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摘丨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辨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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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摘抄zhongguojianzhushi2012-10-02 18:54:52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
在欧美,古建实行的保存是比较晚近的进步。
2012-10-02 18:56:03今日中国保存古建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
欣赏鉴别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
2012-10-02 20:11:30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
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
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技,则真是问题了。
2012-10-02 20:12:40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
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
2012-10-02 20:49:48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
2012-10-14 09:44:00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
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
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在这样的期待中,我们所应作的准备当然是尽量搜集及整理值得参考的资料。
2012-10-14 09:47:12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
2012-10-14 09:49:43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
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
2012-10-14 10:03:11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
梁思成谈建筑
一专多能,一专就是,精;多能就是,博。
既有所专而又多能,既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
求学问需要精,但是为了能精益求精,专得更好就需要博。
博和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即使对于有联系的事物没有一定的知识,就不可能对你所要了解的事物真正地了解。
特别是今天的科学技术越专门化,而每一专门学科都和许多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在我们专业的学习当中为了很好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深入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种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这样的外围基础是每一门学科所必须的。
外围知识越广越深厚,就越有利于中心学科之更精更深。
必须明确:我们所要的博并不是漫无边际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博可以从两个要求的角度去培养。
一方面是以自己的专业为中心的外围基础知识。
在这个方面既要提防漫无边际,又要提防兴之所至而引人歧途,过分深入地去专研某一方面外围的问题,钻了牛角尖。
另一方面是为了个人的文化修养的要求可以对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一些业余学习。
这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可以陶冶心灵,是劳逸结合的一种有效并且有益的方法。
(新高考)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
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装饰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脊、垂脊、正吻、戗兽、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
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
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
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
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
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
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
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
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
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超过材料的限制,运用到砖石建筑上,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这所要表达的情感。
梁思成工作笔记摘录梁思成(Liang Sicheng,1899年-1972年),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和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建筑史和古代建筑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思成工作笔记是他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中所留下的宝贵记录,这些笔记记录了他对建筑、历史、文化等领域的思考和见解,对理解他的学术观点和成就至关重要。
以下是对梁思成工作笔记的摘录,希望能够为您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一、关于古代建筑的研究梁思成工作笔记中反复强调古代建筑的价值和独特魅力,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结构、装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他指出,古代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建筑形式,更是一种体现历史和文化的艺术品,其构造、雕刻和装饰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对今天的建筑设计和保护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二、对现代建筑的思考在梁思成工作笔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现代建筑的思考和观点。
他认为,现代建筑应当结合古代建筑的精髓,继承和发扬古代建筑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应当注重现代科技的应用和环保设计,使建筑在满足实际需求的同时也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和文化积淀。
三、建筑与社会在梁思成工作笔记中,还有大量关于建筑与社会的思考和记录。
他认为,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建筑应当与社会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在这一点上,建筑应当积极响应社会变革、顺应社会需求,在城市规划、公共建筑等方面体现社会责任感,使建筑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梁思成工作笔记中还记录了他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重视。
他指出,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瑰宝,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根基和未来。
在建筑设计和保护上,应当充分尊重历史文化、注重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使历史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通过梁思成工作笔记的摘录,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建筑、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同时也能够从中汲取建筑设计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精神和启发。
这些思考和见解在今天的建筑设计和文化传承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让我们共同致力于传承梁思成先生的学术精神,为建筑领域的发展和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思成工作笔记摘录梁思成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学者和教育家,对中国现代建筑和建筑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工作和思想对中国建筑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一份关于梁思成工作的笔记摘录:梁思成笔记梁思成(1901年-1972年)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杰出的建筑师和教育家,对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建筑、园林和规划有着深入的研究与领悟。
梁思成又致力于推动现代建筑的发展,提倡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风格。
在笔记中,梁思成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一、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梁思成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深入挖掘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渊源、风格特点和建造工艺,如《中国建筑史》一书,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各个时期和不同类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西方建筑理论的引进和发展梁思成在西方建筑理论知识的引进与发展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他长期在西方留学,学习了欧洲传统和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论。
梁思成还在国内推广和倡导了西方建筑理论的应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提倡融合中西建筑思想梁思成在工作中一直提倡将中西建筑思想相融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风格。
他主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理念,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筑形式,提出了“中西合璧”的设计理念,这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四、建筑教育的推动与改革梁思成在建筑教育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工作。
他参与创办了北京建筑学院(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教育体系上推动了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梁思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倡对传统、现代建筑观念的批判性思考、引进西方的建筑理论和范式,如功能主义、生态学、建筑美学等,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中西结合思维的建筑人才。
五、对城市规划与保护的重视梁思成在城市规划与保护方面也有着积极的工作。
文汇学人破译《营造法式》的梁思成
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梁启超寄来的北宋《营造法式》开始,梁思成便立志研究、破译这部无人能懂的“天书”。
加入营造学社后,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清式建筑做法,并于1934年出版专著《清式营造则例》;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大木作制度”中“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的基础上,将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今译“柱式”,梁思成曾将其译作“型范”)相提并论,并极具开创性地提出这是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此乃梁思成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建筑史》等一系列论著中,梁思成把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
1960年代,梁思成重拾因种种原因停滞多年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并在“文革”前夕与助手们完成了大部分主要内容。
梁思成的“遗篇”: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梁思成测绘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 1933年来源:建筑遗产学刊人类的往昔似残梦般悠长,在文字之外,建筑作为记忆的重要承载方式,还有联系感情的纽带作用,这些联系或深或浅,或明或晦,常常沉潜于旧梦。
而通过对自身民族建筑历史的诉说,去寻根与回归,且不忘开创与发展,不管是被称为爱国情感还是民族使命,这样的抉择对于个人而言,其终端常常是一条悄悄的历史小径,对应的是被视为“传统色彩”的坚强人格和不凡经历。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
梁思成是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建筑系的创办人,并担任系主任。
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梁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的重要奠基人,梁先生是建筑教育家,他还是都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斯人已去,音容犹存。
1959年10月,梁思成先生(前排左一)与罗小未先生(前排右一)及学生座谈,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叶佐豪(59届)、王良振(61届)、陈寿宜(61届)、钟临通(59届)、吴登沄(61届)、贾瑞云(61届)、张之俊(59届),拍摄于同济工会俱乐部,钱锋提供。
历史常常冲刷一个人存在过的印记,然而即使时光荏苒,却依然让他的著述及其思想经历史的沉淀更为熠熠生辉。
等待今人细细品读,获取力量。
梁先生留下的著述不仅是沉甸甸的专业探讨,更是典型的学者遗篇。
即使处在建筑概念、数据、图表之中,却常常与不会说话的建筑保持着心灵的交流,充满着对于世界万物的热爱。
在《平郊建筑杂录》(梁思成、林徽因合著)中二位如此写道,考察建筑能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悦: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
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读后感之《梁思成谈建筑》篇作为一名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对所选专业即建筑要有浓厚的兴趣,其次还要知道对新中国建设起巨大作用的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
所以,在图书馆寻找书籍的时候,看到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了很深刻的感受。
下面,我就两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感受。
首先从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分析中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建筑,在中国古代就渐渐形成了一种形式,但是中国古人却从未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而西方则不同,西方人一直视建筑当成艺术之母。
在古老的中国,建筑主要是以木制建筑为主,然而存留下来的木制建筑却了了无几,非常出名的中国古代木质建筑代表为“山西省应县木塔”,这座木塔可谓是历经风雨而不倒。
梁思成先生在提到该木塔时,尤其提到了中国木质建筑特有的一个结构——斗拱。
通过查询资料得知,斗拱本是结构中有功能作用的部件,它承托了木梁又使屋檐伸出得远一些。
它作为中国古代木建筑特有的结构,一直随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秦汉时期,至今为止的木建筑还有当年的原型。
梁思成先生认为:若是想系统的了解中国建筑,就要好好的研究中国的建筑史。
中国的建筑不仅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高超,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尤其是古代帝王家的建筑,那种帝王的气派与恢宏更加显露无疑。
中国建筑是一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工程技术,它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是艺术的大宗遗产。
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其次,我再谈谈梁思成先生对我们这些从事土建行业人的一些建议的感受。
对于我们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又“土”又“木”好像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代名词。
但我认为,对于我们专业的学生来说,我们要做到“博”而“精”,我所说的“博”并不是漫无边际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我们可以从两个要求的角度去培养自己。
一个方面是以自己的专业为中心的,建立“外围基础”的知识。
《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作者:何祚庥):
---- 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
……
---- 梁思成对于古代建筑物的这些错误观点,很明显,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实际主张上的。
众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还提出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同上)。
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
---- 梁思成的这套理论的恶毒之处,更在于它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于它还要为梁思成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主张开辟道路。
---- 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但还可以看出,梁思成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乃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
---- 我们还应看到的是:梁思成这些错误不只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并且还是违反总路线、违反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
(摘自:《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1955年10月《学习》杂志,作者:何祚庥)。
学术文摘丨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辨析(下)《艺术设计研究》2016年第4期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辨析(下)徐卉贰令人困扰的一点是,梁思成在1954年《中国建筑的特征》中提出各民族建筑的“可译性”问题,但是他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明确地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这或许是因为就在《中国建筑的特征》发表后不久,苏联建筑界的指导方针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1954年11月30日,苏联召开了全苏第二次建筑工作者会议,会上严厉批评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浪费和虚假装饰的问题16 。
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中国也开始将探索民族形式的建筑实践视为复古主义和浪费的行为进行批判,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而遭到反对。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梁思成没有进一步讨论在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之下提出的建筑的“可译性”问题。
梁思成关于建筑可译论的论述,大多是后来经过他的学生张镈转述的。
张镈是梁思成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的学生,毕业后在基泰工程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又受到杨廷宝的诸多影响。
他于1951年离开香港基泰工程司回到大陆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曾经设计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饭店、民族文化宫等建筑。
张镈在《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一文中回忆到,在1953 年举行的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建筑界专家学者多数都认为“走民族形式的方向是对的,但怎么走法则都说不清”。
针对这个问题,梁思成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建筑可译论的长篇发言17 。
这篇发言稿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1954年2月的《新建设》杂志上,即在上文讨论过的《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先是讲到与当时的苏联相比,中国的建筑师对于建筑的艺术性没有给予应得的重视,接着谈到建筑的阶级性和党性,认为苏联建筑选择民族形式是一种“同资产阶级的建筑的斗争”,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建筑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随后,梁思成转而谈到中国的建筑界应该如何进行自己的建筑创作的问题,首先要对新时代的建筑的特点有所认识,即“在生产和生活上满足对于一切实用方面的要求,同时还是高度科学的、经济节约的工程结构和具有崇高思想的艺术性:我们要要求得到这三方面的辩证的统一,而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
然后一方面要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要继承并发扬民族传统,而在整理和研究民族遗产的工作中,还是要向“最好的范本—苏联”学习。
最后梁思成强调“一切创造只有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得到解答”。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吸收“外国的、我们用的着的东西”,虽然梁思成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建筑可译论,但是他用罗马建筑、中国佛塔、文艺复兴建筑以及苏联建筑作为实例,来说明如何在自己民族的建筑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因素从而创造出新的建筑形式,这一过程与梁思成对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的阐述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张镈在回忆录中曾经对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有所记述,他先是介绍了梁思成关于建筑的“词汇”的观点,接着说道:……中英文字语音不同,而功能类似。
文字可译,形式艺术风格可依据中西手法不同而迥异。
他草画了一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轮廓图,先把中间圆顶(dome)改成祈年殿的三重檐;第二步把四角小圆顶改成方形、重檐、钻尖亭子;第三步把入口山墙(pediment)朝前的西洋传统做法彻底铲除,因为中国传统建筑从来不用硬山、悬山或歇山作为正门,把它改成重檐歇山横摆,使小山花朝向两侧;第四步,把上主门廊的高台上的西式女儿墙的酒瓶子栏杆改成汉白玉石栏板,上有望柱,下有须弥座,甚至把上平台的大石阶也改为两侧走人,中留御路的形式;第五步,把环抱前庭广场的回廊和端亭也按颐和园长廊式改装,端头用重檐方亭加以结束。
最后,梁师认为,用中国话说中国式的建筑词汇,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和形象风格加以改头换面,就是在高大到超尺度的圣彼得大教堂上去运用,同样可以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改成适合中华民族的艺术爱好的作品。
18 在张镈的这段文字中,梁思成将圣彼得大教堂“翻译”成“适合中华民族的艺术爱好的作品”的方法,可以被看作是在1954年《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关于各民族之间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的一个直接实例,但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方式看上去似乎过于机械和粗暴,只是“词汇”之间的简单替换,甚至不对建筑中至关重要的比例问题做出调整。
这与梁思成在其他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存在矛盾。
例如他在《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中提醒要“创造性”地学习苏联,并且学习不应该是抄袭和模仿,在创作实践中要“大胆地吸收,大胆地创造。
但是吸收不等于生硬地搬用。
我们必须反对生硬的搬用,那样就必然会破坏或歪曲我们人民的艺术”。
正如上文所说的,梁思成虽然在《中国建筑的特征》中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问题,但是他却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述,导致我们无法在其著述中对建筑可译论进行梳理和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同一时期梁思成所做的能够体现建筑可译论的一个建筑创作实践,即1954年出版的《祖国的建筑》的结尾处给出的“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及相关的一段论述:最后,让我提出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作为在我们开始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阶段中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方式的建议。
这两张想象图,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高约三十五层的高楼。
在这两张图中,我只企图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这两张图都不是任何实际存在的设计,只是形象处理的一种建议。
我们在开始的阶段掌握了祖国建筑的规律,将来才有可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来。
这样做法是否正确,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
19 图07/《祖国的建筑》中的“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 从图片上看(图07),梁思成所设计的这两组建筑物群无疑都采用了“翻译”的方法,但是如果配合他的文字介绍来看就会发现,在“翻译”建筑的“词汇”的基础上,梁思成还注意到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问题。
梁思成曾经在《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问题》中总结了建筑师在设计新中国建筑中所遇到的难题:“例如以民族的形式创造高层建筑物的困难就很突出。
如何在大建筑群的布置中取得民族风格,也许还比较容易解决。
而多层楼的窗子的处理,和房屋顶部的结束,以及建筑轮廓线的民族风格问题,就常常是建筑设计时的最大苦恼”。
而早在1950年他就针对中南海修建的宿舍的窗户的形式提出过“避免西洋系统的窄长的长方形而采用中国近似方形的比例,强调横着排列的方式”的建议,以此来表现中国建筑的风格20 。
根据赖德霖、朱涛等学者的研究,《祖国的建筑》一文中的这个设计,以及梁思成的学生张镈在1959 年所设计的民族文化宫(图08),都是以美国近代著名建筑师古德休(Bertram Grosvenor Goodhue, 1869-1924)在1924 年设计的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Nebraska State Capitol, 1922-1932年建造)作为“翻译”的对象(图09)21 。
图08/北京民族文化宫(1959年建)图09/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1922-1932年建)在此,我们从建筑可译论来的角度试着分析一下梁思成所设计的这座高层建筑。
以屋顶和窗户这两个建筑的“词汇”为例,首先,梁思成将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的半圆穹窿“翻译”成重檐歇山屋顶,如果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对建筑的“词汇”的“直译”。
半圆穹窿和重檐歇山屋顶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无论在视觉效果还是实际功能上都具有非常相似的意义:西方古典建筑中,穹窿顶一方面给建筑外观带来一种醒目而壮观的效果,使得建筑具有一种特别的轮廓线,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建筑内部的光线来源,特别是对于宗教建筑和公共建筑而言,在营造建筑内部的氛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而传统中国建筑的屋顶在建筑物轮廓线上带来的效果不用赘述,是林徽因、梁思成总结出的中国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翼角翘起”与“飞檐”的处理实际上也使得更多的光线能够进入室内。
半圆穹窿和重檐歇山屋顶形式不同而功能相同,这是建筑的“词汇”之间进行直译必不可少的条件。
图10/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窗户的比例我们再来看看对于窗户的“翻译”。
在对梁思成建筑可译论的相关讨论中,大多数人会马上注意到对屋顶的“翻译”,但是很少有人分析过他对于窗户的“翻译”。
不可否认的是,梁思成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窗户在比例上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是由建筑的结构决定的。
中国传统的木构架建筑因为不需要墙体承重,发展出比例更为方正的窗户,而西方传统建筑由于对承重墙的依赖,一般的窗户比例都更加瘦长。
梁思成在这张高层建筑的想象图中,显然运用的是中式窗户的近似正方形的比例(图10),如果说这次建筑“翻译”的“原文”是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那么这座西方建筑的窗户的瘦长比例明显被“翻译”成中国那种更加方正的比例了。
在张镈设计的北京民族文化宫中,窗户也采用了中式窗户的比例,同时还用装饰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窗户比例所表现出的横向的趋势(图11)。
根据梁思成对建筑的“文法”的定义—施用建筑的“词汇”的法式即原则和方法就是建筑的“文法”,这种将西方建筑的窗户所具有的瘦长比例替换成中式窗户的近似正方形的比例,已经进入了“文法”翻译的层面。
在此可以通过一个语言翻译的例子来帮助理解这种“文法”的翻译,法语的“我爱你”是Je t'aime,其中Je是“我”,te(t’)是“你”,aime 是“爱”,如果我们直接按词汇的顺序进行翻译,得到的结果是“我你爱”,这是因为法语有宾语前置的语法规则。
如果我们要将Je t’aime翻译成中文的“我爱你”,那么就需要把这个句子中原来的宾语前置的语法也“翻译”成中文的主谓宾顺序的语法。
而梁思成对于窗户比例的“翻译”,正是类似的对于建筑的“语法”的翻译。
图11/民族文化宫对窗户比例的处理和强调出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无法找到更多梁思成自己关于建筑可译论的说明和阐释,只能通过间接的材料进行梳理和推测。
梁思成对于建筑的“翻译”真的仅仅局限于“词汇”的层面吗?在各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节通过分析梁思成在《祖国的建筑》中提出的中国风格的高层建筑设计,发现了“屋顶”和“窗户”的两种不同层面上的“翻译”,这仅仅是一个小的突破口,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总结出更多不同的“翻译”方法,丰富对于建筑可译论的认识和理解。
叁梁思成提出建筑的“文法”与“词汇”的概念,进而发展出建筑可译论,这对他的建筑创作到底有没有产生过影响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针对梁思成早期的建筑实践之一《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的公共建筑设计进行分析,此时对于建筑的“文法”与“词汇”的研究尚未展开,以此为例查看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思想和方法,与前文所讨论的在建筑可译论影响下的建筑设计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