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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中的身份成见——李普曼《公众舆论》读后感翻开最近的报纸杂志, 不难发现新闻的主角总是所谓的“富二代”、“农民工”、“90后”之类带有明显身份标签的人物。
谈到“富二代”, 人们总是想到飙车、炫富、纨绔子弟;谈到农民工, 大家的印象是文化素质低等;谈到“90后”, 无外乎非主流、个性张扬等。
这就是他们通过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已经形成固定思维, 很难改变。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概念——刻板成见(stereotype) 。
所谓“刻板成见”就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 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
新闻报道中的“富二代”、“农民工”、“90后”就是公众对这几类群体的刻板成见。
身份成见的产生李普曼认为, 真实环境太大太复杂, 而个人自身能力有限, 我们凭借自身经验无法完全了解外部环境。
在现代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只生活在地球的一隅, 对庞杂的外部环境无法亲身经历, 只能通过媒介的报道去感受。
真实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 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选择加工的过程。
媒体展示给受众的, 并不是真实环境, 而是一个建立在真实环境基础上的拟态环境。
1. 媒体的成见媒介在报道中如此强调公众身份,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
成见便意味着新闻有看点, 有看点则可以吸引受众。
从“70码”到“我爸是李刚”到“激情杀人”, “富二代”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名词。
有关“富二代”的报道, 总是摆脱不了飙车、炫富、飞扬跋扈的负面消息, 所以在公众舆论中, 这一阶层的形象或多或少被扭曲了。
而“农民工”是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叠加, 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 成为构建农民工想象的媒介。
(1) 而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总是掺杂负面消极的态度。
媒体对“富二代”、“农民工”等特殊人群进行的报道, 经常有大肆渲染进行“妖魔化”的现象。
首先, 对所谓“富二代”、“农民工”等特殊人群, 报道的数量多、篇幅大。
《公众舆论》解读李普曼对传播学的贡献摘要：李普曼在其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与大众传播学相关的几个关键概念，阐发了当时语境下的舆论观，这对后世大众传播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并奠定了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公众舆论》关键概念舆论观传播学贡献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新闻业概况而写的，甫一出版，即深受美国新闻传播界和政治界的重视。
全书的8个部分虽然是围绕报纸来展开的，但其论述的中心却不是报纸，而是舆论。
在探讨舆论的过程中，李普曼把舆论的形成和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舆论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
本文试通过《公众舆论》，来解读李普曼提出的与传播学有关的几个概念、其在美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舆论观及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舆论》中的几个概念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1、“脑海图景”催生了“议程设置”研究李普曼认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
这样，“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现实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脑海中的图景‟来采取行动。
”〔1〕（p.23）所谓“脑海图景”是人们在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对媒介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而形成的主观现实。
如果说媒介在再现客观现实中所建构的是媒介现实的话，那么脑海图景所反映的则是主观现实。
由上述可以看出，李普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的“脑海图景”，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
这就是“议程设置”思想的最初萌芽构想。
在些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
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例如B．C．科恩在考察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在许多场合，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的。
19世纪40 年代以后，从欧洲发源的传播研究，成为建制日趋完善的一门学科，并在美国得以确立。
至此，学科史的书写，延续的大多是施拉姆四大奠基人的神话。
[1]51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中提出：因为新闻受到“刻板成见”和受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没有真正的舆论，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所以舆论和民主要靠独立的专家机构组成的情报组织来拯救。
他和杜威关于形成舆论和民主的前提条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杜威、李普曼之争也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一个源头。
一、李普曼研究公共舆论的原因李普曼从政治科学的角度阐释公共舆论以及民主的产生条件，他在《舆论学》中将公共舆论与社会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李普曼之所以关注公共舆论这一话题，除了其自身作为记者和专栏作家的职业对他的影响外，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对他的公共舆论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评论家和作家。
从李普曼的生平来看，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动和改革。
李普曼的一生始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事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美国，20世纪最初的20年是满怀信心的20年，也是一切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公平现象集中体现的20年。
[1]53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经济、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大量移民导致种族和文化冲突;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民众的贫富差距。
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掀起一场自发的争取权利和自由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进步运动”。
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女权主义者纷纷加入，要求扩大公民的权利，加强政府职能。
新闻记者和作家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此期间，新闻记者和作家写了大量批评政府、揭露黑幕的报道：1902年埃达·塔贝尔撰写《美孚石油公司史》来揭露美孚石油不可告人的商业伎俩;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揭露美国食品安全的《屠场》等，形成美国新闻史上有名的“扒粪运动”。
《公众舆论》读书报告1.触不到的真实：简述对本书内容的总体理解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被视作传播学领域奠基之作，这本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拟态环境”。
书的名字叫《public opinion》，但是贯穿始终的思想是，真实世界是如此复杂，人类永远也无法全面而彻底地了解真实世界。
我们了解的，是一个由个人和媒介共同编织出来的“拟态环境”，由于个人理解世界时的成见、兴趣、文化、自我利益等等因素以及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信源对消息的保密与审查等原因，人们只能获得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这个感知毫无疑问地与真实存在差距。
2.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对本书论点、论据、视角等的总结提炼2.1 李普曼的舆论观李普曼的舆论观是对卢梭舆论观的反思和批判。
据考证，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使用“公众舆论”的字眼，他卢梭强调公众舆论来自理性的表达,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共同的利益。
公众通过持续地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意志得到彰显,最终实现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1[1]。
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理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舆论传播的学理意义,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武器。
卢梭的心目中的公众舆论源自理性与公正，有着神圣不可冒犯的话语权，理性的公众最终可以主导政府决策。
但是作为一个深谙新闻界运作之道的一流的政治专栏作家、记者、多届总统顾问，李普曼对这种理想主义的舆论观进行了深刻而有洞见的反思。
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无法形成理性的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决策”，因为舆论的主体——公众，根本就不是“有理性的个人”，他们看世界之前已经抱有了各种成见，“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
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真正的现实是如此复杂，系统的教育必须将庞大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压缩成一套套可供传授的课程，于是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成见。
而公众由于受到局部交往、注意力局限、维护自我利益的需要、社会中永远存在1参阅冯希莹<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
李普曼《舆论学》读书报告————————————————————————————————作者：————————————————————————————————日期：2《舆论学》读书报告一. 简介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是由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写作而成的著作，因其与政治学和新闻学的密切相关性，该书问世后，受到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新闻传播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几十年来一直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舆论学专著，并被公认为是新闻传播的奠基之作，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研究与探索的人的必读书目之一。
《舆论学》出版之后，引发了社会对于舆论与政治、舆论与媒介、政治与媒介、政府与媒介和公众等关系之间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促进了舆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沃尔特﹒李普曼虽然是报刊专栏作家，却也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他的许多政论、专栏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为《世界报》和《新闻周刊》撰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美国报业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专栏，同时它也为李普曼赢得了国际声誉。
《舆论学》通过八个章节的论述，“引言”、“探讨现实世界”、“固定的成见”、“兴趣”、“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民主政体的偶像”、“报纸”、“有情报的组织”，对社会认知和舆论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摧毁了意见自由市场的民主假设，认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人员都是“固定的成见”或者“刻板印象”的囚徒，“舆论”只是人们对于大众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的一种带有“固定的成见”的意见和看法。
有学者说，《舆论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李普曼在书中提出了“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这两个概念。
二. 一种比较——李普曼与纽曼的“舆论”前西德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在她的论文中曾说过，对于“舆论”一词的定义有60多种，在“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纽曼对1965年德国大选的阿兰斯拔研究会的调查进行了分析，她发现人都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并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的流动频率，这些因素导致了她开始寻求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她后来所得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并且提出了关于“舆论”的看法，她把“舆论”比喻为我们的社会皮肤，通过社会皮肤的感知作用，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起到社会皮肤的保护作用。
《公众舆论》读后感第一篇：《公众舆论》读后感我读《公众舆论》李普曼（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年的卓越新闻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
李普曼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学新闻的学生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对新闻界的贡献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其后很多的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无不渗透着他的观念。
李普曼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公众舆论》，这部著作诞生于1922年，虽时隔近一个世纪，但不论什么时候重读，依然为之震撼、为之动容，深感启迪。
他用多年从事新闻评论的敏锐的政治触觉，用从事作家的对文字的灵动驾驭，以及对新闻事件的烂熟于心和历史把握，成就了这部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
一．主要内容这本书主要分为八个部分，二十八个章节，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有关公众舆论的相关知识，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舆论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它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首次全面论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书作者以众多实例展示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巨大差别，将外部的世界、媒体营造的虚假的世界和人们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做了区分。
我们对于现实认识越来越间接，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东西，并非真实反映，而我们自身的诸多限制条件决定了我们很难直接地接触外部世界，加之我们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成见，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把握。
这些内容，即是作者在接下来重点分析的问题—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困难。
二．李普曼—公众舆论是不可能的纵观本书内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莫过于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质疑，认为“真实的外部世界”仅仅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对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思考【摘要】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在近一个世纪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舆论悬在虚空的社会图景，其深具洞察力的见解和前瞻性的思考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
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经典，从社会和传播环境、传播者和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对比分析，我们有幸发现悬在虚空的舆论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变化正在一步步走向可能。
[关键词]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传播环境沃尔特·李普曼( 1889-1974)。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
仞年的卓越新闻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
李普曼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公众舆论》。
1982年传播学鼻祖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公众舆论》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此书自问世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力经久不衰，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首次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概念，对舆论、宣传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传播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纵使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们仍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媒介环境下继续李普曼之舆论观的审视和思考，以期发现公众舆论在当代的新变化和新情况，使我们对这一伟大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够随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
一、李普曼的舆论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肯定舆论强大力量的同时，认为公众可以自发地形成正确的观念，相应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的独特思考可看做是对卢梭的批判和反驳，在他看来，当下的公众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正确的公意。
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所做的比喻那般，囚在山洞中的人们始终把在墙壁上火把的反光中看到的东西当做世界的本来面目，直到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挣脱了束缚走出山洞才看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
而当这个人回去告诉其他人的时候，仍然囚在山洞中的其他人却坚持认为他们在墙壁上看到的才是现实。
极有寓意的故事映射到现实，就如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
李普曼对“舆论”形成源头的重新解读构成了其公众舆论思想的基础。
卢梭认为虽然“公众意见”是公众讨论的结果，但“意见”形成的源头却在于人类的头脑及其理性。
对此，李普曼指出“舆论”存在的外在条件是社会的真实环境，之所以产生“舆论”是因为人们对真实环境抱有想象，并有所反应。
他认为，“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
”③如果将“意见”和“公众意见”看作两个独立的步骤，那么卢梭眼中的“意见”是相对静态的，是人根据自身的理想产生的，而在李普曼建构的公众舆论思想中，“舆论”的形成源于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及互动。
正是由于李普曼对“舆论”形成源头的探讨，人们才开始思考“公众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并重新审视影响“舆论”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李普曼指出，公众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形成理性的意见，这构成了其公众舆论思想的关键。
在李普曼看来，人只有在了解了所生活的世界后，才能形成“意见”，然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众几乎不可能形成卢梭眼中的理性意见。
其中，客观因素包括: 现有的审查与保密制度使公众与事件之间存在屏障; 公众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特别是政治事件的时间相对匮乏; 受报道条件的限制，报道内容不得不被压缩成简短的消息，因而可能造成对事件的歪曲报道或公众对事件的误解等。
这些因素导致人们获得的外界信息残缺不全，并影响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
同时，公众在主观上具有“刻板印象( s t er e o t y pe )”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公众认识世界的主观障碍。
所谓“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特定事物持有固定的、简单的印象，并融入了相应的感情色彩，倾向于按照习惯理解新鲜事件。
李普曼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④。
因此公众可能未经思考，就已经对事件定了性。
这与卢梭在“论社会状态”时所提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卢梭看来，社会人“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⑤。
显然，卢梭忽略了影响公众舆论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而李普曼却恰恰从此入手，强调公众舆论是公众根据别人的报道和自己的想象拼合起来的，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特征。
此后，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
“拟态环境”理论是指公众受实际活动范围、精力的影响，只能通过传播媒介了解超出自身感知的事物，而传播媒介对信息的偏好及加工，使其在反映客观世界时产生偏移，为公众塑造了一种“拟态”的现实环境。
因此，“公众舆论”不再是公众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供给的“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一方面强调在现实社会中，公众依赖并且相信通过新闻报道可以间接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又强调“拟态环境”作为现实社会的图像缩影，为公众提供相对简化的认知框架，只是公众形成意见的依据，由于“拟态环境”的存在，公众会轻易地受利益集团的诱导，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变得难以实现。
总之，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无法形成理性的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决策”。
李普曼与卢梭观点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
实际上，他们都是在为资产阶级大造舆论，只不过卢梭的公众舆论观产生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壮大的时期，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观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影响了公众舆论的传播与形成。
李普曼对卢梭公众舆论思想的反思，使西方公众舆论观向经验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③李普曼: 《公众舆论》,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第12页。
④李普曼: 《公众舆论》, 第62页。
⑤卢梭: 《社会契约论》, 第85页。
三
如果说卢梭开创了公众舆论思想的先河，那么李普曼的研究则构成了公众舆论研究的拐点。
因为，在李普曼之后，研究者从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这种转变使得解释公众舆论的形成范式由“相对封闭”转向“开放互动”。
第一，公众舆论的形成环境从“相对封闭”向“开放互动”转变。
在卢梭看来，“公众舆论”产生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公众有目的地表达个人意见。
由于个人的理性，公众可以判断出对社会有利的一面，个人意见并不需要激烈碰撞也能实现相互沟通。
相比之下，“开放互动范式”强调人的交流与互动，突出“公众舆论”形成的日常化及非正式化。
公众在表达个人意见的同时，也在听取他人的意见。
社会为公众提供了交流的“公共场域”，此“公共场域”不以固定的形式存在。
而大众媒体则充当了传播“个人”与“集体”意见的媒介，经其传播，“个人”与“集体”的意见变得界限模糊，它们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由此形成了”开放互动范式”，拓展了“相对封闭范式”中“公众舆论”的发声空间。
第二，公众作为舆论的主体从“绝对主体”向“主体与受体的集合”转变，这一转变使外界力量，尤其是大众媒体的重要作用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形成的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在“相对封闭范式”中，公众意味着“绝对主体”，究其原因在于卢梭对人类理性的假设。
而在“开放互动范式”中公众则是“主体与受体”的集合，他们在交流与互动中一边接受信息，一边发出声音。
公众作为舆论主体的转变对于进一步解释“公众舆论产生的源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特别是李普曼开始关注“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现代舆论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宣称公众自由言说意见的权利，而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舆论的形成中施加影响; 不在于强调舆论崇高的社会立法和道德维系地位，而在于通过对舆论的研究观察其日常的社会控制功能”①。
第三，公众舆论的导向方式由“公众自己主导舆论”向“利用社会精英引导舆论”转变，这一转变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虽然在学理上尚未达成共识，但却启示人们，社会精英包括大众媒体应在引导公众舆论中承担重任。
在“相对封闭范式”中，公众可凭借自己的力量主导舆论，进而影响政府行为。
但李普曼从现实出发，指出公众影响政府行为的希望非常渺茫，因此提出由社会精英提供“有组织的情报”来引导舆论。
他设想组织政治专家建立独立、专业的“情报收集机构”，它们拥有独立的财政以及不受限制的“接触事实材料”的权限，凭借技术专家的力量，使公众认识到隐藏的事实。
但也有学者质疑，指出专门收集情报的专家也是社会人，他们同样也会受“刻板成见”的影响，同样生活在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中，他们究竟能否在现实中保持客观、理性，不受外界甚至利益集团的干扰，为公众描述真实的世界仍是个未知数。
在笔者看来，李普曼提出“利用社会精英引导舆论”的现实价值，不在于社会精英是否能够完成引导舆论的任务，而在于社会精英有责任引导公众舆论。
①黄建新: 《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