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同一性

评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

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

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

并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

二、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

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

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

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

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

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

经过这场大论战，一、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

二、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

改良与革命改良与革命，是社会政治变革的两种方式。

革命与改良虽不是一回事，但在变革社会制度方面两者往往可以相辅相成。

改良是渐进方式，革命是突变方式。

革命前如果没有改良，恐怕革命难以发生;革命后没有改良，革命的成果也不易巩固。

那么，革命与改良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改良与革命都是历史进程中的合理形式，都是适应不同需要而采取的不同手段，它们都有其各自的特殊功能，互相矛盾又相互补充，不可相互取代，也不能简单规定谁高谁低。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其发展来看，先是进行局部的改良，比如说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

其中洋务运动主要是技术上的改革，而戊戌变法等是制度上的变革。

它们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能全盘的否定。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爱国，振兴国家。

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光是进行改良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此时革命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之中，最著名的是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虽然革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景象，但是真正的革命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原始的积累，当具备一定的条件，革命才能走向成功。

由于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因此在那时，很难出现成熟的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说，革命是促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非唯一途径。

当革命成熟时，压制革命是不可取的；当革命条件还欠缺时，其他的改良、变法同样也有必要。

那种认为革命是万能或者改良万岁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

只有辩证的看待改良与革命，让它们与当时时代社会背景相结合，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综合考虑与应用，才能焕发让它焕发出特有的生机。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从最初大洋务运动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技术上的改革，是中国技术上走向了现代化；但是随即而来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维新运动，但是这场改良却因内部原因导致了最终失败；直到后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封建统治者为保全其利益，开始了清末新政，但是这场新政却在有形无形中激化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中国近代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矛盾与论辩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他们的争端与论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他们的矛盾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否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清政府的必要。

康有为狂热地歌颂清朝统治者的“功德”，称颂康熙的“薄税”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

”梁启超则声称攻击革命派推翻清王朝为“复仇主义”，要杀尽满人等。

他进一步推论：“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

”革命派针对上述谬论，进行了批驳，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性。

他们指出：秦始皇时，中国虽已废除封建，置郡县，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未废除，一直延续至近代。

他们强调指出要“救亡”，就必须推翻清朝统治。

（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改良派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改良派的立场。

康有为则继续鼓吹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相演的庸俗进化论，即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而后方可进入民主共和。

革命派指出，梁氏所言实际上是“朕即国家”的翻版，而人民在这样国家之中只是统治的客体而已。

革命派坚持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批判上述观点，并认为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孙中山指出：民主共和乃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

”（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改良派攻击革命派关于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不同于欧美国家，不存在贫富悬殊现象，不必进行社会革命，实行土地国有必将阻碍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

革命派则发表大量文章，充分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中国虽不像欧美贫富悬隔，但贫富依然存在，“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亦不可不革命。

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

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回首百年，有人感叹，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

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因此，选择改良、避免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

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

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良机会的。

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挽救将倾之大厦。

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说毫无成就。

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

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良，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

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

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开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回首百年，有人感慨，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进之路该有多好，遂有“辞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

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一般而言，在社会轉型过程中，改进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因此，选择改进、防止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

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说明，革命与改进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

当社会矛盾锋利到改进缺乏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防止地发生了。

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开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煽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进时机的。

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进来挽救将倾之大厦。

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进不能说毫无成就。

然而，清政府的改进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

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进，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1908年8月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

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那么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内容
革命派和改良派是指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持不同立场和主张的两个阵营。

他们之间的论战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变革方式：革命派主张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建立全新的社会体制，以解决社会矛盾和不平等问题。

而改良派则认为通过渐进的、逐步的改革来完善和调整现有的社会体制，以实现社会进步和改善。

2. 社会制度：革命派认为旧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根源，主张建立以平等、公正和自由为基础的新社会制度。

改良派则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势，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和修正，以实现更加公正和人性化的社会发展。

3. 社会改革速度：革命派主张通过强力的手段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一个更快的路径。

改良派则主张在变革过程中注意社会的稳定和平衡，避免过快的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4. 意识形态：革命派通常有较为激进的意识形态，主张通过革命来实现阶级斗争和社会解放。

改良派则更加注重和强调理性、稳定和和平的改革过程，拒绝采取激进的手段。

5. 社会利益分配：革命派关注社会阶级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

改良派也关注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但更加强调通过改
革手段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均衡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晰，往往会有一些中间立场的人群，他们可能既支持部分的革命手段，又支持一些渐进的改革措施。

此外，真正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通常也需要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辩论和对抗，从而找到适合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

1、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

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

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

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

为此,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思想大论战。

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

改良与革命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告别革命”一书，认为如果不是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会如此圆满，世界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摊子的百年疯狂与优质”“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改良是一种能量的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一定失败”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

改良一般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希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中国和平的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

因此注定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小修小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落后现状，革命是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彻底的革新运动，是对当时制度，文化，思想的解放，革命是自下而上推翻当权者的统治革命，是彻底的打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丧失了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革命虽然彻底，但他的破坏力大，1905~1907年间，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思想政治领域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在党和社会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飓风，早期的改良运动客观上为革命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思想解放，革命则是改良的进一步发展，是改良的质的前进。

革命者的革命活动，促使当权者必须以改良来压制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社会革新，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的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造成的，总结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我们要客观的看待改良与革命，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造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图强，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人民意识到必须改变现状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虚心其吸收西方文明中优秀的地方，并借鉴以此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明。

一、肯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新政的现实可能性。

可以肯定，辛亥革命的发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

作为一次历史事件，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一样，都表现为一种现实偶然性，它们具有相似的历史境遇。

事实上，在满清政权的权威性尚未受到根本动摇时，改良与革命都只是潜伏着的因素，它们并不具有谁现实谁不现实的问题。

只有当满清政权因为内忧外患而风雨飘摇时，改良与革命才由潜伏状态跃升成为显在因素，表现为现实社会的两难选择。

历史表明，在满清政权还有足够的权威资源维持其统治地位时，体制内的改良必然成为首选。

只有当这种改良运动因为种种偶然性因素失误的积累而导致丧失其主导地位时，作为体制外的革命才跃居新的主导地位。

辛亥革命正是以这种“异质的转化”成为新的必然性的。

因此，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不就意味着否定清末新政成功的旧的现实可能性。

两者是新与旧的交替，有着时间上的单向性和事物发展环节的不同步性，因而是不可直接比拟的。

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的满清政权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了灵活、明智、有效的改革措施，就不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辛亥革命就不会轻易爆发。

政治的暴力革命无疑是激进的，没有足够的革命激情是不可能干革命的。

所谓“激进主义产物说”，只应是事实描述，它并不具有历史上的道德审判功能。

或许，争论双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双方对它的褒贬不一，只是反映了争论者之间不同的愿望和立场。

相对地说，当改良尚处于现实可行阶段时，激进的革命就是贬义的；当改良已走入死胡同而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时，渐进的改良就是贬义的。

绝对地说，改良与革命还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

只要改良或革命服从于人类社会客观规律要求时，它们就是值得肯定、欢迎和拥护的。

因而是褒义的；反之，若违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要求，它们就是应当否定、排斥和反对的，因而是贬义的。

二、政治革命主要具有毁灭作用。

政治的暴力革命无疑是一场烈火，它以自身特有的大无畏英雄气慨扫荡一切，行使着人类社会“代司杀者杀”的无上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