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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贿选犯罪的现状、原因及治理对策我国贿选犯罪的现状、原因及治理对策贿选犯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的犯罪行为。
在我国，贿选犯罪多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该罪种的高发与多元社会需求、选举管理不严、腐败地方政治风气浓厚等原因密不可分。
贿选犯罪的现状贿选犯罪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选举参与人数低：由于贿选犯罪的普遍存在和过于频繁，公众对于参与选举的兴趣日益降低，选民的投票率下降。
2.贿选案件发生率高：我国许多选区内，贿选行为层出不穷，不论是候选人贿选与被贿选人行为，甚至包括选民的互相贿赂，都十分普遍。
3.花钱能够当选：在一些地区，选举的得票率与所投资的资金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也导致了贿选行为的进一步扩散，造成选举混乱和失去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4.选举舞弊百出：贿选犯罪助长了选举舞弊的产生，从而导致选举结果虚假，不符合普通民众的意愿。
原因分析贿选犯罪的发展与选择体制和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官员选举制度不完善：过于靠近地方、过于大的官员选举制度无明确规定，容易让官员于选举中利用贿选方法占便宜，破坏当地体制的建设。
2.民意参与意识不足：公民权益意识的普及是了解民意、建立政权的前提。
因为选举受到了影响，许多选民选择了脚底气而不投票，而另一些人对选民贿选不管不问，导致这种生存威胁在短时间内平静了下来。
3.社会贪污潜在制度：社会强势群体、政治腐败和重返田园的工人、农民等群众都可以制造和投票行为。
这些潜在制度中隐藏了应对衡量和反腐的制度罪行。
针对贿选犯罪的治理对策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政府应该采取以下措施：1.选举法规的制订：针对当前的选举问题，应该制订更完善的选举法规。
2.民意参与意识的培养：通过宣传、教育、媒体等手段，提高公民的权益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加选民对于选举的参与度。
3.依法查处贿选犯罪：对于贿选犯罪，应该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严厉打击，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平正义。
浅谈我国腐败现状与反腐对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今天，我们将浅谈我国的腐败现状以及反腐对策。
一、我国腐败现状腐败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呈现出多个层面和多个领域的特点。
首先，政府层面的腐败普遍存在。
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受贿受贿、贪污贪污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还严重破坏了人民的信心。
其次，企业界也存在严重腐败问题。
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正当利益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导致了资源浪费、失信风险增加等问题。
第三，司法领域的腐败也极为突出。
一些法官和律师为了个人私利而失去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司法公正受到了重大挑战，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二、我国反腐对策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腐败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以遏制。
首先，建立了严格的法律制度。
中国通过立法来明确腐败行为的界定，并加大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涉腐败行为的人员实施惩处和追责。
其次，中国深化了反腐败国际合作。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活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行为，追回国家资产。
第三，推行了更加透明和规范的行政管理。
中国政府通过加强行政审批的公开透明，建立了更加规范的行政体制，减少了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此外，中国还倡导全面从严治党，在党内强化反腐力度。
建立了反腐败协调小组，并将反腐败纳入全体党员的重要考核内容。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反腐败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
由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单靠法规和打击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体制改革，加强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反腐斗争。
三、未来的展望虽然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我们要时刻警惕腐败问题的反反弹可能。
只有通过持续的反腐斗争，才能实现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力度，建立健全反腐机制，完善监督体系，提高社会各界的参与度，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力量。
贿赂犯罪如今已成为社会腐败现象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打击贿赂犯罪中的受贿罪更成为目前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我国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来看，受贿罪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受贿犯罪的查处历来为司法机关所重视，但是对于与受贿罪对合出现的行贿行为处理的却不多，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相比受贿罪的数量更少，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瓶颈，使反腐败工作起不到最佳的效果，因此，为了适应加大惩处力度进而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这一反腐工作的新趋势，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应该成为反腐败工作的另一个重点。
一、行贿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是行贿罪。
”同时刑法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又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当然行贿还包括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和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
目前行贿罪大量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跑官买官向上级领导行贿；向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人员行贿，为进行走私、制假等寻求“保护伞”；为争取工程项目而层层行贿；以“回扣”的形式进行行贿，推销产品；为使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向司法办案人员行贿等。
从行贿罪的主客观方面、以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分析不难看出，行贿罪从广义的角度看具有以下的社会危害性：第一、行贿罪首先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进而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腐蚀广大干部；第二、从刑法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可以看出，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行为还破坏了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社会中行贿的存在，导致了未行贿的其他竞争者很自然地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位臵，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法则；第三、由于行贿者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因而大量行贿行为的存在，尤其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家的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第四、在贿赂案件中除了一部分索贿案件外，行贿是引起受贿犯罪的最直接原因，从社会因果关系上分析，行贿是受贿现象发生的条件和前提，大量行贿行为的存在、泛滥，使受贿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模式探究----基于法定犯时代的重构杜文俊陈超摘要：腐败治理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_.我国过去4(>年的立法都是停留在外延式立法，忽视 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内涵修复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内涵修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刑罚配置静态失衡和动态的断裂，并且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应当基于自然犯和法定犯的二分，建立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刑罚配置的二分结构，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建立预防为导向的刑罚配置，拓展贪污贿赂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根据以及刑罚规制的范围，通过改善重刑结构，消除价值偏向、行为规制前移、强化刑罚刚性，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动因，以此推动构建完善的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配置体系，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法定犯；刑罚配置模式；二分法中图分类号：DF6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502 (2020 ) 05-108-011作者：杜文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超，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生..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斗争，最为关注的是在刑事立法方面。
发展至今，历经6次较为集中的立法修正，看似繁荣的立法，似乎中国已进人“制度反腐”的新时期，实际 上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刑法在经济发展背景下走向外延扩张的一个缩影。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年工作报告，在2008年-2012年5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 218639人，而在2013年-2017年5年间，这一数字变为254419人，较前5年上升16.4%。
®—方 面，数字的增长可能是源于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以及 国家对于腐败治理能级的提升，但从另一方面更反映出过去的腐败立法修正并未真正有效地遏制 腐败犯罪的发生，腐败立法出现疲弱的态势，折射出腐败立法频繁修正与腐败增量依旧的严峻现 实。
基于转型期的腐败治理，有学者对我国的反腐败立法的径路作出分析，进而认为现代化进程 中的腐败犯罪存在两种立法模式：“外延扩张式”和“内涵修复式”，并且以从“外延式”走向“内涵式”为主要演进路径。
加大对行贿受贿惩处力度的对策和建议摘要：行贿和受贿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打击行贿受贿是目前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
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向性行为，除了被勒索处，行贿方与受贿方均为犯罪，因此在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也要打击行贿犯罪。
行贿罪和受贿罪使人民群众减少了对党的信任，使党失去了群众基础，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必须加大对行贿受贿的打击力度。
本文通过对保山市打击行贿受贿的实际调研、拟对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行贿罪受贿罪危害性打击力度对策建议我们党历来坚决反对腐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1]在当今社会，行贿受贿已普遍存在，已成为我国腐败现象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受贿罪、行贿罪是我国现阶段发案率较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两类犯罪。
受贿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
行贿罪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公务活动，行为人为了自己的不正当利益而向从事公务的人员行贿，是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严重干扰。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上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因此，加大对行贿受贿惩处力度，对有效遏制腐败，增进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析当前我国腐败治理的难点与对策腐败治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国外腐败治理的先进经验来看，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腐败行为就会大量出现。
当前，我们的经济转型正处于攻坚时期，滋生腐败的土壤难以根除，腐败活动不断出现新形式、新特点，犯罪手段、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腐败治理形势日益严峻复杂。
一、当前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是世界上较为清廉的国家之一。
随后，我国进入了向市场经济、现代化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腐败治理，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前我国腐败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腐败行为更趋隐蔽；二是一把手腐败问题尤为突出；三是商业贿赂手法多变；四是监督者则无人监督；五是既得利益难以撼动；六是腐败行为向各行各业蔓延；七是携款潜逃资产流失；八是权力期权化腐败增多。
二、当前我国腐败治理的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持续深入，腐败现象却不断增多。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前我国腐败治理的难点梳理分析，以提高腐败治理的能力和效果。
（一）社会公众思想上对腐败片面认知，腐败治理意识不足首先，传统借助关系思想和行贿的文化等腐败恶习是腐败在社会中仍有生存的土壤，而以廉为荣的社会氛围迟迟却难以形成。
以“人情关系办事”成为一种惯常的社会交往方式，社会公众对某些腐败陋习习以为常，心理上对一些腐败行为容忍度很高，参与腐败治理的动力持续不足。
其次，社会公众对腐败侵害自身利益的直观感受不深，反腐败意识不足。
社会公众参与腐败治理，最大的动力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出于对官员不廉洁行为的痛恨。
最后，社会公众对参与腐败治理的信心不够。
实践中，社会公众在面对一些腐败大案、利益集团时，往往感到难以与之较量。
长此以往，使社会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热情下降。
（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制约不足一方面，政府职能没有调整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仍然比较模糊。
政府管理的领域较多，有关部门拥有大量的市场监管权力，寻租空间较大。
浅谈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第一篇：浅谈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形势与政策论文浅谈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摘要】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
我国现今腐败问题严重，存在着腐败案件不断增长，三公消费，越权渎职等问题。
而出现腐败问题的原因：一有根本问题在于制度，二致富强烈动机导致腐败，三经济转型不彻底等。
为此我们要落实监督制约机制和事后惩戒机制，落实舆论和新闻自由和做到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关键字】腐败问题防治对策“物先必腐，而后虫生。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也引发了我对于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的确，腐败是现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大学生们关注的问题之一。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
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
反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难题。
一、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一）腐败案件不断增长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这种腐败犯罪数字，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犯罪率从1965年的10万分之3上升到1981 年的10万分之89，在1989年又上升到10万分之181。
中国政府也在官方统计报告中承认，腐败案件在逐年上升，每年增加10％至20％。
（二）三公消费2006年中央决算情况报告称，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39373.2亿元、总支出、40422.73亿元。
“三公消费”占收入、支出超过22%。
现代中国有了举世知名的三个“公害”，就是当代中国的官员们与时俱进的创造。
这三个“公害”是：公车泛滥、公吃奢靡和公游铺张。
中国的官员们日常出行要派车，出差要吃饭住宿要用公费，迎接其他领导又要铺张，这从古代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风俗习惯，喜欢讲究排场和所谓的礼貌。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建国以来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国际上政府廉洁的排名都比较后。
论我国腐败犯罪的现状及其对策一、腐败犯罪的现状与特点我国当前正处于较大变革运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腐败犯罪现象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权钱交易，行使职务与谋取私利相结合、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相结合，权力的物化、商品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是腐败犯罪的最典型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以某种扭曲的方式进行结合的产物。
其实质是一种畸形的交易行为。
掌握权力的一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行使权力来谋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即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以牺牲国家或集体的利益，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代价，来满足个人或小团体的私欲。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法制的不健全、社会伦理道德的偏差与失范，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极腐败现象再度猖獗，权钱交易这一形式被赋予许多新的内涵。
权力物化、商品化，权力资本与金钱资本在目的、手段、影响等方面都有所进化、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日益严重。
以贿赂罪为例，在经济运行中，在某些地方，贿赂与经济行为相结合，甚至成为生产、流通领域得以完成的必要的润滑剂，并从一种单向的行为变为双向的行为。
出卖权力、接受贿赂的掌权者也步入商业化的浪潮，甚至把行使权力作为一种经营活动，以权力为资本，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明面上或暗下里被动地接受贿赂，而是通过种种奇妙的暗示或洒酣耳热后的“失言”、“自白”，做“姜太公钓鱼”，寻求合作者，进行合伙经营；而行贿者的眼光也变得“长远”起来，不再追求眼下一时一地的利益，他们通过不断的贿赂与投入，以扩大和形成一条牢固的金钱纽带，换取长远的利益。
（二）腐败犯罪从自然人发展到法人，从经济部门蔓延到执法等部门，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在许多地方已经公开化、广泛化现阶段，一方面人们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深恶痛绝；另一方面，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日益严重。
甚至社会上已形成普遍的贿赂心理，并且凝固成一种心理定势，外化为行动习惯。
首先、金融、商业、建筑、供销、物资、外贸、房地产、证券、期货等经济部门是腐败犯罪的集中多发区。
我国贿赂型犯罪刑事治理对策之完善一、刑法层面的贿赂型犯罪治理对策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刑罚，我国的刑罚有着“厉而不严”的特点，《刑法》对于受贿罪适用无期徒刑、死刑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犯贪污受贿，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等，都体现了我国刑罚“厉”这一特点，这一特点虽与本文比较的几个国家不相一致，但我国幅员辽阔、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就目前而言，“厉”这一特点与我国国情是相适应的，暂时应予保留、不宜改动。
其次，我国的刑罚还有着“不严”的特点，即法网不严，以至于很多行为不能为我国刑法所规制，贪官在侥幸心理之外似乎又多了一层法律保障——“法无规定不处罚”。
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是使法网严密，防止大量的“漏网之鱼”逃脱法律的制裁。
（一）扩大贿赂犯罪犯罪构成的范围各国的贿赂犯罪犯罪构成中有一些相同的概念名称，但其中概念的外延却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我国概念的外延更为狭窄一些，应当适当地扩大某些概念的涵盖面，以此严密我国的法网： 1.“贿赂”一词在我国仅指有形利益，而不包括性贿赂，但现在世界各国的性贿赂现象都比较严重，如果不将性贿赂列入“贿赂”一词的内涵，将使得大量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的确，性贿赂犯罪的侦查比较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一项犯罪具有调查难度，而将本属于犯罪的行为置于刑罚之外。
我们要做的是完善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
2.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依照我国目前的《刑法》，只有当行贿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时，才属于《刑法》所规制的行为，相反，如果行贿者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只有受贿者是构成受贿罪的，而行贿者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这就导致现实中有大量行贿者的行为无法得到规制。
我们对贪污腐败抱持着“零容忍”的态度，而行贿者即使为谋取正当利益，其行为本质上仍然属于行贿，应将行贿罪中的目的要素增为“为谋取利益”。
3.受贿罪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等，相对于多数国家范围仍然过于狭窄，建议类比适用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我们知道，目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中犯罪主体的范围当数贪污罪最为广泛，如果受贿罪能适用这一范围，无疑使得治理贿赂犯罪这一大网更加牢固紧密。
（二）完善贿赂犯罪相关罪名《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这一罪名作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对向犯，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行为。
可以说，这一举措是严密法网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我国罪名的设置还是太过单薄，有大量可以补充的空间，可以增加的罪名有： 1.事前受贿罪。
我国目前的公务员制度导致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在正式任职前会有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不可避免就会有贪污腐败滋生的机会，在任职前接受贿赂，任职后为行贿者谋取利益。
这种行为目前在贿赂犯罪领域还属于无法规制的行为，增加这一罪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贪污腐败的滋生。
2.转达贿赂物罪。
当前的一些行贿者和受贿者为了个人的安全而采取通过代理人行贿、受贿的做法，为查处犯罪加大了难度。
其中，对于转达贿赂物的代理人如果统一单纯认定为行贿罪或受贿罪，会使得代理人彻底成为行贿者、受贿者战线上的人，从而不利于检察方侦查犯罪，增设转达贿赂物罪，作为相对较轻的犯罪，与污点证人制度相结合，更有利于实现侦破贿赂犯罪的目的。
3.事后受贿罪。
依据我国当前《刑法》，任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未约定离职后接受贿赂，而对方在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的赠与，不认定为受贿罪。
这就为犯罪分子开了法律的口子，使得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后会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以颐养天年。
二、刑事诉讼法层面的贿赂型犯罪治理对策（一）污点证人制度污点证人这一说法来自于西方。
当然，它在我国还是有所体现的，即行贿者自首、立功方面的规定：行贿者在被诉前主动交待，并有重大立功表现，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被诉前主动交待，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但也只能说有所体现，事实上，污点证人在我国并没有建立起来。
不过，从我国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是有建立污点证人的制度基础的。
对于污点证人的试水，应当是在稳定中求创新，不可大幅变动，甚至应当是实践先行，在实践中完善制度，进而促成相关立法的进行。
实践中的运行应关注以下细节： 1.污点证人的主体，即哪一些人可以作为污点证人。
从我国关于行贿者的自首、立功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到一定启发。
首先，行贿者可以作为污点证人，可以说，行贿者是最有力的揭发犯罪的主体。
其次，我国《刑法》规定有介绍贿赂罪，这一罪名是相对较轻的罪名，可以将介绍贿赂者列为污点证人，这样民众的接受度更高一些。
最后，前文我们讲过，增设“转达贿赂物罪”可以与污点证人相结合适用，转达贿赂物的代理人即可以列为污点证人。
在污点证人的初期试水阶段，只将一些轻微贿赂犯罪者列为污点证人，这样既能减少因贿赂犯罪的隐秘性而使得一些贿赂犯罪无法开展侦查工作的情况，又能避免一些重大贿赂犯罪者因作为污点证人而逃脱法律的制裁。
2.污点证人的案件，即在哪一些案件中可以适用污点证人。
前文笔者强调我国目前应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将法网加密，避免贿赂犯罪主体的侥幸心理。
具体到污点证人的案件，就要求我们限缩污点证人的适用案件，除重大必要、侦查困难的案件，不轻易适用污点证人制度。
3.污点证人减免刑罚的程度。
污点证人是在行贿者立功、自首规定方面的更进一步，因此，污点证人的刑罚减免程度也应该更进一步。
综合考量来说，笔者以为可以做如下规定：犯罪者揭发他人贿赂犯罪行为，可减轻处罚；揭发他人重大贿赂犯罪行为，可免除处罚。
在被诉前有上述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狱侦耳目”如果说污点证人是一道西式点心，那“狱侦耳目”就是我国的本土佳肴了。
那么，何谓“狱侦耳目”？即是指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从在押罪犯中选建，用于收集犯罪信息、掌握对象动态、协助收集证据的一批隐蔽身份的辅助人员。
事实上，在我国重大、恶性犯罪中，早就有了“狱侦耳目”的身影，但因为其适用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使得其一直处于“亦正亦邪”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
由于贿赂犯罪的隐秘性，可以说，“狱侦耳目”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但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对“狱侦耳目”适当规制的基础上。
1.“狱侦耳目”的选择。
这是最为基础、重要的一步，在实践中，笔者发现，正是由于有些案件中“狱侦耳目”的选择存在重大纰漏，使得品行严重不良的人成为“狱侦耳目”，从而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比如当年的“张氏叔侄案”等案件。
在“狱侦耳目”的选择上，需注意以下几点：（1）贿赂犯罪的“狱侦耳目”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可以说我国的官员大多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具备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员，只有“狱侦耳目”同样具有较高文化素质这样才能与贿赂犯罪的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从而得到犯罪信息；（2）贿赂犯罪的“狱侦耳目”需具有良好的品行，其实不只是这一类犯罪的“狱侦耳目”需做此要求，所有犯罪的“狱侦耳目”都不例外。
监狱的监管人员应当在平日监管过程中留心观察，选择其中真诚悔罪、意志坚定、品行良好的服刑人员作为“狱侦耳目”。
2.“狱侦耳目”的管理。
正式的建档管理是将“狱侦耳目”划入正轨必不可少的一步，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狱侦耳目”的滥用、“野生”“狱侦耳目”的横生。
3.“狱侦耳目”所得证据的适用。
不适当的“狱侦耳目”之所以会导致冤假错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侦查方在得到“狱侦耳目”的证言后，或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或以此为基础刑讯逼供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欠缺物证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处罚。
在真正法治的国家，证据的采信对于定罪处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于“狱侦耳目”所得证据首先应当进行质证，解决证据的合法性等问题；其次，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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