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与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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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铁凝《笨花》的女性叙事及和谐美的建构闫红刘雪春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呈现出成熟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也出现了现代性的焦虑和女性身份认同的困惑。
究其原因,女性写作仍处在现代性的困境之中:社会身份和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分裂,正是这双重身份在确证过程的错位与迷失才使得女性写作在新世纪伊始没有张扬起理性的风帆。
铁凝的长篇新作《笨花》,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体现出新世纪女性主体的理性呼唤。
在现代性的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边缘,揭示了三组女性不同的生存和命运遭际。
文本中的女性伦理叙事,蕴涵着强烈的此在关怀,体现了女性小说的最高现实;而理性伦理叙事,又使它具有了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渴望着社会性和人类性的认同。
在女性主体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双重认同、构建双性和谐的理想图景中,显示了女性文学在新世纪重返现代性的努力。
一、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和谐交融铁凝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罕见的把女性的社会意识和性别意识高度统一的作家。
这缘于她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又对人本主义的个性自由思想充满向往。
即使在创作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玫瑰门》时,她也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
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
——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
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
”铁凝不同于其他女作家,铁凝没有以简单的决裂或狂欢的方式,在传统的断裂处为女性自身寻找一点形而上的精神抚慰。
在2000年的《大浴女》中她就深悟到世间万物的大和谐的真谛,经历了人生风雨透辟彻底的“淋浴”和“涤荡”,铁凝更希冀女性理想健康人格的建构,完成了自我超越,走向了人类文明的指向。
此后铁凝以宽容的理性审视和明智的建设姿态,开始向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文学的回归而走向了深邃和永恒。
这其中的叙事策略就是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完美融合。
在现实社会伦理的处境中,作家最好的创作,应该既是理性的又是伦理的,这样才能保证写作的本质意义和精神纬度。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藻海无边》中女主人公权威的建构雷令菊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摘 要:简•里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藻海无边》是对经典作品《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改写。
通过以第一人称简述女主人公的悲惨境遇,简•里斯深刻地揭示了在欧洲中心论和父权制观念的影响下,女主人安托瓦尼特所受到的压迫。
本文从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出发,从叙述声音入手,探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如何获得话语权并建立自己的权威。
关键词:《藻海无边》;女性主义叙事学;第一人称;权威构建作者简介:雷令菊(1995.6-),女,汉族,陕西省安康市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7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116-02引言:简•里斯是英国著名的当代女作家,她的代表作《藻海无边》于1966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奖。
作为《简·爱》的姐妹篇,《藻海无边》主要是以幽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罗彻斯特前妻的口吻讲述自己作为白种克里奥尔女性在殖民地的尴尬境地及在父权制社会下遭受的压迫。
该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女主人公安托瓦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在当时十九世纪,西印度群岛奴隶制解体后,很多受英国殖民的混血人种既受黑人仇视,又被真正的白人疏远。
在这种夹缝生活中,童年时期的安托瓦内特孤独、无望。
第二部分大部分以罗彻斯特的口吻,并穿插了小部分以安托瓦内特的口吻,分别从各个角度描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及罗彻斯特对安托瓦内特态度转变的过程,以及安托瓦内特是如何一步步走入精神失常的痛苦过程。
最后一部分仍从安托瓦内特的角度,讲述了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带到英国后,被视为疯子并幽禁在阁楼上,最终自己精神崩溃,放火烧掉庄园并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强调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性文本的性别建构进行叙事研究,并分析女性文本与其不同语境之间的关系。
20212021年末,由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投资制作,梁乐民执导,中国香港演员王丹妮、古天乐、林家栋等联合主演的传记片《梅艳芳》在全国上映。
截止目前,该片仅获得8738.8万元票房。
[1]影片试图呈现于2003年逝世的我国当代著名艺人梅艳芳的一生,尽管其商业成绩远未达到预期,但上映后仍引发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众多演艺界人士的缅怀,以及众多“70后”“80后”甚至“90后”华语歌迷与影迷的追忆和评论。
作为一部拍摄香港著名歌星、演员梅艳芳的女性艺术传记片,这在中国人物传记片发展史上尚不多见,可以说是某种类型创新与题材之延伸。
尤其是在影片中真实纪实影像与剧情中的虚构影像的交替使用,成为寻找到引发最广大观众情感共鸣的关键因素。
但较为遗憾的是,该片在女性身份及明星身份的情感建构上,并没有塑造出被誉为“香港的女儿”——梅艳芳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精神价值内核;同样在叙事策略上,缺少历史时代背景,悬浮于现实空间的叙事策略,也成为其毁誉参半的主要因素。
一、女性传记片类型的突破与创新传记片作为一种类型或者特殊的电影题材类别,本质上是“以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依据,用传记形式拍摄的故事片”。
[2]在电影发展历史中,传记片因其以人物塑造为核心这一独特的美学特征、围绕人物所建构的环境及其对于历史的描摹,以及展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下人物与命运抗争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力量之展现,而成为易于打动人心、引起情感共鸣和独特文化记忆的重要的电影类型。
长久以来,传记片不仅在好莱坞电影的类型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成为极易获得各大奖项的重要片种。
从1927年到2021年,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93部作品中就有15部传记电影,占比超过16%。
然而无论是以二战为背景,描绘美国历史上毁誉参半的著名军事英雄的传记电影《巴顿将军》,还是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赢得贫苦人民信任和爱戴、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的圣雄《甘地传》,亦或是展现在封建没落王朝衰败和历史革命进程夹缝中求生存的《末代皇帝》,这些获得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的人物传记片,都无一例外的以男性人物为原型,试图展现宏大时代背景下的男性家国同构叙事。
叙事中的“她者”目录一、内容简述 (2)(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二)相关概念界定 (3)(三)研究方法与路径 (4)二、“她者”的理论框架 (6)(一)“她者”概念的历史演变 (7)(二)女性主义的视角下的“她者” (8)(三)他者理论在叙事中的应用 (9)三、叙事中的“她者”类型与特征 (11)(一)叙述者的“她者” (12)(二)叙述角度的“她者” (13)(三)叙述者的他者 (14)四、叙事中的“她者”功能与作用 (16)(一)建构故事世界 (17)(二)塑造人物形象 (18)(三)推动情节发展 (19)(四)表达主题思想 (20)五、叙事中的“她者”与主体性建构 (21)(一)女性主体的建构与解构 (22)(二)他者对主体性的影响 (24)(三)主体间性的呈现与探究 (25)六、案例分析 (26)(一)文学作品中的“她者”叙事 (27)(二)影视作品中的“她者”表现 (29)(三)网络文学中的“她者”叙事特点 (30)七、结论与展望 (31)(一)研究总结 (33)(二)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33)一、内容简述“叙事中的“她者””探讨了在文学叙事体系内女性角色的构建与演变,以及这种构建如何反映社会对其的认知、期望与局限。
本文通过梳理不同文学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的语境,分析女性角色在叙事话语中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遭遇的命运以及自身的反思与抗争。
从刻板印象的“温柔贤淑”到更为多元化的“觉醒力量”,“她者”的身份在叙事中不断被再造,也折射出女性在社会中的不断追寻自身认同和解放的过程。
本文力求以文学作品为镜,反映女性在叙事语境中的复杂性与意义,进而引发对性别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建构的深层次反思。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她者”(the Other)概念通常指向那些处于主流社会和叙事中边缘地位或“他异性”的个体或群体。
该术语源自哲学和文化批评,特别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
832021由格蕾塔•葛韦格执导,西尔莎•罗南、艾玛•沃特森等主演的爱情剧情片《小妇人》于2019年在美国上映。
该片是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同名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以美国南北战争为叙事背景,叙述了19世纪美国普通家庭四姐妹的生活。
影片塑造了平凡的人物形象,讲述了普通人“超越自我,找寻自我”的生活状态,细腻、完整地呈现了真实家庭生活。
故而,从该片的特色呈现与意义视角理解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感受影片塑造的女性形象,对传播自强、自信的女性品质有重要意义。
一、聚焦真实情感的特色意义呈现在电影艺术中,创制者往往通过将特殊的历史事件浓缩为交代故事背景的叙事符号,作为个体命运变化的宏观时空,而影片真正探讨的核心是个人价值抉择与命运的无限追求。
[1]电影《小妇人》聚焦真实情感,生动表达了关注自我价值、倡导回归生活的时代命题,无论是对爱情、对生活的持续关注,还是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皆以真心真情的艺术化手法生动观照了现实,达致了从思想内涵、艺术审美到精神体验的全面超越。
(一)真实人性的生动呈现电影艺术通过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展示特殊故事背景下的人物命运与情感抉择,丰富呈现了影片的思想深度。
电影《小妇人》以美国南北战争为叙事背景,生动讲述了19世纪美国马奇家四姐妹充满烟火气息的普通家庭生活;平行双线叙事方式将四个女孩现在与未来的不同抉择、境遇进行对比,以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鲜活性。
该片以女性为研究视角,生动勾勒了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揭示蕴藏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问题。
[2]影片所传递的真实情感、人生抉择及时回应了大众的精神关注点,其中所表述的回归生活、回归自我的精神理念与价值观,体现了对女性主义的认同。
影片通过重点讲述马奇家四姐妹寻回爱的本质、回归家庭生活的故事主线,呈现一系列个性鲜明的银幕人物,以反复呈现的象征符号,为大众构建了具有情感启发、人生启示和价值认同的精神框架,向大众传递了“跨越时空,寻找卓越的人生”的主题,实现了银幕画面与观众观影的实时对话与精神融汇。
论身份建构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论身份建构的语言学分析方法1.引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商品化、社会化和全球化等特征。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基础,也是语言使用者反映其在社会关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工具。
身份存在于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个体社会经验和个人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
身份建构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在身份建构的概念、建构的模式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
本文回顾了语言学相关学科对身份建构的概念和模式的研究,希望能对国内身份建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身份建构的民族语言学研究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身份是文化和历史不断协商的产物,并且受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所影响。
身份建构的民族学研究认为身份在言语交流中是积极的参与者,主要探讨身份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阐释和理解。
作为一个社会实体,身份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个人意识的自然需求。
Collins(2003)在英国教友派信徒中展开身份建构的民族学研究,以教友派信徒的会议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指出个体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可通过三种话语模式的相互作用建构。
三种话语模式分别是个体的,方言的和教规的话语模式。
在这个语言共同体中,身份的建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体中程式化的语言,并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和该语言共同体的影响。
Jung和Lee(2004)在研究韩裔美国学生在同龄群体、家庭和媒体的影响下的民族身份时采用对两个韩裔美国社区为期六个月的观察和采访。
研究发现,在身份建构的初期,家庭因素在教授韩语和韩国习俗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通过韩国视频、手机和网络等媒体是韩裔美国学生了解韩国文化和社会的主要途径,在建立民族身份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Habib(2008)认为个人身份存在于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跨文化交流中,并且可以通过幽默和辩论的方法来建构。
此研究采用交际民族学的方法来处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参与他三小时录像交流的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四位女性,他们参与讨论的都是普通的社会话题,通过语言的社会化反映整个世界。
085小说《使女的故事》是通过叙事建构起来的,阿特伍德在其小说中通过叙述策略,为女性发声,表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同时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心,为人们敲响警钟。
本文以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的叙事声音作为理论基础,从叙述声音的三个方面对《使女的故事》进行分析,感受阿特伍德想要表现的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以及女性权威的自我构建。
阿特伍德小说主要以表现女性为主,她聚焦于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生存方式、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男性话语权下女性的生存状态”一直是她作品的一大主题。
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奥芙弗雷德自述自我的追求——不甘于成为“行走的生育机器”,表现了一个觉醒的女性形象。
她不是基列共和国极权统治之下的工具,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中主要是将作品视作历史、社会文献,将其中的叙述者当作真实的个体,从阅读出发评论人物或事件,对于女性的地位、所处环境进行批评,而忽略了叙事作品本身的结构技巧。
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则通过叙事学的具体理论、术语等来研究作品是通过何种方法表现女性的写作特点,如此使分析更加准确、系统。
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分析探讨女性写作时,会注重一定的历史语境。
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学表现——叙事学“话语”层面的“声音”。
通过不同的“声音”,表现出女性想要独立的愿望,她们不愿意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
不同类型的叙述所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叙述者的参与度越强,叙事声音也就越有力,反之亦然。
而《使女的故事》是典型的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不同于以往阿特伍德作品中出现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使女的故事》是以奥芙弗雷德一人的视角进行叙述,在小说中没有集体的存在,所有的集体叙述声音都被个人型叙述声音所取代。
因此分析其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对于分析小说想要表现的女性生存的困顿与迷茫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叙事与身份建构
从1949年至今,女性文学在短短六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议题之一,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把目光聚焦于80年代后的女性文学,对80年代之前的女性叙事关注不太多,有学者甚至提出从建国后到80年代初没有真正的女性文学;同时,对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作家或作品的个案研究上,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度不够。
本文力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背景,立足于具体文本分析,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建国后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的演变轨迹进行探索,并对各个时期的女性文学的特征加以研讨和总结。
第一阶段,性别的同化和隐没。
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在“十七年”文学中成为隐没的潜流暗藏在文本背后,通过对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的附和以获取存在的可能,女性意识始终以一种隐晦的姿态暗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包涵着独有的特质和复调的意味。
但是,这样的叙事方式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危险:过度的依附最终会导致女性话语的自我消解。
第二阶段,性别的凸显。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动,带来了文化运动和文学实践的变革,女性文学迎来一个新的成长空间。
截止90年代,女性意识完成了从苏生到成长的艰难历程。
以85年为界,80年代初期,女性意识以启蒙主义为外壳开始在文本中崭露头角,并带有一定的女权主义色彩,但此时女性的个人体验仍未摆脱父权话语的干扰和制约,女性文学中仍自觉不自觉的流露出对父权话语的皈依情态。
1985年以后,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
和女性意识内核的位移,女性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和欲望经历开始进入文本系统,女性意识在文本中趋向自觉,女性话语得到重构的机会,女性文学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
第三阶段,个人化的女性写作。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
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和政治乌托邦被现实力量击碎。
这样的文化背景无疑给女性文学带来了绝妙的发展契机和空前自由的创作氛围。
特别是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女性意识强势觉醒,女作家们大声表白自己对重建女性人文世界和女性话语体系的强烈诉求,她们从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出发,自觉地探寻女性的生存现实和性别意义。
女性文学成为文坛上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女性作家人才辈出,女性小说大量涌现,创作风格多元变化,女性叙事走向成熟。
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女性写作成为女性文学的主流。
女性文学从边缘化走上历史的前台,在美学和诗学的层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并通过反抗男权和自我发现的双重方式,试图建构与男权文化平等对话的女性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