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_身体_政治_从三部小说文本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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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性别与叙述的探索
女性主义文学：性别与叙述的探索在女性主义文学的广阔天地中，性别与叙述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深刻的互动。
这种关系不仅揭示了女性在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处境，也展现了她们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来重塑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
女性作家往往利用叙述策略来挑战或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期待。
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她们能够直接表达女性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经验，这样的视角转换有力地打破了男性主导叙事的传统。
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通过其流动的意识和多声部叙述技巧，展现了女性对于时间、空间和自我的不同感知。
同样，托尼·莫里森的《宠儿》采用非线性叙事和多重声音，揭露了奴隶制遗留下来的创伤如何在女性生活中持续产生影响。
除了叙述者的选择，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还常常通过语言的创新来表达性别特质。
诗人如艾德里安娜·里奇和艾米莉·狄金森，她们的作品通过对传统诗歌形式的改造，赋予女性经验和情感以新的表现力。
这些作品通过密集的象征、隐喻和韵律变化，传达了女性对于爱、身体、工作和精神探索的独特视角。
在探讨性别与叙述的关系时，不得不提的是女性主义对母性、性别身份和性取向等议题的深入挖掘。
例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通过极权主义背景下的反乌托邦叙事，探讨了女性身体、生育权和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类作品通常借助强烈的情节冲突和角色塑造，展现女性在反抗压迫和寻求解放过程中的勇气与创造力。
女性主义文学还关注叙述中的“空白”和沉默，这些往往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被边缘化有关。
埃莱娜·西苏的理论强调了“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即通过写作来填补这些空白，发掘并表达那些被压抑或忽视的女性经验和欲望。
女性主义文学通过探索性别与叙述的交织，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体验，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既有的性别结构，促进了性别平等和多元化的社会对话。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作家和读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力量、同情和理解的女性主义叙事空间，为性别认同的流动性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无限可能。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身体”叙事无论是真实的肉体叙事，还是符号化或话语化的叙事，都对文本的叙事和情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贯穿在文本内部，涵盖主人公身体，心智变化，并延伸到文本的外部，涉及作者的身心状态和读者身心共鸣。
旨在分析“身体”叙事对于勾画人物，深化主题，文本建构的作用，同时，使得读者深刻理解“身体”叙事对于揭示人的主体性和多重社会身份的重要性。
标签：身体叙事；肉体，话语；身份；符号“身体”是人类感知世界，认识万物的重要媒介。
身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人类在婴儿阶段，他们无法感知身体和外界万物的界限，未能充分意识到身体是自身个体的组成，是区别于外在万物的实体存在。
它不仅在生理意义上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而且与人类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没有身体，人将不能成为人。
近年来，“身体”研究成为跨学科领域争先研究的对象，见诸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并逐渐引起了叙事学界的广泛关注。
人类文学，从探索人类起源之谜的《创世记》中，就出现了“身体”的描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得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1]这里对上帝创造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详细勾勒出了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有形的身体。
因此，身体从人类文学开始发展之初，就起到了它的叙事作用。
这具生老病死的身体，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下，逐渐演变成一个蓄积着情欲力量和性别或族裔身份，它或是局部或是整体承载着种种叙事意蕴的“身体”。
它不再是一个客体或他者、或一个仅仅孕育着各种隐秘欲望的容器，而是具有了能指的意义，它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成为能够充当并隐喻人类精神与心理意识的象征物。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物理和生理的有血有肉的身体，而是一种能指符号。
正如。
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所说“写作……为文字恢复其精神，为身体恢复其意义。
女性身体写作,一个赛博时代的神话
长城论坛NG NG 6女性身体写作,一个赛博时代的神话张明华u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井冈山大学基金项目/赛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0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 R 09012)。
一从新文化革命起,女性作家的作品意识中用自身身体的性意识和性伦理的颠覆来向男权菲勒斯体系的宣战就没有停止。
苏青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0,丁玲笔下苏菲性意识的初次萌动,王安忆的/三恋0中对女性情欲的大胆流露,再到林白、陈染的私人化写作,随后的卫慧、棉棉,更是旗帜鲜明地以性爱体验的书写讲述私人空间的女性特有的性体验和情感体验,并以此作为改变既定的男权体制,寻求生存,改变处境的有效武器。
然而,在2003年,木子美在互联网博客空间,发表名为5遗情书6的私人性爱日记,以写实的说法公开她与65个男人的性爱经历,大胆直白地诉说女性性体验和身体欲求,其中还详细叙述了他与广州一位著名摇滚歌手/一夜情0的性爱经过。
短短数月,木子美在博客网站迅速走红,/木子美0和/博客0被大量检索,甚至带来了中国的博客写作时代,/博客中国0,/博客中文站0曾因访问人口的激增而一度陷入赌车和瘫痪状态。
可以说,木子美的性爱日记火了,几千年来一度渴望苏醒的女性性意识和性伦理从未如此肆行无阻、酣畅淋漓地宣泄狂欢。
曾几何时,丁玲只能让苏菲在孤独中死去,王安忆、陈染的女性欲望书写在文坛的风波中欲言又止,以致卫慧的5上海宝贝6最后被禁。
而对于木子美,你可以攻击和批评,可以举起封锁/网络狐妖0大旗,但是你不能限制她的言说自由,/我是怎么生活,我就怎么记录,哪怕被干扰,被破坏,哪怕男人谈-木.色变。
0[1]作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赛博女性主义的一个特例,木子美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通过赛博空间的新媒体大胆裸露地表现自己的诉求,木子美的横空出世彻底直白地挑战传统的道德底线,游刃有余,前所未有。
这是网络对女性写作的眷顾,女性写作,在网络空间成为一个赛博的神话。
女性书写,在网络空间如一朵盛开的玫瑰,展示着前所未有的本真和从容。
解读铁凝《大浴女》的女性自我成长史
解读铁凝《大浴女》的女性自我成长史铁凝在关于文学创作答《女友》记者问时曾说：“人性结构的丰富给文学带来了说不尽的视角，也许我们，只找到了万分之一，我们应该力求发现得更多。
”[1]于是继轰动文坛的“三垛一门”（《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玫瑰门》）之后，铁凝又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力作――《大浴女》。
这部小说将叙事视角转向女性自我的心灵深处，通过对主要人物尹小跳成长过程的描写，追求一种人生的孤独。
从人物的自我失落，到寻找失落的自我，女性通过对自身灵魂的自觉彻底的洗涤获得了浴后重生，是展示女性精神成长的一部女性文学力作。
成长，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向完善状态接近的过程。
就人类本身来说，这种成长起来的接近完善的状态包括着身体和心灵两部分，肉体上的发育成熟只是成长的一部分，而心灵上对外部世界的逐渐认知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建构，才使人性的成长完整起来。
人类的这种不断成长的状态在文学上一直被关注着，大量成长小说的出现是这种关注的文体自觉。
伊恩?P?瓦特指出：“小说是最充分的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定方向的文学形式。
”[2]当代生活和当代小说一起“提供了一批读者，他们对发生在个人意识中的所有过程都极感兴趣”。
[3]在我看来，人们对铁凝小说这么多年来常写常新常读常新的感受，也正在于当代生活与个人主义文化共生的时代环境，为作家与读者共同提供了“对发生在个人意识中的所有过程都极感兴趣”的心理空间。
从最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杉》、《哦，香雪》到“三垛一门”，再到后来的《大浴女》，铁凝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成长型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也在塑造着铁凝。
无论是写女中学生的成长也好，写偏僻落后地区女性在城市文明的吸引下产生的精神变化也好，还是写城市及城市中人在命运的强大冲击下的改变也好，其实她所表现的都是那种成长状态和成长的过程，那种夹杂着痛苦、不安、挣扎、惶恐、千回百转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以及最终所达到的成长了升华了的状态。
身体的遮蔽、疼痛和欲望
身体的遮蔽、疼痛和欲望论文摘要：晚清以来，女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五四时期女性小说开始表现女性自己对身体的态度，传达长久被压抑的各种情绪。
从初期女性小说身体表现的迟疑与彷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入表现女性身体的毁弃、欲望的压制和高扬，身体不仅成为女性解放的动力，也成为获取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论文关键词：女性身体欲望主体性在晚清以来的民族自强情绪和民族振兴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女性问题和女性身体都受到普遍关注：开设女校、解除对女性身体的束缚等。
到五四时期逐渐为女性创作提供了“自己的空间”，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萧红、丁玲、张爱玲、苏青等一大批女作家的涌现，打破了千百年来男性中心的话语格局，使女性作为人类的一翼得以表达。
她们要求自由，要求平等，表达被压抑的女性自我生存的强烈意愿，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成了一种强悍的理由，女性作家开始大量表现女性自己对身体的感觉、认识和态度。
女性写作，要重建自己的话语，就得深入私人领域、私人生活，从个人体验、从躯体上打开缺口。
埃莱娜・西苏提出：“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
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
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
”“才能把长久被压抑在社会底层的各种情绪，无法名状的东西，包括女性自身的身体给发掘出来。
”①现代女性小说以身体为印痕为媒介，通向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广阔的思想天地。
一现代女性小说开始颠覆对女性身体的传统想象，从男性的眼光中分离出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欲求和自我选择。
爱情作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具体形态，包孕着女性最深切的个人体验和生命感怀，是现代女性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庐隐在散文《恋爱不是游戏》中大胆宣称：“没有受过恋爱洗礼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其小说多角度地叙写了五四知识女性在恋爱和婚姻中的种种困扰和痛苦。
《海滨故人》中爱上有妇之夫的露沙的哀婉，《沦落》中松文因失去贞操遭到恋人的鄙薄，《胜利之后》中受过高等教育但不善于家务的女性被讥为“高等游民”。
《帕梅拉》中的身体政治
《帕梅拉》中的身体政治帕梅拉（Pamela）是英国18世纪作家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创作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英国小说的开创之作，也是一部具有重要社会和身体政治意义的作品。
本文将探讨《帕梅拉》中的身体政治问题。
《帕梅拉》以首次以女性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使女性主义和身体政治成为该小说的重要主题。
小说的主人公帕梅拉是一个贫穷的仆人女孩，她被她的主人兼暗恋的主人先生B 所追求。
故事中，帕梅拉不断面临性骚扰和侵犯，她坚定地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尊严。
通过帕梅拉的奋斗，小说探讨了女性的权力和身体自主权。
小说展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支配。
帕梅拉的主人先生B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她的身体，包括性骚扰、侵犯和强暴。
他将帕梅拉关押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试图使她屈服于他的性欲。
小说通过描述女主人公的内心痛苦和坚守，揭示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女性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艰难抗争。
小说展示了帕梅拉坚守自己身体自主权的勇气和力量。
尽管帕梅拉是一个贫穷的仆人女孩，但她保持了对自己身体和尊严的坚决抵抗。
她不愿意成为他人任意摆布和侵犯的对象，不惧对待主人的命令，并通过写信给家人和朋友揭示自己的遭遇，寻求支持和帮助。
她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其他女性免受性骚扰和侵犯。
小说通过帕梅拉的行为展现了一种坚守尊严和争取平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女性争取自由和权力的斗争。
小说还揭示了女性身体政治与社会阶层和性别角色的关系。
帕梅拉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佣人，她缺乏权力和社会地位。
她的主人先生B则是一个上层阶级的绅士，拥有权力和特权。
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女性容易成为男性的性对象和工具，身体政治问题尤为突出。
小说通过帕梅拉和先生B之间的斗争，揭示了社会等级与身体政治的相互作用，以及女性在这种体系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帕梅拉》是一部重要的作品，通过女性主义和身体政治的叙事表达了对性别不平等和女性身体剥削的关切。
“驯顺之躯”与“觉醒之魂”——《面纱》中女性的身体政治与主体性建构
“驯顺之躯”与“觉醒之魂”——《面纱》中女性的身体政
治与主体性建构
刘锐
【期刊名称】《世界文学研究》
【年(卷),期】2024(12)2
【摘要】《面纱》是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名著,被誉为“女性精神觉醒经典之作”。
论文将结合小说成文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以福柯的身体理论为视角,从女性的身体政治入手,解读《面纱》中女性被驯顺之躯背后的政治权力隐喻,探寻蕴含在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之路。
《面纱》中的女性身体被男权及其社会符号化和商品化,也难免进行自我客体化。
然而女性却能够打破束缚与桎梏,在驯顺之下逐渐觉醒自我,努力建构身体与精神的主体性。
毛姆在《面纱》中通过女性之躯来展现女性的自我困境、迷失与觉醒,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父权社会制度的黑暗,强烈批判了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凝视与教化。
【总页数】6页(P62-67)
【作者】刘锐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大连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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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下的女性身份分析4.女性主体性的建构策略——当代艺术中的女性身体意象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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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叙事理论
身体叙事理论身体叙事：一种突出描写人的身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常用在小说和电影中。
身体叙事作为一种文学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未尝不可，但若过多突出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描写，难免会跨出传统道德底线，成为一种情色艺术。
身体叙事：一种突出描写人的身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常用在小说和电影中。
身体叙事作为一种文学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未尝不可，但若过多突出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描写，难免会跨出传统道德底线，成为一种情色艺术。
出现背景叙事是人类组建意义世界最重要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艺术观念的演进，电影、行为艺术都成为新的身体叙事形式，身体成为新的叙事载体。
在传统材料、传统艺术形式内部的革命已经不能满足艺术家创作需要的时候，寻找一种新的载体，使用一种新的材料就成为首要任务与突破口。
众所周知，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的最大区别就是载体的不同，而由于材料本身的质地、密度、柔韧度等物理特性的不同也确实表现出个不相同的表现力。
而这种新材料不但能产生新画法、新观念，而且还能激发新激情，于是身体这种“旧材料”“新载体”便适时浮出水面了。
具备条件作为一个隐讳的名词，身体与肉体（flesh）、裸体（nude）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肉体是身体最粗浅的层面，从生理学角度而言，它代表的是无色情、无感官肉欲的医学和解剖学的对象。
裸体给人的模糊印象并不是蜷缩和无助的躯体，而是一种平衡、丰饶和自信的躯体：重构的躯体。
行为中的身体多为裸体，而裸体诉说的是被剥光了衣服，暗指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的“被看”的、窘迫的状况，也是人最本真、最自然、最未被物质世界污染的状态，当然更是人在被动情景中直视自身、审查自身的契机。
同时，身体又集合了社会观念的诸种因素：艺术、政治、人性、道德、甚至宗教都被整一性地思考。
它连接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公众的审美习惯，又反映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原则，同时还刺激着政府的法规政策和社会禁忌。
双重身份在叙事过程中，身体是行动的主体也是叙事的主体。
它是展现行为的载体，也是叙事的承担者。
身体政治
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在婚姻立法中，几乎 都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感情不和，无法 维持同居者。”
《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中第19条 “离婚时须向区级以上政府 区级以上政府请求之，经审 区级以上政府 查批准领得离婚证明书始得离婚”。
调解制度成为政权深入家庭生活、进行社 会动员的工具。
国家与民族存亡 ＞个体的追求 个体纳入更加宏大的国家与民族话语，意 味着个体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的需要，意 味着个体奉献自己以挽救国家民族。
第三，男女同是历史的创造者，妇女不仅 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伟大力量，而且是建设 社会主义的伟大人力资源。 第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员妇女全面 参与社会发展，是妇女运动必须始终坚持 的正确方针。
第五，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彻底解放，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艰巨的历史 任务。
“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 只 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 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 真正的解放 ”。——中共“二大”《关于 妇女运动的决议》
国家与妇女解放的双边互惠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开始之时就与民族 解放紧密联系一起、被整合在民族解放运 动之中 。
前革命时代的身体政治
戊戌维新：“禁缠足”和“兴女学”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 善种。”
辛亥时期 ：“同为国民、同担责任”
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封建 女子要解放，在于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 建立新社会。 “他”与“她”
晋察冀1943年在就婚姻问题给各地方政府 发出的通知中就说，“关于结婚年龄在游 击区及早婚习惯很深的晋东北一带不必强 调非法定年龄不可，但在十四岁以下的一 定要禁止，已结婚的也要强令分开，到达 适当年龄，再准同居” 。
1944年陕甘宁边区公布《修正陕甘宁边区 婚姻暂行条例》，更是取消了关于婚姻年 龄的规定 。
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意识解读
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意识解读作者：朱风晴来源：《牡丹》2017年第33期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中篇小说《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并称为“三恋”）无疑是其扛鼎之作。
在“三恋”里，王安忆另辟蹊径，以一种悲壮的基调书写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将笔触伸向以往文学与道德禁区的幽深领域——女性欲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本文从女性意识角度对“三恋”文本进行分析，在欲望叙事方面，女性以“婚外情”和“性”作为颠覆男权的武器；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占据话语中心成为强者；在母性的皈依中，女性被升华而男性被边缘化，从而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欲望叙事：以“婚外情”和“性”作为颠覆男权的武器（一）反婚姻姿态——以婚外恋为主要形式在传统的男权文化规定的婚姻制度中，女性在家庭的“食物链”中处于最末端，必须遵守三从四德，无条件地服从长辈和丈夫，生儿育女，为家庭付出，在屈辱的环境中挣扎生存。
大提琴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传统女性，忍受着老太爷的棍棒，对待婚姻忍受顺从。
而“三恋”中的其他女主人公对待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阅读具体文本，人们可以发现，三组故事中爱情的发生都不是在婚姻中或者以婚姻作为最终归宿的，由此可以窥见王安忆的反婚姻姿态：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最终归宿，也并不一定能给女性带来幸福。
她将爱情放置在婚姻关系外，用“婚外恋”来反驳男权社会的传统婚姻制度。
《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孩是在双方都有家庭的情况下相恋的，都背叛了自己的婚姻。
金谷巷女孩美丽耀眼，风流早熟，从小看着妈妈与各种男人周旋，过早地体会到了女人的性角色与性功能，对她来说最好玩的游戏便是和男人周旋。
她是一个喜欢操纵一切的人，对丈夫出击，只是因为丈夫做出一副不受掌控的样子，激起了她的征服欲。
两人的结合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真是棋逢对手，婚后丈夫想尽一切办法来拴住她，虽给予了她一定的自由却还是束缚了她的手脚，阻碍了她在婚姻中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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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政治———从三部小说文本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刘传霞(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女性运用自己的身体救国救民,这是男权社会制造的让女性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政治神话,是让女性放弃自身的真实需求而世代仿效、复制的毒素。
女性要确立自我的主体位置,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必须戳穿这种篡改、利用女性的叙述话语的假面,建立女性自己的身体叙述学。
然而,建立女性身体叙事是一条布满迷雾与陷阱的道路。
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到铁凝的《麦秸垛》、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女性文本清晰地展示了建构女性自主权身体叙事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女性;政治神话;身体叙事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1],人类的身体决不仅仅具有生物意义,而且拥有强大的反意识形态的作用,身体内部难以遏制的欲望对压抑人性的政治、经济、道德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
正由于对身体所隐含的革命力量的恐惧,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高度政治化极权社会,都在竭力倡导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建构蔑视身体的文化传统,通过对身体的专政实现政治专政。
在中国五千年封建专制文化里,一直存在着压抑身体、否定身体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机制,身体叙事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
但是,在这将人类身体作为罪恶策源地的话语系统中,却存在着两种凸显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述,即运用女性身体制作道德神话和政治神话。
一方面由于女性身体具有生育、哺乳、体力弱小等特征,女性的身体在传统文化中充当了道德美的演出舞台,上演着一幕幕孝顺、守节、抗侮等道德剧;另一方面,女性身体的情色诱惑力既可以成为正人君子检测自我道德约束力的试金石,又可以用来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女性可以凭借身体的诱惑力打击敌人的意志、瓦解敌人的斗志,由此女性欲望化的身体获得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政治价值。
其实,这两者有关女性身体的神话和压制、蔑视人类身体的话语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它们以赞美、赏识的面貌出现,这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尤其是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使长期处于历史边缘状态、承受沉重凌辱与歧视的女性产生精神幻觉,以为她们的身体真的具有挽救江山社稷、建立历史丰功伟绩的作用,从而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肉身,走向虚幻,陷入人生困境。
自从女性作为一个写作群体出现在中国文坛,中国女作家就不断地戳穿女性身体政治神话的假面,抨击男权话语对女性身体贬抑、规范与利用,通过对男性经典叙事的再书写,揭示女性生存真相以及文化困境。
本文试图以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铁凝的《棉花垛》、毕淑敏的《女人之约》为样本,从作品的主人公、主人公周围的人、叙述人三个层面来考察半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中国社会、中国女作家对女性身体的陈述与确认,在布满裂隙、混乱杂陈的有关女性的话语中,探测建构女性自主性身体话语叙事的艰难历程。
一、贞贞・小臭子・郁容秋丁玲的贞贞和铁凝的小臭子都是生活在抗日总186期 第6期 2003年11月 贵州社会科学 S ocial Sciences in G uizhou V ol.186.N o.6 N ovember.2003 作者简介:刘传霞(1965—),女,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战争岁月里的乡村女性,都有着为革命奉献自己身体的经历。
贞贞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落入敌手,被迫做了随军妓女,遭受非人的摧残,后来与“自己人”联系上,利用特殊身份,打探日军情报,最后身染重病,不得不返回解放区治病。
小臭子受着性欲和虚荣心的驱使,与有敌伪政治身份的邻居秋贵勾搭成奸,革命者乔和国利用小臭子的奸情获得敌人的情报,使日军的扫荡一次次落空,有效地保护了村人和革命力量;但是,小臭子行为被日军发现后,迫于敌伪的压力,贪生怕死的小臭子出卖了乔,乔被日本鬼子凶残地先奸后杀;后来,小臭子又被国以革命的名义击毙,而作为男人,国受到女性情欲的诱惑,因而作为女性的小臭子与乔又有着同样被先奸后杀的人生结局。
贞贞和小臭子这两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子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用美丽的身体谱写了两则女子救国的政治神话,女性身体再次沦为施欲对象、政治诱饵。
很显然,她们对政治神话中所隐含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没有清醒的认识,她们的头脑和肉体对以为国捐躯神圣话语的名义公共掠夺女性的行为毫不设防。
贞贞是个倔强、勇敢的女性,曾不顾父母的反对和村人的讥笑,一心要与贫穷的恋人私奔,然而,当她面对男权文化制作的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时却毫无抵抗之力,反而忍辱负重、战战兢兢。
贞贞曾从日本侵略者那里逃出过两次,“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人”,“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不得已”。
贞贞这段充满伤痛之情的自我辩护、自我表白的话语清晰地展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女性接受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范,并且自觉地将这种异化人性的行为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将满载着性别歧视的男性要求化为女性自我选择。
与充满斗志的贞贞相比,小臭子则是一位混沌麻木的女性,她既没有对民族战争清晰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对革命队伍的阶级觉悟,仅仅依据生存本能的指使而行动,所以她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国能够在她身上获得了欲望满足之后又能大义凛然地将她处死。
尽管如此,小臭子也认为自己的身体交易为抗日作了贡献,以为从此有了资本,可以脱产做革命干部,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当乔告诉她组织上认为她不脱产、继续保持特殊身份对抗日还有用时,小臭子顿时获得一种力量、一种精神支持,也就更加大胆地穿行敌伪警卫队,为抗日队伍传递情报,护送他们过敌占区。
如果说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报国救民是最大的政治叙事,那么在太平盛世的市场经济年代,挽救工厂于倒闭之中则无疑也是重要的政治叙事,因为发展经济是和平年代头等政治大事。
毕淑敏笔下的郁容秋用自己身体在新的经济时代完成了一个女性的政治神话。
在某国营大厂陷入三角债的巨大漩涡,工厂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危急关头,普通女工郁容秋撕榜立约出征讨债,她利用美人计、苦肉计等手段,转战南北,战战告捷,讨回欠款,救活工厂,然而积劳成疾,一杯杯美酒烧坏了她的肝脏,最终孤寂地死在豪华的高干病房里。
如果说贞贞、小臭子这些20世纪40年代的青年乡村女子,长期生长于封建父权专制之下缺乏女性自主权,对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欺诈缺乏清醒认识,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中年女性郁容秋对此却有着切肤的感受和自觉的反抗,然而,郁容秋这位永不屈服、拼命抗争的女性,她的女性自主意识的确立和对男权文化的颠覆却一再陷入镜城之中,她一直在逃离男性文化的控制与压迫,但无法逃脱女性身体被男性政治所利用的宿命。
郁容秋不甘过平庸的、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是有着让同性嫉妒、异性倾慕的容貌的她把生命潜能释放在征服一个又一个冠冕堂皇的男性身上,“我征服了这个男人,也就征服了所有佩服他的人”。
但是,在内心深处郁容秋也对自己这种征服行为的真实价值心存犹疑,它是女性的一种痛苦的“自虐”行为,无法获得整个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对其道义上的支持,因而郁容秋把清除三角债当成是现实给予她的一次难得展示自己的智慧与才能的机遇,孤注一掷、奋不顾身地抓住它,完成了一次人生壮举,成了全厂闻名的清债英雄。
郁容秋用美丽的容貌、健康的身体帮助工厂走出困境,对单位集体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留给她自己的则是病人膏盲的躯体。
郁容秋人生历程中唯一一次“堂堂正正做人”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却是以生命消失、身体的毁灭为代价的,她生命的最后一搏仍然落入了中国女性古老悲剧之中———“女性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获得某种‘崇高’的利 第6期论“全球化”时代的散文创作77益,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牺牲的资源。
”[2]女性用身体救民族、报国家、救集体,是男性社会制造出来让女性自我沉醉、自我欺骗的政治神话,是让女性忘却自身的真实要求,不断仿效、不断复制的文化毒素。
从贞贞、小臭子到郁容秋,历史已经前进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又是中国有史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然而,中国普通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人性尊严的确立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误区,她们无法勘破社会中各种有关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的虚假面目,常常不自觉地沦为男权话语的牺牲品。
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歌舞升平的商场,女性和她的身体一次次地被作为祭品奉献出去,尤其是像贞贞、郁容秋这样不屈不挠,拒绝隐遁,力图重塑自我的女性更是令人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二、周围人贞贞和小臭子都生活在革命政权已经初步建立的解放区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已经深入渗透的北方乡村,五四以来封建的启蒙话语和新兴的革命话语都已经输入到这里。
贞贞响应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张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小臭子在夜校里也明白了“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见男人就脸红低头,整天围着锅台转讲三从四德,这都是封建,封建就是把妇女先封住。
”尽管反封建、妇女解放已经成为时尚的革命术语被人们传递着,但是,贞贞、小臭子生活的乡村仍然是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父权专制社会,乡民们以封建道德观衡量着女性,热切地关注着女性的贞节。
在霞村以杂货铺老板为代表的男性村民以猥琐卑劣的目光看待贞贞的受辱,厌弃、鄙视着她,斥之为“破铜烂铁”;村里的妇女们则在同情中包含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连贞贞的父母感受更多的也是耻辱,无颜见乡里,最大的愿望是将失贞的女儿嫁出去;即使是称赞贞贞行为了不起的村干部和她的恋人也非真正出自内心深处的理解,他们一个是源于强健的男性对弱女子献身抗日的敬佩之情,一个是出于男性的责任心与英雄气概。
贞贞之所以激起村民的愤怒,一是在于她失身于异族侵略者,这不仅是对个别男性的失节行为,而且是对全体同族男性的侮辱,二是已是“不洁之身”的贞贞在完成了她的政治使命之后拒绝隐遁和消失,甘于自己身体的摧残并不以此为耻,反而要争取新的生活。
与贞贞相比,小臭子生存的文化语境似乎要宽容了许多,村民不但不拒斥她,反而找她分析形势,等待她的口令来决定是否出逃。
事实上这看似不同的待遇其内质是一致的。
人们容忍小臭子委身于伪军身份的秋贵,就同容许她的母亲米子钻窝棚挣棉花维持生存一样。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们对女性身体一致持两种态度,一方面将其“推为伦常社会礼教的劲敌”,一方面又“默许为娱乐享受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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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社会利用小臭子这些“不贞”女性的身体,鼓舞纵容她们的放荡行为,满足男性欲望要求,又在伦理道德上对其大加鞭挞,以此来警示、防范“良家妇女”,所以小臭子和她的母亲都在心理上有深深的自卑感。
霞村的贞贞把自己新生的希望寄托在由陌生的革命者组成的延安,在那里治疗心灵和肉体的伤痛,小臭子在革命队伍中的遭遇或许给了善良的人们一个不愿面对的答案:当小臭子提出脱产时,区领导以她脱产对抗日阵营的威信有影响为由严词拒绝,乔向小臭子传达不脱产有利于抗日的话语,却将前一句隐瞒私吞了,所以新革命话语的兴起与传播并不能取代、抵挡陈腐封建专制男权话语流行,而且革命话语本身也潜伏着男权话语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