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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及其发展趋势作者：刘秀琼来源：《人力资源管理》2013年第12期摘要：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
在对传统公共产品理论进行反思之后，可以将全球公共产品界定为实际处于全球性公共领域的产品。
公共产品性质和全球化演进规律决定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的发展趋势：供给主体是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提供；决策机制是公平公正框架下的多边谈判；生产制度的选择上将倾向于事务专一性、多层次性以及侧重结果的导向。
关键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供给主体供给决策生产制度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全球化常常与日益增强的私有性联系在一起，它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市场的丰富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但同时——也许更重要的——全球化也关系到日益突出的公共性，关系到人们在生产生活上的相互依赖性如何得以不断地增强。
有鉴于此，本文探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管理问题，探讨的重点是由产品性质和全球化演进规律决定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公共产品如何提供这个问题上，较早的主张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发展起来的霸权稳定论，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由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
按照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在霸权衰退之后，国际社会必将陷人失序的状态，正所谓“有霸则稳、无霸则乱”。
而现实中，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国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呈明显衰退之势，而国际秩序却并没有陷入混乱状态，这该如何解释呢？对此，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公平问题研究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的供全体市民享受的产品或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
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除性特征，即一个人的使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并且无法排除某些人享受其好处。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紧密相关，需要政府在供给过程中保证合理分配资源，以实现社会公平，并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一、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问题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资源是有限的，政府在供给过程中需要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然而，在现实中，资源的分配往往不够公平，一些边缘化群体难以享受到公共产品的好处，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剧。
其次是公共产品的质量问题。
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承担，存在监管不到位、评估不准确等问题，导致公共产品的质量不稳定。
这会使得一部分人享受到低质量的公共产品，影响到社会公平的实现。
另外，公共产品的供给还面临着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有些地区或群体的需求较大，但供给却有限，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这会引发社会不满情绪，造成社会问题的出现。
二、实现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公平的途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以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
首先，政府应加强资源调配和分配的公正性。
政府应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制定科学公正的资源分配原则，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
同时，应加强监管，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避免滥用资源和腐败现象的出现。
其次，公共产品的供给机构应提高服务质量。
政府或公共机构应加强监管和评估，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以保证其质量。
同时，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竞争力，从而促使公共产品的质量得到提升。
此外，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供给能力。
同时，应注重地区间、城乡间的供给均衡，避免供需中心化，以确保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
国外经济理论述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评述李㊀新㊀席艳乐内容提要:虽然国际公共问题历来有之,但是关于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却由来未久.目前关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主要有两大分支,即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本文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与分类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题的原因研究㊁霸权稳定论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述评,文章最后探讨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后续研究所需要关注的一些方面.关键词:国际公共产品㊀集体行动㊀援助融资㊀㊀国际公共问题历来有之,对诸如战争与和平㊁发展与繁荣之类的公共问题的管理也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课题.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连接在一起.全球化把地球上相距遥远的家庭㊁社区和人们都编织进了一张复杂的㊁抽象的大网中(M c G r e w,１９９７).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务,也没有不受国内事务制约的纯粹的国际事务, 在高度连接和整合的地球里,我们的选择不仅会重塑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将直接影响远方他人的生活 (科恩和肯尼迪,２００２,p．４１).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地区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全球面临的问题,比如生态危机㊁跨国犯罪㊁知识产权侵犯等,使得当今时代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必须从全球层面或者全球背景下进行考量,有学者将其称为全球主义的思维.虽然国际公共问题历来有之,但是关于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却由来未久.就目前笔者已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主线,一条主线是从国际政治㊁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与分类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题的原因研究㊁霸权稳定论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另一条主线是从财政学的角度,基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外溢性来研究国际公共产品融资问题.一㊁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与分类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含义,学术界一直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者们就国际层次上的公共产品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并未就国际公共产品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例如,O l s o n&R i c h a r d(１９６６)以北约为例研究了国家间共同维护安全的问题,R u s s e t t&S u l l i v a n(１９７１)从集体物品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组织问题等.O l s o n (１９７１)最早使用了 国际公共产品 这个概念, K i n d l e b e r g e r(１９８６)也比较早地研究了国际公共产品问题,虽然他不是最早提出 国际公共产品 概念的学者,但他最早在文章标题中使用了这个概念. S a n d l e r在其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结构»(１９８０)中也使用了 国际公共产品 这个概念,并且主要从公共产品的角度讨论了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如国际环境㊁卫生等.直到K a u l,G r u n b e r g&S t e r n(１９９９)才给 国际公共产品 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定义.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公共产品,其受益范围,从国家看,不仅仅只包含一个国家团体;从成员组成看,扩展到几个,甚至全部人群;从世代看,既包括当代,又包括未来数代,或者至少在不妨碍未来数代发展选择的情况下满足目前几代.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１)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者非常广泛,突破了国家㊁地区㊁集团等界限;(２)受益者包括所有人,任何国家的国民在从中得益时都是非竞争㊁非排他的;(３)考虑时间因素,全球公共产品不仅仅使当代人受益,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未来几代或数代人从中受益.K a u l e t a l．(２００３)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更精确的分析.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是其收益扩展到２３１所有国家㊁人民和世代的产品.他们还分别分析了公共(p u b l i c)㊁全球(g l o b a l)和产品(g o o d s)的含义,认为 公共 是指公众(广泛的人口群体㊁公民社会组织㊁公司),其中全球性公众也包括国家政府在内.相应地,公共产品被视为公众的产品 处于公共领域,关系到所有人.哪些产品应定为公共的,哪些应定为私人的 往往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种产品的特征可以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公共产品可以但不一定由国家来生产. 全球 指超越所有界限 无论是边界㊁区域或是行为群体之间的界限. 产品 指 东西 (如一个法律框架)或 条件 (如环境稳定).许多产品都是由复杂的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又是由多种构造成分组成的.理解它们的构造及生产途径对于确保它们的充足供应十分关键.除了K a u l等人的定义之外,W o r l d B a n k (２００１)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是一种具有实际的跨国界外部性的物品㊁资源㊁服务㊁规则系统或政策体制,它对发展和减少贫困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和集体行动,国际公共产品才有可能被充分地供给.M o r r i s s e y㊁T e V e l d e&H eＧw i t t(２００２)则将国际公共产品定义为一种 可为全球人民获得的一种提供效用的益处.这种益处有三种类型:提供直接效用㊁减少风险和能力提升. 但就目前而言,以K a u l等人为代表的联合国学者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是主流,本文亦采用他们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就国际公共产品的类别进行了研究.K a u l,G r u n b e r g&S t e r n (１９９９)将国际公共产品分为全球自然共享品㊁全球人为共享品和全球条件这三大部分;M o r r i s s e y㊁T e V e l d e&H e w i t t(２００２)以及G a r d i n e r&L eG o u lＧv e n(２００２)按部门将国际公共产品分为环境性㊁社会性㊁经济性和制度或基础设置产品这四个大类;S a nＧd l e r(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㊁K a n b u r,S a n d l e r&M o r r iＧs o n(１９９９)㊁K a n b u r(２００２)和B a r r e t t(２００２,２００７)依据加总技术不同,将国际公共产品分为简单加总㊁加权加总㊁最优一枪(b e s t s h o t)和最弱一环公共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千年宣言»执行情况的«路线图报告»中将国际社会关注的全球公共领域中的全球公共产品分为和平㊁公共健康等在内的十项内容.虽然这些分类不尽相同,但是关于一些实际中的具体问题,例如和平㊁健康等是否属于国际公共产品,学者们还是有比较一致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的是国际公共产品而不是全球公共产品这一提法.K a u l等人一直用的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法,本文认为全球公共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并无太大区别,因此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在引用其相关文献时,出于行文的需要将其改为国际公共产品.在许多学者看来,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所要解决的都是跨国界的公共产品提供问题,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别.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有的使用 国际公共产品 ,有的使用 全球公共产品 ,但他们讨论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几乎相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实际上所要解决的也是全球问题,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最终解决的还是国际问题,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㊁单个民族国家或其他团体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从地理意义上讲, 国际 扩展到所有国家,即成为 全球 ,毕竟全球由民族国家组成,全球公共产品也是跨越国界的㊁体现国家间关系的公共产品. 国际 包括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㊁区域和全球等几个层次.但是,不论 国际公共产品 ,还是 全球公共产品 ,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行动和协作一致都是其提供的最主要手段.二、关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题的原因研究国际公共问题的兴起对传统的国家间合作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从逻辑上讲,国际公共问题的兴起只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它并不能保证,国家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具有可行性,并且进展顺利.国际公共问题的涌现不是国际合作出现的充分条件.谈到公共问题,就不得不追溯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 公共地悲剧 和 集体行动 问题上来.H a r d i n(１９６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共地悲剧»这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系统阐述了相关的观点:那些多个行为体均能获得并可以服务于私利的自然资源有被过度使用或错误使用的倾向,即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将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为实现公共利益而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比较困难.对 公共地悲剧 现象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 集体行动 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对于集体行动问题,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１９３５)就认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克制不要去做某件事情,那么作为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人都会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好处;但是如果共同体所有的人都坚持不去做这件事,那么共同体的整个福利损失非常微小,但是那个违背常人行动去做这件事的人,所能获得的个人收益会远远３３１«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大于他作为共同体成员所承担的成本.这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美国学者M a n c u rO l s o n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１９６５)一书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奥尔森认为即使一个大型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大集团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 搭便车 的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奥尔森提出,在许多情况下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在增进集体利益方面更有效率,而为了促使集团成员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为,必须引入有别于集体物品的 选择性激励 (s e l e c t i v e i n c e n t i v e s)制度.之后,O y e(１９８６)和S a n d l e r(１９９２)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了行为体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证实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与合作具有一定相关性.这是因为,行为体数目越多,信息交流就越复杂,交易成本就越高.其次,行为体数目越大,预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亦相应增加,影响决策质量的外部变量就越突出,信息的甄选更加困难.最后,在行为体数目增加时,信息不完备和环境不确定会导致更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 搭便车 行为更普遍.由于国际公共问题的解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国际制度的设计密不可分,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重点放在了国际制度上(K a u l,G r u n b e r g&S t e r n,１９９９;S a n d l e r,２００４;B a r r e t t,２００２;A n a n d,２００４).关于集体行动及其解决的制度建议,形成了如表１所示的集体行动的拇指规则.表１㊀集体行动的一般拇指规则规模建议大的集体行动群体很难形成;组的规模越大,与个人不协调行为相联系的无效率性程度越高.组构成建议较大的成员(那些具有较高禀赋的国家)承担了集体提供负担的较大比例.这也是所谓的剥削假设.制度建议集体行动失灵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收益的选择性激励来克服;集体行动失灵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例如,一个联邦结构.资料来源:S a n d l e r(２００４),p．３２.公共地悲剧 和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为人们分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它们部分地解释了国际市场失灵的现象,之所以说是部分解释主要原因是,并非所有集体行动的结果都必然是不合作,事实上合理的国际制度设计显得非常重要.三、霸权稳定论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国际体系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提供稀缺的国际公共产品,即稳定的货币体系㊁自由的贸易体系㊁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多数国家不愿意为国际公共产品支付成本,因此, 搭便车 现象比较普遍.只有霸权国家有能力和有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稳定者.以二战结束以后的美国为例,二战以后的美国从战争中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领导着世界.二战后多边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正是源于 美国 和 霸权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R u g g i e,１９９２).美国在冷战时期牵头在世界政治㊁经济和安全领域构筑了一整套国际制度体系.在政治领域内,美国主导了以联合国组织规范为主的国际治理体系,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大国协调的方式,构建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间体系;在经济领域,美国按照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等原则与规范成功地建立起了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㊁世界银行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成为美国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安全领域,美国积极组织和建立地区防御体系和国际安全机制,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等.不可否认,霸权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霸权国供给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 私物化 ,意指霸权国家为了自己的一国之私,把原本应该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产品变为本国从国际社会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危险.例如,二战后的美国在如上所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事实上加上了 最终解释权归美国 的字样,从而将国际公共产品变成美国攫取自身国际战略利益的工具.二是霸权国家的地位并非总能保持不变.在国际社会中, 搭便车 的现象比较普遍.一旦霸权国家实力开始逐步衰弱,而其他国家仍然不采取国际合作的态度,将会导致霸权国家无法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诸多的跨国性问题,如金融稳定㊁艾滋病的传播或全球气候变暖 只有在许多国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够加以解决.因此,除了霸权国供给以外,由于国际公共问题４３１的外溢性特征需要国际合作,而且其他单个主权国家出于自利的理性,当意识到在某一领域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有时候也会采取单边行动自我提供物品,而这也是现实中自１９６７年以来美国进入所谓霸权衰落期后,国际公共产品领域供给的一种常态.四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一)官方发展援助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关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融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官方发展援助(O D A)的背景下进行.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１)一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实现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对于这些国际公共产品的融资应该成为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K a n b u r,S a n d l e r&M o r r i s o n,１９９９; W o r l dB a n k,２００１).(２)在很多情况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官方发展援助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而且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越广泛,两者之间就越难进行区别.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官方发展援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相互之间可以互为补充或者相互挤出;另一方面,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够强化援助效率,反之亦然.如果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发展中国家,则强化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挤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而且,对不同国际公共产品的关注也可能导致官方发展援助在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再分配问题的出现.(３)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已有的多边机构同样也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A n a n d,２００４).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混淆援助和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融资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以及全世界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首要任务是实现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其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职责并不现实,也不尽合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发展中国家,则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强化国际公共产品将导致对传统发展援助的 挤出效应 .因此,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M u s g r a v e& M u s g r a v e,１９８９).目前,关于现实世界中官方发展援助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二者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由于现有的援助统计并未指出其有多大程度是分配到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因此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定义和分类得到了不同的估计结果.已有的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援助融资程度的研究主要有R a f f e r(１９９９), W o r l dB a n k(２００１),T e V e l d e,M o r r i s s e y&H eＧw i t t(２００２)和A n a n d(２００４).R a f f e r(１９９９)通过两种方式来定义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１,由具备国际公共产品特征的一系列活动组成;国际公共产品２,上述所有再加上结构调整(C R S编码５１０.C R S即C r e d i t o rR e p o r t i n g S y s t e m,为O E C D的信用报告数据库,主要是对官方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信息进行统计)㊁与债务减免相关的活动(６００)以及紧急援助(始于C R S编码７之后的所有活动).根据R a f f e r (１９９９)的估计,花费在国际公共产品上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在３０亿美元至１４０亿美元之间,而且国际公共产品的援助份额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显著增加;W o r l dB a n k(２００１)的估计显示,为生产核心国际公共产品的发展援助约为每年５０亿美元,为生产辅助国际公共产品的发展援助约为每年１１０亿美元.总的官方发展援助投向核心国际公共产品的比例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１％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８％(世界银行,２００１,p．１１７),并且从部门分布来看,大部分资源投向了健康和知识部门.T eV e l d e,M o rＧr i s s e y&H e w i t t(２００２)就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间的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程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份额为５％,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上升到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时达到９％,并且环境国际公共产品占据了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份额的７０％;A n a n d (２００４)基于O E C D的C R S数据就使用官方发展援助为国际公共产品融资是否导致官方发展援助流向某些国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㊁印度尼西亚㊁印度㊁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是排名前五的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接受国,每年大约收到１亿美元,但是相比于接受国的G D P而言,这个数量仍然较低.由上述已有研究可知,由于不同学者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分类不同,导致他们的估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程度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C R S数据库进行的,这是因为只有O E C D对援助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统计.但有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随着对国际公共问题关注度的提高,一些原本未统计的项目也加入了C R S 数据库的目的码中,例如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性别平等问题.而且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数据收集方法开始修订,因此关于援助政策目标的分析应该从１９９７年开始,而所有的这些使得上述研究的政策指导意义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利用C R S数据库最新的目的码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重新归类,对国际公共产品５３１«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的援助融资程度进行重新度量,并就与国际公共产品相联系的官方发展援助与传统援助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表２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可能的新来源㊀㊀资料来源:根据C l u n i e s－R o s s(２００３)㊁B i n g e r(２００３)和R e i s e n(２００４)整理.(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新来源除了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投入外,近年来已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国际公共产品融资新来源的问题,例如C l u n i e s－R o s s(２００３)㊁B i n g e r(２００３)和R eＧi s e n(２００４)等.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系列全球性税收,诸如货币交易税(托宾税)㊁环境税㊁人才流失税㊁国际航空税㊁海洋捕鱼税㊁军火交易税㊁对使用互联网征收的比特税,以及奢侈品税.第二类资金来源建议与私人部门相关,或者是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联盟,或者是单独的个人㊁企业实体和公民社会.这里是指用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慈善基金,以及用来刺激私人融资的全球债券和全球彩票等.第三类可以被概括为国际金融创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于发展目的的特别提款权(S D R s)的增加㊁国际融资便利(I F F)以及用来刺激私人融资的公共担保的使用,表２对这些新的资金来源进行了简要说明.五㊁简评关于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历史却并不长.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来说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它却对于解决世界的公平发展问题有着重大意义,对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基于公共产品理论人们知道,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低效,因而非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由.政府可以依据公共权力强制征税为公共产品融资.依此类推,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㊁跨国外部效应的纠正也应该是一个全球性机构的职责.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的权力超越国家权力,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全球性政府,联合国也只不过是一个 俱乐部 式的机构,不具有超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前提下由谁来负责供给国际公共产品?霸权稳定论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是如前所述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全球公私伙伴关系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这使得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全球治理模式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和现实高度.关于全球治理模式的实际可操作性,以及如何与制度治理更好结合以促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研究其实主要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研究.目前关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融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官方发展援助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之间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但是国际公共产品和发展援助之间的最终结果并非完全重叠,实现了发展并不能确保提供了足够和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也并不能代表各国所有多样化的发展目标.因此,应尽量在发展融资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厘清界限并建立联系.同时,就国际公共产品的融资而言,要在２０１５年实现新千年发展目标,仅仅依靠官方发展援助规模的扩大还远远不够.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国外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一系列的全球性税收和国际金融创新等新的资金来源途径,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对比性评估.无疑,传统的国际公共产品援助融资与这些新的融资来源相结合,将会更好地促进国际公共６３１。
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吴晓萍【摘要】通过分析国际公共产品在"资本供给"、"公正原则的体现"及"参与主体的权力"三个方面的具体困境,指出在"资本供给"方面,主要问题有资金总量供应不足,各国受益比不同和"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在"公正原则的体现"方面,由于各方对公正原则(具体表现为平等原则、互反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内涵及其内容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具体体现难以达成共识,公正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执行;在"参与主体的权力"方面,由于各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国内政策基础的不同,代表团能力的高低也使得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不同的结果.【期刊名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31)003【总页数】5页(P113-117)【关键词】国际公共产品;资金供给;公正;发展中国家【作者】吴晓萍【作者单位】外交学院,英语系,北京,10003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523-31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全球时代，国家之间不再是彼此独立和孤立的个体，而是全球化网络中的节点，即进入了复杂的相互依赖时代。
在这种相互依赖中，国际和国内的界限发生交叠，各种要素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双向流动，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由主权国家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
这种集体合作的产物之一就是国际公共产品。
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制度的世界贸易组织、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护地球生态安全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都是兼具国际和国内要素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般认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①国内对public goods有“公共产品”、“公共物品”、“公共财物”等几种译法，本文侧重其人造性(非天然存在)，所以采用第一种翻译。
的概念产生于萨缪尔森1954年《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
公共物品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物品是指供大众使用且不可竞争消费的物品，如公共交通、公园、道路等。
公共物品的特点是它们的供给和使用都是集体性的，不能被个体所独占。
在公共物品的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困境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区域合作治理上。
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是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之一。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人口密度等差异会导致其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和利益不同。
一方面，发达地区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这可能会给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带来不公平感。
资源相对富裕的地区可能对公共物品的供应产生抱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负担。
这种利益差异和矛盾容易导致各地区之间的斗争和对立，进而影响到区域合作治理的顺利进行。
信息不对称是区域合作治理的另一个现实困境。
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不同地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使用情况了解不足，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
这会导致区域治理中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给不受关注的地区带来不公平感。
由于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难以了解公共物品的实际需求和效用，往往会导致资源错配和浪费。
资源分配不均是区域合作治理的一大困境。
在公共物品的使用和管理中，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是一个重要问题。
通常情况下，资源分配会受到政府层面的政策决策和利益博弈的影响。
这容易导致较强的地方利益争夺和资源倾斜现象，使得一些地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使用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针对以上困境，需要寻求优化路径来推动区域合作治理的有效实施。
政府部门应加强地区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建立区域联动的机制。
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等形式，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形成统一合力，推动区域合作治理的实施。
政府应制定更加公平和合理的资源分配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科学设置公共物品供给的优先次序。
要建立监督机制，确保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福利分析公共产品是指在供给给予一个人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权，而且使用该产品的成本无法由个人在市场上支付。
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福利的实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福利之间密切相关。
供给公共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社会公益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例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它不仅对个体出行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整个城市的运输体系和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当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来建设和维护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时，可以改善人们的出行效率，减少拥堵，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提升。
然而，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供给效率的问题。
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质，市场机制往往无法有效提供。
因此，政府往往需要介入并通过税收等手段来提供公共产品。
然而，在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政府也面临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政府如何管理和支配有限的资源，确保公共产品的供给高效而不浪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也涉及到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权益平衡。
在供给公共产品时，政府需要考虑到市民的需求和利益，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但是，由于资源有限，政府需要根据不同的条件和优先级来制定供给策略。
这就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进行公正和公平的权衡，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市场经济和政府的角色。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然而，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整。
在供给公共产品时，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提供合适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确保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如何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政府需要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供给机制，提高资源配置和管理的效率。
同时，政府还需要与市民建立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关系，了解市民的需求和意愿，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期望。
浅谈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一、公共物品的内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消费的大多数物品是到市场上购买，买来之后，自己可以独自享其效用，别人无法使用，这种只能个人或家庭独自享用的物品称之为私人物品。
而与之相反，在现实经济中大量存在不具备明确的产权特征，形体上难以分割和分离，消费时不具备专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称为公共物品，例如国防、道路、无限电视服务等。
与一般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几方面特征：（1）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
每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他人消费的减少或者说一个公共物品一旦提供了，多一个消费者得加入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为实现消费这一物品，消费者之间不必要展开竞争或争夺。
（2）消费的非排他性。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消费而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最典型的如灯塔、国防、司法系统等。
（3）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公共物品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整个社会成员共同享用公共物品的效用，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家庭或集体使用，正如西方财政理论中提到的“灯塔理论”。
[1] 按照公共物品的供给、消费、技术等特征,依据公共物品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状况,公共物品可以被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1）纯公共物品。
一般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消费上不存在“拥挤效应”,不可能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进行排他性使用,如国防、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等属于典型的纯公共物品。
（2）准公共物品。
一个人的使用不能够排斥其他人的使用。
然而,出于私益争夺,在消费上却可能存在着竞争。
由于公共的性质,物品使用中可能存在着“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的问题,这类物品如地下水流域与水体资源、灌溉渠道等。
二、公共物品供给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以往人们常用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物品解决之道。
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如何会做出从全体当事人的角度看是‘非理性的’行为。
对此，人们提出以强有力的政府或者彻底的私有化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途径。
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者：顾延娅来源：《管理观察》2013年第03期摘要：公共产品供给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这些条件状况反过来必然会制约公共产品供给的效果。
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所处的各种条件并不成熟公正、合理地向每个社会成员供给公共产品有利于实现社会成员在机会、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可以为其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本文主要对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对策一、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1）主体一元，内容匮乏“主体一元”是指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而企业、社会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有关数据推算，到目前为止，全社会70%以上的公共产品仍依靠政府供给。
多样化的公共产品需求必须要有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来加以满足。
但与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相比，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却呈现出种类单一，内容匮乏的问题。
（2）总量不足，结构畸形充足的公共产品供给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大型基础设施；另外，足够的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可以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提供必要的保障，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然而，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却明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虽然自建国以来，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断持续增加，但就总体水平来讲仍然不高。
（3）机制不全，模式单一“机制不全，模式单一”是指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并没有发挥全部供给机制和模式的作用。
公共产品供给实践有力的证明了：首先，随着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模式必将取长补短、相互补充。
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供给机制都会“失灵”，不能独立完成供给公共产品的任务。
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却存在着机制不全、模式单一的问题。
二、解决“统筹问题”的对策建议（1）加强理论探索，丰富和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体系当前，想要解决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所存在的各类“供给问题”，需要丰富和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体系，从而在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理上破解公共产品供给实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及其困境分析作者：杨星临来源：《中国学术研究》2013年第08期摘要：全球公共产品的出现与发展是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愈加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今年来，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但是与之相对应的供给却存在着许多问题。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产生根源在于其自身性质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改变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解决方案也应该从这两点入手。
关键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集体行动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是公共产品理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演变和发展而来，也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备受关注、引人深思的问题之一。
有别于主权国家内的公共产品可以由一国之政府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强调的是在全球层面上的公共产品供给，但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全球公共产品的自身性质，其供给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这个词语开始被大范围的使用是建立在冷战结束这一时代背景之上的。
正是由于冷战的结束，两个平行世界的界限被打破，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像自然灾害、全球变暖、金融动荡等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愈加严重。
学者们在研究如何解决、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全球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被频繁提及。
可以说全球公共产品理论是随着人们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而兴起的。
英吉·考尔等人对全球公共产品下了较为权威和完整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公共产品，其收益可以扩展到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和所有世代的产品。
这一定义包含三方面的含义：（1）受益空间：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空间非常广泛，突破了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2）受益对象：受益者包括所有人，任何国家的国民从中得益时都是非竞争、非排他的，全球气候稳定不仅使某些国家的一部分人得益，而是所有入都能从中得益；（3）受益时间：全球公共产品不仅使当代人受益，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未来几代或数代人从中受益。
例如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未来数代人受益。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分类全球公共产品除了具有一般国内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其他不同的性质。
比如，诺德豪斯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另外一个不同的性质，称为存量外部性。
其含义是，目前的影响或损害取决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存量。
例如全球变暖问题，温室气体有多大的影响决定于在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的聚集和累积量，而不仅仅局限于目前的排放量。
存量外部性构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质。
从本质上看，存量积累通常非常缓慢，而且，正是由于存量累积非常缓慢，存量外部性通常有长期影响，并且是不可恢复或接近不可恢复的。
某个物种一旦灭绝，就可能永远消失。
①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
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报告指出，在全球领域，需要集中供给10类公共产品：基本人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越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知识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
斯蒂格利茨将全球公共产品划分为五类：国际经济稳定、国际安全（政治稳定）、国际环境、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知识。
②从性质上来看，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
准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只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之一的产品。
俱乐部产品：就其属性而言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在1965年发表的“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中指出俱乐部产品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消费的有限竞争性（较之于非竞争性）即在一定的规模下，会员数量的增加不会影响其他会员的消费质量，但一旦会员数量突破了最优数量，俱乐部就会出现拥挤（临界点）；其次，受益的局部排他性，即俱乐部产品对局内人是普遍受益的，对局外人却是排他的。
按照公共性的人为建构程度分类，全球公共产品可如下分类：③全球性的天然共有物：这类产品比如空气或公海，其特征是免费获取。
这些产品在原始状态下都具有典型的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有的全球性天然共有物虽然被赋予了一种社会形式（比如水资源）成了管理下的可供资源，但通常它们仍然可供所有人消费。
尽管有的时候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进行消费。
全球性的人造共有物：这类产品比如全球网络、国际制度、规则与知识，从获取他们多花费用程度又可分为：第一，免费获取，例如，非商业知识往往就可供任何人享用。
第二，有限获取。
例如，专利知识，它有可能存在于公共领域，但对它的使用却存在限制，至少在某段时期内如此。
全球性政策结果或条件：这类产品比如世界和平、金融稳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这种产品具有两个公共性特征：第一，关键性私人产品的普及。
第二，收益与代价的不可分割性。
除了以上两种比较常见的分类标准外，全球公共产品还可以按照其建构成分的生产循环阶段划分为最终阶段全球公共产品、中间阶段公共产品等。
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在此不再赘述。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及困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对全球公共产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包括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对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稳定、防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防治传染性疾病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增长与世界各国的需求还相差甚远。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一国单边供应，即由一个国家单独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可称作最优选择全球公共产品。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从全球公共产品的单独供给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单独提供时所花费的成本，即使其他国家都搭便车，它也会提供。
一般有一个国家单边供应全球公共产品的现象主要出现在霸权体系中，由唯一的一个霸权国为全世界提供某种全球公共物品。
各国加总供应。
这种模式有时候也被成为全球主义式供给。
有些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努力，其总供给量就是各个国家供给量的总和。
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集体行为问题以及四徒困境博弈。
区域合作供应，指不同主权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跨国界的区域合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者地区在跨国界的区域内合作。
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对恐怖主义的打击，表面上看起来受益国只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但是通过打击，减少或消除了恐怖势力，这种行为可以使所有其他国家和人们都从中受益。
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供应。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大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近年来，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扶贫、教育、救灾、卫生保健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取得了广泛的成就，为解决一系列带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从现有情况来看，虽然全球公共产品有多种供给模式，但是其中仍存在大量问题，形成了供给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供给不足。
因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由此产生了集体行为困境。
一些全球公共产品没有得到提供或只是部分得到提供。
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典型供给不足的全球公共产品。
在整个20世纪期间，暴力冲突引起了1.1亿人的死亡。
供给失调。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失调指的是某一种产品不是没有供应，而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供应，其产生的收益（或成本）被不公平的享受（或承担）。
例如，多边贸易体制使工业发达国家的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它使一些发达国家从该产品的消费中获得了大量的净收益，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净收益则大大减少。
过度使用。
全球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是由于过量使用诸如全球自然共有物这样的产品而引起。
例如：大气层是全球的共享资源，由于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这种全球公共产品已经并仍在被过度使用。
造成以上三种问题的原因，追本溯源是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国际社会的基本特点所导致的。
下面就给出几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全球公共产品最基本的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了消费国“搭便车”的倾向。
这一现象抑制了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
根据林达尔均衡理论：对于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如果每一个成员都愿意真实地显示自己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并且都自觉地按其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大小支付自己理应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那么公共产品的提供将达到最优。
④但是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消费者并不总是显示其真实偏好，也不愿按照其收益支付成本，从而出现谁都不愿意付出国内资源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范围不存在超国家政府权威。
在国内公共产品供应中，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强制手段征税，利用税收收入提供公共产品，是最为常见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实际上是通过缴税来购买公共产品。
然而，到现在为止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或权威，没有任何一个世界政府能通过强制手段向各国征税，或协调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决策机制不民主。
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本质是国际间经济合作与政治协调的过程，因此供应决策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决策。
然而，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决策权的分配是极不平等的，在许多情况下，个别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支配了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结构，这造成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处于无序和不合理状态。
全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分担方式存在分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意见相左。
发达国家强调对全球公共产品支付的“受益原则”，该原则要求公共产品的受益者按其边际支付意愿来缴纳公共产品的费用。
也就是说，不同程度的受益者应对公共产品承担不同的费用。
而发展中国家主张“能力支付原则”，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方的边际效益是多少难以估算，按能力支付原则可依据人均 GDP等可测指标来分摊成本，是一个更为可行的原则。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
要抑制“搭便车”倾向，应制定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
然而，国际社会既没有能力对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国给予正面的激励，也没有能力对不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源的国家实施惩罚，使得逃避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源成了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导致投入全球公共产品的资源不足。
四、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从根本上造成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现阶段我们虽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采取措施进行改善。
第一种方法是将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转化，将其变为一定程度上的私人产品。
无论是激励、惩罚机制，还是把纯公共产品转为俱乐部产品，实际上都是将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共性降低，或者将公共性与私人性进行捆绑，从而使全球公共产品在有效水平上得以提供。
全球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的私物化，就改变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种性质，从而可以明确分担成本，有效避免“搭便车”行为，缓解供给困境。
当然，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每种全球公共产品都能够进行转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