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公众舆论》解读

媒体报道中的身份成见——李普曼《公众舆论》读后感翻开最近的报纸杂志, 不难发现新闻的主角总是所谓的“富二代”、“农民工”、“90后”之类带有明显身份标签的人物。

谈到“富二代”, 人们总是想到飙车、炫富、纨绔子弟;谈到农民工, 大家的印象是文化素质低等;谈到“90后”, 无外乎非主流、个性张扬等。

这就是他们通过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已经形成固定思维, 很难改变。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概念——刻板成见(stereotype) 。

所谓“刻板成见”就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 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

新闻报道中的“富二代”、“农民工”、“90后”就是公众对这几类群体的刻板成见。

身份成见的产生李普曼认为, 真实环境太大太复杂, 而个人自身能力有限, 我们凭借自身经验无法完全了解外部环境。

在现代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只生活在地球的一隅, 对庞杂的外部环境无法亲身经历, 只能通过媒介的报道去感受。

真实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 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选择加工的过程。

媒体展示给受众的, 并不是真实环境, 而是一个建立在真实环境基础上的拟态环境。

1. 媒体的成见媒介在报道中如此强调公众身份,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

成见便意味着新闻有看点, 有看点则可以吸引受众。

从“70码”到“我爸是李刚”到“激情杀人”, “富二代”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名词。

有关“富二代”的报道, 总是摆脱不了飙车、炫富、飞扬跋扈的负面消息, 所以在公众舆论中, 这一阶层的形象或多或少被扭曲了。

而“农民工”是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叠加, 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 成为构建农民工想象的媒介。

(1) 而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总是掺杂负面消极的态度。

媒体对“富二代”、“农民工”等特殊人群进行的报道, 经常有大肆渲染进行“妖魔化”的现象。

首先, 对所谓“富二代”、“农民工”等特殊人群, 报道的数量多、篇幅大。

《公众舆论》关于作者沃尔特·李普曼，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同时也是20世纪美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记者。

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风云，两度获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

不仅如此，沃尔特·李普曼一生还出版了超过30本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其中以《公众舆论》《幻影公众》等最为知名。

关于本书本书出版于192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在这场战争中，沃尔特·李普曼见证了充满谎言与欺骗的宣传，对舆论的理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本书便是他对公众舆论独辟蹊径的解剖。

虽然沃尔特·李普曼本人并未经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他的著作也都是思想随笔，但本书却被奉为20世纪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美国所有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必读书。

核心内容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舆论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拟态环境”来观察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往往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刻板印象”的结果。

因此，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就不能依靠舆论，而要依靠社会精英。

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要依靠大众媒体为他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绝大部分信息需求都可以通过人际交流来满足，即使没有大众媒体，也可以活得很好。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信息需求已经截然不同了。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境便是，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自己居住的社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时间、能力面面俱到地了解这个世界的最新新闻。

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大众媒体为我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

我们在思考外部世界时，在头脑中会形成怎样一种景象，也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这个模拟环境，沃尔特·李普曼称之为“拟态环境”。

他还认为，拟态环境的存在是造成非理性舆论的第一个罪魁祸首。

之所以成为罪魁祸首，是因为大众媒体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往往并不是那么客观中立的事情。

《公众舆论》读书报告1.触不到的真实：简述对本书内容的总体理解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被视作传播学领域奠基之作，这本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拟态环境”。

书的名字叫《public opinion》，但是贯穿始终的思想是，真实世界是如此复杂，人类永远也无法全面而彻底地了解真实世界。

我们了解的，是一个由个人和媒介共同编织出来的“拟态环境”，由于个人理解世界时的成见、兴趣、文化、自我利益等等因素以及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信源对消息的保密与审查等原因，人们只能获得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这个感知毫无疑问地与真实存在差距。

2.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对本书论点、论据、视角等的总结提炼2.1 李普曼的舆论观李普曼的舆论观是对卢梭舆论观的反思和批判。

据考证，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使用“公众舆论”的字眼，他卢梭强调公众舆论来自理性的表达,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共同的利益。

公众通过持续地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意志得到彰显,最终实现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1[1]。

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理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舆论传播的学理意义,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武器。

卢梭的心目中的公众舆论源自理性与公正，有着神圣不可冒犯的话语权，理性的公众最终可以主导政府决策。

但是作为一个深谙新闻界运作之道的一流的政治专栏作家、记者、多届总统顾问，李普曼对这种理想主义的舆论观进行了深刻而有洞见的反思。

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无法形成理性的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决策”，因为舆论的主体——公众，根本就不是“有理性的个人”，他们看世界之前已经抱有了各种成见，“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

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真正的现实是如此复杂，系统的教育必须将庞大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压缩成一套套可供传授的课程，于是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成见。

而公众由于受到局部交往、注意力局限、维护自我利益的需要、社会中永远存在1参阅冯希莹<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

《公众舆论》读后感李普曼（1889- 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年的卓越新闻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

李普曼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学传媒的学生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对新闻界的贡献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其后很多的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无不渗透着他的观念。

李普曼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公众舆论》，这部著作诞生于1922年，虽时隔近一个世纪，但不论什么时候重读，依然为之震撼、为之动容，深感启迪。

他用多年从事新闻评论的敏锐的政治触觉，用从事作家的对文字的灵动驾驭，以及对新闻事件的烂熟于心和历史把握，成就了这部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

这本书主要分为八个部分，二十八个章节，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有关公众舆论的相关知识，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舆论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它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首次全面论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书作者以众多实例展示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巨大差别，将外部的世界、媒体营造的虚假的世界和人们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做了区分。

我们对于现实认识越来越间接，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东西，并非真实反映，而我们自身的诸多限制条件决定了我们很难直接地接触外部世界，加之我们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成见，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把握。

这些内容，即是作者在接下来重点分析的问题—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困难。

纵观本书内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莫过于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质疑，认为“真实的外部世界”仅仅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李普曼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1. 客观障碍即外部因素对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影响。

《公众舆论》解读李普曼对传播学的贡献《公众舆论》解读李普曼对传播学的贡献摘要：李普曼在其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与大众传播学相关的几个关键概念，阐发了当时语境下的舆论观，这对后世大众传播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并奠定了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公众舆论》关键概念舆论观传播学贡献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新闻业概况而写的，甫一出版，即深受美国新闻传播界和政治界的重视。

全书的8个部分虽然是围绕报纸来展开的，但其论述的中心却不是报纸，而是舆论。

在探讨舆论的过程中，李普曼把舆论的形成和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舆论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

本文试通过《公众舆论》，来解读李普曼提出的与传播学有关的几个概念、其在美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舆论观及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舆论》中的几个概念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1、“脑海图景”催生了“议程设置”研究李普曼认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

这样，“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现实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脑海中的图景?来采取行动。

”〔1〕（p.23）所谓“脑海图景”是人们在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对媒介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而形成的主观现实。

如果说媒介在再现客观现实中所建构的是媒介现实的话，那么脑海图景所反映的则是主观现实。

由上述可以看出，李普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的“脑海图景”，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

这就是“议程设置”思想的最初萌芽构想。

在些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

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例如B．C．科恩在考察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在许多场合，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