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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促进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需要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面做好安排。
首先，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农民自发组织，充分利用法律制度、科技进步和社会资源，以技术为基础，以品牌为先导，实现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改善农民收入。
同时，政府还应以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前提，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经济组织机构、推行产权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从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经营效益。
其次，在市场竞争驱动下，发挥产业园的积极作用，实现农业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升农作物品质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近期的一些成功案例，表明在产业园的带动下，农民协会的发育程度受到了鼓舞，形成了以农民为主导、技术为支撑、机构为支な合、营销为手段、品牌为目标的联合模式，能够带动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最后，培育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支持农民自发开展组织活动。
特别是应鼓励企业家积极参与农业组织活动，着力推进农牧农技术合作、农技术培训、农业科技普及性使用、农业市场力量联合等，有利于农民由简单的传统耕作迅速转为小农户经营，形成协作模式，实现区域农业合作和加强全社会关注农业发展的普惠性发展，从而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总之，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就必须政府、市场和社会发挥对应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参与等渠道发挥产业园的积极作用，培育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努力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环境，才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让农民受益于和收获现代农业发展的红利。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必须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构想要有大思维，举措要有新思路。
其中，积极引导和培育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制约农民增收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深刻分析表明，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初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也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由于缺乏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组织形式与渠道，使大多数农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尤其是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面对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家庭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因此，在坚持家庭经营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农民迫切需要农业微观组织形式的创新。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是发达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其本质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以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经济联合的方式，将家庭经营的个体劣势转化为群体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效协调，实现外部利益的内部化和交易费用的节约，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打破市场垄断，共同分离合作带来的经济剩余。
正是基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新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微观组织形式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并逐渐向全国辐射、蔓延，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将成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为保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在强化对农村合作经济内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外，实践中还应遵循以下原则：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高起点规范发展；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民办、民管、民受益；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政府培育、扶持等。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通过自愿结合，形成集体的组织形式，以共同利益为核心，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形式。
农民组织化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可以促进农民群体的凝聚力和发展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然而，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加强。
为此，本文将从加强农民组织化意识、完善组织法律保障、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探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
首先，加强农民组织化意识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基础和关键。
农民作为农村资源的集中拥有者，只有充分发挥主体地位，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利用农村资源。
因此，广泛宣传农民组织化的意义和作用，加强农民组织化观念的培育和引导，让农民认识到只有通过自愿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形式，组织农民参与农村经济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的合作，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加强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为发展农民组织化提供人才支撑。
其次，完善组织法律保障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化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缺乏对农民组织化的明确规定和保护措施，制约了农民组织化的发展。
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组织化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制定工作，推出更加完善的农民组织化法律制度。
同时，加强对农民组织的监管和评估，确保农民组织化的合法性和规范化，保护农民权益，打击违法行为，为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最后，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
农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农民组织化与农村发展相互促进的重要手段。
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民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村治理，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
同时，建立健全农村信息化平台，提供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的平台和渠道，加强农民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农村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优化和升级。
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政策措施
一、农村合作社发展：
农村合作社是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形式的重要载体，通过推动合作社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农村合作社的发展。
一方面，鼓励农民个体或家庭农户自愿组成合作社，提供土地、资金、技术和市场对接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培训和管理，推动合作社内部规范管理和经营发展，提高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和经济效益。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形式的重要方向，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能够提高农产品质量、减少生产环节、增加附加值。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主体进行全链条经营，提供土地、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监管，推动农产品质量提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农村电商发展：
农村电商是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创新的重要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推动农产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一方面，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组织农民参与电商平台经营，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另一方面，提供农产品物流配送的支持，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推动农产品的线上销售。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政策措施包括农村合作社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电商发展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农民的
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不过，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的宣传和培训，提升农民的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
地推动现代农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发展。
如果以组织形式作标志划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那么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大体经历了人民公社、家庭经营两个阶段，现在到了进行组织创新，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新阶段。
形式早在199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部分人饲养生猪，一部分人从事运输、销售，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色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产品销售从省内扩大到省外乃至全国，平均每天运输生猪2000多头。
三是股份公司型。
这是较高水平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公司采取股份制，具体操作上，可将原有的集体资产经过权威机构评估，折价入股，集体资产可作为集体股参股，也可平均分配到农户个人名下，农民可以资金、土地、机械、劳动等入股，成为公司股东。
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坦平村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是由村干部牵头兴办的农民股份公司。
村集体以山林、预留地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带动村民以土地自愿入股。
目前公司利用山林和林缘坡地，发展林下参、林下天麻、五味子等药材1000多亩，年收入超过50万元，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分红，实现集体农民双增收。
小岗村农民的新一轮合作采用的就是股份制公司形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民营庄园。
通过土地使用权承包、租赁、转让、买断等方式，建立农业庄园或园区，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种、养、加、销等生产经营活动。
比如吉林省长春的可达公司，农安县伏龙泉镇的龙泉山庄，东辽县的白泉科技示范园区等。
这是一种资源特色鲜明的新型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特点是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都较高。
最近，在吉林省扶余县又出现了全国首例用企业资金与农民土地经营权融合组建的股份公司。
今年4月10日，扶余县政府与吉林省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绿集团)在扶余县共同签约，建设“绿色乡约新村”项目。
该项目由吉绿集团投入资金，扶余县三骏乡投入土地，在乡约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促进农民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措施：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科技创新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装备，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
具体措施包括：1.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高技术推广服务水平。
通过加大投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确保农民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技术指导。
2.引导和支持农民采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和装备。
例如，可以推广高效、环保的农药、肥料、种子等，以及采用智能化的农业设备，提高农业生产自动化水平。
3.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多元化经营。
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形成多种产业融合发展的局面，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
二、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具体措施包括：1.支持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例如，可以引导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产业协会等，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2.加大对农村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为农村产业提供贷款、担保等方面的支持，缓解农村产业融资难的问题。
3.加强农村产业与城市市场的对接。
通过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开展农家乐等，促进农村产业与城市市场的互动，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
三、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和能力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可以提升农民的素质和能力，为农民增加收入奠定基础。
具体措施包括：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为农村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2.开展农村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民意愿，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
3.加强农民法制教育。
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农民的法治意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原文出处】重庆行政【原刊期号】20063【原刊页号】14～16【分类号】D4【分类名】中国政治【复印期号】200611【作者】常樵【作者简介】常樵，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要题】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如果以组织形式作标志划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那么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大体经历了人民公社、家庭经营两个阶段，现在到了进行组织创新，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新阶段。
形式早在199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思想，提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集体经济。
农村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
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
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
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
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他还引用李先念同志的话说，“这是一个大思想”，但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看来，农业农村的集体化集约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
问题是组织化的形式。
用什么方式把农业农村农民纳入一定的组织体系中？目前看，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组合型。
即我们通常简单说的“企业+农户”、“企业+公司(协会)+农户”。
这种模式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龙头，通过订单等契约方式联结广大农户，形成产、加、销紧密衔接的产业组织体系。
龙头企业外连市场，内连基地，变农产品的市场交易为组织体系内部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农户的市场风险，既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题，降低了企业成本，又提高了农业的综合效益。
吉林的德大公司是个大型禽产品加工企业，2004年即已形成集粮油种植、种禽繁殖、饲料生产、食品和油脂加工于一体的组织体系，联结省内7个县市、61个乡镇、6000多个养鸡农户，同时与8个县市、20多个乡镇、31万多个农户签订了大豆生产合同。
现在吉林省分别依托玉米、大豆、禽牧、长白山特产等资源优势构筑了粮、牧、特等龙型企业群。
大家对这种组织形式比较有共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二是专业协会、合作社型。
专业协会是农民自愿结成的较为松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为农民进入市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目前，在吉林省有各种各类专业协会近6000个，约占全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60％多。
其中长岭县双龙乡蔬菜专业技术协会，会员达到万余人，涉及全县13个乡镇及周边10多个县市区，协会对会员实现“五统一”服务，即统一提供蔬菜新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种植标准、统一销售，蔬菜不仅行销省内、国内，还有一部分远销朝鲜、韩国等地。
专业合作社是全体成员共有的一种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更为明确，合作方法多样，分配方式灵活。
吉林省农村有专业合作社1700多个，占全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18％以上。
最具代表性的是榆树市弓棚子镇。
该镇通过建立农机合作社解决了土地分散经营和机械统一作业的矛盾。
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部分人饲养生猪，一部分人从事运输、销售，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色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产品销售从省内扩大到省外乃至全国，平均每天运输生猪2000多头。
三是股份公司型。
这是较高水平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公司采取股份制，具体操作上，可将原有的集体资产经过权威机构评估，折价入股，集体资产可作为集体股参股，也可平均分配到农户个人名下，农民可以资金、土地、机械、劳动等入股，成为公司股东。
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坦平村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是由村干部牵头兴办的农民股份公司。
村集体以山林、预留地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带动村民以土地自愿入股。
目前公司利用山林和林缘坡地，发展林下参、林下天麻、五味子等药材1000多亩，年收入超过50万元，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分红，实现集体农民双增收。
小岗村农民的新一轮合作采用的就是股份制公司形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民营庄园。
通过土地使用权承包、租赁、转让、买断等方式，建立农业庄园或园区，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种、养、加、销等生产经营活动。
比如吉林省长春的可达公司，农安县伏龙泉镇的龙泉山庄，东辽县的白泉科技示范园区等。
这是一种资源特色鲜明的新型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特点是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都较高。
最近，在吉林省扶余县又出现了全国首例用企业资金与农民土地经营权融合组建的股份公司。
今年4月10日，扶余县政府与吉林省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绿集团)在扶余县共同签约，建设“绿色乡约新村”项目。
该项目由吉绿集团投入资金，扶余县三骏乡投入土地，在乡约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以自己承包的土地为资本出资，与企业资本融合，成立“吉林省乡约村企业发展股份公司”，使土地实现科学流转、机械化作业、集约化经营。
农民成为公司股东，绝大多数农民成为公司的产业工人，具有部分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
四是围绕生产经营的服务组织。
如劳务输出组织、培训组织等等。
吉林省榆树市光明乡的劳动力服务中心，分别在长春、吉林、延吉等大中城市设立了5个办事处，还在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城市设立几个代办处，在乡内11个村分别设立了服务站，同时实现微机联网，进行劳务信息的搜集和发布，通过劳动服务中心输出的人员约占全乡输出人口的55％，劳务输出收入约占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7.3％，输出的打工人员遍布国内9个省区68个大中城市，还进入日本、韩国、俄罗斯并继续向国际扩展。
至于见诸报端的河北承德根据市场需求确定订单，采用订单培训，变农村劳动力的无序流动为有序转移，实现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惊人一跃则是更为成功的办法。
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未必十分完备，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
但是它们为在新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指示了方向，提供了思路。
1. “三农”的组织化首先是农业生产经营流通的组织化。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首先是适应生产活动而确定的。
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是整个“三农”组织化的基础和依托。
要按照农业生产经营流通的发展规律确定劳作组织形式。
从长远看，农业要想有较大的发展再上新的台阶，需要走精准农业和农业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市场化的路子，靠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的品质、效益和总量。
用我们常用的通俗说法讲，即是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的发展。
将农业流程分解成若干环节，每个环节类似于工业生产的一个车间。
以环节为基础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加速农业经济内部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分工分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分离营造新的独立产业，壮大二、三产业。
农业生产过程可分为产前、产中、产后，又有种子、农机、农药、技术、培训等服务，现在又有标准、科研、开发、环保、法律、国际贸易、信息等的需要，再加上生产生活日益发展丰富扩大，包括人的精神需求增长的需要，从农业中分离独立新的产业潜力与空间是很大的，相应地必然会推动产业行业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 运用经济方法把农业农村农民组织起来。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组织起来来源于农民的自觉自愿，而不是上级的要求。
二是用利益原则将农民联结成一个共同体，而不是用行政方法将大家组合成一个组织。
湖南娄底市双峰县农民王运芳和他的“万人合作社”很能说明问题。
双峰县农村科技合作社总社以乡镇为单位、下辖16个联社，联社以下大体以3个行政村为单位成立分社，遍布全县的三级机构有220个分社，7个专业合作社。
依托农村科技信息“户联网”工程，合作社通过“户联网”联系方式和相关机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手机、家庭电话，形成了地缘、人缘和信息网，成为一个覆盖全县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合作社章程规定，社员每户每年缴纳会费50元，还支付相应的技术、承包服务费、中介流通服务费。
此外，科技、农业部门下拨的少量引导资金，市县赋予的农资和种植经营权的收入，使合作社资金颇有节余。
社员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合同规定，“社员”可以获得合作社的技术培训、协调贷款、提供种苗、技术服务和市场销售渠道等，项目失败能获得赔偿或有保底收入标准，让农民强烈感受到，这个组织与其共担风险甚至是“保赚不赔”，还帮助联系销售，符合农民“合伙做赚钱生意”的需求。
举例说，会员按合作社要求改种水果，合作社不但提供为期3年的小额贷款贴息，而且一亩田每年还倒贴300斤稻谷，一补3年；挂果之前，从种苗到技术服务全部免费，挂果后农民再付种苗款，合作社按收益参与分成；如不挂果按每株30元给予赔偿，如发生冰冻等灾害，合作社免费补种。
长期制约农民投入、技术、风险保障等问题，桩桩都有了着落。
龙头企业带动组合型和股份公司型的组织形式，靠经济利益原则链接组织的特征则更为一目了然。
安徽小岗村最近成立的股份制农贸公司，虽然也是由分到合，但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合，有本质的不同。
如学者评论，这次合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的股份制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而且绕开了土地私有化这个难点，是地道的中国特色的解决办法：表面上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对土地的处置，实际上与土地所有人没有太大的两样。
3. 把村级组织建设成以服务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型组织。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质自治组织。
任务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其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就是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它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要求中的第一条就是“生产发展”。
这就确定了村级组织必须把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
事实情况也是如此，影响农村发展的最根本的症结还在农村经济，它是改变农村面貌，提升农民素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