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佛教研究・论唐代宗派佛教的有情无情之争潘桂明 该文分析了唐代佛教有关“有情有性”与“无情有性”争论中的各家观点,认为:“从天台智的“性具善恶”说到六祖惠能的“无情无佛种”,再到荆溪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更到禅宗“南方宗旨”的“见闻觉知”,最后到临济义玄的“向逆顺中觅人”,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无情有性”说为禅宗人文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机会,而禅宗洪州、临济等派系通过对“无情有性”说的批判,酝酿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
作者潘桂明,1944年生,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一有情无情之争,指的是有情成佛还是无情成佛的争论,争论的本质是有关佛性论方面的意见分歧。
为此,先须了解中国佛性论的由来和唐代有情无情之争的佛学背景。
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涅学派,是研究《大般涅经》、传播该经思想的佛学派别。
其学者则称为涅师。
《大般涅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
所以涅学派的中心议题,包括佛性的有无、成佛之可能、如何成佛等。
“涅佛性”思潮的兴起,结束了魏晋般若学的历史,把对般若性空的研究转入涅佛性之有的肯定。
这是中国佛学的一大进展。
对《涅经》有“孤明先发”之功的,当推竺道生。
竺道生是晋宋之际的高僧,他曾受学于鸠摩罗什,先研习大乘般若中观学,后于南方大力提倡涅佛性学说。
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上承般若性空之学,下开涅佛性之说的关键人物。
他通过对六卷本《大般泥洹经》的研究,首倡“阐提皆得成佛”之说,震动了当时整个佛教界,对此后的中国佛学影响既深又远。
首先注意到涅佛性说并加以肯定的是僧睿。
僧睿时代,般若性空之学尚未消歇,学者对涅佛性之说难以接受,而对“佛身是常,佛性是我”之说更表怀疑。
针对这种状况,僧睿在《喻疑》一文中指出: 今疑《大般泥洹》者,远而求之,正当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不通真照。
真照自可照其虚妄,真复何须其照一切众生?既有伪矣,别有真性为不变之本。
所以陶练既精,真性乃发。
浅谈情之所必有理之所必无概要：“汤显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封建时代中勇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向往烂漫春光的先行者。
”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也成为了我国古代爱情戏剧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就给了这部剧作很高的评价。
汤显祖的家乡江西省是泰州学派的盛行地区，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就是汤显祖的老师，而反封建思想家李贽和反对朱熹哲学的真可禅师都曾在汤氏身上留有较深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就可看出汤显祖反礼教、反封建的渊源。
本文试从汤显祖在《牡丹亭》一剧中对情的高度赞扬的角度来分析作家“以情反理”的创作目的。
一、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在程朱理学的严厉禁锢下，汤显祖认为明代最缺乏的是“情”，所以他坚决反对封建理学而极力提倡“情”，并期盼有情社会的到来。
“情”可以说是汤显祖的主导思想，是他一生的追求。
汤氏的至情观，主要是通过他的“临川四梦”四部戏剧表现出来的。
也即汤氏自己说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针对这四部“至情”剧，汤显祖曾直言不讳的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所以，《牡丹亭》可视为汤氏“至情”论的代表作。
《牡丹亭》主要讲了杜丽娘、柳梦梅的爱情故事，通过宣扬至善至美的“情”，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和歌颂了广大青年男女努力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顽强意志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二、“情”的美好正当由于程朱理学要求“灭人欲”，所以情欲作为人的一种生理冲动和生命本能，在当时几乎从未被正视过、肯定过。
汤显祖在其剧作《牡丹亭》中就大倡自然情欲，他认为男女之情是人的不可悖逆的自然本性，“情”是必然会产生的，无论如何封锁、防范、抵御，都不可能杜绝它萌发。
剧中杜丽娘就十多年来被严密地封锁在深闺大院中，不能随意外出，更是从未接触过男子，甚至连裙子上绣有成双成对的花鸟都会遭到父母的严厉指责。
从《世说新语·雅量》看魏晋玄学“有情无情”之辨杨化剑有情无情之辨出自何晏、王弼，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然则这也是魏晋时期玄学的现实主题，这种对现实的思考探讨，在雅量篇里有明确体现，同时，透过分析《雅量篇》的每一则记载，可以看出有情无情之辨已具有不同于辩题出现之初的特点。
本文溯及辩题的起源、因由，以展现魏晋士人雅量的论述。
对有情无情，通过具体篇章的阐释得到剖析。
何晏等虽以圣人为有情无情之辨的焦点对象，却勾连现实，与世俗契合，落实到士人。
士人有情是必然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圣人以道德修养制之，而魏晋士人，以自身特质与修为，以无情形式隐藏有情。
在这背后，是这一时期士人的心态的变化发展，一改此前的克制、节制情感，走向了重感情道路，从以礼节情，变为以性节情。
在这过程中，士人的心诞生的情，走向逐志历程。
一、有情无情之辨的主体转向情这一现实性概念，人之所属，在情与物，在物质与精神层面。
论题重点在情，却基于时代社会，有现实意义。
以圣人为范式，但内在囊括了魏晋士人群体，圣人、士人有极大的互通性，这就是关于情的哲理探讨基于现实。
从《雅量篇》具体人事物，有情无情之辨的对象、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向，从圣人到士人、从神圣到世俗。
从圣人到士人。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邵《王弼传》：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锺会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於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1]795有情无情之辨对象是圣人，以孔子为代表，是超出世人的完美形象，随着时代演变，渐被神圣化，成为理想载体，“内圣外王”[2]1069的典范。
魏晋时新的社会思潮、时代风气、学术思辨的发展，给予解读圣人的新思路。
论辩主体发生了转向，从圣人到士人。
圣人有着普通人情的特质，这是人的共同属性，“圣人有五情，有正常人和谐的生命情感, 这是人正常、自然的人性”[3]78，但圣人以“应物”对待情，“应物”是说对待人间事务接洽之意，无累于物是说这种接洽不给圣人劳苦压抑，而是身体冲和，达到无的境界。
德阳市第五高级中学2022-2023学年高二下学期4月月考语文试题第Ⅰ卷阅读（72分）一、现代文阅读（30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3题。
“缘情说”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产物，表现了天与人、心与物的同情同构。
它不同于重视个人、自我和主体的西方浪漫主义情感理论，也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抒情说”。
一些西方学者曾以“抒情说”来定义中国诗学传统，这脱离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是在用西方抒情诗的概念和模式来看待中国文学，将中国的诗歌解释为主观的、侧重于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白。
存在这样的理论偏失，除了受“以西律中”的思维模式影响之外，还在于对中国诗学的“情”之产生缺乏深入的体认。
对中国古代诗学“情”之产生的体认，可以用魏晋文学家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这一观点来概括。
陆机将诗歌创作的缘起归结为一个“情”字，这在中国诗学史上是第一次。
陆机是在比较诗和赋的不同时提出这一观点的。
“缘情”的“缘”是“起”“因”的意思，说的是诗歌产生的动因在于情，情为诗歌之生命本源，它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对“情”的认识的高度自觉。
不过，对“缘情说”的认识不能停留于此，更重要的是把握“缘情说”所规定的“情”的内涵。
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从他关于“缘情”的描述可见，“缘情”的基本含义是“感物”，是感物兴情，“缘情”的“情”即“物感之情”。
以“感物”和“物感之情”来解释“缘情”并非陆机个人的看法，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曾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陆机所说的“物感之情”主要指向自然事物，与个人对时间季节变化和自然事物的体验相关，钟嵘等人所理解的“物感之情”与陆机所说的“物感之情”也有不同，他将其扩展到人伦社会领域，强调诗歌要抒发对社会人生的真情实感。
如钟嵘《诗品序》所说的“物感之情”就蕴含着丰富广阔的社会内容：“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缘情说”在魏晋时期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社会的动荡、儒家经学的衰落、士子文人生命价值的发现等等。
宋词的爱情观与伦理道德思考与审美价值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精炼的语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深刻的内涵而闻名。
宋词中蕴藏着丰富的爱情观、伦理道德思考和审美价值，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追求。
首先，宋词展现了独特的爱情观。
宋代人们对于爱情有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特看法。
在宋词中，许多作品表达了对爱情的热烈追求、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体验。
例如，《蝶恋花·粉蝶儿》中的“卧灯，独倚画屏无限事，可惜不是，蓬生柳媚梦”，通过细腻而抒情的描写，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无尽的思绪。
这种对爱情的高度追求与看重，体现了宋代人们对爱情的独特认知。
其次，宋词反映了对伦理道德的深思熟虑。
伦理道德在宋代被视为社会稳定和个人行为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词中的伦理道德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婚姻道德和个人修养。
宋代的婚姻观强调妇女的贞节和忠诚，而男性则被要求尽到家庭责任。
诸如《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样的作品，通过揭示妇女对婚姻的忠诚和责任感，呼吁婚姻中的亲情和责任。
此外，宋词中还强调了个人修养和品德养成，表达了对道德自律的重视。
这些道德思考体现了宋代文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注和思考。
最后，宋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宋代文人对于音乐美和诗意美有着极高的追求，而这种审美价值在宋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宋词以其精炼的语言和婉转的笔触，展现了丰富的音律之美和韵律之趣。
例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红蕖柳丝绿，一行行写入相思垂泪”，通过富有节奏感的词藻将音乐之美和意境之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宋词还追求深入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形式，给人以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
综上所述，宋词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形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爱情观、伦理道德思考和审美价值。
宋词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追求，强调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并展现了高度的审美价值。
通过对宋词的深入研究和赏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人们对爱情与伦理道德的思考，并从中获得审美上的享受和心灵的满足。
“情文之辨”原始刘勰撰写“体大而思精”的《文心雕龙》时,在《征圣》、《定势》、《知音》、《附会》、《体性》等篇中,多次提到“情”“文”关系问题。
如《征圣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
”《定势篇》:“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
”《知音篇》:“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体性篇》:“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附会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
”《哀吊篇》:“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充分说明了刘勰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深入思考。
特别是《情采》一篇,已带有对“情文之辨”的总结性质。
刘勰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将“情文”作为“立文之道”提出来。
他还说: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
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泳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这里的“采”就是“文采”,《情采》所论,其实就是“情文”之关系。
他从“情文”关系角度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是以《诗经》为代表的“为情造文”的优良传统,一是后世“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
沿波讨源,《诗·大序》对诗与情志之关系早有揭示:“诗者志之所之也。
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精品意义首先，“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情感交流的作用。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通过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来触动读者的情感。
比如《红楼梦》中的黛玉、宝玉等人物就通过他们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来展示了人情世故、友情、爱情等方面的内容，使读者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
情感交流是文学艺术中最直接、最真实的表达方式之一，它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中的主题。
其次，“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
古代文学艺术家常常通过描绘人物的情感和情绪来展示作品的主题和内涵。
比如李白的《静夜思》，通过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来表达对家乡的思念；杜甫的《登高》则通过表达诗人内心的豪情壮志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这种通过情感描写来表达主题的方法，使作品更加生动、动人，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
此外，“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还代表着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调。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情感是艺术作品的核心，它既能体现艺术家对人生、世界的理解，也能通过美化情感来达到审美的效果。
比如唐代的诗歌作品，其情感表达丰富多样，既有豪放奔放的风格，也有细腻婉约的风格，使人在欣赏诗歌时能够感受到种种美的情感体验。
情感的美化地反映了作品的审美情调，使作品更加精彩和吸引人。
最后，“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还具有启迪人心、教育人的作用。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通过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来启发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比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通过他们的情感和经历来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生的艰辛，使人们从中领悟到了关于生命、人性和道德的深刻道理。
这种通过情感教育来启发人心、教育人的方法，使古代文学作品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综上所述，“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多重的原创意义。
它不仅是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也是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
同时，“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还具有情感交流、审美情调和启迪人心的作用。
通过对“情”的描绘和表达，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展现了丰富多样的人类情感，传递了深刻的思想和哲理，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成为了传世经典，给后世人启示和启迪。
中国文学中的社会伦理观念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凝聚着丰富的社会伦理观念。
这些思想观念承载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学中的社会伦理观念。
首先，介绍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和特点；其次，分析中国文学中的孝道观念；最后，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仁爱观念。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中的社会伦理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
一、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和特点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是与中国社会伦理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相伴而行的。
在古代，社会伦理观念主要通过古籍、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传递给后代。
而在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媒体形式也成为了传播社会伦理观念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充满哲学思考和命理观念。
古代文人墨客常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思考。
他们以朴实的语言表达出对世界、人性和社会的独特理解，反映着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的内涵与外延。
二、中国文学中的孝道观念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社会伦理观念之一就是孝道观念。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影响着历代中国人对待父母和家庭的态度和行为。
《孟子》中有“君子之道，孝也”之说，把孝道视为人类最高尚的美德。
中国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以孝道为主题，表达了孝亲敬老的情感和责任。
例如，明代文学家曹雪芹的《红楼梦》以贾府的兴衰为背景，通过对贾母、贾宝玉等人物对待父母的形象塑造，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孝道的推崇和重视。
这些作品引导着中国人尊敬和孝顺父母，传承着孝道文化。
三、中国文学中的仁爱观念除了孝道观念，中国文学中还体现了丰富的仁爱观念。
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强调对他人的关怀、尊重和帮助。
《论语》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待他人的仁爱之道。
在中国文学中，仁爱观念常常以人物形象和情节的方式体现出来。
例如，明代作家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以幽默的手法讽刺了社会上的各种丑恶行为，并借助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呼吁人们关注他人的痛苦，并以仁爱之心予以帮助。
古代文学中的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古代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记录和传递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的媒介。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社会伦理的思考与反思，以及个体情感的表达与诉说。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古代人们对于人生、道德与情感的思考，更是对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探索和呈现。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常常体现在对于道德、义理、责任等方面的思考与表达。
例如，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通过对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刻画，展现了封建社会中人们面对家族、亲情、婚姻等伦理问题时的困惑与挣扎。
他们身处一个充满矛盾与压力的社会环境中，既要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又要追求自己的个体情感与价值。
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作者传达了对于社会伦理的思考与反思，以及对于人性的探索与揭示。
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呈现出个体情感的丰富与多样性。
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深情厚意，以及贾宝玉与薛宝钗之间的纠结与矛盾。
这些情感的表达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追求与挣扎，更是对于人性、人情与人生的思考与体验。
通过这些情感的描绘，作者使读者得以深入感受到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而引发对于自身情感的思考与反思。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的交织与碰撞，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
在《西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悟空对于师父唐僧的忠诚与保护，以及对于妖魔鬼怪的慈悲与宽容。
这些情感的表达不仅仅是对于师徒关系的呈现，更是对于人类道德与善恶观念的思考与探索。
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作者向读者传递了对于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的思考与反思，以及对于人性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探索与表达。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的表达，并不仅仅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记录与反思，更是对于人类固有价值观和情感的探索与呈现。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虽然发生在古代，但却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与共情。
通过对于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的思考与描绘，古代文学作品成为了人们思考人生、道德与情感的重要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