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公众舆论》解读

《公众舆论》关于作者沃尔特·李普曼，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同时也是20世纪美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记者。

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风云，两度获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

不仅如此，沃尔特·李普曼一生还出版了超过30本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其中以《公众舆论》《幻影公众》等最为知名。

关于本书本书出版于192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在这场战争中，沃尔特·李普曼见证了充满谎言与欺骗的宣传，对舆论的理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本书便是他对公众舆论独辟蹊径的解剖。

虽然沃尔特·李普曼本人并未经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他的著作也都是思想随笔，但本书却被奉为20世纪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美国所有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必读书。

核心内容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舆论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拟态环境”来观察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往往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刻板印象”的结果。

因此，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就不能依靠舆论，而要依靠社会精英。

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要依靠大众媒体为他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绝大部分信息需求都可以通过人际交流来满足，即使没有大众媒体，也可以活得很好。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信息需求已经截然不同了。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境便是，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自己居住的社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时间、能力面面俱到地了解这个世界的最新新闻。

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大众媒体为我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

我们在思考外部世界时，在头脑中会形成怎样一种景象，也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这个模拟环境，沃尔特·李普曼称之为“拟态环境”。

他还认为，拟态环境的存在是造成非理性舆论的第一个罪魁祸首。

之所以成为罪魁祸首，是因为大众媒体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往往并不是那么客观中立的事情。

《公众舆论》读书报告1.触不到的真实：简述对本书内容的总体理解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被视作传播学领域奠基之作，这本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拟态环境”。

书的名字叫《public opinion》，但是贯穿始终的思想是，真实世界是如此复杂，人类永远也无法全面而彻底地了解真实世界。

我们了解的，是一个由个人和媒介共同编织出来的“拟态环境”，由于个人理解世界时的成见、兴趣、文化、自我利益等等因素以及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信源对消息的保密与审查等原因，人们只能获得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这个感知毫无疑问地与真实存在差距。

2.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对本书论点、论据、视角等的总结提炼2.1 李普曼的舆论观李普曼的舆论观是对卢梭舆论观的反思和批判。

据考证，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使用“公众舆论”的字眼，他卢梭强调公众舆论来自理性的表达,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共同的利益。

公众通过持续地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意志得到彰显,最终实现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1[1]。

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理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舆论传播的学理意义,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武器。

卢梭的心目中的公众舆论源自理性与公正，有着神圣不可冒犯的话语权，理性的公众最终可以主导政府决策。

但是作为一个深谙新闻界运作之道的一流的政治专栏作家、记者、多届总统顾问，李普曼对这种理想主义的舆论观进行了深刻而有洞见的反思。

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无法形成理性的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决策”，因为舆论的主体——公众，根本就不是“有理性的个人”，他们看世界之前已经抱有了各种成见，“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

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真正的现实是如此复杂，系统的教育必须将庞大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压缩成一套套可供传授的课程，于是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成见。

而公众由于受到局部交往、注意力局限、维护自我利益的需要、社会中永远存在1参阅冯希莹<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

舆论之我见——关于《公众舆论》的一点浅见公众舆论无疑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着海量讯息的狂轰滥炸，对各种信息作出取舍，而且，公众舆论也正左右的我们的思维走势，判断习惯。

我们有时不得不跟着大队走，否则我们将成为“局外人”。

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迷雾中？公众舆论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情感视野”？谁在制造并控制着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一直都是正确的吗？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虽然时代已经急剧变迁，传播的方法方式也在不断地旧貌换新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本书中看到种种智慧与端倪。

一、公众舆论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公众舆论来源于公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从李普曼的观点论述上可以看出，舆论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

进一步说，所谓的舆论即是虚拟环境。

生活的图景的构成公众舆论的最基本的内容，即他们亲身的所见所闻。

对于在视觉之外的东西，他就只能通过其他媒介去获取或通过抽象性的思维来建构一个原本不曾存在的或者与生活图景不对等的图景。

而人与环境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层隔膜——虚拟环境，这便使得人们的认识范畴与现实世界存在着距离，无法接近世界的本相。

李普曼说，因为“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所以“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驾御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就此看来，“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象”。

而就现在看来，公众舆论是一种群体性的意见表达，它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导向性。

二、公众舆论的迷雾或障碍在李普曼看来，政府的信息审查与保密制度，人们所在的交际圈子和交往机会的限制，人们用于获取信息的时间多少和注意力的强弱，以及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和公正性，用误人视听的虚构替代切实可行的理念，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有意误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

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读书笔记一、内容介绍公众舆论，仅从其字面上理解，意指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意见和态度。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它是由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个人组成的；舆论的客体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舆论的本体是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评价性意见。

在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作者紧紧围绕公众舆论这一个概念，将其置放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通过追溯其起源以及探索它的影响等研究，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公众舆论这种政治现象的必要性和所谓的大众传播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此外，李普曼在本书中对成见和环境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入的分析，并且认为二者对于舆论的形成及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本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如何形成舆论的问题，李普曼把舆论看成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刻板成见”在形成舆论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其次，在这本书中，李普曼还指出，由于世界太大，人们不可能直接地去认识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再加上国家检查制度的存在以及官方设置的保密制度等原因，人们往往生活在媒体提供的和自己所设想的一种“假环境”中，也就是一种拟态环境。

最后，在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上，作者把普通公民看成是“局外人”，认为他们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理智。

并且他认为只有属于社会贤能的少数人是“局内人”，这些社会贤能受过特殊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确的判断并且发号施令。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和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

”在李普曼看来，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阻碍人们接近事实真相的因素。

“它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

”1这些都阻碍着公众舆论的形成，本书一直在向读者强调的观点即是，公众舆论是不可能的。

《公众舆论》解读李普曼对传播学的贡献摘要：李普曼在其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与大众传播学相关的几个关键概念，阐发了当时语境下的舆论观，这对后世大众传播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并奠定了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公众舆论》关键概念舆论观传播学贡献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新闻业概况而写的，甫一出版，即深受美国新闻传播界和政治界的重视。

全书的8个部分虽然是围绕报纸来展开的，但其论述的中心却不是报纸，而是舆论。

在探讨舆论的过程中，李普曼把舆论的形成和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舆论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

本文试通过《公众舆论》，来解读李普曼提出的与传播学有关的几个概念、其在美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舆论观及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舆论》中的几个概念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1、“脑海图景”催生了“议程设置”研究李普曼认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

这样，“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现实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脑海中的图景‟来采取行动。

”〔1〕（p.23）所谓“脑海图景”是人们在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对媒介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而形成的主观现实。

如果说媒介在再现客观现实中所建构的是媒介现实的话，那么脑海图景所反映的则是主观现实。

由上述可以看出，李普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的“脑海图景”，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

这就是“议程设置”思想的最初萌芽构想。

在些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

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例如B．C．科恩在考察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在许多场合，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