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

《战争与和平》的名言，帝王是历史的奴隶1、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她】的芬芳。

2、任何看似愚蠢的东西，它一定也有值得喝彩的地方。

3、只要人们没有发现生命的游戏是愚蠢的，他就会期待它，人们一旦能够认识它的愚蠢，便会自杀，这是我将要做的。

4、没有人想到，承认与是非标准不相符合的伟大，不过是承认他自己的没有价值和无限的卑劣。

5、假使每个人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

6、她们哭，因为她们是朋友，因为她们有好心肠；因为她们从小是朋友，却为金钱这样庸俗的事烦心；还因为她们的青春都过去了……但两人的眼泪都是愉快的。

7、生命、生活，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被人感觉出它的美好的，在平时往往被人忽略的内涵。

其实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自由地享受陽光，森林，山峦，草地，河流，在于平平常常的满足。

其它则是无关紧要的。

8、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科学——整体的科学，这科学解释整个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要自己获得这种科学，就必须清涤并革新自己内心的“自我”，因此，在认识之前，必须信仰，并使自己趋于完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我们心里放进了上帝的光，它叫作良心9、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

人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

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在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10、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11、自信得可以殉道的人，只有德国人才是这种人，正因为只有德国人的自信是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就是绝对真理的虚假知识。

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智慧上和身体上，对于男人对于女人，是同样不可抗拒地有魅力的。

英国人自信，是根据他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国家的人民，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总是知道他所应做的事，并且知道，作为英国人，他所做的一切，无疑他是对的。

何新历史札记：论秦昭王2015-08-09 11:46:54 何新：论秦昭王——中国历史第一帝【本文刊于何新著作《秦昭襄王年谱》】本文要义：史书中鼎鼎大名的秦始皇，不过一庸才而已。

真正奠基了秦国统一中国大业的伟大君王，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一向被史家所忽视的他的祖父——秦昭襄王。

1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第一帝国。

中国之政治史，始于《尚书》之尧舜禹三代，是为贵族举贤即城邦政治以及选举君王领袖之时代。

但在大夏君主禹死后，其子帝启继王位，改变选官制为传子制度，即家天下制，由此而建立夏王朝，是为中国的第一王朝。

而后为第二王朝商王朝及第三王朝西周王朝所取代。

西周晚期，厉王幽王之际，西周迭发内乱，其后游牧民族犬戎（或说即匈奴前身）入侵，而西周灭亡。

此后周王室东迁洛阳，天子失政，列国诸侯坐大，中原地区的城邦国家周边，则遍布非华夏游牧民族的戎夷蛮狄，是为春秋时代。

在春秋初叶，秦只是一个侧处西隅，杂居戎狄间不能问礼于中原的蕞尔小国。

但到战国时，秦则称雄七强之列。

其后二百年间，秦国以武力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何以能如此？《剑桥秦汉史》曾探讨列举以下原因：1.秦国具有地缘优势。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

它的东面是黄河大弯道，黄河先自北抽南，然后突然东流。

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

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了国家之前聚集力量。

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

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以为固。

”2.“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他国家。

3.“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

它的经济重要性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平原约200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万左右的人们供水。

另一方面，司马迁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

何新：颠覆普世价值，推翻欧洲历史的中心论——推荐好书《白银资本》作者：何新2011-11-28何新向博友推荐好书：《白银资本》《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老何认为：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这本书所开辟的视野远大而且深刻。

在当代史学中，这部书极具挑战性和争议，但因而更显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革命性。

此书的最大意义是彻底推翻了近代西方学院正统派（代表史学即剑桥史派）亦即共济会主流史学所一直倡导的世界历史欧洲中心论，而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全新论述。

弗兰克指出，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历史中，中华帝国曾长期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和目的地的地位。

何新说：世界旧大陆从经济地缘上可以分为三大板块：东方板块，黄色人种的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板块。

中央板块，黑白黄人种混血的苏美尔（“粟末”）—匈奴—突厥—蒙古板块，这是中亚和西亚游牧与商业民族驰骋活跃的草原大漠和森林板块。

西方板块，白色盎格鲁—高卢—日耳曼人种的游猎以及农牧混合民族活跃的欧陆山地、丘陵、原野和森林板块。

1 万年前新兴技术和种植与养殖文明兴起于中央板块，并向东、西板块传播。

但在公元前3000——2000年之间，东方板块成为新兴农业技术的文明中心，建立了强盛富庶的东方农业统一大帝国。

而中央板块的荒漠化，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流动和商业运动，东方的富庶农业地区成为中央板块与西方板块从事国际贸易的目标地。

在全球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中，中近东地区的商业资本，特别是犹太商人和犹太资本始终是全球商业贸易以及金融资本的来源与中心。

何新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中有所谓“抑商”和“禁海锁国”的政策，但是之所以必须抑制和封锁——恰恰表明其影响及威胁之强大——因而商业文明在汉唐以下的中国历史中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地超过目前国内史学的认知。

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安禄山（东胡）势力的兴起，就与当时北京作为北方与欧洲交易中心因而经济实力的不断増强有某种间接的关联。

何新：打破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历史观——就关于“农民起义”一文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记者：您为什么要写否定农民战争这篇文章？您是否料到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引起不同意见？何新：我认为，过去我国史学界长期接受“阶级斗争决定论”这种左的历史观的影响，对“农民起义”有盲目予以歌颂的倾向。

历代农民起义情况十分复杂。

其中有些农民起义实际是以邪教作为精神动员工具（如汉末黄巾起义、明清白莲教等，包括太平天国）。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正面宣传歌颂这种愚昧的农民运动，对国家是有弊无利的。

实际历史上农民运动、农民起义之社会成分十分复杂。

往往不是历史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思想的代表。

不宜一概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

历史上有些农民战争杀人如麻，在历史和文化上造成了重大的破坏性影响（如唐末黄巢战争和明末张献忠战争）。

但一直被史学界有意隐晦。

我窃以为，在今天新的历史形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应当特别强调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应当进一步否定认为“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这种左的历史观，应当强调推进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是经济生产力进步，而不是政治动乱（暴力革命）。

在历史学术中，对农民起义的作用和评价学术界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深入讨论。

但对国民的普通历史教育中，则应当注意历史宣传的导向问题。

我认为，历史学和历史宣传，应当大力弘扬和歌颂历史中那种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为国家、民族、人民谋利益的杰出人物、进步力量，无论他的出身、身份是“农民”还是“地主”。

应当坚决摒弃旧式的阶级分析观点：认为凡农民、劳动人民都是进步的。

凡“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则都是保守、反动的。

对农民起义应当有所区分，具体研究，具体评价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应当反对历史中的民粹主义观点，即认为凡是农民反对封建皇朝，都是革命的。

以至盲目歌颂一切“造反”和暴力革命运动。

这种对历史中“阶级斗争”的歌颂和宣传，目前仍渗透在多数历史展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

当前在理论上提出这一点，修正过去的一些历史观念，对于引导史学界重新设计一套有利于以爱国主义为本位的新历史哲学观念，对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2015-04-13何新首页字号：小中大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1992年何新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关于历史哲学的对话时间：1992年2月地点：莫斯科 ·中国大使馆【简介】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Тихвинский，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1918年9月——）历史学教授，前苏联科学院院士（1981年）、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汉学界的最著名人物。

何新在1992年2月访问俄罗斯时，会见了齐赫文斯基，曾经就苏联及世界形势以及历史哲学问题进行了有意思的深入讨论。

下文根据这次谈话的翻译记录稿整理。

由于翻译的原因，原稿不完整。

本文发表前，何新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前面双方交谈了关于当时世界形势和苏联面临解体问题的观点，此略。

）齐：那么，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

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的（‘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

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

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到历史解释领域。

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

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何新：我不完全认同。

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须的。

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辩性（玄思）。

何新我的历史哲学观念：历史的意义在于结果，以及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如此伟大？客观地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打破皇汉史观。

也就是必须打破以汉族政权、特别是汉族皇权为观察中心的历史谬论。

历史的意义在于形成过程，而最终意义凝结于结果中。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作为历史形成的结果，今天的中华民族并非只有一个汉族。

汉族史不是中国历史的中心。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史包括所有历史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

有人说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

因为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

清朝也不是中国人的朝代。

因为清朝是满清人建立的。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

元朝和清朝确实不是汉族的朝代。

汉族地区在历史上确实不止一次地成为异族占领者的殖民地。

但是最终发生的并不是单一汉族政权的光复和复辟。

而是在新的历史朝代中，出现了更加宽大的多民族的综合、包容与融合。

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来，中国历史一直如此。

所以，元朝和清朝当然都是中国人的朝代。

因为蒙古人和满清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组合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些非汉民族与历史上的东夷人、南蛮人、匈奴人、鲜卑人等等异族一样，都最终整体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元朝人和蒙古人，清朝人和满族人，他们所创造的历史都是中国人的历史，或者说都是中国形成发展史即伟大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说华夏民族是炎黄二帝的子孙。

但是如果历史地看，炎帝与黄帝其实也都不是汉族人。

历史学家认为，黄帝出自东夷或者北狄，而炎帝可能是西戎或者南蛮。

现在的汉族，其实是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在战国春秋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究竟属于哪个族群。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人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伟大的，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所特有的一种向心的文化和民族的凝聚性。

而这种凝聚性的确与历史中的儒家、道家、诸子百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中优良的传统有关。

我们应当感恩我们文化中的那些列祖列宗。

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并非仅仅只有汉族人的祖先。

中国历史文化凝聚的最终结果，就是今天的现代中华民族聚集了56个伟大民族。

何新口述：我的非凡人生（1）［录音、整理：呼呼、ws］预告：本博将陆续发表何新先生的口述纪实。

仅在网易本博独家发布（不定期）。

口述稿由ws与呼呼整理。

口述纪实中的老何（2014-4）【前言】（一）所谓非凡人生，就是不那么平常的人生。

其实我的人生并未成功。

所谓不成功，意味着我从青年时期一直憧憬追求的梦想——中国与华族的复兴，并未实现。

未来能不能实现，天知道。

[我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反思文革政治理念的谬误，思考如何寻找新道路以复兴国家民族的理论问题。

其后于1989年出版《东方的复兴》两部，1996年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两卷。

]最近的10多年来，我看到的是形势已经离这个目标渐行渐远。

一个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他们背后是跨国金融资本集团。

新生资本利益集团正在试图绑架改革和国家。

他们以金钱和洗脑术操控被市场化的某些新媒体，主导各种伪民意和所谓“公议”，以输入的新自由主义（披着所谓“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美丽外衣）为国人洗脑，以至影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欲使中国经济、政治一步步地被超主权跨国金融势力（即金融—秘教共济会）所控制。

［现代西方经济学提出区别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据称：实证经济学是排除社会评价的理论经济学,它研究经济体系的运行，说明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运行，回答“是”和“不是”的问题。

规范经济学是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作出伦理道德评价，回答“好”和“不好”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属于规范经济学。

创始者为边沁、庇古及哈耶克，著名代表人物有帕累托，萨缪尔森。

我认为规范经济学是一种伪经济学。

有关批判见我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

（2002年出版）］最近一年来，新的领导集体登陆带来了拨乱反正的希望。

但是积重难返。

十几年的方向错误，积累的问题之多远远超过一切预料和估计。

山雨欲来风满楼。

内外形势的复杂性超过了8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

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2015-04-13何新首页字号：小中大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1992年何新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关于历史哲学的对话时间：1992年2月地点：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简介】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Тихвинский，（1918年9月——）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历史学教授，前苏联科学院院士（1981年）、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汉学界的最著名人物。

何新在1992年2月访问俄罗斯时，会见了齐赫文斯基，曾经就苏联及世界形势以及历史哲学问题进行了有意思的深入讨论。

下文根据这次谈话的翻译记录稿整理。

由于翻译的原因，原稿不完整。

本文发表前，何新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前面双方交谈了关于当时世界形势和苏联面临解体问题的观点，此略。

）齐：那么，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

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的（‘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

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

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到历史解释领域。

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

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何新：我不完全认同。

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须的。

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辩性（玄思）。

何新六十自述第一篇：何新六十自述何新六十自述：我看未来淡如清水（定稿）（1）关于我的现状（2）我这一生是五部书（3）我是野逸之人（4）关于我的学术（5）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6）学术问题越辩越明（7）中国经济学思想荒谬错乱（8）我很享受孤独（9）看未来淡如清水-------（1）关于我的现状何新先生说：‚我早退隐了。

只是我的工作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但是无所谓的，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过去签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已是什么职务。

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

后来到政协，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被给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懒得问，所以我不知道。

在政协我的工作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

但是20多年我没上班，也不用请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写作。

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的工资是机关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这边有人替我代收。

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没有问过。

我日常消费很低，吃素为主，挣钱也是给别人用，所以我不介意。

我本是山野一个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何新说：‚国家对我很好。

我已经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

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新自嘲说：‚所以，我是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

既非官员也非学者，这叫二非。

‛（2）我这一生是五部书何新说：‚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

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

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何新说：‚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

汉武帝真的是双性恋吗史学家何新论汉武帝“好色”：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

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

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1、汉武大帝是不是男女通吃的“双性恋”？这个一直是引起众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或许是卫青、霍去病这对甥舅太得到汉武大帝的宠信，所以令很多人眼红，于是此种宫廷话题就顺利出笼了。

大家知道卫青当过威风八面的大将军（霍去病当过“骠骑将军”，元狩四年皇帝下诏骠骑将军俸禄同大将军，位同三公）。

而大将军正是汉武帝内朝的最重要官职。

据《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

”《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而《军事辞海》有曰：“汉朝时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则兼摄台阁，位极人臣，为皇帝之下最高军政首脑。

”说明大将军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首脑，比丞相职位还尊宠。

此中又出现了大司马一职，《汉旧仪》载曰：“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

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侯、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也就是汉武帝有意废除太尉而设置大司马，也就是由大司马取代太尉之职。

西汉时常由外戚掌此职，多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联称，到了东汉末年又别置大司马，甚至位于三公之上，无比尊宠。

卫青、霍去病都曾领大司马之职，是内朝的实际领袖。

总之，在汉武时代，卫青、霍去病的受宠程度无人能及，所以关于他俩是皇帝男宠的传说不绝如缕，令人浮想联翩。

而关于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倾向，也一向被历代文人和史学家所津津乐道。

因为对于同性恋的两个最著名的历史记载，有一个就牵涉到了汉哀帝对男宠董贤著名的“断袖之爱”（也就是两个基佬睡觉，一个先醒衣袖却被另一个压住未醒，为怕惊醒至爱而断袖才起床），另一个就是战国魏王的“龙阳之癖”，基本上古代同性恋的典故就是这两个最猛最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