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
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
曾几何时，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史学界大都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着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
近十余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着不断涌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也渐次浮出水面。
可以说，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
不过，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又有人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为名，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引起的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平心而论，无论是一致否定“新政”还是彻底否定辛亥革命，尽管彼此的结论南辕北辙，但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基于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从而也就忽视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结果使读者无所适从。
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
【历史史料】晚清改革是辛亥革命的引路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改革成为联系两个世纪的纽带。
戊戌年的腥风血雨尚未散尽，慈禧便继承了光绪的事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
晚清的新政改革限于当时国人的认识水平，仍不出早年戊戌变法的那些内容。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在今日已无影响，但是，作为伴随改革而来的辛亥革命，却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
一、改革与革命本是孪生兄弟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义和团以灭洋为帜，兴起于华北。
刚刚扑杀了维新变法的西太后因新旧之争而仇洋，因仇洋而排外，利益在守旧一边的朝臣嚣嚣然群起附和，朝廷遂挟义和团为重，下诏杀洋人。
等到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曾经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义和团，又如同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退去。
在慈禧太后和光绪被枪炮驱赶着西狩之后，满清权贵和守旧的朝臣大半成了祸首，杀、戍、革职、圈禁之后，气焰俱歼。
西太后既造其因，又食其果，千里踉跄于国将不国之际，身受的惊吓，一面使她排外之心消而媚外之心长，一面又非常奇特地变成了一种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启蒙。
而后的痛定思痛，使一个极顽梗者在危势的逼迫之下接受了本来不肯接受的东西。
于是而有了1901年初“预约变法”的上谕以及以后的筹备立宪。
有人说新政改革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继续，是慈禧完成了光绪和康梁未竟的事业。
把新政和变法这样联系起来看，正说明了新政和变法在实质内容上的一致性。
洋人的枪炮打破了新旧之间的隔膜，四十年来为隔膜所阻的种种纸上议论在后来的十年里，纷纷被搬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演为改制与改作。
上个世纪末维新派所预言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在庚子国难以后已成了一种可以看见的事实。
这种逼出来的变法，虽然既不自觉又不自愿，但它终究以诏书的力量造出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没有的规模和速度，使传统中国的“文物制度”在急匆匆的除旧布新中变得面目大异。
1905年新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废除科举。
科举作为宋代以来知识分子进入上层政治的一个主要渠道，长期以来起着为统治阶层输送人才，维护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分析作者：谭旺来源：《中文信息》2017年第09期摘要：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但清末新政的实施并不是辛亥革命发生以及清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在新形势下，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关系的研究有着非常深远的意義，是正确认识改革、革命乃至二者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世人客观评价清末新政，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性质以及历史重要性的首要前提。
因此，本文从不同角度入手客观阐述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关键词：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关系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9-0-01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长河中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相辅相成的同时，也相互对立，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出台，清末新政又为辛亥革命奠定了良好的“思想、阶级、社会”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武装力量等，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导火线。
同时，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有着不同的目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近代化发展以及封建帝制结束的速度。
一、对抗革命是清末新政推出的首要目的就清末新政而言，是清王朝主持的一场改革，较大的规模、涉及范围广等是其显著特征，清王朝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渐加重是该清末新政所处的时代背景。
站在客观角度来说，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处于平行状态，清末新政的出台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而避免革命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因素。
以“戊戌变法”为例，尽管并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人思想的解放，利于对抗革命的同时，加快近代化发展步伐。
辛亥革命是在革命的基础上，优化完善生产关系，推动我国近代化，而新政是在改革的作用下，科学转变生产关系，维护皇统的同时，不断推动我国近代化发展。
也就是说，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具有鲜明的一致性特征，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抗革命才是新政的根本所在，但组长革命也是新政的关键性功能。
二、清末新政全面推动近代化在清末新政作用下，清末经济逐渐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清末政治不断朝着“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长河中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相辅相成的同时，也相互对立，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出台，清末新政又为辛亥革命奠定了良好的“思想、阶级、社会”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武装力量等，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导火线。
同时，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有着不同的目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近代化发展以及封建帝制结束的速度。
一、对抗革命是清末新政推出的首要目的就清末新政而言，是清王朝主持的一场改革，较大的规模、涉及范围广等是其显著特征，清王朝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渐加重是该清末新政所处的时代背景。
站在客观角度来说，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处于平行状态，清末新政的出台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而避免革命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因素。
以“戊戌变法”为例，尽管并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人思想的解放，利于对抗革命的同时，加快近代化发展步伐。
辛亥革命是在革命的基础上，优化完善生产关系，推动我国近代化，而新政是在改革的作用下，科学转变生产关系，维护皇统的同时，不断推动我国近代化发展。
也就是说，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者具有鲜明的一致性特征，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抗革命才是新政的根本所在，但组长革命也是新政的关键性功能。
二、清末新政全面推动近代化在清末新政作用下，清末经济逐渐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清末政治不断朝着“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在经济方面，清王朝以近代化方向为基点，出台了相关政策，农业、矿业、商业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在工业改革方面，清王朝制定了奖励政策，来促進工业持续发展；在商业方面，清王朝颁发了一系列谕令，比如，奖励商业、保护商业；在教育方面，清王朝废除了构建的科举制，构建了全新的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历史长河，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有着相同的作用，为全面推动近代化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三、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异曲同工1.经济改革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清末新政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司法制度等改革都对辛亥革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经济改革便是其中之一。
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之比较涂鸣皋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三大运动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因此，三者之间存在互相连接的关系。
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只强调三者的相互对立，而忽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忽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只强调前后的差别，而忽视前后的共同点。
这不仅对正确揭示这三大历史事件的本质有所妨碍，而且也无助于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此，早已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本文将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作一比较分析。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
维新运动的酝酿准备阶段与洋务运动同时并行，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继之而起。
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维新运动对洋务运动既有否定，也有继承。
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别。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两个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谋求中国的富强。
洋务运动虽然只是进行枝节的改革，但却给维新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
洋务运动创办军、民用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发生飞跃，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吸收商股办民用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洋务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出使大员、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同时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务的人才参与洋务企业和洋务外交，其中有部分人从洋务运动日趋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派，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
洋务派设立翻译馆，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科技书籍，传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使当时有志于救国的知识青年得以初步接触西学。
浅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清朝末期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政是清廷在对外压力和内部危机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辛亥革命则是带领中国走向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次重大革命。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一、新政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清朝末期的中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落后、民族危机等问题严重，清廷试图进行改革，并于1901年开始推行所谓“新政”。
清朝新政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主要思想是以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为主，以提高国家实力和人民素质为目的。
清朝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创办新式学堂、兴办海军和维新派实行的变法等。
这些改革措施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条件。
革命领袖孙中山曾说过：“如果没有清朝的新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二、新政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市民阶层清朝新政的另一个影响是开始催生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阶层。
新政推行的改革包括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教育和媒体的发展以及新生的工商业的出现，这些都为寻求好的社会机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像样的平台。
新政对土地制度和贸易加以改革，大量的商人和业主得以进入市场，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迅速扩展，其中一个结果是大量的市民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文化。
由此，中国开始崛起了一批有知识、开明、富裕、有地位和觉醒意识的市民。
这些市民成了反清起义和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
三、新政增强了中国的抵御侵略力清朝新政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抵御侵略力。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科技、军事、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比西方先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落后，这与西方列强的强大武力、技术和制度有密切关系。
为此，清朝开始接受西方的先进成果，学习先进的工业、航海、冶金、通信和医学等知识。
这不仅增强了中国的抗侵略力，还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越来越显著，到了辛亥革命时，中国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在列强面前有了一些更积极权利的表现。
浅谈清末的改良与革命摘要:近年来重新出现的肯定清末改良、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
本文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评价清末改良,澄清理论误区,在新的视野上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彻底性。
关键词:改良;革命;现代化近代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中国应当走改良还是革命道路的争议,近年争论也非常激烈。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要对二十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因为“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 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 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二十世纪革命确实带给中国人民很深的灾难”。
因此应该走温和改良的道路,“如果在这条通道上持续走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基本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以健康的状况向前发展。
”[1]本人对此种观点是不赞同的,因为本人觉得百年中国史其实是一个现代化史，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评价中国的近代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目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手段,问题在于,洋务、维新、新政等所有温和改良措施都不能最终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它们至多只是通往近代化或现代化一个台阶,一个极其短暂的中继站,而最终的出路只能是革命,革命不仅有破坏,革命更有新生。
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
一、清王朝进行改良的目的不是发展，不是现代化,因此使革命成为必然改良是政府主导的变革,因此改良论者假设了这么一个前提,“我们应该承认,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走完向现代化的转化”。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评价可能在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中国或许不会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
”其实清王朝所有的改良都坚持了一个不可变易的原则,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这个“中学”的核心就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三纲五常”, 作为新政肇始的光绪二十六年初十日(1901年1 月29日)的变法诏书中对此很明确地定了调,“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与改良运动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承载着中国社会的辗转变革，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政治的起伏往复。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政治革命与改良运动交相辉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一、政治革命的兴起清朝晚期，国力削弱、社会矛盾激化，使得许多进步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
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思想家康有为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理念，他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革命先驱孙中山，促使了中国政治革命的兴起。
政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废除清朝专制政权，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政治体制。
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巅峰之战，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的起义最终推翻了清朝政权。
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政治上的重大转变，也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良运动的实践改良运动是中国晚清时期一股试图在现行政治制度内进行改革的力量。
曾国藩、赵尔巽等人主张在积极保持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推动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改革措施，以提升国家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
而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则主张通过变法来解决清朝面临的问题。
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光绪帝亲自领导下的变法旨在推行一系列改革，如推行君主立宪政体、设立西学所、兴办近代军事制度等。
然而，这次改革遭遇了来自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改良运动的挫折一度令人失望，但它也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积累了经验和启示。
三、政治革命与改良运动的互动政治革命和改良运动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目标，但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相互影响和交织关系。
首先，政治革命的兴起为改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动力。
革命的目标使人们看到政治制度的落后和不合理，进而催生出对政治改革的强烈需求。
其次，改良运动的实践则为政治革命提供了经验和准备。
改良运动的失败实质上是现实政治制度的强大阻力，但也为革命者敲响了警钟。
他们认识到单纯依靠改良无法实现根本的政治变革，从而更加坚定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看改良与革命对封建社会的影响【摘要】晚清时期，中国倍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剥削。
为救亡图存，大批仁人志士掀起改革浪潮，从而出现了晚清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变法。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认为只有革命才是中国社会最终的出路。
因此，改进与革命成为晚清社会最富争议的话题。
本文从晚清时期改进派与革命派的论战出发，论述晚清社会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封建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改进与革命新陈代谢一、引言自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进入世界各国的视野。
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不断遭受西方船坚利炮的冲击，被迫沦为列强的附庸。
中国名存实亡，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世纪60年代，以大清官员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发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建造枪炮厂，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大清王朝的生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惨遭失败，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洋务派的势力遭到打击。
资产阶级改进派趁势崛起，大力倡导清廷实行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局部人士组成革命派，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与改进派争锋相对。
两个派别都坚持各自的理论，并进行了各自的社会改造，两派的努力都对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改进派与革命派的论战19世纪末，在洋务派势力趋于衰落之后，资产阶级改进派和革命派几乎同时登上社会舞台。
这两种新兴的政治力量，有着各自的开展路径，随着社会形势的开展各有其变化。
从根本上说，两者改造社会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认为应该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前提是保存清朝的统治势力。
后者认为应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
针对“晚清社会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进步”的问题，改进派与革命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两派的争论爆发于20世纪初。
简论清末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2011-07-25 16:22:25
杨光
一、改良注定行不通吗？
一直以来，清末改良运动的“历史教训”都是“中国改良之路注定行不通”的关键证据——如果不是唯一证据的话。
大凡反对改良的人，几乎没有不谈戊戌变法、清末立宪的。
是的，维新失败了，光绪失权了，康梁逃跑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后来，又立宪流产了，新政败坏了，清廷破产了，辛亥革命一呼而天下应。
一百多年前的这些经典性政治场景仍然烙刻在思想者们的心头。
这段历史最大的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给“路线斗争史观”、“革命史观”不断地提供雄辩之资。
国共两党的理论家们教给我们如下的历史定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其失败纯属客观必然、不可避免，革命路线才是正确的，虽有挫折险阻、流血牺牲，终必取得伟大胜利。
然而，这些雄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戊戌年的变法运动的确是失败了。
主要失败于光绪帝的急躁和康有为的狂妄，却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
变法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张并没有失败，只是短暂中断了。
几年以后，因扼杀维新运动而被当成旧党首领的慈禧太后本人又重新拾起了变法的旗号，在政治改良之路上走得比当年的光绪帝和康有为更加遥远。
康有为不过要开“懋勤殿”，老佛爷却亲自首肯了“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
如此看来，戊戌年的失败者仅仅是光绪帝和康梁诸君，却不是与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改良与维新本身。
晚清的立宪运动也确实是失败了。
主要失败于体制内的满汉、央地权力斗争
和体制外的反满民族主义，而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
让我们再往后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主题是什么？依然是旧的改良主义的老题目：改官制、立宪法、开国会。
清朝未完成的任务，民国照样完不成。
人民共和国不仅完不成，反而走了回头路，往秦始皇和朱元璋的方向大幅度退却。
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一部公认的优良宪法和一个民主的优秀国会，比之改良运动，未见得就成功、高明到哪里去。
“改官制、筹自治、立宪法、办大选、开国会”，这些清末改良主义的理想延宕百载、至今未竟，然而毕竟一代代传延，国人并没有完全放弃。
放胆断言改良主义必定失败或完全行不通，似乎仍为时尚早。
若说失败，岂止是改良失败，革命何尝不失败！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倒是失败得更惨一些。
为这些个革命而抛头颅酒热血的可不只是区区“六君子”，而是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和多达几千万的平民百姓啊！按同样的逻辑，是否也该说“革命之路注定行不通”呢？
二、改良派妨碍了革命，还是支持了革命？
再说说清末改良派与革命党的关系、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戊戌变法以后，原本栖息于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有一部分被逐出体制，加入了反抗运动，与革命派互相唱和、互成犄角。
梁启超是赞成过革命的，虽然后来又成了反革命。
另一方面，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在权力的核心层周围培育了一批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日俄战争之后，不仅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立宪主义者大声疾呼、摇旗呐喊，而且袁世凯、张之洞等高官，载泽、溥伦等亲贵，张謇、汤化龙等士绅，也都加入了立宪的阵营。
立宪派可谓阵容齐整、势力庞大，里应外合、咄咄逼人。
慈禧太后也顶不住立宪派施加的政治压力。
而革命派则势单力薄、位处边缘，除了策动一些无关大局的武力冒险之外，无能对中国局势发挥更大的影
响。
但立宪派不是铁板一块，不久之后，这个庞大的阵营迅速分裂。
光绪帝之死使一些立宪人士失去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君主立宪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此后激烈的官场权力斗争又使得疆臣立宪派、绅商立宪派、汉族立宪派与清室亲贵立宪派走向了利益对立。
那时候，民间的立宪人士大都抱有一立宪则中国立等富强的玫瑰幻想（这与现在有些人相信一民主则中国立马太平、万事大吉，就连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也可迎刃而解是一样的心情），他们异常急切，当朝廷对速开国会、缩短立宪预备期限的请愿活动推三阻四的时候，民间立宪派顿然对朝廷失去了信心。
而所有这些在利益上、感情上背弃了清廷的立宪改良人士，都在有意无意之中、直接间接地支持了革命派。
立宪派对宪政的宣传以及对清廷政改措施的不满和批评，于不知不觉中为不久到来的革命做好了间接的、然而比较充分的准备。
在这方面，梁启超的笔力最为雄健凌厉，他对清政府的猛烈攻击，其所阐发的新理念、新思想，传播最广、影响甚巨，革命党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事实上，思想贫乏的孙中山先生在整理其“主义”时从梁启超处借益多多。
于清廷的政制解体，鼓吹改良、君宪、新民、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之功，实胜过千军万马。
虽然他本人无意于革命，但结果却是，他的文章和思想、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社会活动，间接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支持者。
孙中山、国民党将推翻清朝的功劳全都记在革命党的帐上，不仅不记立宪派的好，反而认为立宪派于革命有危害，无端瓜分了革命果实，这是极不诚实的。
辛亥革命之迅速成为燎原之势，并不是同盟会、光复会影响下的少量新军和一群秘密会党能够独力成事的，更不是党人搞政治暗杀的功劳。
诚然，革命党人意志最坚强、行动最勇敢，但立宪派却在关键时刻给予革命派最有力的帮助。
在大多数宣布独立的省份，知名的立宪人士、各省咨议局的议员都是很活跃的革命成分，汤化龙、张謇、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等立宪派领袖在革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是革命党人无法起到的。
之所以辛亥革命比较平和、不太暴力，清政府方面的抵
抗微弱以至不成气候，正是因为这些改良派立宪人士运用了他们的名望、能力、社会影响和官场人脉。
官府可以毫不犹豫地镇压党人，却很难向这些立宪领袖下手。
袁世凯在回答朝廷对他剿匪不力的指责时说，要我剿黎元洪、程德全这样的叛逆可以，要我剿张謇这样的民意代表办不到。
可见立宪派之襄赞革命，意义何其重要。
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从前的改良主义者纷纷咸与革命，变成了共和革命派，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即使是爱新觉罗宗室里的立宪人士，如奕劻、溥伦等人，在劝说隆裕太后顺应大势、接受退位以免生灵涂炭方面，也曾有功于革命。
革命党人指责立宪人士转变立场是“投机革命”、“抢班夺权”，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未必只有服从同盟会统一领导、拥戴孙中山从此专政的人才不叫“投机”、不叫“夺权”？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朝之覆灭、辛亥之成功，最关键的砝码并不是伟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强人袁世凯的和平愿望。
袁世凯之所以愿意顺应共和潮流，与他坚定的改良立宪立场分不开。
如果人们不因后来的“称帝”而全盘否定袁氏，应当承认袁世凯也是中华民国名正言顺的国父之一。
正是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宋教仁、章太炎、张謇等等这些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当年的革命领袖和改良领袖们，共同缔造了一百年前那个很不完美的远东第一共和国。
因为有大批来自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同情和支持了革命，袁世凯和北洋派更一度“窃取了革命果实”，所以，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皇帝没有被砍头，故宫没有被火烧，天安门前没有走大炮，旧官僚和旧绅士们没有被游街，反革命分子没有受清算，广大农民还没来得及加入革命的队伍，未庄的权威也还是赵太爷而不是阿Q。
但我以为这实属中华先民之幸事。
辛亥革命与美国革命是有几分相似的，“不彻底”便是相似处之一。
可惜因为宪政阙如，后面的事情，就慢慢苏俄化了。
三、“彻底革命”有意思吗？
关于那段改良立宪与革命共和相互纠结的历史，三言两语自然难以说清。
然而，我认为，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改良与革命并不必然对立，倒可以成为革命的前驱和边锋；改良即使曾经“行不通”，革命派也不必在政治上排斥改良派、在道德上贬低改良派，倒是在关键时刻应该求助于改良派；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之后，换了一拨人马，仍需要继续改良，不改良则革命可能无意义；而改良之中，若效果累加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再进，通常会触发革命。
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大致如此。
有一个谬论，说革命者必须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否则革命就“不彻底”，就无法清除旧政治、旧法律、旧社会、旧文化留下的痕迹，就时刻都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
然而，我们也已经见识过了一些被叫做“彻底革命”、“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罪恶勾当，那或者是乌托邦的狂想，或者就是报复欲、破坏欲、毁灭欲、极权欲的集体爆发。
那些声称“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史无前例”的政治游戏，不过是报复欲破坏欲毁灭欲极权欲得逞之际自我感觉良好的丑恶的自我吹嘘罢了。
然而，“彻底革命派”终究无权把反对“彻底革命”的公民全部杀光，也不可能把旧时代的所有旧东西全部消灭，就象清洗磁盘那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抹去。
真正的“彻底革命”，大概也是并不存在的。
这也就说明，要让革命与改良划清界限，恐怕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