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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文学名著《活着》大纲：一、前言二、作品背景介绍1. 时代背景的影响2. 作者的生平背景三、文本分析1. 文本结构分析2. 文本风格分析3. 人物塑造分析4. 主题分析四、行业专业角度解读1. 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2.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3.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4. 文学作品的被动传播与主动推广5. 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五、《活着》的影响与启示1. 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2. 文学作品的文化影响力3. 《活着》对当代文化的启示4. 《活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六、结论摘要：《活着》是中国著名作家余华于1992年所著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
小说以一个农民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一个农民的命运历程。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的生命经历的描述，准确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人民的疾苦。
小说主人公白嘉轩本是一个富裕的农民，但在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下，他的家庭逐渐走向衰落。
他失去了父母和妻子，最后只剩下了自己和年迈的母亲。
白嘉轩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他不得不卖掉家里所有的财产，并忍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
白嘉轩的母亲也在这段时间里去世了，使他的生活更加孤苦。
但他依然坚持着生存下去的信念，用他的双手种田、养猪。
小说的叙事风格非常简洁明了，但却能够深刻地描绘出白嘉轩的心理变化以及他所经历的痛苦与无奈。
小说中的描写带有强烈的情感和生活气息，读者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主人公的苦难经历和他所面临的困境。
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中国农民在困境中的坚韧与顽强，也反映出了中国境况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
此外，小说还深刻地展现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白嘉轩不仅是个勤劳善良的人，也是一个对家庭、亲情有着深刻牵挂的人。
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责任，为了生活和家人而努力奋斗着。
小说在描绘这些人物形象和家庭情感的同时，也抨击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封建积弊和社会不公，反映出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农民的地位和权益一直是最被忽视和受损失的。
《活着》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现实意义《活着》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经历世事变迁，饱尝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
本文从苦难叙事的角度，分析《活着》在当代的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揭示这部作品在文学和社会领域的深远影响。
一、引言《活着》以福贵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变迁。
在这部作品中，余华运用苦难叙事手法，深入剖析了社会现实、个体命运和人性内涵。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苦难叙事，探讨《活着》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二、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1.反映社会现实：《活着》通过福贵一家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矛盾。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引发了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2.批判现实：在《活着》中，余华对旧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不平等和不公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意义。
3.激发思考：通过对福贵一家苦难生活的描绘，余华激发了读者对个体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
三、人文意义1.关注个体命运：《活着》关注了福贵一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个体命运，展现了他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的精神风貌。
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彰显了作品的人文关怀。
2.传承文化：通过讲述福贵一家的人生故事，余华传承了民间文化和价值观念。
这使得《活着》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3.彰显人性：在苦难中，福贵一家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弱点。
这种对人性的揭示，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内涵。
四、审美意义1.叙事手法：《活着》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
2.人物塑造：作品中福贵、家珍、有庆等人物形象丰满、鲜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人物形象，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3.艺术表现：《活着》以悲剧美学为基础，展现了福贵一家在苦难中生存的艰辛和坚韧。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电影《活着》改编自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代表作，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姜武等人主演。
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背景，通过男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该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获得广泛好评，并获得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英国全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电影《活着》是一部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片，它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透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隐隐露出一股悲悯的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
影片中张艺谋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
一、电影《活着》的叙事时间叙事时间在电影叙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媒介，电影主要从时间的顺序、长度和频率三方面来表述叙事内容，借助蒙太奇的手法，通过镜头的组接以及闪回、闪前等技巧的运用来叙述故事情节。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张艺谋也从时序、时长和频率三个方面呈现了作品的叙事时间特色。
（一）时序电影叙事中的时序一般可以分为顺时序和逆时序两种，它们常用来体现电影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顺时序是指在叙述故事时按照故事发展时间进行叙述，而逆时序则是指叙述时间违背故事发展时间的一种多种变形的线型时间运动，倒叙和预叙是逆时序的两种常用表现手法。
变化叙述的时间顺序是电影中用来叙述情节、表达主题的一个强有力的叙事手段。
在电影《活着》中，导演张艺谋十分重视叙事时序的变化，他通过正时序和逆时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正时序来处理电影中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的同时，还适当将时间顺序打乱，穿插运用倒叙、预叙等时间倒错的逆序手法，对故事进行重新安排。
电影中，导演对故事的总体叙述采用的是顺时序的手法，影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叙述了主人公福贵的坎坷命运，通过在银幕上打出各个不同年代的字幕来按部就班地叙述极具年代感的故事情节，将主人公几十年来的生活变迁呈现在观众面前。
余华《活着》中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作者：宋清影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16期内容摘要：《活着》将福贵放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讲述了一个农民的生存史。
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余华采取传统现实主义，将新旧中国的时代动荡与城乡的历史纪事作为宏大框架，同时，又用讽刺与黑色幽默的笔法，将主人公苦难一生的个人叙事摆在天平的另一端，溶解了重大的政治灾难，消解了严肃的历史话语。
本该沉重的宏大叙事反被个体的叙事凌驾其上。
本文试从轻重的权衡上，看到余华创作的意图。
关键词：《活着》宏大个体轻重一.模糊的“宏大”《活着》是余华继《在细雨中呼喊》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相比较而言，后者仍带着强烈的实验性技巧与离奇悬念的结构，余华在《活着》中采用的是较为平易浅显的现实主义叙述。
尽管小说中以作者身份出现的“我”一直穿插在老人福贵的自述中，将一个完整的叙述不断割裂并试图将读者带出老人自述的画面，产生文本与脱离文本的效果。
但大体而言，这部小说的先锋性已经棱角温和了。
《活着》是将一个普通小人物放在一个巨大历史语境下进行描写的，由于人物生命的限度，整个时间和空间的阈值被控制在了大概二十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一个无名的城与周围的乡村。
由于余华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这种“宏大”的表述，正如他在韩文版《活着》序里说的：“《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我知道，《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
”对于地域和时代的广阔永远只是一个背影存在于小说中。
首先，小说中的时间点是被动出现的。
判断故事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经常是由读者的常识决定的。
从福贵叙述一开始，“我爹走在自己的田产上，干活的佃户见了，都要双手握住锄头恭敬地叫一声：‘老爷。
’”从特定的历史名词、专有人称可以判断出故事开始的大致年代然而十分不确切。
正是这种十分含混的时间描述，使《活着》不同于陈忠实《白鹿原》或者莫言《丰乳肥臀》对史诗性的着意追求，而取代的是用一些具体的感性事物如青楼、赌场、人民公社、法西斯、国民党、共军等词汇来代表时间的推移与跳跃。
历史背景与文化元素《活着》的社会观察《活着》，是1992年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展现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元素，并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深刻反映了社会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
1. 历史背景的呈现《活着》背景设定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
小说中，余华以福贵一家为代表，通过揭示农村地主阶级的生活，展现了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中农民的遭受的苦难和痛苦。
小说中描述了福贵一家经历了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中国历史时期的变迁，生动地表现了历史背景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产生的深远影响。
2. 社会观察与人性探讨小说中的社会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描写中。
作者通过描写地主、农民、贫民等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命运，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以及历史进程中人性的沉浮。
例如，小说中通过细致描写福贵一家在土改运动中的遭遇，展示了权力对于普通人的残酷压迫；通过描写福贵与儿子相互扶持、共同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探讨了父爱与子爱的触动人心的力量；同时，小说也通过描写福贵的女儿、儿媳等女性角色，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承受的压迫与磨难。
3. 文化元素的折射《活着》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既体现了小说背景所处的历史时期，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小说中的农民生活、农村习俗、祭祀习惯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例如，福贵一家在土改后丧失了土地和财产，他们通过务农维持生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在祭祀先祖的场景中，小说体现了中国人对传统祭祀仪式的重视和传承。
4. 社会现象的剖析与思考通过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元素的揭示，小说呈现了社会现象的剖析和思考。
在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阶级消亡与新生、人性的贪婪与善良等问题被深刻探讨。
福贵一家的遭遇和命运变化，反映了社会制度变革对个人和家庭的巨大影响。
此外，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和行为表现，思考了人性中的善恶、家庭观念、生死观念等问题，引发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苦也要活下去——电影《活着》评析班级: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苦也要活下去——电影《活着》评析电影《活着》鞭鞑了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中所走的弯路，《活着》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了解历史的机会，大炼钢，大跃进，大批判，文革等等。
同时活着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很亲切，很真实，以贴近生活的小人物反映数十年来中国老百姓“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活观，故事很亲切，很真实，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
一个小人物在巨变的历史中浮沉，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幸和坎坷总是缠绕着他。
然而他从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从不怨天尤人，并且对生活和未来报着无限美好的希望。
四十年，弹指一挥或是沧海桑田，无数黄面孔的、沉默的、坚韧的中国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继续活着。
《活着》几近真实地刻画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苦难，由四十年代始，经过提炼精简后，将三十余年浓缩到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集中体现了福贵这个小人物悲欢离合的人生。
《活着》是跨越年代的较长的一部影片，历史浓缩为个人的命运。
命如蝼蚁般的个人命运，只能产生枉自兴叹的生命之痛。
有人说《活着》是艺谋的巅峰之作，与我接触比较多的艺谋后期的电影相比，除电影的大场景拍摄的造诣外。
《活着》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电影《活着》是艺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导演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部影片。
它反映的是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文革）下，普通小人物（富贵）的曲折历程，很能引人思考。
这部电影跨度很大，所以在叙事、视听语言、镜头组接上有很高的造诣。
下面就从这三方面来对电影进行分析。
一、叙事结构分析在我看来，影片的结构非常清晰，而且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明暗线交织，情节步步深入，环环相扣，过渡和谐而情节丰满。
明线则为导演为影片分的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
通过这种线型的结构形式，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线型的结构形式，把人物融入时代背景当中刻画，让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替上演。
暗线则是皮影。
皮影在影片中起的作用，不只有象征人物形象、见证人物多舛的命运的作用。
《活着》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现实意义《活着》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福贵这个普通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苦难经历。
作品不仅以真实、感人的笔触描绘了福贵的人生历程，更通过这一系列苦难事件展现了生命的顽强与生存的智慧。
在当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活着》的苦难叙事中挖掘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
福贵身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压迫与挑战之中，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然而，他始终坚韧地面对生活，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度过了重重困境。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不仅让我们感叹生命的伟大，更让我们认识到人在面对苦难时的无尽潜力。
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
《活着》的苦难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平台，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性、生命价值和社会现象。
作品中福贵的经历让我们认识到，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正是这些苦难造就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
在面对困境时，我们应该保持乐观的心态，勇于担当，坚守信仰，追求美好生活。
《活着》作为一部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小说，关注边缘群体，传达悲悯情怀，倡导人性关怀。
它不仅仅是一部讲述个人命运的作品，更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关注人性光辉的作品。
这种人文精神正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需要传承和发扬的。
从审美意义上看，《活着》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立体生动，语言艺术独具魅力。
作品通过对福贵及其家人命运的刻画，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
这种审美价值不仅让我们沉浸于作品的艺术世界，更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
《活着》的苦难叙事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应用价值同样重要。
福贵的经历告诉我们，面对困境时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家庭观念的强化和对人生目标的重新审视，也是我们在当代社会中所需要的。
只有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关爱家人，珍惜生活，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总之，《活着》作为一部苦难叙事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
通过反思福贵的经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人性、生命价值和社会现象，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追求美好生活。
活着余华的作品描绘中国历史背景下一个人的命运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广受读者喜爱。
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描绘了中国历史背景下一个人的命运，深刻展示了活着的意义和人类坚韧的生命力。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讲述了一个农民的普通人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和命运的起伏。
故事以富贵农民福贵的视角展开，福贵处于中国大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动荡的历史时期，他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富裕到贫穷的种种转变。
小说以福贵和他的家庭为核心，通过描绘福贵一家遭受到的各种灾难和磨难，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在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中的悲惨遭遇和生存困境。
福贵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地主，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遭受迫害，家产被没收。
福贵从小生活在贫苦的环境中，他的姐姐和哥哥相继去世，他自己也经历了战乱和饥荒。
小说中，福贵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来自于他的儿子和妻子的去世。
儿子在农村学校被老师虐待致死，妻子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这些灾难的连续发生给福贵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
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些不幸，福贵依然坚持活下去，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要坚强地活着，面对一切苦难和困境。
小说《活着》通过对福贵一生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下普通人在面对各种灾难和命运挑战时的坚韧和生命力。
小说以简洁而精炼的语言展现了福贵一生中所经历的辛酸和世事变迁，表达了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和对活着的意义的思考。
余华的作品通过对历史背景下一个人命运的描绘，不仅仅是讲述一个个体的故事，更是借此反思了中国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缺陷和问题。
他通过铺陈细腻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引发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余华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和人文关怀，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下一个人的命运的描绘，勾勒出人类坚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渴望。
他的作品深入人心，触动人心弦，让读者在阅读中对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尊严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活着》的历史叙事作者：张玲璐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5年第07期摘要：《活着》是余华的一部重要代表性作品。
本文拟以历史叙事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究。
重在分析本小说是如何体现历史叙事的，而历史又是如何在文中起到支撑性和线索性的作用。
关键词：活着；余华；历史叙事；福贵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05-02《活着》是余华的一部代表性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品。
当我们把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同1987年之后的先锋新历史小说相比较的时候，会发现种种惊人的契合之处。
来自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符号形式哲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特别是结构——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方法，确实影响了这个时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观念。
①《活着》中多次体现了历史叙事的深刻内涵，本文旨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究。
一、历史的自我书写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历史叙事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历史史实本身，而是小说自身虚构权力的一种自由实践。
历史作为一种话语，昭示着某种权力的合法化实现。
②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余华当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他在《活着》中充分大胆自由地运用了此种权力，按照自我的想法对于历史进行了重新架构和书写，并且展示出了自我的个性。
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宏大叙事截然相反，余华从小人物福贵着手，讲述了一个命运坎坷的小人物的故事：福贵年轻时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整天吃喝嫖赌，被龙二设圈套以致一夜之间输光了家产，从此过上了贫苦的生活。
在经历了国共内战，土地改革等生死事件后，福贵决心好好活，然而死神却毫不留情地从他身边夺走一个个至亲的人。
先是儿子死于给县长夫人献血，女儿生孩子大出血致死，妻子病死，女婿意外被水泥板夹死，小孙子吃豆子撑死，最后只剩下他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在这个故事中，历史从明显的政治话语倾向中隐退，小说回避了各种战争的场面、大型革命运动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历史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写的是“穷人的翻身”，写的是“人民群众塑造历史”的丰功伟业，它写的则是“富人的败落”。
《活着》用另一种方式悄无声息地抗议并打破了革命叙事所悠意构造的种种神话。
在他的叙述中，个人取代了阶级，活生生地展现了与革命叙事通过外部暴力消灭财富与罪恶完全相反的例证，驳斥了人性的阶级论思想的荒谬和滑稽，为人性论正名。
这部小说不再是在“符号”的意义上关注个体生命，而是在“血肉之躯”的个人的意义上来关注历史，它真切地写出了个人在历史中的苦难处境与命运，满怀着作者对于底层人物的深深悲悯与认同，体现了作者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余华的此种独特的历史书写更加表明了“历史在许多时候都是作为解读者根据自我当下体验和认知水准发挥权力的场所而被构设起来的。
”实际上，余华基于个体生命关照的历史叙事正印证了此种说法，以往历史小说文本习惯于从时代潮流走向去把握个人的命运沉浮，格外注重的是对于权威话语的趋从，并总是想方设法使个人话语圆满地融合在权威话语之中，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则反其道而行，善由个人视角观照历史，强调对于“少数话语”的关注，试图以此来消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指令。
“少数话语”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学者所倡导的“少数话语”理论，它关心的是处于弱势力量的“少数”，如何能从边缘发出自己独立、反抗的声音。
是“关系到与主导文化处于克制和对立地位的不同少数文化的政治及文化结构”的理论表达。
③毋庸置疑，余华笔下的福贵即是这“少数话语”的代表人物。
二、历史的反讽、荒诞与宿命反讽充斥着荒诞性，多重性，随意性以及或然性等等征兆的暧昧态度，潜念着对于世界和人生根本易变性的后现代式的宽容。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一般习惯于取纳的正是这种悬置式反讽，凭此遮掩着自我对世界和人生悬而未决的狐疑感和荒谬感。
从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叙述抑或他人的幸福与苦难时，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超然语调，令人实难明辨出其于当时的情感和心态如何。
这种悬置式反讽的手法在《活着》中几乎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福贵的名字虽然预示着大富大贵，但纵览福贵的一生，既不“福”也不“贵”。
而福贵的名字正与其一生悲惨的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谓是讽刺意味深长。
福贵的爹死了，老丈人却敲锣打鼓地雇人抬着披红戴绿的花轿借女儿回家，丧娶和悲喜在此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第三次国共内战，作者这样描述到这样的情形：被包围的不只是我们一个连，有十来万人的国军全被包围在方圆只有二十来里路的地方里，满地都是黄衣服，像是赶庙会一样；没过多久，成群结伙的国军向房屋和光秃秃的树木涌去，远近的茅屋顶上都爬上去了人，又拆茅屋又砍树，这哪还像是打仗，乱糟糟的响声差不多都要盖住前沿的枪炮声了。
才半天工夫，眼睛望得到的房屋树木全没了，空地上全都是扛着房梁，树木和抱着木板、凳子的大兵，他们回到自己的坑道后，一条条煮米饭的炊烟就升了起来，在空中扭来扭去；四周的房屋被拆光，树也砍光后，满地的国军提着刺刀去割枯草，那情形真像是农忙时在割稻子；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牲畜一样补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炮弹经常在福贵他们附近爆炸，但他们并不害怕。
有一次一颗炮弹爆炸，把睡觉的春生吵醒了，他竟然愤怒地对着枪炮声大喊：“你们他娘的轻一点，吵得老子都睡不着。
”；天一黑，又下起了雪。
有一长段时间没有枪炮声，我们就听到躺在坑道外面几千没死的伤号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那么过了一阵后，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呜咽了，声音低得像蚊虫在叫，轻轻地在我脸上飞来飞去，听着听着已不像是在呻吟，倒像是在唱什么小调。
严肃而骇人的战争场面在余华笔下简直就像一出喜剧，讽刺功力可见一斑，完全悖离传统的宏大悲壮的历史叙事战争场面。
县长夫人因为生孩子大出血，学校老师组织学校的学生们去医院献血，那些孩子们一听是给校长献血，一个个高兴得像是要过节了。
殊不知，死亡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
富贵的儿有庆子虽然是第一个到的，却被老师训斥不守规矩，原本轮不上有庆，但别人的血都对不上，只有有庆的血型符合，这样一波三折，厄运还是降临在有庆的头上了。
福贵听闻儿子的死讯后，匆匆跑到医院，与医生展开了如下的对话：“我儿子呢？”医生看看我，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你儿子？”……我急忙点点头，医生又问：“你有几个儿子？”我的腿马上就软了，站在那里哆嗦起来，我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
”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这叫我怎么回答呢？在令人无比恐怖畏惧胆战心惊的生死片刻，医生却用如此轻松调侃黑色幽默的方式对待死亡，不得不让人唏嘘。
得知儿子是为县长夫人抽血而死的福贵异常愤怒，想杀死县长。
未曾料想，县长竟然是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同一个土壕中浴血奋战的生死兄弟春生。
春生叹口气说：“怎么会是你的儿子？”在这里，命运又一次跟福贵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福贵面对儿子的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女儿凤霞的死不啻为一个例证，二喜明明跟医生说“保大”，但命运的戏弄却给了他“小的”。
地主阔少的福贵被龙二设圈套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从此过上了多灾多难的生活。
本来，福贵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然后把鸡养大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按照这样的规律，福贵的爹应该把牛养成许多牛，福贵再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可是偶然性把他们推向了不可知的命运，“徐家出了两个败家子”，福贵的爹把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福贵手里，鹅变成了鸡，最后连鸡也没有了。
仔细琢磨，福贵的父亲是因为福贵赌输而被气死，那福贵为何要去赌？有钱的龙二为什么没有因为赌博被毙了？为什么越没有钱就越去赌，越赌越输？然而，又正是福贵的一贫如洗拯救了他自己，一夜暴富的龙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成恶霸地主挨了五枪，成了福贵的“替死鬼”，福贵则因佃农身份安然无恙，侥幸逃过此劫。
面对这样的情节，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偶然性在人生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余华的小说中，人物几乎都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没有理性，生活在他们面前也显得异常混乱，人物的遭遇与结局既荒诞又可悲。
譬如福贵女儿的死，二喜明明跟医生说要大的，但老天爷却给了他小的。
福贵自己也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是自己生孩子。
福贵的老婆家珍死了，这本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福贵却说家珍死得很好。
二喜的死更是意外中意外，他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
干搬运这活，一不小心就可破碰伤，可丢了性命的只有二喜。
面对无法用常理消解的事实，福贵最后只好自我安慰到：徐家的人命都苦。
通过一系列接踵而至不可预期的死亡，作者向我们揭示到生命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在着”，在着就是“在着”而已，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目的，因此也就不必煞费苦心去为其寻找什么合理借口。
④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生活在历史罅隙中的小人物们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间，仿佛是一种宿命，无法逃避。
人的命运在其捉弄之下，显得变幻莫测，祸福难料，人无法掌握和预知自己的命运。
余华将历史解读为荒诞和偶然的恶作剧，它随心所欲地同人类开着残忍的玩笑，我们不仅无法从历史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庇护，也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偶然，人类只是一群无能为力的可怜虫。
所以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可怜自己，历史的偶然性是谁都难以预料和抗拒的。
三、残酷历史中的脉脉温情对于福贵来说，虽然历史和命运是如此的冷酷无情，但家庭的温暖给予了他活下去的动力。
当福贵把家产都输光时，父母妻子没有责怪他，甚至年幼的女儿还处处维护他。
福贵开始种地养家，年迈的母亲心疼他，也跟着下地干活，还时时提醒他别把手割破了，福贵一旦出血，他娘心疼着急地给他往伤口上涂泥巴；福贵被抓去当兵返回家乡之后，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和家珍，还有两个孩子挤在一起，听着风吹动屋顶的茅草，看看外面亮晶晶的月光从门缝里钻进来，心里是又踏实又暖和；家珍从父亲那里借来珍贵的米，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喝热腾腾的米粥；妻子家珍在重病的情况下，还给福贵做衣服；苦根从小就帮福贵割稻子，成为福贵的好帮手。
困苦时刻家人的互相支撑，互相帮助给了福贵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他在往后一个人的岁月中能够安心地咀嚼着这些回忆赖以为生。
正如书中写得那样：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
”⑤四、朴素的生命哲学价值观《活着》中某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实则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这其中有对待苦难积极乐观的态度，譬如，当福贵输光了家产之后，他的娘对他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
”福贵之前胡思乱想睡不着觉，当他从龙二那里租来五亩好田努力耕作时，感叹道；“人要是累得整天没力气，就不会去乱想了。
”家珍的病越来越重，她还忙着干活，说道：“有活干心里踏实。
”就是这些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话语支撑着福贵一家人积极乐观的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