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_以张爱玲_王安忆_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 白宝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

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一、引　言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1]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

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

[2]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

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4]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

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

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

“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5]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

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

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

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二十世纪颇有影响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和王安忆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读者置身于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中,惊讶其萦绕着张爱玲的文字魔性,因此王安忆被很多读者视为张爱玲“传人谱系”里充满张氏“韵味”颇为特别的一位。

人们之所以把王安忆看成张爱玲的传人,主要基于几方面原因:一是她们都写上海,都有上海情结;二是她们写上海的作品都是写实主义,写作理想相近;三是她们都专注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文学趣味相近。

本文主要从叙述视角切入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

她们都是都市的书写者,尽管分属于不同时代,创作风格也迥然不同,但她们书写都市的视角存在相似或一致性。

当然,由于张、王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世界观不同,她们的都市小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本文通过研究她们都市小说的叙述视角,探讨她们的都市小说的传承和流变。

一、张、王二人都市小说的传承(一)二人皆用边缘的叙述视角书写上海。

中国真正的都市文学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多种文化的渗透、碰撞与融合的集中地,中国现代社会都市文明与物质追求的畸形发展状态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二三十年代中国都市文学其实就是描写上海社会的文学。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是上海生活的亲历者,都涉猎过此类题材。

上海,作为当时所有繁华景象的集中地,每个“记录”者都能从中获得满满的回忆、丰盈的语言和切身的体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紧跟上海的脉搏,为这个充满诱惑的十里洋场书写着传奇。

王安忆是现代的著名作家,她试图用独特的笔触,以一个穿越回归的寻梦者,用深刻而独特的文字表达她对这个繁华都市的再认识。

在穿越时空的交汇里,王安忆和张爱玲用各自独特的叙述视角和表达方式,串联起关于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所有片断和记忆。

所谓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和主流而言的,社会主流“是由经济、政治、历史的规律形成的”。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对主流社会持观望态度,与社会价值体系中心的一切保持距离,是无法融入其中的边缘人。

世俗的张爱玲和王安忆人们总将王安忆同张爱玲作比较。

两人同生长于上海，受这个繁华都市的影响；两人写作的内容、手法、风格等或多或少有着相似性；两人对于世俗的热爱，对自我意识的深刻剖析，对女性意识的自觉等，皆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蛛丝马迹。

下文将以二人散文中关于上海的篇目为讨论对象，简单阐述二人的相近之处。

王安忆曾说过“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此处所言的旧上海，恰巧是张爱玲曾存在过且掀起轩然大波的上海，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交流下的上海。

旧上海的灵魂并不随着时尚的翻新而改变，依然留存在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

那么，可否这样理解，王安忆的笔其实也与时尚一样，和张爱玲同样包囊着旧上海的灵魂，只不过是以今日审美下的时尚代替了旧时尚。

王安忆所说的“旧上海的灵魂”是褒义之言，那是从近代开始，上海便形成的一种热闹的“江湖气”（王安忆《上海的女性》）。

那是一辈辈传承下来，埋藏在上海人骨血中的因子。

张爱玲虽不善交际，却也用着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文字证明上海女人在“守”上的“硬”（《上海的女性》）。

张爱玲以“我”的经历为主体，写到“旧上海”的公寓生活，即其《公寓生活记趣》。

其中提及了上海的气候特点，上海的声音，上海生活的家长里短，以及上海的人情等等。

文章凭借“我”对周遭的敏感，描摹了公寓生活的细枝末节。

而王安忆在《上海是一部喜剧》中，将上海搬到了舞台上，让上海出演一部喜剧。

文中描绘了上海的弄堂文化，表达了对服装的见解，更提及了上海方言，三者结合后再提及人的本体，这样戏谑、碎片化的描绘，正是王安忆热爱的上海。

在比较北京与上海时，王安忆也说到上海是“人间烟火”，是“针眼里有洞天”。

二者其实是对新旧时代上海的精彩描绘，其内里的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时代带来的科技的变化，生活的便捷。

潍坊市高三年级上学期期末考前模拟（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的几位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不光影响到现代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古代文学研究。

一些上海本埠女作家如王晓玉、唐颖、陈丹燕、陆星儿等人的都市小说，最大程度地再造和运用了上海的“主体形象”，一种独特的上海韵味形成在她们的作品中，海派文学在她们的笔下完全家长里短、风花雪月、活色生香起来。

与此同时，海派曾经建立在一种复杂的空间形态之上，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上海人逐渐建立起一种主客观合一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积淀了30年以后变得固执而胶着，这与海派原有的开放、混乱、多变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先锋性恰恰背道而驰。

因此，对上海的描写似乎变得越来越鲜明而有特征，但另一方面，某种“上海本位主义”的保守也发生了。

这种保守性最明显地与世纪之交的怀旧话语连接了起来，如王安忆的写作与城市传统的深度结合。

《长恨歌》中，一方面，小说所塑造的弄堂女儿的形象被迅速编织进“上海本位主义”的话语系列中，另一方面，王安忆也正是从《长恨歌》开始获得了超越这一话语系列的可能，90年代弄堂女儿的死于非命意味着一曲怀旧之歌已被更直接的“欲望”力量粗暴打断。

王安忆的一系列作品，如果从海派文学的角度来看，表现出对城市空间性的种种新的领悟与强大的拓展。

（摘编自张屏瑾《新中国70年海派文学创作：流动与沉浮》）材料二：柳青和路遥的创作几乎都有着同样的根基和底色，那就是对“人民性”的坚守和发扬。

柳青的《创业史》可以说开创了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题材而对于当代文学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范式。

《创业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虽历经磨难和争议，但柳青身上所体现的一种“与时代共歌哭，与人民血肉融通”的文学精神是可贵而永存的。

《创业史》的价值和意义已远远溢出了它的文本本身，特别是对于当下文学所存在的诸如“精神的缺钙”“庸俗的泛滥”“思想的迷失”“恶俗的流布”等一些不良文坛怪象、病象，有警示和反拨作用。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她的作品以
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情感描写而著称。

在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
常常展现出独立、坚强、复杂和多面性的特点，体现了她对女性意识
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理解。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立的思想。

她们
不甘于被束缚于传统的婚姻观念和社会角色，而是追求自我实现和情
感自由。

比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人公白玫瑰和红玫瑰分
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妥协与坚持的两种不同女性形象。

白玫瑰在面
对婚姻危机时选择了忍让和妥协，而红玫瑰则坚持自我，追求真爱和
自由。

张爱玲通过这两个形象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
之间的挣扎和选择，呈现出了女性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形象。

此外，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还常常展现出复杂和多面性的特点。

她们既有柔弱和脆弱的一面，又有坚强和果断的一面。

在《色，戒》中，女主人公王佳芝在执行刺杀任务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坚强和果断的
一面，但在面对感情纠葛时又显露出了柔弱和脆弱的一面。

这种复杂
性使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
感染力。

总的来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是多维度的、独立的、复杂的。

她通过小说作品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情感等多个层面上的挣扎
和选择，揭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张爱玲的作
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对女性意识和女性角色的深刻思考和探索，对当代女性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_学术探讨395从1976年发表处女作《向前进》以来，王安忆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已经创作了整整四十年。

四十年来她在小说创作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持久的创作力和不断创新的写作风格一直为世人瞩目。

尤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王安忆在1996年以长篇力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二十年来又创作了《遍地枭雄》、《桃之夭夭》、《富萍》等广受好评的作品。

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长篇《天香》引起轰动，先后被推为“年度影响力好书”、“第四届红楼梦奖”。

王安忆本人也获得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天香》写的是从晚明到清初这一百多年间，上海一个申姓大家族如何从兴旺奢华到繁华将尽。

但王安忆不是曹雪芹，《天香》也不是《红楼梦》；王安忆写的不是家族的兴衰史，《天香》也不同于其他“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故事。

王安忆的关注点在这个家族兴衰的舞台上，一项女性的刺绣工艺——“天香园绣”如何产生，如何精益到出神入化、天下绝品的境地，又如何从至高点回落，流出天香园，流向世俗民间，与百姓日用生计相连。

这几年在对《天香》的理解上，不少研究者的角度都落在“器物之美”上。

诚然！天香写造园、写制磨、写压蜡、写刺绣。

在钟红明《王安忆谈长篇新作天香》一文中，王安忆自己也表示器物是小说很重要的一部分，丫鬟戥子的取名就体现了她的实用和质美的器物观。

但器物的背后实质是人，《天香》中作者以“天香园绣”贯穿全文，而“天香园绣”的背后是申家三代女性的成长轨迹。

虽然王安忆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这一次，和《长恨歌》、和《富萍》一样，仍然是从女性的视角来讲故事。

不同的是，时空扭转到晚明，一群礼教桎梏下从婚姻到命运都被深深束缚的女人，在沉重的性别负担下，在男人的背叛或缺失下，自我意识的萌发和独立主体的形成，不是一年十年，而是历经三代。

一、礼教束缚下的三代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儒家伦理的纲常名教对女性的言行举止都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浅谈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叙事策略牛旭鸽 南昌大学摘 要：在漫长的书写生涯中，王安忆对女性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关注。

在她的代表作“三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别具一格的女性叙事策略。

本文将从性别形象的重塑方面具体展开，剖析王安忆对女性的关注点。

关键词：王安忆；三恋；女性叙事策略作者简介：牛旭鸽（1994.5-），女，河南洛阳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48-01女性主义文学强调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去感知世界描绘世界，从而展现出不同于男性的带有鲜明女性色彩的独立自我。

政治上的无力自主，经济上的依附性，长期男权社会的压制包围等，已经完全使得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产物，失去文学现实的话语权。

由此，女性作家的孤独探索就显得尤为大胆和可贵。

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6年《荒山之恋》的发表发出了女性自我的新声音，“性”禁忌的突破标示着女性主题的无畏构建。

本文将结合王安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三部作品来浅谈其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

传统文化的女性形象一直是被男子观赏的对象，是符合男权社会审美标准没有自我意识的工具。

她们温柔贤惠，默默无闻，做着本职的妻子和教育子女的工作，以供男权消遣；或者蛮横无理，丑陋泼辣，成为人人鄙夷的负面角色。

然而，在王安忆的三恋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形象。

她采用了“男弱女强”的叙事策略，将女性塑造成了坚韧无比勇于承担的美好形象，而男性反而需要女性无所不容的庇护。

尽管如此，王安忆并没有彻底站在女性立场摒弃男性，而是让其在女性的庇护下逐渐获得应有的新生，从而走向更深的融合。

《小城之恋》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封闭小城内发生的男女之间于蒙昧中陷入疯狂性爱的故事。

在这里，男女形象的塑造即与之前截然不同。

他十八岁了还是孩子的形状，不再生长；而她臀圆膀大，昂首挺胸，才十四岁就比他还高半个脑袋。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叙事作者：高建红来源：《中国商人》 2016年第11期一、叙事方面张爱玲作为现代文坛中的一个传奇，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女性细腻的写作心理和艺术魔力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大都从自己独特的女性眼光入手，来向读者描述自己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感受，表面看似温柔的女性形象之下蕴涵着巨大的力量，从而阐述了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发言权和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张爱玲在"规避" 宏大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细节描写运用在小说场景的铺陈上，常有隐喻和衬托的效果。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受到兄嫂的排挤在堂屋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作者这样写道："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

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

"这段话以流苏为聚焦者，通过她的眼光的"过滤" 描写了堂屋景象的缥缈，很好的衬托了此时白流苏的孤立无助。

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女性肖像、服饰描写随处可见。

她不是单纯地为描写而描写，而是借肖像、服饰写人物性格，有时甚至借写一个人的服饰烘托另一个人的心理，" 言在此而意在彼"。

人物的心理与故事的主题都是隐藏在这些琐言絮语之后的。

细节描述在女性文体与美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女性特质与细节描写关系密切，可以说细节描写是对抗整体、宏伟、统一、国家等父系符号的。

二、生活背景对于张爱玲女性主义创作观的影响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曾经显赫的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繁华，又较早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内外压力：有来自旧家族内部的冷漠，有来自命运的捉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白流苏、葛薇龙、顾曼璐，顾曼桢等相当数量的女性也都只能在情爱中坠入"卑俗的不幸"。

张爱玲女性意识毕业论文题目：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描绘被广泛关注。

本篇论文将通过分析张爱玲代表性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小团圆》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她们所呈现的女性意识，探讨张爱玲对于女性角色的独特见解和对女性命运的关切。

文章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论述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二是探讨张爱玲对于女性处境的关注和女性角色的解放之路。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意识；女性形象一、引言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常常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女性的内心世界。

本篇论文将通过分析她的代表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小团圆》，探讨张爱玲对于女性意识的关注与呈现。

二、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具有特色的女性形象，她们个性各异，生活经历丰富。

例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塑造了两位形象鲜明的女主角：红玫瑰和白玫瑰。

红玫瑰是个性独立、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女性，她不愿顺从传统的女性角色，而是积极追求自己的梦想。

白玫瑰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内心挣扎的女性，她的一生被家庭和社会压迫所困扰，最终选择了走上自杀这一极端的行为。

在《小团圆》中，作者描绘了另外一组女性形象。

小团圆是一个家庭内的女性，她嫁入豪门却始终不被接纳，被贬为家族的“女儿妇”。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男权社会中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后代，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命运被社会和家庭关系所束缚，无法摆脱传统人生模式的限制。

三、张爱玲对于女性处境的关注和女性角色的解放之路张爱玲在作品中通过对女性角色的设定和塑造，呈现了对女性处境的深刻关注和思考。

她揭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和传统家庭中所受的压迫和束缚，同时也深刻洞察了女性在摆脱束缚和追求真正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代表了张爱玲心目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是自己命运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