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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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器官移植手术已成为挽救生命的重要手段。
然而,器官移植的成功实施需要严格的伦理和法律保障。
脑死亡作为器官移植的前提条件,其法律地位的确立对于保障器官移植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脑死亡的定义、我国脑死亡法律规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建议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脑死亡的定义脑死亡是指大脑和脑干功能完全丧失,导致个体永久性意识丧失,生命活动终止的一种状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脑死亡应具备以下条件:1. 持续的深昏迷:患者意识丧失,对外界刺激无反应。
2. 恒定的脑电图(EEG)波形:EEG呈平坦波形,无生物电活动。
3. 生命体征消失:呼吸、心跳、血压等生命体征消失。
4. 持续的时间:在常温下,上述症状持续至少24小时。
三、我国脑死亡法律规定的现状我国脑死亡法律规定的制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2007年,卫生部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其中对脑死亡的定义、诊断标准、鉴定程序等进行了规定。
此后,各地纷纷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对脑死亡进行规范。
1. 脑死亡的定义:参照WHO的定义,将脑死亡定义为“大脑和脑干功能完全丧失,导致个体永久性意识丧失,生命活动终止的一种状态”。
2. 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参照《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和专家进行诊断。
3. 脑死亡的鉴定程序:由医疗机构提出鉴定申请,经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成立脑死亡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四、我国脑死亡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1. 法律地位不明确:虽然我国对脑死亡进行了定义和规范,但脑死亡在法律上的地位仍不明确,如死亡认定、赔偿等问题尚未得到明确解决。
2. 鉴定程序不规范:部分地区的脑死亡鉴定程序存在不规范现象,如鉴定机构、鉴定人员资质不明确,鉴定过程缺乏透明度等。
3. 公众认知度低:由于宣传力度不足,公众对脑死亡的了解程度较低,导致器官捐献率不高。
4. 伦理问题:脑死亡涉及到生命、伦理等问题,部分人士对脑死亡的定义和诊断标准存在质疑。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脑死亡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然而,脑死亡在法律上的界定和适用却引发了诸多争议。
本案例以一起因脑死亡引发的医疗纠纷为背景,探讨脑死亡在法律上的适用问题。
二、案例简介患者张某,男,35岁,因车祸导致头部严重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被诊断为脑死亡。
张某的妻子李某和父母要求医院停止治疗,将张某的器官捐献给他人。
然而,张某的弟弟小张坚决反对,认为张某尚未去世,不应停止治疗。
双方为此产生纠纷,诉至法院。
三、争议焦点1. 脑死亡是否等同于死亡?2. 医院是否有权停止对脑死亡患者的治疗?3. 如何平衡患者家属之间的利益?四、案例分析1. 脑死亡是否等同于死亡?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脑死亡是指:大脑功能完全丧失,脑干反射消失,呼吸、心跳完全停止,且经医学鉴定确认无法恢复的死亡状态。
脑死亡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状态,具有以下特征:(1)不可逆性:脑死亡是一种永久性死亡,一旦发生,无法恢复。
(2)生物学死亡:脑死亡后,人体各器官逐渐进入生物学死亡阶段。
(3)社会伦理学死亡:脑死亡后,个体丧失意识、自主呼吸等功能,失去生存的意义。
因此,从生物学和社会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脑死亡等同于死亡。
2. 医院是否有权停止对脑死亡患者的治疗?根据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意愿,为其提供医疗服务。
在脑死亡患者的情况下,医院在以下情况下有权停止治疗:(1)患者家属明确表示放弃治疗。
(2)患者家属未明确表示放弃治疗,但经医院与患者家属协商一致,认为继续治疗对患者无益,且患者家属同意。
(3)患者家属未明确表示放弃治疗,但患者本人意识清醒,表示不愿继续治疗。
在本案例中,张某的妻子和父母要求医院停止治疗,将器官捐献给他人。
虽然张某的弟弟小张反对,但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医院有权在患者家属明确表示放弃治疗的情况下停止治疗。
3. 如何平衡患者家属之间的利益?在脑死亡患者的情况下,患者家属之间的利益往往存在冲突。
简述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脑死亡标准是指一种现代医学诊断方法,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完全失去了大脑活动的功能。
在该标准下,医生通常需要进行一系列检查,包括观察呼吸和反射等,以确认病人已经达到了脑死亡的状态。
当确认脑死亡之后,医生通常可以宣告病人已经死亡,但尸体仍然维持了心跳和其他器官的功能直到器官捐献手术完成。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它为医学界和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死亡的定义。
因为在脑死亡标准下,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大脑活动的功能,体内的所有系统都已经停止工作,这也被认为是永久性的。
其次,脑死亡标准也有利于器官捐献。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命延长的需求增加,更多的人需要组织和器官移植。
尽管大多数人对器官移植表示支持,但由于对超越死亡的定义纷争不断,医学界也常常被批评为利用身体和器官来进行实验或捐献,无法区分“生命”的真正界限。
而脑死亡标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来排除争议,为医学义务建立了起点和终点。
但是,尽管脑死亡标准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医学组织接受,并且被认为是确定一个人的生命已经离开的标准,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特别是在有组织捐赠团体的情况下,这些组织需要遵循各种的道德原则,并确保医生和患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此外,由于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仍存在关于死亡的不同定义,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才能确保真正实现了清晰界定死亡的标准,使捐赠器官的行为真正成为一种伦理和发展的积极成果。
总之,脑死亡标准在医学和伦理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深入思考并理解这个标准所传递出的含义和对于器官捐献的重大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确保其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并不断开展更多的伦理、科学探讨,以更加准确、安全和积极的方式使用脑死亡标准,推进医学和社会的发展。
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引言:器官移植是一项重要的医学技术,它可以拯救许多患有器官衰竭的病人的生命。
然而,器官移植涉及到一系列伦理问题,如器官来源、分配公平性、手术风险等。
因此,制定一套伦理原则是必要的,以确保器官移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一、器官来源1. 器官捐献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之一。
捐献者可以是脑死亡的个体或活体捐献者。
伦理原则要求,捐献者必须是自愿的,并且在捐献前已经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经过咨询和认可。
此外,应确保捐献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2. 器官交易器官交易是一种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伦理原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器官交易。
器官移植应该建立在道德和合法的基础上,以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和权益。
二、器官分配公平性1. 公平性原则器官分配公平性是器官移植的核心原则之一。
公平性要求,器官应该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分配,而不是基于任意或不公正的标准。
这可以通过建立公正的器官分配机制来实现,例如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等待时间和配型情况等因素来决定器官的分配。
2. 区域性原则为了确保公平性,器官分配应该遵循区域性原则。
根据该原则,器官应该首先在本地区内分配,以确保本地区的病人有机会获得器官。
只有当本地区没有合适的接受者时,才将器官分配给其他地区的病人。
三、手术风险1. 术前评估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前,应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以确定患者是否适合手术。
伦理原则要求,医生必须充分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风险,并与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确保他们明白手术的风险和可能的并发症。
2. 患者选择权患者有权选择是否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伦理原则要求,医生应充分尊重患者的选择,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建议,以帮助患者做出明智的决定。
医生应该与患者和家属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共同决定是否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结论:器官移植是一项伦理复杂的医学技术,涉及到器官来源、分配公平性和手术风险等伦理问题。
为了确保器官移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我们需要制定一套伦理原则来指导器官移植的实践。
第1篇一、案件背景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脑死亡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脑死亡是指大脑功能完全丧失,脑干功能亦丧失,患者已进入不可逆的昏迷状态,生命体征完全依赖医疗设备维持。
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脑死亡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争议。
本案例以一起脑死亡患者的治疗与器官捐献纠纷为切入点,探讨脑死亡法律问题。
二、案件事实患者甲,男,45岁,因车祸导致脑部严重损伤,经抢救无效,被诊断为脑死亡。
甲的妻子乙、儿子丙、女儿丁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
乙认为,丈夫虽然脑死亡,但仍有心跳和呼吸,不能放弃治疗。
丙和丁则认为,父亲已经脑死亡,应该尊重其生前意愿,捐献器官,帮助他人。
在治疗与器官捐献问题上,乙与丙、丁产生了严重分歧。
乙坚持要求继续治疗,而丙、丁则要求捐献器官。
双方为此多次协商,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无奈之下,乙将丙、丁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继续治疗。
三、争议焦点1. 脑死亡的法律地位2. 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权与器官捐献权3. 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四、法律分析1. 脑死亡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法律对脑死亡尚无明确规定。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应当签署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明确表示捐献意愿。
”然而,此条例并未对脑死亡的概念、判断标准及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脑死亡案件时,往往参照医学界的相关规定,认定脑死亡患者的死亡。
2. 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权与器官捐献权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权是指患者享有生命健康权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脑死亡患者虽然大脑功能丧失,但仍有心跳和呼吸,生命体征依赖于医疗设备维持。
因此,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权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器官捐献问题上,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权与器官捐献权存在冲突。
一方面,患者生前有捐献器官的意愿,其生命权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器官捐献权;另一方面,患者家属认为,患者仍有生命迹象,不应放弃治疗。
第1篇一、背景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器官移植手术已成为挽救无数患者生命的有效手段。
然而,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器官移植手术的开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07年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了脑死亡判定标准和器官捐献的相关规定。
本文将以一起脑死亡判定与器官捐献的法律案例为切入点,探讨相关法律问题。
二、案例简介2019年5月,患者李某因车祸导致头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经抢救无效,李某被诊断为脑死亡。
其家属在悲痛之余,决定将李某的器官捐献给他人。
然而,在器官捐献过程中,李某的家属与医院发生了争议。
李某的家属认为,李某已经符合脑死亡标准,医院应当及时告知其家属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
但医院方面则认为,李某的死亡原因尚未明确,需进一步调查。
同时,医院表示,李某的家属在得知其脑死亡后,并未立即表达器官捐献的意愿,存在拖延时间之嫌。
三、法律分析1. 脑死亡判定标准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脑死亡是指患者因各种原因导致脑功能永久性丧失,并经医学鉴定确认的死亡。
脑死亡判定标准包括:患者处于不可逆的昏迷状态,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射消失,脑电图无反应等。
在本案中,李某被诊断为脑死亡,符合上述判定标准。
2. 器官捐献程序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并经过以下程序:(1)患者家属同意器官捐献;(2)医疗机构进行捐献评估;(3)捐献器官的医疗机构与接受器官的医疗机构签订器官移植协议;(4)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在本案中,李某的家属在得知其脑死亡后,同意进行器官捐献,符合器官捐献程序。
3. 医疗机构的责任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在器官捐献过程中,应当承担以下责任:(1)及时告知患者家属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2)对捐献器官进行严格评估;(3)确保器官移植手术的顺利进行。
在本案中,医院在李某脑死亡后,未及时告知其家属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存在一定的责任。
医学伦理学的案例报告一、案例背景。
在某市的一家大型医院里,有两位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
患者A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患肾衰竭多年,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源。
他经济实力雄厚,人脉广泛,并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人都非常希望他能尽快接受移植手术恢复健康。
患者B是一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因严重的肝脏疾病生命垂危,同样在苦苦等待合适的肝脏。
二、事件经过。
有一天,医院突然得到消息,有一位脑死亡患者的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其肾脏和肝脏与患者A和患者B的匹配度都非常高。
这本该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患者A的家属通过各种渠道向医院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希望医院优先将肾脏分配给患者A。
他们提出愿意为医院的器官移植研究项目提供一大笔资助,并且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医院带来更多的资源和声誉。
而患者B的主治医生则认为,患者B更为年轻,如果得到肝脏移植的机会,他将来能够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从挽救生命的公平性角度出发,应该优先考虑患者B。
医院的器官移植分配委员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按照正常的器官分配原则,应该基于医疗紧急程度、等待时间、配型等客观因素进行分配,而不应该受到外界因素如金钱、社会地位或者主观的对未来贡献的预估的影响。
但是,来自患者A家属的压力以及患者B主治医生的坚持让这个原本清晰的原则变得模糊起来。
三、伦理分析。
# (一)有利原则。
从有利原则来看,无论是患者A还是患者B,接受器官移植都将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命健康状况。
对于患者A来说,肾移植可以让他摆脱透析的痛苦,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继续为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
对于患者B来说,肝脏移植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让他有机会完成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成为了难题。
如果优先考虑患者A,可能会被认为是受到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违背了公平分配器官的伦理要求;如果优先考虑患者B,又可能会被指责忽视了患者A及其家属的合理诉求,而且患者A可能会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病情恶化甚至死亡。
器官移植的社会意义与医学伦理近年来,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器官移植手术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方式,给那些患有严重器官疾病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
然而,器官移植手术涉及许多医学伦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本文将就器官移植的社会意义及相关的医学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器官移植的社会意义器官移植手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方式,对于那些因器官功能衰竭而面临生命威胁的患者而言,意味着重新获得生活的希望。
通过器官移植,可以将正常运作的器官从一个人体中移植到另一个人体中,实现功能的恢复,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首先,器官移植手术能够解决许多患者的生命危机。
例如,肝脏移植可以拯救那些患有晚期肝硬化或肝癌的患者,心脏移植可以挽救终末期心脏病患者的生命。
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移植手术是他们唯一的救命方法,可以给他们继续生活的机会,避免了生命的凄凉和病痛的折磨。
其次,器官移植也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许多患有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在接受移植手术后,可以摆脱生活依赖,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例如,肾脏移植可以让患者摆脱肾功能衰竭引起的透析治疗,从而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这不仅对患者本人来说是一种福音,也对患者的家庭和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器官移植手术还能够促进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通过研究和实践,医生们在器官移植过程中不断突破技术难关,提高手术成功率和移植器官的存活率。
这推动了医学科技的进步,为其他领域的疾病治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础。
总之,器官移植手术对于改善患者生活和挽救生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它给那些身患绝症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对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和促进医学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问题尽管器官移植手术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其中也涉及到一系列医学伦理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首先,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是器官移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由于器官移植的需要远远超过现有的捐献数量,器官短缺问题给器官移植手术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的伦理问题
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将健康的器官移植到通常是另一个人体内使之迅速恢复功能的手术,目的是代
偿受者相应器官因致命性疾病而丧失的功能。 广义的器官移植包括细胞移植和组织移植。
若献出器官的供者和接受器官的受者是同一个人,则这种移植称自体移植;供者与受者虽非
同一人,但供受者(即同卵双生子)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素质,这种移植叫做同质移植。人
与人之间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不同种的动物间的移植(如将黑猩猩的心或狒狒的肝
移植给人),属于异种移植。
现在,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保存方法的改进,高速交通的发达,移植中心的建立,
特别是新的副作用少、效力强大的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器官移植的疗效广为提高,越
来越多人选择进行器官移植来延长生命。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器官移植中所涉及的
伦理问题。
一、关于器官的来源。器官移植由于供体器官来源短缺,器官难以长期保存,各种并发症
难以预防,抑制免疫问题复杂,手术难度大等障碍,使得约有1/3心脏病人,1/4肺病患者
因供体器官短缺而死亡,因此,解决供体器官来源问题已成为发展器官移植技术的首要社会
和伦理问题。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体活器官是最佳的供体器官,而人体器官供体来源主要是
以尸体为主,还有胎儿器官和活体器官。器官可以来自活体,也可来自尸体。但从活体上摘
取单个器官无疑等于杀死或杀伤一个人去救另一个人,这必将被视为违法的行为,也是伦理
原则所不容的。
二、器官的摘取时机问题。摘取的器官当然越新鲜,质量越高。但摘取器官的时机与死
亡的界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器官移植又与死亡的伦理学问题有关。在我国,
“脑死亡”概
念还未被认定,法律不允许从心还跳着的“尸体”上摘取器官,使器官供体来源更加奇缺,
质量也不高。
三、器官的分配问题。由于器官来源的奇缺,加之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众多,如何分配
器官成为不得不重视的伦理问题。器官分配应遵循什么原则值得我们讨论。
四、异种器官移植问题。特别大脑移植,身份如何界定,究竟应以那一部分来界定人的身份。
这些问题使大脑移植的伦理认同变得非常困难。
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不少国家过去一直
把“心跳停止”和“呼吸消失”作为死亡的标准。但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病人的心跳、
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但
是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破坏,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均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因此,
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显得更为科学,标准更可靠。
实施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
1、更科学地判定人的死亡,维护了死者的尊严。脑是人的思维载体,脑死亡后作为人的本
质特征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已经丧失,有意义的生命个体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脑死亡的标准
更科学,以其判定人的死亡可以避免假死者为真死,从而救护了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心死亡
标准相比,脑死亡标准更具科学性。脑死亡后即使心跳,呼吸仍在继续,但这个人的意志,
信念,知觉,意识等则已完全消失,那么,这个人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更准确体现人的本质
特征,也更有利于维护作为人的尊严,更好地尊重人的生命价值。
2、有利于节约卫生资源和减轻家属的负担。现代人工维持病人呼吸、循环功能的医学高技
术,可以使进入脑死亡状态的病人维持呼吸和心跳。但是,这是在维持一个毫无意义的“生
命”,并且其代价超过了可以救治病人的数倍。其结果: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卫生资源,增
加了家属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如果实施脑死亡的标
准,在死者生前或死后家属能接受的情况下,那么当病人进入脑死亡状态,就可以宣布病人
临床死亡而不再救治,哪怕是只有部分公众接受,也可以节约不少卫生资源或将卫生资源用
于极需的普通患者。这样既有利于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有利于死者家属的利益和维护死者的
尊严,可见具有明显的伦理价值。
3、有利于器官移植。脑死亡的病人,心搏,呼吸,血压均存在,全身器官的功能还可维持
一定时间,这是取得的器官是鲜活的,有极高的移植价值。因此,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必将
解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难题,无疑极大促进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使更多器官终末期病人
得到再生的机会。
器官移植与脑死亡的关系
在中国,脑死亡还没有立法,也没有被公众完全接受,如何界定脑死亡,以及脑死亡之后
实施器官移植也就成为医学界难题。在国人眼里,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人就“活”着。而中
国人体器官的移植供给少,需求大,如果公众能在法律的引导下,提高意识,把脑死亡器官
移植当做一件慈善事业来看待,会造福很多人。
如果要立法,应该是脑死亡立法应该在前,器官捐献和移植在后,客观上脑死亡可以为器
官移植提供资源。对于脑死亡立法,首先,对于“脑死亡”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绝不仅仅
是为了器官移植。“脑死亡”状态下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抢救价值,反而会浪费大量医疗资源。
所以推行“脑死亡”标准是医学、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次,不能把推行“脑死亡”单纯地与器官
移植相联系,这违背医学伦理原则。脑死亡标准的采用,将会极大地推动人体器官捐献的发
展,可以使成千上万的脏器衰竭患者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但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不
能说是为了器官移植而去判定人家“脑死亡”,这是违反伦理的。第三,“脑死亡”的判定要有
严格的程序,对医师的资质有很高的要求。“脑死亡”判定医师一般不能参与器官移植,避免
利益冲突,这些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必须遵守的规则。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脑死亡与器官移
植一定要严格分开,也就是说一个做脑死亡鉴定的医生,绝对不能参与与之有关的器官移植,
否则很容易让人怀疑其动机和公正性。
的确,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有着千丝万缕的交织关系。器官移植需要对死亡进行界定,而脑
死亡又没有成为公认的死亡判定标准。只有公众接受“脑死亡”标准,“脑死亡”才有可能
进入立法程序,并最终指导器官移植。
【参考文献】:
1、吴素香 主编.医学伦理学(第三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
2、谢志清 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探析.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06
3、郑建中 王洪奇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伦理与法律问题.中华医学研究杂志,2005.09
4、陈忠华 脑死亡临床判定指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