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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公共管理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机理规律，加强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章提出公共管理的前沿问题,分析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重点探讨公共管理的理论前沿，以期有助于我们预测公共管理的研究前景，正确引导我们进行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并在现实中能够发挥指导作用.【关键词】公共管理；理论；前沿问题一、公共管理的前沿问题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权力机关和非盈利社会组织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公共物品，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平均分配,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新兴学科。
公共管理与管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它要指引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更有效率，其前提与基础是解释公共部门的各种收入与支出行为、公共管理以及对市场中微观主体的影响与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与管理学不同,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公共管理有着特殊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对象。
而且公共部门与社会的各个主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个主体的反应与对策将对公共部门的政策执行结果产生巨大影响.这也就给公共管理带来了其他学科所没有的挑战。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有着特殊的“为什么”的问题.卡尔森（Garson）和欧佛曼（Overman）认为，1975 年的“政策管理协助研究委员会报告”是公共管理概念流行的源泉.［1］他们指出，在该报告中，公共管理被分为三个领域：（1）政策管理涉及政策选择和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2)资源管理涉及预算、财务管理、人事、采购与供给、财产管理和信息管理等；(3）项目管理则涉及日常执行，包括日程安排、记录保存、生产效率与监督等。
大多数美国公共管理研究者似乎更偏好另外两个相近的概念：“政治管理”和“战略管理”.20 世纪80 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政治管理研究跟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密切相关。
政治管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家、该学院的摩尔（Moore）明确表示：“我们的‘公共管理’概念在公共行政的传统责任之上加入了目标设定和政治管理的责任。
关于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的研究综述公共物品问题是指一些资源和设施，它们在被使用的时候不会减少，而且可以被多个人同时使用。
公共物品问题不同于私有财产或政府财产，因为它们不以任何特定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拥有。
公共物品的例子包括公共公园、街道、图书馆、公共厕所、天气预报等等。
这些公共物品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至关重要。
但是，公共物品作为共享的资源，它们的供应和使用会带来问题。
特别是在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公共物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本文将探讨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挤压的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的供应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
它们的典型特征是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供应，因为在市场交换中，每个人只愿意支付实际使用的费用，而不希望支付额外的成本。
但是，很多公共事业需要固定的资本和劳动成本，这些成本无法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得到回报，因此只能由政府或慈善机构等提供公共品。
但监管上的缺陷和腐败现象、政策执行不力等常常导致公共物品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合理使用，给公共物品的供给和使用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其中，道路、桥梁等公共交通设施的需求更加迫切。
如果没有充足的公共交通，城市交通拥堵、塞车、空气污染等问题就会不断恶化，对市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
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球44个城市中，北京被列为交通拥挤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
共享经济的改变共享机制是解决公共物品问题的途径之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正变得日益普遍和多样化。
人们在共享经济中通过共享、租赁和交换不同的服务和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例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房屋带来了诸多便利，也促进了更为高效的资源利用。
共享也成功地为城市交通和公共设施解决了一些问题。
典型的案例如，共享单车为整合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使许多城市解决了短途出行的问题。
共享汽车的推广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灵活的出行方式。
共享住房让人们能够在旅途中得到相对价格更为合理的住宿服务等等。
公共物品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公共物品指的是那些供大众使用的资源，比如公园、街道、水源和空气等。
这些资源的使用通常不需要支付费用，而且一旦被使用，就不能被他人排他性地使用，因此容易出现过度使用和资源浪费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物品的管理往往需要区域内各方的合作与治理，但是在实践中却面临种种困境。
一、现实困境1. 利益冲突：不同群体对于公共物品的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在城市公园的管理中，市民希望公园环境整洁、绿化良好，而商业活动可能会对公园环境造成破坏。
2. 治理缺失：由于公共物品的使用和受益者广泛，往往缺乏有效的管理主体，导致资源浪费和失序，比如在农村地区的共享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
3. 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合作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协调和合作，但是缺乏激励机制可能会使得各方难以形成合作共识，比如在城市社区的环境卫生管理中，居民缺乏参与的积极性。
4. 缺乏有效监督：公共物品的管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但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能会出现管理不善、资源挥霍等问题，比如在城市水资源的管理中，缺乏对供水公司的有效监督。
5. 投入不足：公共物品的管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等原因，往往会出现管理投入不足的问题，比如在农村地区的公共交通管理中，公交车班次不足、线路不畅等问题。
以上困境使得公共物品的合作治理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只有通过合作治理，才能更好地保护和管理公共物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就要求我们找到相应的优化路径。
二、优化路径1. 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建立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各方参与、各司其职的治理格局，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担，提高治理效率。
2. 设立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根据各方的贡献和成本分担情况，给予相应的激励，促使各方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物品的管理中来。
3. 完善监督体系：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包括监督部门、监督制度和监督工具等，实现对公共物品的全程监督，防止资源的滥用和浪费。
公共物品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公共物品是指不能排除他人使用或者消费的、一旦制造就存在的产品或者服务，比如空气、水和道路等。
在当今社会，公共物品的合理利用和治理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运行中，公共物品的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方合作，这就需要区域合作治理的参与者之间达成一致，协同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本文将从公共物品视角探讨区域合作治理的困境，并提出一些优化路径，用以解决这些困境。
一、现实困境1. 利益冲突在区域合作治理中，不同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
在水资源的治理中，政府可能希望尽可能减少水资源的消耗，而企业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大量消耗水资源，这就导致了两者在治理中的矛盾。
2. 合作难度大区域合作治理需要各方参与者能够协同工作，但由于各方的利益不一致、认知水平不同，会导致合作难度加大。
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中，政府、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协调可能就会面临一定的困难。
3. 治理成本高在公共物品的合作治理中，由于参与者众多，会导致治理成本提高。
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监管和管理，企业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来遵守规定，这就使得治理成本增加。
4. 治理效果难以评估由于公共物品的性质，其治理效果往往难以直接评估，导致了参与者之间对治理效果的认知不一，甚至存在着争议。
空气污染治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这就导致了治理效果的评估困难。
二、优化路径1. 制定明确的治理规则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和合作难度大的问题，各方参与者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治理规则来规范各自的行为，以达成协调。
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和个人在资源利用中的行为，从而降低利益冲突和合作难度。
2. 强化信息沟通和交流为了解决合作难度大的问题，各方参与者可以加强信息的共享和沟通交流，提高各方的认知水平。
比如政府可以组织各方参与者举行座谈会或者研讨会，以促进信息交流和合作。
3. 推动多方参与治理为了解决治理成本高的问题，各方参与者可以推动更多的参与者参与到治理中来，共同分担治理成本。
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市场化运作研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不断繁荣，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市场化运作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如何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责任的体现。
而在供给的同时，市场化运作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本文将分为供给和市场化运作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公共物品的供给所谓公共物品，指那些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充分供给，必须通过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来提供的物品。
公共物品一般具有以下特征：非竞争性（不会因为消费者的增多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不排他性（任何人可以免费使用）、外部性（使用者花费和其他人得益之间存在关联）。
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供给，而必须由政府来提供。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中央化供给和地方化供给。
中央化供给是指由中央政府来进行统一的公共物品供给，其优点是有利于统筹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同时也能够起到统一规划的作用；但是，中央化供给也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效率低下等问题。
地方化供给则是指由地方政府来进行公共物品的供给，其优点是能够更贴近实际需求、更具灵活性，但也容易出现地方财政困难、资源浪费等问题。
除了政府供给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向市场引导。
市场引导是指通过市场机制，向私人提供供给公共物品的奖励或减少成本的方式。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够在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前提下，避免政府无效支出，提高资源利用率，缺点是存在市场失灵的风险。
二、公共物品的市场化运作市场化运作是指利用市场手段来管理和经营公共事务。
市场化运作的实施，主要有四种方式：特许经营、委托代理、公共私营合作、股份制。
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将公共领域中的某些特定业务领域或某一文化服务领域剥离出来，交由特定企业或机构进行经营和管理。
这种方式优点是政府可以将风险和责任转嫁给特许经营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企业的管理经验和资金实力；但是也容易导致私人企业过度营利，忽视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
委托代理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达成协议，将承担某项公共事务的责任委托给社会组织进行代理。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问题原因及思考摘要：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却存在着严重失衡的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的分析和阐述，深入透视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撑。
关键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赖于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实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匮乏不仅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障碍，而且也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当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基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事实，认为在缺乏监督的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下，各种集资、摊派会逐渐增加以及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等因素是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二是从分税制尤其是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的角度，认为基层政府承担了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事权责任，基层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农村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的根本原因；三是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差异出发，认为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城乡“二元”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通过第三个方面进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1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公共物品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主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无法由私人提供。
农村公共物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私人不愿意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物品。
农村公共物品按其“公共程度”可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非纯公共产品和非纯私人产品。
农村公共物品中的纯公共物品是指在过程中具有充分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物品，主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村组织行政服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抗灾救灾，农村公共卫生防疫、农村扶贫开发等。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不足及现实中的公共产品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离开了这一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就无法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套用到政治领域,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根基。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释市场失灵的现象,同时又不能妨碍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的崇拜,西方经济学家必须借助公共产品这一概念。
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历来十分重视对公共产品概念的研究。
借助这一概念,他们得以解释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市场失灵现象和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当将政府的职能局限于仅仅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政府的理念。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一般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
而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
它包含三层含义:(1)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者在技术上可行但成本却过高,因而是不值得的;(2)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3)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而国防被视为就是这样的公共产品。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就国防而论,迈尔斯认为国防支出“最终具有竞争性,排他性也有可能”,尽管他没有明确举出相应的例子。
事实上,当张学良把他的军队撤进关内时,当年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对关外的东三省民众来说就是具有排他性的。
海曼认为,“只要我们保卫了一个人,我们也就保卫了所有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
而要让收复失地,让敌占区的人民也享有国防,而不是割让土地,谋求“和平”,那就要增加国防支出即增加社会成本,把敌人打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防同样是具有竞争性的。
这样一来,国防还能算是公共产品吗?如果它不是,那么西方公共经济学若不是要让政府放弃国防这一重要职能,就只得承认需要政府去提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而这样的产品按照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它只能是私人产品。
公共物品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如交通、环境等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这些公共物品往往存在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区域内的合作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际应用中，区域性合作治理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
本文将从公共物品视角探讨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一、现实困境1. 利益分配难题区域合作治理涉及到多个主体的利益，如政府、企业、居民等，这些主体往往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追求。
在利益分配上存在一定的难题，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和企业往往存在利益冲突，政府要求企业减少排放，但企业可能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愿意减少排放，这就导致了合作治理的困难。
2. 知识的不对称区域合作治理需要各方密切合作，但各方在知识的掌握上存在不对称。
政府作为监管者需要了解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企业需要了解市场需求和技术水平等。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知识不对称，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影响到合作的效果。
3. 治理机制不完善区域合作治理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现实中的治理机制往往不完善。
治理权责不清、信息闭塞、行政许可不规范等问题，都影响了合作治理的效果。
治理机制还可能存在利益困扰，导致治理不力。
二、优化路径1.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为了解决利益分配的难题，需要建立起一套利益协调机制。
政府可以加强监管力度，同时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支持，以减少企业的压力；企业则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合作治理，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
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调解机构或组织，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
2. 提高信息透明度提高信息透明度是解决知识不对称问题的关键。
政府可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提供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信息；企业也可以积极公开相关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
可以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各方可以在平台上交流信息、分享经验，以增加各方的知识共享。
公共物品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合作治理已成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区域合作治理中，公共物品的视角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关乎着公共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区域合作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如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治理主体的分散不协调等问题，制约了区域合作治理的效果。
本文将从公共物品视角出发，分析当前区域合作治理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参考。
一、现实困境1. 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在城市区域合作治理中，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导致公共物品的配置不均衡。
一些发达地区可能会过剩配置公共物品，而一些贫困地区则会出现公共物品的缺乏或不足。
这种不均衡分配不仅会加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还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
2. 治理主体的分散不协调另一个现实困境是区域内治理主体的分散不协调。
在区域合作治理中，不同的市、县、乡镇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都可能参与到公共物品治理中，但由于利益诉求和政策导向的不同，导致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同合作，出现“各自为政”、“拔河”等问题。
这种分散不协调的治理模式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和公共物品的低效配置，难以实现区域合作治理的整体性效果。
二、优化路径针对公共物品不均衡分配的问题，需要建立公共物品均衡配置的机制。
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引导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优先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可采取财政补助、政策倾斜等措施，促进地区间的公共物品均衡分配，确保每个区域都能够享受到公共物品的公平分配。
2. 建立区域合作治理机制针对治理主体分散不协调的问题，可以建立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加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
通过建立城市间合作机制或者建立专门的区域合作管理机构，统一协调区域内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行动，实现公共物品的整体规划和统一管理。
服务型政府理论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路径探讨一、引言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公共物品，是指供给给大众使用的无法排斥和消费的物品，例如公路、水库、教育等。
而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如何实现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服务型政府理论视角下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服务型政府理论，强调政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公共福利来满足人民的需求。
本文将以此为视角，探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路径和方式。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分析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政府财政预算有限，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不足。
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体系相对薄弱，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管理存在一定的困难。
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也面临着地域差异、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一些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低，甚至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普遍存在。
而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启示服务型政府理论强调政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公共福利来满足人民的需求。
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服务型政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政府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
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公共物品供给的改革和完善，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
政府还应该注重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推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改善和提高。
在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指导下，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应该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尊重和保障农村居民的利益。
政府应该发挥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
【公共经济】公共物品理论前沿问题及探讨方 倩摘 要: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博弈论都极大地推动了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
我国随着改革的深入,竞争的加剧,公共部门的弊端日益显现,公共物品总量呈现出严重的不足,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尤其突出,而我国的教学、科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之中,本文结合近几年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探讨了其对我国公共物品理论教学与制库安排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共物品 私人供给 税收补贴 地方性公共物品一、公共物品理论的产生及发展早在19世纪末,奥地利和意大利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财政学研究上,论证了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性、互补性,形成了公共物品理论。
林达尔均衡是公共物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它使人们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即分摊的成本与边际收益成比例。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是围绕着公共物品的供应展开的,1956年蒂鲍特(C.M.tiebout)发表了论文“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地方公共物品的文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着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展开了长期的博弈,地方性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深化了公共物品理论,使公共物品走出了只讨论纯公共物品的领域(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非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进行了讨论,公共物品的概念得以拓宽)。
70年代以后,公共物品理论的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制度保证公共物品决策的效率原则。
布坎南及其“公共选择学派”,研究了非市场决策,将公共物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众投票方式解决,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
克拉克和格罗夫斯等人探讨了激励机制问题,旨在设计一种计划程序,诱导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
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安排,使公共物品私人供应成为可能,表明了从公共物品供应的角度探讨公共物品问题已经较为成熟,也是实践对公共物品理论发展的新要求。
二、公共物品理论新发展及其内容(一)公共物品的分类问题。
公共物品是可以进行分类的,如果边界不清晰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阻止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或是完全由市场方式提供公共物品都会导致公共物品的短缺,这直接影响到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同时对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等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1954年,P.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首先给出了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公共物品有两个特质:一是排他性,二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随着公共物品研究的深入,关于公共物品分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
一些学者从筹资角度将公共物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性公共物品(continu2 ouspublic good),它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征税而提供的公共物品(Warr,Robert,1982,1984),另一类是离散性公共物品(discrete public good),所谓“离散性公共物品”就是,当有足够的贡献者(contributer)来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时就提供,否则就不提供。
比如造一座桥或一个图书馆,当有足够的钱支付成本时就建,否则就不建。
若根据有无排他性和竞争性,我们可以将公共物品分为三类:(1)纯公共物品;(2)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41性的公共资源;(3)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
后两类可以统称为混合公共物品。
混合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congestion)的特点,当混合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会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方式、效率问题公共物品的分类和混合公共物品的拥挤性为我们探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提供了前提。
所谓“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是指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强制的情况下,个人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形。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捐助的方式,如无偿建立图书馆,为SARS疫苗的研制免费提供基金等。
二是市场方式,即公共物品的投资、生产、修缮完全由私人来完成,私人通过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得到补偿。
三是联合供给(Vicary,Simon,1997),可以是私人与政府联合供给,私人部门负责生产,政府采购后再提供给公众,或者政府对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给予补贴和优惠。
也可以是私人与社区联合供给,社区给私人一些优惠政策,如低价提供场地等,私人则以较低的价格向社区提供公共物品,或者社区就直接向私人购买公共物品提供给社区成员。
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如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
如今,随着微观经济理论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公共物品的很多领域,私人或私人间的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首先,从纯理论模型上看,在Charles Tiebout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物品供需均衡模型指出,在五个假设前提下,公共物品也可以像私人产品那样较为精确地实现供求均衡,发展其他形式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或许会因为促进竞争而提高效率。
这些假设包括:公共物品的消费者可以完全流动;不考虑地方税收的可变性;有充分多的地方政府或社团可供选择;某地提供的公共物品只有该地的居民收益,公共物品的成本也完全有该地居民承担;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无差异的。
其次,通过博弈论框架的扩展。
康恩斯和桑德勒(Comes and Sandler,1986)研究发现,公共物品的纳什均衡供给不会为零,但要小于帕累托最优,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社区居民数量的增加而扩大。
Xiao peng Xu(2002)引入成本分担理论,通过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对称的公共物品供给博弈(symmetricpublic-good -provis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证明了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公共物品供给是增加还是减少是不确定的。
因为假定其他人均为自愿贡献者,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更多的人分担了固定的供给成本,这使行为人有了更强的动机成为自愿供给者,但同时也意味着由他人提供物品的可能性也上升了,从而导致更多的行为人选择“搭便车”。
若后者的作用超过前者,那么在均衡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自愿供给者。
Pecorino,Paul(1999)研究了重复博弈中,公共物品供给行为中的合作能力。
他们建立的动态模型表明,在一个大范围的经济中,合作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合作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加而变得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何种博弈中,反复的计划和博弈前的交流(Chakravorti,Bhaskar,1995),反馈、学习和重复博弈(史蒂文斯,1999)对于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公平与效率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除了上述两个研究角度外,目前的研究似乎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实验数据,通过这种实验经济学,可以帮助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说明,“搭便车”问题并不像传统经济理论预测的那样普遍。
Cason Timo2 thyN and Khan Feisal(1999)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荷兰东部一些工厂车间为工人们提供条形糖果,工人们可以投一个货币单位到指定的盒子里,然后取一颗糖。
实验结果证明了,由于缺乏监控(imperfect monito2 ring)和口头交流(verbalcommunication),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的经验不断增加,会使贡献水平不断下降,但如果行为人在决定个人贡献的数量之前有机会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就能扭转这种下降的趋势。
行为人会根据交流不断更新他们的预期,从而提高自己的贡献水平。
Myles,G areth D.(1997)通过实验驳斥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静态模型,提出了代际公共物品(intertemporal public good)的概念,假如消费者关心其子孙的福利,就有动机提高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水平,这样,消费者既直接从其消费公共物品中获得福利,也间接从其后代获得福利中获得福利。
此外,Cadsby和Maynes(1999)实验检测了资金返还的保证、持续贡献(continuouscontribution),最低成本(threshold),回报率(revenue)对集团行为进而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当然最重要的应届公共物品博弈实验(Public good games,P GG)了。
在典型的实验环境中,几个人为——51一组,组中有一个公共池塘(public pool)。
每个人收到一笔收益y,他可以选择从0到y的一个数值g投入公共池塘。
游戏最后,这个公共池塘会对组中每个成员产出报酬m,其中m是边际回报率(0<m<1)。
最后的收益由手中剩余的y和公共物品的回报共同决定。
实验中,一些学者(Fehr,2001)观察到多数人最初都选择将一半左右的收入贡献到公共池塘,以后各期随着他的实际收益而改变策略。
结果,公共池塘是逐渐枯竭的,但不会枯竭到0。
针对这种情况,费尔(Fehr,2000)研究了具有惩罚条件的公共品博弈(惩罚本身的成本函数是非线性递增的),并发现,一旦引入惩罚条件,参与者对公共池塘的贡献水平将大大提高。
因为参与者偏离平均水平越远,他就越有可能遭受惩罚。
此外,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信息经济学在公共物品理论上的应用主要就是解决如何“诱导人说真话”。
除了我们熟悉的克一格税以外,Gradstein,Mark,(1998)认为当信息完全时,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林达尔税等政策工具达到最优配置,当信息不完全时,不存在自愿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物品供给。
必须采取一些强制的对公共物品的矫正政策,设计一个税收一补贴政策,这一政策的条件是(1)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为公共物品做贡献的成本,政府只知道这些成本在人群中的分布。
(2)社会最优公共物品数量与个人成本无关。
给所有的贡献者补贴,补贴资金来源于向不贡献者的征税。
只要公共物品的社会最优数量是与私人成本的分配无关的,那么实行这种税收补贴政策就能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
同时,通过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可以解决由于缺乏私人对公共过物品偏好的信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Snyder,Susan K.设计了一种在缺乏上述信息的情况下,测试公共物品供给是否与帕累托最优一致的方法。
只需要假设机构是有可描述的偏好的,这些偏好是以连续的,严格单调和严格准凹性的效用函数来表示的,用以定义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的消费。
这种测试不需要考虑个体公共物品需求所引发的消费,只需要一系列总体水平的数据,特别适用于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为中心的模型。
也可以为在一个广泛的公共物品经济体(包括私人产品、公共物品、混合产品)中检测帕累托最优假设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
最后,从政治传统角度来理解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即公共选择的角度,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