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时的伦理痛苦与法律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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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中国,医疗水平也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医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希望,让正在承受病痛折磨的人们看到了生的曙光。
而这种种医学技术中,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
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与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相冲突的一面,随着公民人权意识的提高,器官移植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法律问题,而且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
该技术对当代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对现代刑法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因供体器官来源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就是鲜明的例子。
器官移植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供体器官严重缺乏。
由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相对较少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又极多,导致供体器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器官移植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患者只能在等待合适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痛苦地死去。
基于人体器官移植对于挽救人的生命的重要价值和人体器官的来源稀少,人体器官移植历来处于医学与法律的风口浪尖。
只要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键入“寻求肝源、肾源”数以万计的搜索结果目不暇接;有些三级医院的洗手间里直言人体器官交易的招贴触目惊心。
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事业发展很快,但是目前的活体器官供体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属于“假的亲戚”,根据卫生部所了解的情况,有相当大比例的活体移植属于非亲属或者帮扶关提供,即来自于非法买卖。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些非法公司,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渠道,向医院和患者发出信息,承诺可以办理证明双方属于亲属关系的手续,这些公司的存在,让器官买卖成为可能。
根据国内外许多事实证明,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相当艰难。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明确禁止人体器官买卖,而实际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形,贩卖和走私人体器官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
人体器官移植法律保障与伦理问题在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下,人体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为许多患者带来了新的生命希望。
然而,与此同时,人体器官移植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保障和伦理问题。
本文将从法律和伦理两个方面探讨人体器官移植所面临的挑战和解决之道。
一、法律保障的必要性人体器官移植作为一项涉及生命和健康的重大手术,在进行之前需要经过相关的法律保障。
首先,人体器官移植涉及到捐赠者的意愿和权益。
捐赠者自愿捐献器官是一种伟大的行为,但同时也需要保障捐赠者的合法权益。
相关法律应该明确规定捐赠者的权益,包括保护其个人隐私和医疗信息的安全,以及对受试者的家属给予适当的关怀和善后处理。
另外,人体器官移植还牵涉到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
由于器官数量有限,需要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不能让劣质或有信息不对等的病人优先获得器官。
相关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器官分配的原则和程序,以保障分配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二、法律保障的实践困境然而,现实中人体器官移植法律保障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
首先,捐赠者的家属隐私权和合法权益往往受到侵害。
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捐赠者未留下明确的意愿,使得家属在器官捐赠决策上感到困惑和无力。
相关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加大对捐赠者家属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帮助他们作出明智的决策。
另外,器官分配机制的公正性也面临着挑战。
目前,一些地区存在着以权力和财富为基础的不公平分配现象。
相关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分配的原则和程序,以避免不公平情况的发生,并加强对分配机制的监管和调查。
三、伦理问题的思考在讨论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保障问题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其中的伦理问题。
首先,器官移植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原则。
虽然人体器官移植可以拯救患者的生命,但捐赠者在移植过程中可能面临风险。
我们应该确保捐赠者能够理性决策,并在其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移植手术。
另外,人体器官移植的手术风险和后果也值得考虑。
器官移植手术不仅需要高超的医学技术,还需要捐赠者和受试者在移植后长期接受免疫抑制治疗。
人体器官移植的技术和伦理挑战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体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了一个日益普遍的治疗手段,能够挽救许多患者的生命。
然而,移植过程中涉及的技术和伦理挑战也逐渐凸显出来,引发了人们对其合理性的质疑和反思。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人体器官移植的技术。
目前,器官移植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能够涉及到身体多个部位的手术。
例如,肺移植、心脏移植、肾移植和肝移植等。
在该过程中,移植医生需要先进行匹配以确定适合患者的器官来源,通常是通过血型、组织匹配等来匹配;接下来是手术过程,该过程中包括器官的提取、患者身体的准备以及器官的植入等环节。
然而,器官移植的技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器官来源缺乏。
由于器官的捐献需要遵循伦理和道德准则,加上人们受宗教、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器官的捐献数量相对有限,难以满足所有需要进行移植的患者需求。
其次,器官的保存和运输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
由于器官的保存时间有限,更好的保护和保存技术将使器官的使用更加有效和安全。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
虽然人体器官移植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是它也面临一些严重的伦理挑战。
首先,器官的获取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和法律规定。
由于移植涉及到人体器官的移植,所以对于器官的来源和获取需要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
其次,器官的分配和使用也需要符合公平和义务的原则。
患者的病情是确定器官分配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器官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公平原则和公共利益,而不是单纯地由医生或患者决定。
最后,器官移植可能对患者的生命质量和福利产生影响。
人体移植手术虽然在挽救患者生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影响,如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感染、排斥、损伤等。
在解决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与伦理挑战中,需要我们通过伦理和技术的发展来完善移植机制。
首先要扩大器官捐献的来源,提高意识普及率和宣传尤为重要。
其次,要加强对器官的保存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增加器官的有效利用率。
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人类生命的持续和健康需要器官的支持和保障,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对于器官捐赠和移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个人尊严和权利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伦理问题器官捐赠和移植涉及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其中有个人的权利问题,有器官的分配问题,以及卫生部门的道德责任问题等。
1.1 个体权利问题器官移植是涉及到身体自主权、财产权、科研权等众多权利的整合,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要保护器官捐献者的权利,也要保护器官受赠者的权利和医生的责任。
1.2 器官分配问题器官是有限的,因此,如何合理地分配器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重视的问题。
一般来说,公平和效率是器官分配的基本原则。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哪怕是在效率方面,器官短缺仍然是极其普遍的。
此时,公平就需要更多的权衡。
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各自的分配机制,并对分配机制进行完善与改进。
1.3 卫生部门的道德责任问题医疗机构的道德责任往往更为严格,不仅要回应医学经验,及时提供有效的器官,保障身体的安全,同时也要重视患者的感受与尊严。
这一点,在普通的医学过程中也十分重要。
在机构的授权下,医生和医疗人员可以直接接触和使用器官。
面对有限的基质和医疗资源,医疗机构应该对人类生存的尊严进行尊重和保护。
二、法律问题与伦理问题类似,人体器官移植也受到各国法律的监管和控制。
法律目的在于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基本权利的实现,包括对器官的捐赠、移植、保存、分配、使用等多个方面的法律规范。
2.1 器官的捐赠和移植器官移植的基础在于捐赠,然而,这也是个人自主权和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
基于此,各国都涉及到了关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法规。
有些法规强调捐赠的纯志愿性,而对种种对利益的试探和利益的转移也有着较高的处罚,以保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
2.2 器官的保存和分配由于器官的保存和分配与器官的捐献和移植密切相关,因此,众多国家的法律都着重规定了器官的保存和分配的标准。
医学伦理与人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医学伦理是研究医学实践中涉及的伦理问题的学科。
在人体器官捐献这个特定领域,伦理问题尤为突出。
本文将探讨与医学伦理和人体器官捐献相关的一些伦理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人体器官捐献是指一个人在死亡或活着时自愿捐赠其器官,用于移植给其他需要的患者。
这种行为可以挽救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但也涉及到一系列伦理和道德问题。
首先,一个核心伦理问题是关于自愿性的。
器官捐献应该是完全自愿的。
患者或其家属应该在没有任何压力或欺骗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为了保证自愿性,需要加强法律监管和宣传教育,确保患者及其家属能够充分了解器官捐献的利与弊,并做出理性的决定。
其次,公平分配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
由于器官匮乏,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并不平等。
因此,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公平地分配有限的器官资源。
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分配系统,优先给予生命威胁较高的患者以及等待时间较长的患者。
同时,隐私和保密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器官移植的成功,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必须进行血型和组织相容性测试。
然而,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会对捐赠者和接受者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潜在的职业歧视或社会歧视。
因此,需要确保这些个人信息的保密性,采取措施防止滥用。
此外,与器官捐献相关的伦理问题还包括利益冲突,例如医生的职责和道德责任。
医生应该在患者的最佳利益和公众的最佳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他们必须确保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并遵守医学伦理准则,保护和尊重捐赠者和接收者的权益。
对于上述问题,有一些解决方案值得尝试。
首先,加强伦理教育和宣传可以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理解,促进自愿性。
其次,建立一个公正的器官分配系统,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
此外,加强法律监管,保护个人隐私和保密,以及提高医生的伦理意识和职业道德,都是关键的解决方案。
总之,医学伦理与人体器官捐献密切相关,涉及到自愿性、公平分配、隐私和保密等伦理问题。
通过加强法律监管、宣传教育和建立公正的分配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并提高器官捐献的效率和公平性,最终挽救更多的生命。
关于我国器官捐献所面临的困难与伦理问题自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医学家哈特韦尔·哈里森和约瑟夫·默里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肾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越来越受人类重视,然而一例器官移植手术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
本文通过对器官捐献所面临的困难及伦理问题进行剖析,旨在普及相关伦理教育,深化器官捐献及移植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使移植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大程度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标签:器官捐献;困难;伦理问题;对策建议一、我国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一)活体及尸体供体所引发的伦理冲突活体器官捐献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较为敏感。
器官捐献要绝对自愿,这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中的“有益/不伤害”原则从而得到受益最大化的结果;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
活体捐献者提供的器官必须是成对生长的健康器官或者是代偿能力极强的部分器官,活体器官捐献对于一个健康的个体有可能会造成死亡或出现严重并发症,这是不易预料的结果。
(二)尸体器官捐献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器官来源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公民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就如《札记》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以及“生要金肤,死要厚葬”等生命神圣论包括肌体神圣论。
由于尸体器官捐献要在供者死亡当时就移取其器官,否则很难保持其器官的活性与后期的价值。
可能大部分人在道理上能够理解用已经死去的亲人遗体或某个器官去救活另一个人的急需挽救的生命,这是一种高尚行为,但面对亲人刚刚死去,就将其尸体捐献出去在道德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对亲人尊严的亵渎和损害。
以上伦理问题至今对我国的器官捐献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
(三)涉及死亡标准有关的伦理问题众多周知,传统认为心跳和呼吸停止才能判定死亡。
是否应该禁止人体移植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禁止人体移植。
首先,人体移植涉及到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
在进行人体移植手术时,往往需要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取出器官或组织,这可能导致损害捐献者的权益。
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被迫出售自己的器官,这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侵犯。
因此,为了保护人的合法权益,应该禁止人体移植。
其次,人体移植也存在着风险和安全隐患。
移植手术需要严格的医疗条件和专业技术,一旦手术出现意外或者术后并发症,可能会导致捐献者或接受者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
比如,2018年中国曾发生过一起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出现问题导致患者死亡的案例,这就凸显了人体移植存在的安全隐患。
因此,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应该禁止人体移植。
最后,人体移植还可能导致器官买卖和非法交易的问题。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器官短缺,可能会出现非法的器官买卖行为,这不仅违反了法律,也违背了道德伦理。
例如,印度曾经出现过一起非法器官买卖的案件,这就说明了人体移植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道德沦丧。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禁止人体移植。
综上所述,基于伦理道德、安全隐患和社会稳定的考虑,我认为应该禁止人体移植。
反方观点,不应该禁止人体移植。
首先,人体移植可以挽救生命。
许多患有严重器官疾病的患者,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例如,有一位名叫杰克的患者因为肝脏疾病而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最终通过器官移植成功挽救了他的生命。
因此,人体移植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手段,应该得到支持而不是禁止。
其次,人体移植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一些患有严重器官疾病的患者,即使不至于生命危险,也会因为疾病的影响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通过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些患者可以恢复健康,重新获得正常的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福音。
因此,人体移植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人体移植可以促进医学科技的发展。
随着人体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通过移植手术获得新生。
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问题摘要:人体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学技术手段,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是不少患者获得救助的最后希望。
器官移植技术存在移植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而移植器官来源不足又牵涉到器官来源、器官分配、器官供受体权益、器官补偿方式等多个层面的伦理困境。
一,器官来源上,尸体器官最重要的是“脑死亡”标准的不认同和传统观念的抵制,活体器官的摘取涉及到对供体的机体和心理创伤。
二,器官供求不均导致器官分配的窘迫,如何根据受体与器官的医学条件和相关的社会标准进行公正合理的器官分配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在器官移植过程中,应注重供受体双方的权益,满足自愿、自主、知情、尊重、保护隐私等原则。
四,器官补偿方式的确定,必须以激励而非利益为目的,避免器官买卖的发生。
器官移植的核心不是为了提高技术,而是人类本身,因此这个话题始终承载着重要的生命伦理意义。
总之,从法律规定、医学角度以及社会层面更规范化地管理器官移植整个过程中所面临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才能够更好地把器官移植技术服务于人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关键词:人体器官移植脑死亡器官分配补偿方式医学伦理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器官捐献人具有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的身体以替代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器官移植技术的提出,是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减轻痛苦,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是一种应该得到认可的伦理行为。
随着配型和移植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新药研发进展迅速,器官移植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同时人口老龄化逐渐加重,各国对器官移植技术也越来越迫切。
与益处并行的,是这一科学技术和人类伦理观念直接产生了巨大的冲突[1]。
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即世界各国都存在移植器官来源不足,我国的人体器官的供需存在巨大的不平衡,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150万人/年,但仅不到1%的患者有机会进行器官移植[2,3]。
进一步推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不仅要解决移植器官的数量问题,更要解决它带来的更多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摘要】本文探讨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等医学领域的新发展所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探讨了应对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脑死亡;器官移植;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服务的对象是患者,患者是人,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医学服务对象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医学学科必然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学科属性。
特别是在医学科学飞速发展、患者主体意识日渐增强的当代,随着脑死亡、器官移植等医学新技术的临床实施,引发了很多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1 脑死亡的伦理问题与立法生命是生物体最本质的属性,死亡是生命的最终归宿。
什么是死亡?即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的终结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严格意义上的死亡是否应该在细胞层次?其根本标志是什么?心肺死亡还是脑死亡?死亡过程是否应该划分为临床死亡和生物学死亡两个阶段?有关问题已成为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诸多学科探讨的共同课题。
1.1 脑死亡概念死亡是生物界的自然现象。
死亡是个体生命活动遭到严重损害以至达到生命的不可回归点。
死亡意味着一个有生命实体的状态的全然改变,这种改变是这些具有某些特性的生命实体,经由对其有本质上意义的特性之不可复原地丧失[1]。
关于死亡的这一描述适合于一切生物体,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及其他们的器官。
个体的人的死亡,传统的定义是心肺功能的丧失,心脏和呼吸系统停止运作。
心脏跳动、血液流动、呼吸被视为生命的三大象征,是一切活的有机体明显的特征,这些功能不可逆转地丧失,就是死亡。
因此,死亡是血液循环的完全停止,呼吸、脉搏的停止。
心跳和呼吸的停止被看作是死亡的临床标准,接着是体温的下降。
生物学和医学高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死亡概念遇到了严峻挑战。
现代社会,由于人工呼吸机、体外循环等精密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相关医疗技术的应用,外科手术可以长时间地在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甚至没有体内血液循环的情况下进行,并保证大脑不被伤害。
脑功能与心功能本来是密切联系的,但是现代医学技术却可以把他们分离,使一个人在脑部大面积或全部损伤后还能维持他的心脏功能。
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时的伦理痛苦与法律的无奈(本文作者:东南大学戴庆康)1 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的伦理悖论器官移植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悉,成了许多患者康复的希望。
但是,器官移植必须有相应的器官。
器官不是野生的庄稼,可以随处拣到、收割。
从何处获得可移植的器官? 当我们现有的技术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安全、成功地移植动物的器官时,器官移植只能依赖于人类自身这一供体。
器官移植首先遇到的是其伦理上的悖论:器官移植需要健康的供体,而且越健康的供体,移植的成功可能性越大;而从生命等价原则出发,健康的人就不能成为供体,因为人人都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所以伦理不能要求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器官,这是悖论之一。
如果从活人身上移植器官,则一人健康的恢复、生命质量的改善必然以损害供体的健康、生命质量乃至剥夺其生命为代价,这是悖论之二。
基于生命等价原则,则器官的移植应主要限于死者的遗体,而如果是从死者身上移植,则出现了一人的死亡成了他人生的希望,这是悖论之三。
为了移植的成功,最好是因事故死亡的健康者的供体,事故的增加有可能增加器官的供体,但预防和减少事故是社会的福利,这是悖论之四。
遗体捐献是将死者的遗体作为供体,摘除其器官,进行移植。
遗体捐献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伦理问题是对死亡的界定,即一个人到了什么状态可以被认为其已经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已经不再属于现世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摘除器官的手术刀可以伸向他,摘除他的器官,为现世的人所利用。
医学已经证明人的死亡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不是肌体的所有器官同时死亡,而是从某一个或某几个关键器官的坏死或丧失功能开始,导致其他各个器官逐步坏死或丧失功能,最终导致人的生命之火的完全熄灭。
如果等到人的生命之火完全熄灭,身体的所有器官都已经坏死或丧失功能,这样的遗体也就没有任何可移植的价值;如果在生命之火熄灭之前认定死亡,越早认定死亡,遗体中可移植的器官越多,遗体的可移植价值越高。
然而所面临的问题是越早认定死亡,从而从遗体身上摘除器官,越有谋杀的嫌疑(为了现存的、比弥留之际的人强大得多的现有人的利益,牺牲弥留之际的人的利益,甚至杀害其生命) ,越经不住伦理的审判。
2 脑死亡:在器官移植的催生下,功利主义生出的文明的怪胎回顾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死亡观,我们会发现死亡被提前了,死亡在向我们走来,而脑死亡正是人类文明中所生长出来的怪胎。
2. 1 极端的死亡观:尸体腐烂说在人类对人体生理系统缺乏足够的认识之前,判断死亡的标准是很极端的。
1740 年, 英国的温思陆(Jacques Benigne Winslow) 主张死亡的唯一确定的标志是身体的腐烂。
在器官移植的初期,有人基于人身体的完整性,基于人的生命之火完全熄灭的死亡观否认任何遗体捐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伦理回答不了遗体捐献所带来的悖论:如果一个人的器官还有活力,还有移植的价值,说明这个人还没有真正死亡;而如果要等一个人的所有器官都失去活力,即其真正死亡时,也就没有任何可移植的价值。
随着技术发展以及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迫切需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身体腐烂的死亡观,“生命之火完全熄灭的死亡观”以及基于此而否定任何遗体捐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极端观点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2. 2 心跳停止说在实践中,心跳停止和脉搏有无,很早以前就已经作为判断死亡的方法,但这一方法只有等人类对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有了足够的认识之后,尤其是1819 年心脏听诊技术的采用之后,心跳停止才被正式作为死亡的象征。
长期以来,心跳、脉搏和呼吸的停止几乎成为所有国家通行的判断死亡标准,没有变化和争论。
后来心脏起搏器、人工呼吸机的出现和相应的技术的发展,使心跳、呼吸停止数小时后的病人能重新苏醒,“起死回生”,甚至在心、肺功能丧失后,靠心脏起搏器和人工呼吸机,人还能长时间的维持生命,从而给心、肺停止说作为死亡标准的主张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挑战,在器官移植技术出现前,或者在器官移植技术完善到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之前,心跳停止说作为死亡标准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20 世纪60 年代,伴随着肾脏、肝脏、心脏的相继移植成功,并逐步完善,开始成为临床治疗的手段,出现了对器官的巨大需求。
但是当时、乃至现今的技术还无法从人体外获得可移植到人体的器官,尽管这方面的实验一直没有停过。
所以人们想到了尸体的利用,即遗体捐献。
但是根据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说认定死亡的遗体,并没有为器官移植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器官。
心跳停止,意味着人体内的血液循环的停止。
由于人的各个器官正是靠心跳带动的血液循环获得氧和各种营养物质,心跳停止意味着其他各个器官的坏死和功能衰竭。
以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判断标准,意味着遗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已坏死和功能衰竭,失去了移植的价值,尽管仍然有一小部分器官,如角膜还可以移植。
于是人们想到了那些处于弥留之际的垂死的病人,出现了脑死亡的标准。
2.3 脑死亡标准1968 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提出的脑死亡标准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根据其界定,脑死亡就是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全部死亡,包括脑干在内的全部脑机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表现在四方面:(1) 对外界的刺激和体内需求完全没有知觉,而且完全没有反应能力;(2) 没有自主的动作和呼吸;(3) 没有生理反射反应;(4) 脑电波图平坦。
1973 年,第八届国际脑波- 临床神经生理学大会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定义:“脑死亡是包括小脑、脑干直至第一颈髓的全脑机能的不可逆转的丧失”。
一旦病人被诊断为脑死亡,即使病人的其他脏器机能还可以通过人工呼吸、药物治疗、输液等得以维持,病人也可以被认定已经死亡,从而为器官移植提供了丰富的可移植的器官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脑死亡标准的定义都是指全脑死亡,即只有在整个脑机能丧失以后,才能认定死亡。
可以这样说,脑死亡的标准完全是为了增加可移植器官的供应量而人为规定的死亡标准,是一种基于仍然活着的健康人群利益考虑的纯功利主义做法,因为被宣告脑死亡的人实际上并没有走完其生命的旅程;其生命的旅程是通过医生摘除器官的手和手术工具被人为地提前终止的。
哈佛医学院在提出脑死亡的标准时,给出了确立脑死亡必要性的四个理由,即消除器官采集方面的争议,解除病人亲属的负担,避免公共卫生资源的无谓浪费,解除病人的痛苦。
可以看出,四个理由中的一个就是为了器官移植、为了增加器官供给;另外两个是基于病人亲属、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考虑;三个理由都是为了比生命垂危的、可能被宣告脑死亡的潜在供体强大得多的现世人的利益;只有一个是为了考虑病人的利益,而且即使仅有的这一病人利益的考虑也是根据现有的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而不是基于病人自身的考虑,即病人处于这样一种无意识生命垂危状态,大多数人认为是生不如死,所以干脆宣布其死亡,让他早点解脱吧。
然而,提前终止病人生命旅程的全脑死亡说并没有满足人们对器官的贪婪欲望。
等待全脑死亡的时间,似乎太长,从而又出现了以脑干死亡作为人死亡的标准说。
英国甚至1992 年通过对Re A 一案的审判,通过法官在该案中的判决在法律上确立了脑干死亡的标准。
英国卫生部也于1998 年3 月颁布《脑干死亡诊断守则》,以指导脑干死亡的诊断。
如果我们承认人的死亡是一个由健康状态到生命终点的一个过程的话,死亡标准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死亡被人为地提前了,死亡在向我们靠近、向我们走来。
推动死亡靠近我们的动力是器官移植带来的对人体器官的渴求和贪婪。
生命垂危的病人,一旦他或她有器官移植的价值,就变成田野里的庄稼,不能自生自灭。
其生死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比其强大的别人手里,听任人家的宰杀和收割。
这可以从脑死亡标准在实践中如何得到贯彻执行获得进一步的证明。
首先,脑死亡是一个医学的判断,需要医生的观察和诊断,或者说根据脑死亡的标准,人的生死全掌握在了医生的嘴里(宣布死亡)和手里(宣布死亡后,医生用其手摘除可移植的器官,导致病人的真正死亡) 。
然而,医生能担当得起这一重任吗?根据美国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曾对195 位很可能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和护士调查,在做出脑死亡判断的人中,只有35 %的人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大脑死亡的法律和医学标准,一大半的人“所使用的关于死亡的概念不一致”,其中将死亡的概念弄错的占1/5。
在当今的文明社会,通过拘留等手段限制人身自由时,都必须经过公正的司法审查,以保障人权;但在决定一个人生死,决定一个人是人还是物(尸体) 的根本人权问题时,却全凭医生的一张嘴,这就是器官移植带给文明社会的怪胎。
其次,判断脑死亡的一个重要指针是人失去自主性的呼吸。
当一个病人被安装上人工呼吸装置,本来寄希望于通过人工呼吸装置维持病人身体器官的正常工作,以最终能使病人康复,包括自主呼吸。
但有了器官移植的功利考虑后,医生急于测定病人是否脑死亡,医生每隔 6 小时就停止人工呼吸装置 3 分钟,以检查病人是否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以便宣告脑死亡。
这样的人工呼吸装置已经失去了治疗病人、挽救病人生命的目的,而完全变为测定人死亡的方法。
这种测定死亡的做法,与农夫在田野里尝试苹果是否成熟、是否可以采摘以便出售的急不可耐的情形,何其相似!综上所述,正因为健康人作为供体受到限制,正因为一人的死成了他人生的希望,所以在器官移植开展较早,移植技术较为完善的国家,产生了对死亡的重新界定,提出了脑死亡的标准。
被宣告脑死亡的人实际上并没有走完其生命的历程;其生命的旅程是通过医生摘除器官的手和手术工具被认为地提前终止的,其生命旅程被人为提前终止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仍然活着的人的利益而增加器官供给。
因此,脑死亡的标准完全是为了增加可移植器官的供应量而人为规定的死亡标准,是一种基于仍然活着的健康人群利益考虑的纯功利主义做法。
作为器官供体的被宣告脑死亡者,就如同田野里的庄稼一样,不能自生自灭,其生死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比其强大的别人手里,听任人家的“宰杀”和“收割”。
本来,建立在这种纯功利主义基础上的脑死亡标准,是很难经受住伦理的考验。
然而,在医学界的一次次呼吁中(这种呼吁都是假人类利益为名,以医学发展为由,而实际上很有可能、或者绝大部分是出于医学界的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自身对医学的狂热和执著的一己之私) ,在比那些有可能被宣告脑死亡的人强大得多、健康得多的人(而绝大部分是信奉“金钱能使鬼推磨”的有钱人) 的强烈要求下,伦理、法律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当执行器官移植的医生的手伸向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身体已经虚弱到无力反抗、甚至无力表示自己的反抗意思的、同属于我们人类中的一员,但却是我们当中最弱势、最需要同情和关怀的所谓脑死亡者的时候,伦理、法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有人会举着伦理的旗号、法律的令箭为其呐喊辩护、为其鸣锣开道。
这或许是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带给伦理和法律的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