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共21页

1949——1976年的文学第一章1949——1976年的文学思潮第一节“十七年”文学文艺新方向的确定1、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2、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的总指针二、建国初期的文艺风波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2、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俞平伯《红楼梦辨》）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在“左”与“右”之间的沉浮1、“双百”方针的提出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现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红豆》（宗璞）、《小巷深处》陆文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论人情》巴人、《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电影的锣鼓》钟惦棐2、“反右”斗争扩大化作家、艺术家陷入罗网，被当做“毒草”。

3、文艺政策的调整1958年，文艺界“全名写诗歌运动”（新民歌运动）1960年，纠正左倾错误，文艺界“新侨会议”4、左倾思潮的泛滥1962年冬，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一些作品受到批评第二节文革十年文革十年1966.5——1976.101、19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评历史剧《海瑞罢官》2、1966年2月，江青、林彪炮制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三突出”“三结合”3、八部“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龙江颂》二、两类文学1、不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万山红遍》（黎汝清）、《李自成》（姚雪垠）、《山呼海啸》（曲波）、《闪闪的红星》（李心田）、《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2、地下文学：《第二次握手》（张扬）、诗歌《秋歌》、《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船》《春夜》（舒婷）、“天安门诗歌”第二章1950、60年代的小说第一节概述道路曲折、成绩显著、题材较为广泛、长篇小说大面积丰收。

当代（1949－1976）文学思潮第一节：建国十七年的文学运动一、关于历史系统的把握•文学主题——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

•感情特征——充满自豪感，主人公感。

•艺术追求——适应工农兵的审美趣味。

二、第一次文代会（1949.7.2—1949.7.19)1、解放区与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

2、确立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

4、意义：①实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队伍的大会师；②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④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局限：•1、照搬延安文艺经验，简单化，教条化。

•2、忽视文艺自身规律，仅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3、低估国统区文艺成就，有宗派主义倾向。

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武训传》从摄制到展开讨论的过程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分为上下两集。

2、负面影响：（1）开了用政治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

（2）束缚了文学的发展。

（3）确立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文学观念的权威地位。

四、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1954年）•《红楼梦》研究有两派，•早先着眼于影射的索隐派，•称为“旧红学派”，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称为“新红学派”。

五、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简介（1902~1985）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高扬“主观战斗精神”可以认为是胡风文艺思想的精髓。

2、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六、文艺界的短暂春天（“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文艺界的新气象）1、双百方针的提出（1）背景：国内背景：1956年，国内三大改造完成，整个中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全国工作的重心开始由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针对人民要求建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愿望与中国的现实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整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演进①1949—1976年（政治化文学思潮）【一体化】个体想象的自由必须服从对民族整体命运的关怀，个人创作的提高必须服从革命宣传的普及需要。

文学必须首先为革命主体工农兵服务，必须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

这种战时文艺思维，强调政治逻辑忽略艺术逻辑，强调大多数人忽略少数人，强调民间形式忽略文艺手法的现代性。

在政治立场、思想情感、文学想象、表达方式上的”一体化“，成了新中国初期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这个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实现的。

【政治—艺术】文化革命激进派别在“文革”前夕，在文艺界已确立其主导地位。

其标志是“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其《纪要》。

文革时期，胡风、周扬等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政治直接“美学化”），即文本的生产、传播、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文学创作和阅读排斥“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在表现方式上要求以“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以起自于大跃进时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进行创作。

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所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通常署名“初澜”或“江天”来进行文学批评。

②1976—1992年（新启蒙文学思潮）【接续五四】新中国的社会实践，完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法完成的重要任务，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塑造，但忽视了个人经验。

新启蒙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接续起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线索，将对个人的关注重新纳入文艺实践的视野，重建社会正义和呼唤人性价值的回归。

11 中国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终于彻底走出了封闭的绝境，并再次面对了一个与“五四”文学近似的处境，只不过这种重新确认中包含了某种更可悲的下降，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其认知差异和思考高度的落差可见一斑，从“人的文学”到“政治的文学”之坠落的轨迹是如此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