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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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出台以后,法学界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总结这些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主流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是“谁主张,谁举证”;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在行政诉讼中应当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只承担相应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还有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提出,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引进“价值衡量”,通过“经济分析”和“利益衡量”的方法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要求法律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灵活性。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标准,确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行政诉讼的情况复杂多样,所以除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标准,还应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才符合公平科学的原则。
本文在明确举证责任概念的内涵后,对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大致描绘出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轮廓,以期达成对其比较清晰的认识。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举证责任是诉讼制度中的概念,在我国首先是由《行政诉讼法》引入的。
涉及举证责任的条文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它的内容是“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但是举证责任的概念并不明确,所以需要进行界定。
在三大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并无不同,只是各自的分配规则相异而已。
因此,界定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就是界定举证责任的一般概念。
在界定其概念之前,有必要对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及其历史形态作点介绍,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一)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举证责任的存在,首先有其制度上的意义。
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纠纷,诉讼制度是因纠纷需要解决而出现。
这就是说纠纷进入到了司法程序,司法机关必须对其进行裁决。
既然法院必须对所有受理的案件进行裁决,就要在纠纷的客观事实真伪不明时有一个进行裁决的规则,举证责任制度就是这样的规则,它可以使法院对所有受理案件的裁决成为可能。
浅议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行政诉讼理论和行政诉讼实践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本文试图就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法律界同仁及师长给予批评,并予以斧正。
一、举证责任制度的概念及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内涵及外延举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举证责任的含义及其分配,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事入对于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同时指在诉讼结束之时,如果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
前一种责任国外一般称之为主观的举证责任或提供证据的负担,后一种责任国外一般称之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或证明负担。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承担的主体上既不同于民事诉讼也有别于刑事诉讼。
它不是由双方当事人分担,也不是由原告负责,而是特定由被告承担。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是一项基本原则,由于它同民、刑诉讼在举证责任设定的原理和价值取向不同厂因而被称为举证责任的倒置。
但倒置的概念只有在三大诉讼相互比较中才能呈现出来,在行政诉讼的自身范围内,它便是原则而非作为例外的倒置。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举出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规范性文件,以证实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承担败诉责任。
行政诉讼中要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行政诉讼中所针对的诉讼标的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该具体行政行为是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作出来的。
因此,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说,被告便处在主张者的诉讼地位。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被告应当对该特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
原告从形式上来看也处在主张者的位置,它主张的是该特定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
但是,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看,不合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属于积极事实,不合法性属于消极事实。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探究作者:彭佳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1期摘要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我国三大诉讼制度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被告的举证责任。
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其实施违法行为和滥用职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补充和弥补了《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不足,本文在此基础上从行政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角度进一步进行分析,探究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机关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031-02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在我国的现行规定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有法律预先规定,在行政案件的真实情况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如果其提供不出证明相应事实情况的证据,则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可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这一规定从立法上明确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出提供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它体现了两个特点:首先,它明确将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行政机关,其次,行政机关举证责任的证明对象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点上,当被告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法院又无法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时,则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一规定,将举证责任的证明对象范围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除此之外,其他情况被作为证明对象时,行政诉讼法应当如何本着司法正义和维护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呢?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在我国现阶段的合理分配事实上,仅仅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或者仅仅由原告、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都是有局限性的。
“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
浅谈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的研究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
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
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
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
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 of 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
(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XX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前两周的课上大家对于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承担的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是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现在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下探讨,我个人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并不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主要比照着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安排进行。
我的观点是举证责任倒置是民事诉讼独有的,在行政诉讼当中是不存在的,行政主体承担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责任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当中的应有之意。
一、举证责任略论(一)举证责任的涵义举证责任又称为证明责任,指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的事实在诉讼的过程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一方当事人因此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法律后果。
证明责任是一种拟制或者假定,当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没有能够证明相关的事实的情况下,假定该事实不存在,并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
证明责任有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是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预先确定的。
另外在理解举证责任这一概念只是还应该区分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和举证责任的关系,对于争议中的某一项事实,一方当事人即便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仍然有权主动的对证明对象加以证明,一旦得到确认法院即可直接裁决,由于举证的责任在另一方,即便自己没有能够证明该项事实,也不会承担真伪不明带来的不利后果。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诉讼中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范,将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法律后果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分配。
在民事诉讼当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谁主张,谁举证”,其实在最高院的《证据规则》颁布之前,《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倒是在《行政诉讼法》中先出现了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即由行政主体承担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责任。
有人认为这属于“举证责任倒置”,不过在我看来则未必如此。
不管是民事诉讼中还是行政诉讼中,相关事实的主张可以分为积极的事实主张和消极的事实主张。
前者是指认定一定的事实或者现象存在的主张,后者则是指主张某种事实或者现象不存在。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研究(一)摘要:举证责任是三大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围绕相关的争点提供证据,结合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新的证据,构成了学者解说和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础。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深刻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侧重保护个人、组织的权益和导向法治行政的基本取向。
拟从举证责任的界定入手,立足我国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肯定《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要求的,并重点探讨关于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的若干争议。
关键词: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1举证责任概述1.1举证责任的界定举证责任制度是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举证责任的界定而言,在国外,英美证据法上将之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
所谓推进责任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的举证责任。
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否则必然遭受不利的裁判。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
所谓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
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运用实体法的举证责任。
虽然二者使用的名称不同,但其表述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与法官职权主义审理联系在一起的,法官主持审理,不存在法官与陪审团分担审判职能的环节,因此现代的举证责任已经是客观举证责任,替代了主观举证责任。
当然,所谓的职权主义,仅仅指的是法官在诉讼程序上的职权。
对于案件实体问题仍然要遵循当事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提出事实和证据,主张权利并承担举证责任未能完成的后果。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不主动调查事实。
1.2举证责任的性质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权利说。
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
浅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内容摘要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是举证责任。
在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和实践中,举证责任在承担的主体上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不同,它既不是由双方当事人分担,也不是由原告负担,而是由被告承担,这被称为举证责任倒置。
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清晰、明确,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应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目录〔本文的中心论点〕浅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绪论 (1)一、举证责任的涵义及特征 (1)二、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的分配 (2)(一)被告举证责任 (2)(二)原告举证责任 (2)(三)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 (3)三、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时限 (4)四、现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仍需改进的地方 (5)(一)加强对原告人举证的指导和引导,实行合理分担原告的举证责任 (5)(二)完善行政诉讼举证时效制度,明确规定不及时举证的法律后果 (5)结论 (5)浅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承担的主体上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不同,它既不是由双方当事人分担,也不是由原告负担,而是由被告承担。
因为,行政诉讼中所针对的诉讼标的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该具体行政行为是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作出的;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与原告相比具有举证优势;行政诉讼中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能够有效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清晰、明确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其意义是:第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防止原告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行为的伤害。
第二、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
第三、有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等活动。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被告应遵循举证范围及举证期限规则,并承担举证期限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
从而使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一、举证责任的涵义及特征举证责任是执行政诉讼当事人必须承担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
举证责任的基本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即提供证据责任的承担;二是指当时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浅谈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研究(一)
论文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对占优的盖然性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
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
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
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
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
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
”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
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
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
”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
”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
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
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
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
”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
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
”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
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
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被拘禁人或其代理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
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
”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
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
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
(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
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
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
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
“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
”;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
“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
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
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
”;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
“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盲点具体阐述
⒈关于被处罚人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减轻、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被处罚的当事人是否达到14岁、是否患有法定免责、减轻环节的疾病,这些因素通常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有举
证责任,因为行政机关应对权利的形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
但在极特殊情形下:如一个衣食住行都一向正常的被处罚人,在行政诉讼中突然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根据户籍的记载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当事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突然提出年龄记载有误。
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引用盖然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
即实施结果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比对方要小,那么该当事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
被处罚人患有精神病或年龄记载有误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由被处罚人承担最后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相对占优的盖然性几率。
因为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
只有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推测规则,才是司法公正的良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