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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电影影评第一次了解到《悲情城市》这部电影，是在图书馆的电影系列书架上，看到了贾樟柯导演的那本墨绿色的书，书中有一部分章节提到了侯孝贤导演和他的这部作品。
影片的开头，在一座昏暗的屋内，林家长子林文雄略显焦虑地抽着烟，不时望向屋内即将生产的妻子，广播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声音断断续续。
男人卷起吊灯上的挡布，室内亮起一圈暗黄的光晕，孩子降生，取名林光明。
随着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战后经济萧条，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在人心尚飘零如浮萍不知归属何处时，被灰暗与迷雾笼罩的基隆，林姓一家的生活也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逐渐走向分崩离析，最终走向悲剧，成为一个充满茫然惶恐和未知苦难的时代缩影。
知识分子们围坐在酒桌旁，讨论着时局，感叹着命运，高唱着《流亡三部曲》，而一旁 8 岁便失去听力的林文清却显得茫然无措，游离在外。
他索性和宽美讨论着音乐，通过纸笔交流，在心中倾诉着自己的话语。
他的静默与温和，以及他与宽美之间心心相惜的感情，为这个充满悲悯与灰暗的故事带来了一丝生机与光亮。
宽美旁白的娓娓道来，以及文清笔墨交流时画面上如黑白画卷般充满诗意的字迹，成为了这个冰冷残酷现实里仅存的一丝浪漫。
然而，接连不断的事件最终还是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摧毁。
树欲静而风不止，林文森因战事远走南洋，自此生死未卜；林文雄在战后时局动荡、多种势力斡旋中，心系家族、主持大局，却不幸被卷入是非，最终倒在了对手的枪下；林文良走私毒品，在狱中饱受折磨，最终精神失常，不省人事；而始终处于边缘、品行温良、不问世事的文清，也因与进步人士的关系而身陷囹圄，遭遇不测。
曾经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的大家族，如今只剩下宽美、阿谦与远方的阿雪，在书信间残存着些许温暖。
无论是林家的老老小小，还是影片中未曾着墨的这座悲情城市里的芸芸众生，在这段历史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影片中对各种事件和人物冲突的画面处理，台词极少。
例如，文清第一次被抓到监狱时，即将被提审的狱友默默整理着衣裳，互相道别；林文雄在赌坊与黑帮发生冲突被枪杀；最后宽荣被补等场景，我们只能听到枪声、打斗声，甚至铁门碰撞的声音。
14.78%摘要：曾经问鼎威尼斯的台湾“史诗”电影《悲情城市》贯彻着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昭示着“台湾新电影”不枯不竭的文化创造力的传承与张扬和现代美学精神。
电影再现了台湾战乱年代平民生活的悲惨梦幻与悲欢离合，是历史悲痛融于悲惨记忆的见证，其深度与广度震撼人心并由此成为历史的备忘录。
关键词：侯孝贤；《悲情城市》；“鸳鸯”梦幻前言：1980年初期，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主将的台湾新电影精英群中，创作中渗透着一种现代的美学精神，表现出本土意识的萌发和相应地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注，有别于70年代沈溺于“功夫”和“言情”逃避主义电影。
他们倾心探讨自身的处境以及成长经验，凝视着台湾从淳朴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世俗百态，与其说是探讨，不如说使他们自身经历的再现。
另外，除此，电影本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相应地对电影叙事格局和镜语体系的重构，也为他们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经典叙事的方法是好莱坞式新电影的专长，即有意增强故事的趣味性，突出因果关系的特征走向单向型叙事，探求电影的写实性和文化品格，注重电影自身隐含的哲理性。
从整部影片可看出导演真挚的诚意，他致力于打造出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的电影，希望自己的电影事业有朝一日完全摆脱媚俗式的商业体制。
该影片不仅仅内容有原创力，含纳历史感，而且构思各有神态，镜语别开生面。
侯孝贤就是发掘了一种以一贯之、惟己独有的东方诗韵，凝重、浑厚而大度，令人目不暇接，浮想联翩。
侯孝贤导演的创作精神在同辈中颇为流传：锲而不舍，锐意进取。
他的电影创作，涂抹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正如“掘井”那样，深挖社会现实的根源。
从1980年开始，欲掘欲深，到了1989年，终于完成了他的杰出史诗式作品《悲情城市》，并且有深度和广度，有“悲情”元素与审美意境，一举闯入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并夺魁。
当时谢晋导演为评委之一，他一言九鼎地评价此电影的气势、意境、胸臆不凡，令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居然在一位年轻导演那里诞生！或许，是历史让侯孝贤走向早熟，历史的悲情在他心中积淀深沉，则境界必然更为开阔，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则。
1989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我是在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读到这条消息的。
那年整整一个春夏，特别是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已经养成了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出门，到报摊上等候新消息的习惯。
北京没有动静，倒是台湾传来了新闻。
一、悲情入心记不清是在一册类似《大众电影》的杂志上，还是在一张类似《参考消息》的报纸上，我读到了《悲情城市》获奖的消息，比中国人第一次拿到金狮奖更让我震惊的是有关这部电影的介绍：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
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
台湾导演侯孝贤在影片中通过一个林姓家庭的命运，第一次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这一反抗事件。
《悲情城市》的介绍还没有读完，一片杀气已经上了我的脖颈。
大陆上演的政治事件刚刚过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已经将「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银幕。
很多年后，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布聊天，他的一个观点让我深以为是，他说：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
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
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
仅凭这个动荡的故事和忧伤的片名，我把侯孝贤的名字记在了心里。
黄昏时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对《悲情城市》的想象还是挥之不去。
那天，在人来车往中看远山静默，心沉下来时竟然有种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间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悲情」这个词，这个词陌生却深深感染了我。
就像十二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带回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在中学当语文教师的父亲看过后连声说文笔真好，他大声给我们朗读：「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从小接受革命语言训练的我们，突然发现我党的领导人在给国民党反动派写信时恢复了旧社会语言，他们在信里称兄道弟，谈事之前先谈交情。
《悲情城市》影评、剧情介绍（中国台湾电影）[ 作者：佚名转贴自：网络更新时间：2010年8月28日]《悲情城市》影评侯孝贤导演在1989年的电影作品《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作为背景，且取名作“悲情”，然却不见激烈愤怒的指责亦没有荒谬的剧情出现。
一切故事发展只是建构在一个家庭的生活之上，真正地以“人民”为出发基准点，诉说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环境下，人民如何求得生存。
而这“悲情”与其说是人民自怨自艾地沉溺在困苦中，倒不如认为是人民对于大环境感到无助无奈，进而被迫自立自强找出一条生存的道路来，如此产生的坚强性格。
电影一开始便是一连串的日文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终于脱离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
然而我们却只见到文雄（陈松勇饰）焦急地等在房门外，等着妻子在里头生产。
此时，他所关心的是妻子能否顺利生产，以及产下的小孩是否平安健康，台湾脱离日本统治相较之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接着镜头便带到以林阿禄（李天禄饰）为首的大家族为了“小上海酒家”的开幕忙进忙出，屋内装饰着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布幔、彩球、桌巾等，一副喜气洋洋好似过年般的欢乐气氛。
而小孩们只会在一旁吵吵闹闹打来打去，妨碍大人们的工作，这时便会有长辈出来喝声制止。
这便是台湾传统人家中，时常会上演的景象。
或许看似普通，不过是日常琐事，然而这就是台湾人民真实的生活景况。
而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亦透过广播，数次对所有台湾人民喊话。
如同电影开始时的日本天皇，我们只闻其声，却从未见到本人抑或政府相关人员的出现。
因此，比起那些远在天边、只闻其声响的政治广播，台湾人民更关注的是切身的生活。
一如宽美（辛树芬饰）在写给文清（梁朝伟饰）的信上所说：“东西都在涨价，邻居都说日子不好过，可能我比较不会想，因为我只要看到文清跟阿谦（儿子）在身边，就觉得日子很好、很幸福。
”究竟是日本人执政，或者中国人执政，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只要家人过得平安健康，三餐得以温饱，其他的纷纷扰扰便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
且行且吟——《悲情城市》中的乡愁印象中文名：悲情城市外文名： City of Sadness出品时间： 1989年出品公司：台湾年代影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制片地区：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编剧：朱天文、吴念真主演：梁朝伟、李天禄类型：剧情片长： 157 min上映时间： 1989年【影片介绍】本片是台湾新电影领袖侯孝贤在1989年拍摄的经典影片，荣获当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金狮奖”，是他本人的创作巅峰。
正如这部电影的名字，“悲情”就是这部影片的主题。
但是这样的主题并不只限于他们所在的城市，而是当时整个台湾同胞共同的“悲情”。
影片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发生在政治矛盾最尖锐的台北市，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城“九份”，但是透过影片，我们能够从林家一户的遭遇窥见到当时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民。
而我认为，本片的深层主题不止限于此。
影片真正要表达的是当人类处在动荡的大时代下，平凡人的无助、绝望乃至人性的裂变，是人类无法承受的巨大悲哀。
由于该片涉及台湾政治敏感问题，一度被禁，但是这部电影在世界影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其深刻的历史主题和他本人平静中富有力度的创作风格，被众多电影人推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台湾电影人和大陆电影人。
【故事梗概】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并结束了对台湾50年的统治，国民政府正式接管台湾。
在台湾一个名叫“九份”的山城里，有一户做生意的林氏家族。
林氏父亲年事已高，由老大林文雄掌管生意。
他们兄弟四人：老二是一位医生，漂流南洋，之今毫无音讯；老三林文良先前在内地参军，归家时已经是一个疯子；老三林文清八岁由于事故失聪，在照相馆工作，与宽家兄妹关系要好。
此时，台湾局势动荡，政府贪污腐败，物价上涨，台湾人民的反动情绪正在升温。
一日，老三被惊雷震醒，恢复了意识，而后试图做走私生意被老大严厉制止。
在此期间，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加剧。
老三的合伙人不满他的违约，伺机报复，密告老三乃是汉奸，老三被抓。
在老大和老四的极力营救下，老三终于获释，但因受到刺激再度变疯。
编导必看电影《悲情城市》一夜风吹过黑幕下的基隆，岁月翻起的浪敲打月下的城。
一个女人在生产，一盏灯在小屋中挂起，点亮一家人昏黄的的焦灼。
这是1945年的台湾，吱吱呀呀的收音机播放着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女人的呻吟不时从屋中传出。
而灯光幽明的小屋如海中的一叶舟，漂泊着一家人几十年动荡的岁月。
不多久，一声啼哭豁然划破黑暗，一个婴孩诞生了。
孩子是个男孩，父亲林文雄为之取名光明。
夜色还凉着，天或许快亮了。
孩子仍不时啼哭，窗外的墨色淡了一些，又很快归于沉寂。
这一刻，是一个家族悲剧的开始。
伴随着婴孩初生的，还有我们将要讲述的一段故事。
讲故事的人，叫做侯孝贤。
中学时候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一直不敢提笔说它，也不能说就真的看懂了它。
常常会在脑子里想起一些情节和对白，体悟的是一份诗意的抒情和浮沉的怅然。
年岁渐长，才评出其中不绝如缕的悲怆来，以及娓娓道来的对于时事的叙述和人生的解读。
这部电影台词不多，想说的话却都在画面之外。
浩海中浮沉的是漂泊不定的台湾，孤岛上动荡的是乡愁不断的基隆，悲城里生活的是平凡普通的林姓一家。
电影便是以林氏一家，串联起了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的一段历史。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宣布台湾重入中国版图。
然而台湾本岛人民的生活，并不曾因政权的更替而一日转变。
太阳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知识分子慷慨高歌《流亡三部曲》，孩子耳边仍悠扬响起日本的旧时民谣；收音机里播放着台湾光复的捷讯，宽美却温暖地流着眼泪相送日本女子静子；当政者换了国民政府，腐败混乱却比过去更甚，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到了二二八事件，这样的矛盾终致爆发。
1947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台湾专卖局工作人员，在一次缉私活动中打伤女烟贩林江迈，后又误杀路人陈文溪。
28日，台湾市民举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却遭开枪扫射。
最熟悉的、陌生的悲情一盏昏暗的灯，两根奋力燃烧着的红蜡烛，男人们袅袅不断的烟雾，在电影一开头就显露出夏天的闷热，还有这座阴暗的屋子里，愁眉不展、忧心不断的人物们的复杂心情。
女人生产时痛苦的叫声，与絮絮不休的收音机里的日语广播，使人的心情更加铰结成一块，你会情不自禁握紧手掌，就如同你站在床前，看着清晰的、纠结在一起的生产的女人的脸，听着她的12根肋骨被同时折断的痛彻心扉的哀嚎！只到了孩子呱呱落地，响亮的哭声中，不远处响起“哒哒”的枪声。
原来，这世界一直是平衡的，有新生即有死亡。
这是侯孝贤给读者的一段念想，在电影推进的过程中，到底谁生谁死，谁留下谁离开。
我便是想进去探个究竟。
《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中包含了日本投降、二二八事件、国民党退守台湾等与台湾人民深切相关的历史事件，但侯孝贤没有直接呈现这些被赋予不同意义与解读的历史，而是用这些事件的承载者——台湾人民的生活和心理以及他们的话语与行动去反映历史。
电影的主人公——基隆林氏家族，兄弟四人便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不同阶层的遭遇：林家老父阿禄年事已高，由兄弟四人中的老大文雄当家。
文雄与元配妻子只得一女阿雪，乃另娶小妾，于战争结束这年产下一子，取名光明。
林家老二原为当地开业医师，战时受征召到吕宋岛担任军医，结果生死未卜。
老三文良到上海为日军担任翻译，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精神受创，返台后住院疗养。
老四文清自小失聪，经营相馆维生，与友人宽荣及其胞妹宽美感情深厚。
林文清也遭到逮捕，下落生死不明。
一进入电影，就有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并不是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有多么深刻，而是电影里熟悉的演员、熟悉的语言、熟悉的生活环境，那些都生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身为闽南人，从小看着“敌电视台”长大，听着、说着与台湾腔几乎相同的同安腔闽南语长大，住在老房子里长大。
一样熙熙攘攘的客厅，一样坐在最高位的祖父“恐吓”着一群玩耍打闹的孩子，一样家里人盛装打扮迎接某一件盛事。
所以，当我沉浸在《悲情城市》沉闷的氛围里的时候，我并不是一心一意的。
文学评论侯孝贤之《悲情城市》———隐藏在它旁观者式的长镜头背后的，是温婉的爱和浅浅的诗意张爽作者简介：张爽，女，重庆人，四川美术学院，2011级影视动画学院研究生。
摘要：侯孝贤的每一部片子都交织了个人自传式的影子。
导演通过其惯用的长镜头，景深镜头，静止镜头等看似冷酷的客观记载了那一段悲怆的过往，正如侯孝贤自己所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他的电影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这冷眼旁观般的记录，身在其中又若隔岸观花，留下的只是内心深处久久难散的悲凉回忆。
关键词：台湾本土电影；侯孝贤式的悲情；长镜头一．关于这座“城市”和这里的“悲情”《悲情城市》取材于台湾二二八事变的背景，台湾1945年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日本的影响在之后的至少20年里仍然相当大。
《悲情城市》突破了个人命运的局限，直指台湾当局的政治的敏感地带，挑战禁忌，但这全然不是哗众取宠，只是真实而贴切的讲述时代碾压下的生活碎影。
政治只是时空造就的一场错觉，如南柯一梦，梦中我们的亲人离去，姐妹分离，家道衰落，庄园毁弃。
电影中的台湾，日本刚刚投降，随后陈仪当政，使得刚刚从日本统治下走出来的台湾步入一个新的动荡期，陈仪的乱政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
于是，影片剧本无一例外地选取了家族兴衰的故事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其实历史跨度并不大，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短短四年时间，伴随台湾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一个家族因而经历了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
一个时代的混乱，体现在个人的生活中都成为细微的琐事：对话中有时说日语有时说台语，也有人说上海话；黑道猖獗，老三文良厮混其中最终被打成废人，老大文雄为了保护自己的兄弟，最终被砍死在赌馆中；次子文森于战时被征调去当了军医，从此了无音讯；老四文清与他的好友也因为宣扬革命斗争被捕被杀。
老大只说台湾是没娘的孩子。
所谓的历史就是这样看似不经意渗透进一个人的生活，或者让你平步青云，或者使你家破人亡，人在社会的进程中的渺小与无能为力，在电影缓缓的叙述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侯孝贤、杨德昌电影的比较研究侯孝贤、杨德昌电影的比较研究侯孝贤和杨德昌，作为台湾电影界的两位大师，都有着丰富的创作经历和独特的电影风格。
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社会人文环境的思考和对人性内在矛盾的关注。
本文将对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他们的创作风格、主题内容以及影响。
首先，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在创作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侯孝贤擅长运用多重叙事、错综复杂的线索结构以及隐喻的表达方式。
他的电影作品中常常充满了悬念与线索纠结，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悲情城市》和《推手》。
而杨德昌则注重对社会现实进行细致观察，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真实呈现方式赢得观众喜爱，例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
其次，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在主题内容上也有所不同。
侯孝贤的作品常常关注个人内心的迷茫、痛苦以及对现实环境的矛盾感受。
他运用细腻的情感表达，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如《城市之光》和《东邪西毒》。
而杨德昌则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以细腻的观察和幽默的方式揭示台湾社会的现实困境，例如《一一》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最后，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都对台湾电影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侯孝贤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悲剧流派的糅合赢得了国际影坛的认可，成为了台湾电影的代表人物。
他的作品引领了新浪潮电影的发展，并让台湾电影在国际上扬名立万。
而杨德昌则以其细腻的观察和犀利的社会批判赢得了台湾本土观众的喜爱，开创了华语电影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侯孝贤和杨德昌是台湾电影界的两位杰出导演，他们的电影作品在创作风格、主题内容以及影响力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人文环境的思考和对人性内在矛盾的关注。
通过对两位导演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及侯孝贤和杨德昌对电影艺术的贡献综上所述，侯孝贤和杨德昌是台湾电影界的两位杰出导演。
他们通过不同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内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并对台湾电影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