗也存在问题。

在20世纪汉语诗歌（新诗）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奇特的现象：很多诗人年轻时诗兴大发，却越写越不知诗为何物，最后弃诗而去；很多是个研究者越研究越觉得“诗无达诂”，发现诗总是远离自己而去；很多诗人“老去渐于诗律细”，甚至重写古体诗。

很多流派、诗潮、诗体都只领风骚三两年，如昙花一现．．．．．．原因是新诗一直处在诗体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特殊生态中，（2）20世界新诗的文体建设太薄弱，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诗体构建之路，诗体建设总是呈现“建设难”、“定型难”、“规范难”的状态。

新诗经历百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文体自发阶段，或从问题自发到自觉的过渡阶段，或幼稚的文体自觉，并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阶段。

建立起成熟的诗体，使许多诗人、读者、研究者都不知道“新诗为何物”。

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新诗的崛起和发展论述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关系，和两者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现代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大致起源于《诗经》的创作，通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五四运动，古典诗歌开始没落。

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多流派，根据内容大致有：山水田园诗、咏物诗、咏史诗、送别诗、行旅诗、闺怨诗、抒怀诗、讽刺诗、干谒诗等九类。

中国现代诗歌发生的时间是19~20世纪之交，这一时期正是梁启超所说的“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梁启超《本馆第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100期）。

在这20年间，由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到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再到民五六以后的新诗运动和五四期的诗体解放运动，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有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对于中国现代诗歌而言，古典诗歌就是它的文化传统任何一个诗人的创造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一个浑融的整体，是诗人赖以创造的全部基础。

但是，不容置否，古典诗歌的部分美学特征已经随着文言格律诗的形式的改变而不可挽救的丧失了。

新诗从草创到相对成熟，总的规律是，旧诗的格律越来越少，现代的色彩越来越浓，或者说，草创期是“无意识的接收外国文学的暗示”，成熟期则“认清新诗的基本原理是要到外国文学中去找”。

这种判断显然是将新诗纳入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总体进程中来加以观察分析的结果。

的确，20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是显示为从一个封闭的封建角落走向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的过程，中国现代新诗当然也置身其中，不过，文学的发展总有它出人意料的部分，当我们抛开一切外在的历史概念，平心静气地梳理新诗的历程时，却又不难感到，中国现代新诗在由草创到成熟的演变中，外国文学的浓度固然还在增加，但古典诗歌的浓度却同样有增无减。

比如在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这一比较“纯粹”的艺术探索的轨道上，本土与外来两相比较，我们自身传统的影响力恐怕还更引人注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