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易学筮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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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古易:清华简《筮法》用互体之卦
对六十四别卦来说,除了上下卦外,还有上下互卦,京房有“一卦互四卦”之说,但互卦之说起于何时,如何使用互卦,并无定论。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偶尓用互卦解易,但也没明确互卦的作用和使用原则。
《清华简筮法》为战国时期作品,有最早便用互卦的实例,可见使用互卦传统,由来已久,是古老的用法。
此段简文证明了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八卦互体之说,在战国时代早已有之:简文之“(凡)男,上去弍(二)下去弌(一),中男乃男,女乃女”,所谓“上去二,下去一”者,乃指八卦互体之说也。
“上去二,下去一”是指六画卦除去上爻、五爻和初爻。
“中男乃男,女乃女”是指中间二、三、四爻互体所成之卦为阳卦则生男,为阴卦则生女。
简文中第[一九]之卦,若依今本《周易》读之,应为地山谦卦。
该卦“上去二,下去一”之后,中间二、三、四爻互体成坎卦,坎为阳卦,是为“中男乃男”之占。
第[二○]之卦,依今本《周易》读之,应为风火家人卦。
该卦“上去二,下去一”后,中间二、三、四爻互体亦为坎卦,也是“中男乃男”之占。
用春秋古易解读的《易经》、《焦氏易林》两书,由著名出版社投资,筹备出版。
《左传》《国语》中与《周易》和其它筮书有关的记载,共有二十二条。
从这二十二条记载看,基本可以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引证《周易》经文来说明一个问题,或阐述自己的看法;一种是以《周易》或其它筮书进行占筮,以预测事情的吉、凶、祸、福。
在有关占筮的记录中,又有一爻变,数爻变,六爻不变等不同情况。
现从二十二条筮例中,选取十三条代表不同情况的例子,试解如下:(一)引证《周易》经文说明问题或阐述观点。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用权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
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
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这里,医和引了《蛊》卦卦象分析晋侯的病,没有涉及及卦爻辞。
《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里,伯廖只说像“《周易》《丰》之《离》”,并未具体引用爻辞。
“《丰》之《离》”,是指《丰》卦上爻由阴变阳,这样就变成《离》卦。
《丰》卦上爻辞为:“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意思是有高屋大厦,但家里被阴影遮蔽着,从外向里看,悄然无人迹,三年见不到动静,凶呵!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故伯廖用“《丰》之《离》”的方式,说明他引用的是《丰》卦上六爻辞。
这种方式是春秋人谈爻的惯例,在下面的事例中,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
魏献子部于蔡墨……对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
”其《同人》曰:“见龙在田。
”其《大有》曰:“飞龙在天。
”其《夬》曰:“亢龙有悔。
”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
”《坤》之《剥》曰:“龙战于野。
”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由这一段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春秋时代,人们以《周易》占筮或论事,尚无“九”“六”之称,故蔡墨称《朝气》卦初九爻谓“《乾》之《姤》”;称九二爻谓“其《同人》曰‘见龙在田’”;称上九爻谓“其《夬》曰“亢龙有悔”;称用九“其《坤》曰‘见群权,无首右’”;称《坤》卦上六爻谓“《坤》之《剥》曰‘龙战于野’”。
春秋古易:测事不求人,简单易学的易经推测
在春秋古易中,有一种预测方法非常简单好学,不需要去读深奥的《周易》,读《金钱课》六十四卦诗即可。
《金钱课》也叫《文王六十四卦诗》,看似简单通俗,却是深谙春秋古易的高手所写,依象结辞,得《周易》之精髓。
先介绍起卦:很多寺庙里有一种签筒,签筒里装了六十四支竹签,每一支竹签上都有一首金钱课卦诗,诗简单通俗,一看就明白。
有的竹签上,还标明了上中下签字样。
摇晃竹简,最先摇出来的那只,就是所求之事的结果。
可以依样画葫芦,做六十四只竹签,一只竹签一首诗,把金钱课的六十四卦诗写上面,或者画上六十四卦也可。
六十四只竹签放入一个竹筒或者高杯子里,用时揺一摇,得到的第一只签,就是所测之事的结果(金钱课,文王六十四卦诗附后)。
还有一种方法:找三枚硬币,设定硬币背面为阳,字面为阴。
放三枚硬币在双手间,合掌摇晃,撒在桌面。
每一次会出现下面四种结果之一:两个背面加一个字面为阴,两个字面加一个背面为阳,三个字面为阴,画成阳。
三个背面为阳,画成阴。
总共摇六次,把结果从下到上画下来。
阳为一长横,阴为两短横,可以得到一个卦,在六十四卦诗中找到相应的那首卦诗,就得到了所测之事的结果。
(十五分钟学会易经(春秋古易) - 今日头条)。
解开春秋占筮法【艮之八】之谜!易痴先生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
随,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
是于《周易》曰:“《随》,无亨利贞,无咎。
”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各也,贞,事之干也。
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
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
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
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穆姜是鲁宣公的妻,成公的母亲,她与大夫叔孙侨如通奸,淫乱无德,成公十六年,叔孙侨如与穆姜阴谋推翻鲁成公,结果失败,穆姜因此被迁东宫。
这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问自己的前途,得“《艮》之八”史官说,“是谓《艮》之《随》”,可知“《艮》之八”,就是《艮》卦变《随》卦的意思。
史官说,《随》卦有外出之义,必须速速离开这里!穆姜不同意史官的分析,说,算了!《周易》中《随》卦卦辞说“元鹿利贞,元咎”,接着好一一讲解了“无亨利贞”四字之义:“元,体之长也。
亨,嘉之会也。
利,义之和也。
上事之干也。
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案《国语•晋语》筮例,司空季子说:“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
”《左传•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解卦时,也说:“元,善之长也。
”其解“元”“亨”二字,与穆姜大同小异,由此考之,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早在春秋时代,恐已成为“四德”,并有了统一的解释。
穆姜无非在此引述其解而已。
穆姜认为:自己是一个妇人,而以淫乱祸国,是身在下位而行不仁之事,这不能叫“元”,使国家不得安宁,这不能叫“亨”,作乱害了自己,不能叫“利”,放弃自己尊贵的位置,与臣子做姣媚之态,这不能叫“贞”。
有此“四德”的人,方可“《随》而无咎”。
我这四条一条不占,怎么能称《随》呢?是我自己取来的祸害,能够无咎吗?必定死在这里,聘书不去了!在这一卦中,《艮》卦的初六爻,九三爻,六四爻,六五爻及上九爻共五爻皆变,才能得出《随》卦。
周易古筮法详解《系辞传》有关筮法的内容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天数五,地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筮法的第一步骤是“分而为二”,“分而为二以象两”,两是两仪,未分之前的四十九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的一,它象太一、太极。
第二步骤是“挂一以象三”,从分为两部分的蓍(shī)草中拿出一根,放在一边,于是形成三部分,象天地人三才。
第三步骤是“揲(shé)之以四以象四时”,揲的意思是数。
“揲之以四”,是四个四个地数。
“以象四时”的四时是一年春夏秋冬四季。
第四步骤是“归奇于扐(lè)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五岁再闰”,五年之中置两个闰月。
“再扐”,扐是余数的意思。
两只手各拿一部分蓍草,经过四个四个地数,都必有一个余数,两只手两个余数,故云“再扐”。
得出两个余数,合到一起,“而后挂”,这一易完毕。
“挂一”,从一部分中拿出去一根,两部分余下来的还有四十八根。
四个四个地数,一只手可能余一,而另一只手必余三;一只手余二,而另一只手必余二。
不余则视作余四。
总之,每只手的余数不外乎一、二、三、四这几种情况。
而两只手余数的合只有四与八两种情况。
加上挂一,总数是五或九,如下图:1+4+4=91+3+1=51+2+2=51+1+3=5将第一次变化后取得的余数放置在一边,用剩下的蓍草开始第二次变化。
在第一次变化的第二部中取走的一根蓍草,与最后得出的作为余数的蓍草,都单独放置,不再参加第二次的变化,因此第二次变化所用的蓍草是44根或40根,如下图:49-5=4449-9=40第二次变化除了所用蓍草的数目比第一次少外,其他步骤与第一次变化完全相同,也要经过“分而为二”、“挂一”、“揲之以四”、“归奇于扐”四个步骤,最终求出一个余数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卜筮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卜筮文化的全盛期。
卜筮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卜筮文化的所谓“卜”指的是占卜,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预测未来或者确定某种事情的神秘学术活动。
而“筮”则是指以竹签、龟甲、虫卜、箭牌等工具进行占卜的方式。
卜和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却经常被混淆使用。
据史书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卜筮文化广泛流传,并且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一个重要活动。
诸如军事、政治、治病等方面都采用卜筮来作出决策或者提供决策依据。
在军事方面,各路大军行军作战前,都必须进行卜筮,以便判断胜负。
在政治方面,诸侯王之间也会常常通过卜筮来确定决策或者解释某个事件的意义。
除了上述方面,卜筮在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人们通过卜筮来选择合适的祭祀日期、出行路线、医治疾病等问题。
可以看出,卜筮文化在古代中国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卜筮是一种神秘学术,所以学习卜筮的人被称作卜者或者筮者。
卜或筮之前,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选出合适的卜筮地点;其次,要准备好卜筮使用的工具;最后,要进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给予正确的指导。
在古代的卜筮活动中,最常用的卜筮工具是龟甲和虫卜。
龟甲卜相传是由周武王发明的,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占卜方法。
而虫卜则比较容易上手,因此更受欢迎。
卜者会将虫卜放入一个鼓形的筛子里,然后让虫卜爬到上端,根据爬的位置和方向,对占卜者提供相应的指示。
春秋战国时期的卜筮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古代的神秘学术,更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卜筮为人民提供了非常实际的指导,帮助人们避免了许多灾祸和疾病。
同时,卜筮也促进了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卜筮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逐渐淡出,但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和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传承。
无论是卜筮中对于仪式的尊重,还是对神秘力量的探寻,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清华简《筮法》研究清华简是一份被发现于1975年的战国时期简帛,因其出土地点为清华大学本部,而得名为“清华简”。
这份简帛包括了多种题材的古籍,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筮法》。
这份古籍包括了卜筮学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将卜筮与政治、军事相结合,影响重大。
因此,研究《筮法》是了解战国时期卜筮学的重要途径。
在本文中,将提供5个证据证明《筮法》的重要性,并探讨这一份古籍的研究价值。
首先,来自《筮法》的第一个证据是它是一种权力工具。
该书中讲述了卜筮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例如,通过“定军之法”卜筮出的结果,可用来“定百官之位”,从而对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
对于当时的政治领袖来说,《筮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工具,以便于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
接着,通过《筮法》可以了解到卜筮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筮法》提供了复杂的卜筮技术,如“十二托孝法”、“三任法”等。
这些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战场上,用于军事决策。
例如,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利用“彖辞”卜筮法来预测战争结果,并最终获得胜利。
通过《筮法》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战国时期的卜筮战术,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
其次,《筮法》还提供了一些有关宗教信仰的信息。
例如,《筮法》中讲到了卜筮时应该避免的不吉利现象,如“见鬼、闻鬼、逢鬼”等。
这些具有传统宗教信仰的特征,通过研究《筮法》,可以了解战国时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此外,通过《筮法》还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例如,在《筮法》中,提到了采用“四分仪”来确定方向,来保证卜筮的科学性。
并通过诸如“尺锥”之类的工具进行卜筮测量和计算。
因此,研究《筮法》不仅仅是了解古代的宗教与文化,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的科学技术。
最后,《筮法》还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人民生活与价值观。
例如,书中提到了“求睿智”、“需谋轻重”等价值观念。
另外,通过卜筮预测天气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对于自然灾害的恐惧,以及灾难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筮法》对于了解战国时期卜筮学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春秋诸国所用筮书筮法春秋诸国所用筮书筮法《周易》的经部原为筮书,在其成书之初的一段时期内,它和筮法是紧密相连的。
《左传》、《国语》中记载以《周易》占筮,往往运用变卦之法,但在当时,《周易》和变卦筮法并不是唯一的筮书与筮法。
《史记·龟策列传》有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
”在春秋年间,社会上还流传着各种不同的筮书及筮法,《周易》及其相应的筮法在各国的运用是不一样的。
《左传》昭公二年(前540)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
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及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所见到的《易》即为《周易》,这一点后人向无疑问。
从他所表露的赞叹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昭公二年,《周易》还没有广泛流传,只有少数文化发达,且与周天子关系密切的诸侯国能拥有《周易》。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记载: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陈厉公,蔡出也。
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周史见陈侯当在桓公六年(前706)与庄公八年(前686)之间,具体时间不可确知。
这是《周易》用于筮占见于史书的最早记载。
在此之前,至少在陈国尚未见过《周易》。
显然,《周易》在当时还是一本颇为神秘的书,因此周史见陈侯才被作为一件大事载入史册。
而且,我们可以推测,在此之前,陈国显然没有运用变卦筮法,因此周史献上《周易》后,陈侯马上让他表演了一番用《周易》占筮的操作过程。
在这之后,懿氏之妻占妻敬仲,仍用的是卜法,可见用《周易》的筮占法仍未被完全接受。
考察一下其他诸国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推测可以成立。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9)周易筮法讲解周易筮法讲解陈周一/文周易筮法,始于天地之数。
筮的实质就是以数学计算来占筮,它的全部过程都是在计算,计算的目的是求出一卦来。
易卦的生成,就在于数的变化。
知道了筮法,才知道六十四卦是如何生成;知道了筮法,才知道六十四卦何以穷究万物。
《系辞·上》中的筮法:“天—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关于筮法的讲解:上述《系辞》章句,可分为三层理解:第一层,揭示演易本质,即筮法的基础是“天地之数”天地就是阴阳,也就是把自然数划分为两类,单数叫做天、叫做阳,双数叫做地、叫做阴。
一三五七九是奇数,称作天数。
二四六八十是偶数,称作地数。
奇数偶数,天数地数,叫法不同,实际是一回事。
为什么列举奇数偶数只从一到十呢?因为古人认为“十是数之小成”(《左传·僖公四年》孔疏),“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甚至“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的“万物之数”,都可从一到十之数推出,用不着穷举。
因此,“十”虽少,但也是盈数或成数。
《左传·庄公十六年》就把十视作“盈数”。
杜预注说“数满于十”,所以限止于“十”就够用了。
第二层,讲述演易过程,即揲蓍求卦的具体方法揲蓍求卦,用竹棍称为筮,所以“筮”字从竹从巫;用蓍草为蓍,所以“蓍”字从草从耆,取用蓍草行筮决疑问耆老之意。
其实用什么无所谓,关键是数。
1、筮的计算有三个特点:第一,筮这种计算的目的是求卦,即求出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卦。
筮法易数解《周易·系辞·上·第九章》详细记录了孔子所传的《周易》的占筮方法,只要了解古文句读学的特点,正确标点断句,并能考虑到“八卦而小成”五个字是错简,这五个字的正确位置应当在上文的“五岁再闰”之后,这段文字本不难理解,一目了然。
可是,自秦汉以来,学术界一直未能正确解读这段文字,牵强附会,荒诞不经,与掷物成卦的方法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过揲的意趣,索然无味,以至筮牍不告,最后只好被以钱代蓍了。
正确解读这一段文字的内容,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先民揲蓍成卦的过程,而且可以使我们领悟出一些过去学者所未能领会的易学知识。
先看原文(“八卦而小成”五个字已放在它的正确位置“五岁再闰”之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八卦而小成……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六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所谓“天地之数”就是河图数,即河图中黑白点的多少。
其中六、八、十组成坤卦(?),“成变化”为洛书数(即洛书中黑白点的多少)的一;六、九、十组成艮挂(?),“成变化”为洛书数的二;七、八、十组成坎卦(?),“成变化”为洛书数的三;七、九、十组成巽卦(?),“成变化”为洛书数的四;一、三、五组成乾卦(?),“成变化”为洛书数的六;一、四、五组成兑卦(?),“成变化”为洛书数的七;二、三、五组成离卦(?),“成变化”为洛书数的八;二、四、五组成震卦(?),“成变化”为洛书数的九。
周易与中国古代筮法文化中文1301 130101123 严晓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上古时期,占筮作为一种沟通天地神人的方法,在古代占有崇高的地位。
记录占筮的结果将数字根据奇偶律转换为阴阳爻,以完整的“易卦”来记录、保存占筮结果。
时间大体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
保存在《周易·系辞》里的“大衍筮法”即是这一阶段中比较成熟的占筮方法。
因其演算方法周密烦琐、取象精微可知,大衍筮法是中国古代占筮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很完善、很成熟的占筮方法。
周人在《乾卦·文言》中通过“德”将人与天地合即是此意。
以大衍筮法占筮继承并发展了商末周初占筮的芜杂、烦琐,占笠的结果则随着《周易》的成书、流行变的简洁,直接以阴阳爻成卦来记录。
筮数易卦经过商末周初的探索,在周代逻辑地发展成为周易的阴阳爻卦。
《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日《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易》筮的程序是“三变”成一爻、“十八变”成一卦。
《系辞上传》“大衍之数”章,概述了用用五十根泣策经过“四营”、“十八变”成一卦的篮法简例。
“大衍之数”经“四营”“三变”而后得出九、六、七、八.九和七是奇数,得则画一阳爻:六、八是偶数,得则画一阴爻。
如此六易,经过“四营气“十八变”就能成一卦。
而《周易》以变为占,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根据古人“物极必反”的原则,阴爻就要变成阳义,阳丈变成阴爻,这样就会出现两个卦:一个是筮得的未变之前的卦,即本卦;一个是发生了爻变的卦,即之卦。
筮者占筮时,就可以由发生爻变的具体情况,选择卦象、卦辞或是某条爻辞进行占断,增强占问的针对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变卦,进行补充应证,这为占筮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应付生活中的各种情况。
春秋时期,人类理性精神的觉醒,鬼神地位的下降,给卜筮文化带来了挑战。
当时的卜筮之官,顺应历史的发展,把“德”引入巫卜文化系统,开启了易学流派之一“义理易学”。
春秋易学筮法研究作者:王社庄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02期摘要:占筮是古代应用易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左传》和《国语》共载22条《易》例,其中16条用于占筮。
但它如何占筮成卦,定爻占断,古籍缺乏明确的记载。
古今学者不断探究其易学思想,钩沉其筮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综合来看,特别是筮法研究还缺乏系统的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左传》;《国语》; 筮法;占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研究”(17ZDA259)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2-0048-07由于早期的易学资料大都散逸,《左传》《国语》22条《易》例成为人们考见春秋时期易学所凭依的少数宝贵资料。
古今学者不断探究其易学思想,钩沉其筮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综合来看,特别是筮法研究还缺乏系统的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春秋筮法研究历史考察战国时期,春秋易学筮法就受到人们关注。
西晋武帝时期,汲郡人不准盗发古墓,发现大批竹战国简古书,其中有很多有关《周易》的书。
有一篇《师春》,《晋书·束晳》云:“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①《师春》集疏《左传》卜筮,不管是为了实际应用,还是集录研究以备参考,都说明当时人们对《左传》卜筮就相当重视。
两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今文家易学独步天下。
《左传》属古文经,在东汉时也曾短时设立博士,不过并没有大的发展,《左传》的易学成就也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
但两位大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却注意到了《左传》筮例。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篇末之论赞云:盖孔子晚而喜《易》。
《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才达人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
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②班固在《幽通賦》中,有“妫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契龟”③之语。
司马迁、班固用典,均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为幼年的陈公子完占筮之事。
晋唐时期,乘经学发展之东风,《左传》也受到人们的重视。
怀有“左传癖”的西晋政治家、学者杜预集诸家注疏之长,加上自己的独到见解,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三国韦昭撰《国语注》。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国语注》简约明了,对其中的《易》例一一注解,成为后人研究《左传》《国语》及春秋易学的重要参考书。
唐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左传正义》取杜预注,对杜氏易注详加疏解。
《左传正义》成为左传学和春秋易学研究的又一座丰碑。
宋代实行佑文政策,儒学昌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一时风尚。
学者、士大夫多有关注春秋易学者。
南宋沈该、都絜着意于春秋释卦方法。
《左传》《国语》在进行筮占时,往往结合本卦、之卦的卦象解说卦爻辞,这似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沈该著《易小传》,都絜著《易变体》,他们解释卦爻辞时往往参以变得之爻和变得之卦。
南宋程迥、朱熹、赵汝楳对春秋占筮原则进行了总结。
宁陵沙随人程迥著《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等。
《古占法》对《左传》《国语》的占断体例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
程迥是较早对春秋筮例占筮原则进行总结的学者。
朱熹《周易启蒙》在程迥筮例的基础上加以损益提出7条占断原则,并撰筮仪。
南宋学者赵汝楳撰《筮宗》,在《〈左传〉〈国语〉占法》中对程迥、朱熹的占断原则提出不同意见。
清代考据学超越前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成就突出,学者留意《左传》《国语》筮例者不少。
毛奇龄撰《春秋占筮书》、李塨撰《周易筮考》、李道平撰《易筮遗占》等,它们虽均以“筮”、“占”为题,但不以研究筮法为主。
他们主要是整理筮例,依据自己对易例的理解进行疏解,并大量掺杂后世易例。
这些归纳总结为我们研究春秋易学提供了方便和参考。
近代学者李镜池著《左传、国语中易筮之研究》、尚秉和著《左传、国语易象释》,仍然是疏解卦爻辞。
现代学者朱伯崑著《周易哲学史》,廖明春、梁韦玄等著《周易研究史》,刘大均著《周易概论》,林忠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
这些著作对春秋易学的象数思想,春秋易学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前人不曾达到的成就。
二、《左传》《国语》异文、之八与春秋用《易》问题研究春秋筮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左》《国》筮例用的都是《周易》筮法,还是杂用《连》《归》二易?此一问题不解决,春秋筮法问题很难获得深入研究。
《左传·闵公二年》季友将生之时,鲁桓公使人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
”④《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⑤对于《左传》两则有别于《周易》的筮词有两种解释:大部分学者认为系筮者之辞,如杜预谓“筮者之辞也”,唐孔颖达、清王宏意同。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连山》或《归藏》的内容,如宋程迥《周易古占法》说:“《连山》《归藏》,宜与《周易》数同,而其辞异。
……此固二易(《连山》或《归藏》)辞也。
”⑥《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⑦《国语·晋语》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
”⑧《国语·晋语》晋公子重耳流亡楚国,秦穆公召之赴秦国。
公子重耳亲自筮占此行能否助他得返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⑨。
关于“之八”问题也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是用《周易》进行占筮,另一种则认为是用《连山》或《归藏》占筮。
1993年3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大批竹简,共计813枚。
简文内容有《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灾异占》等。
1995年荆州博物馆在《文物》上发表《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考古简报,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对《归藏》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并作了初步研究。
《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
⑩依《周礼》,《连山》《归藏》战国尚存。
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奉诏对国家藏书进行全面清查校理,刘歆于汉哀帝时编撰完成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
《七略》将当时皇家藏书网罗殆尽,但在后来的流传中亡佚。
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刘歆《七略》为底本作了少量的增补和调整,于是《汉书·艺文志》成为考察西汉时期国家图书存亡最有力的证据。
《汉志》没有特别提到《连山》《归藏》“二易”,这与《周礼》所记似乎矛盾。
尽管《汉志》不著《连山》《归藏》,但不能说一定不存在,历史上《汉志》不录而后世出现的也不在少数。
一则班固可能没有见到;二则向、歆父子虽然见到了当时流传的“二易”筮书,但可能他们并不认为是《连山》《归藏》,而认为是杂筮之书,归并到其他书籍里面。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周易》、《周易明堂》、《大筮衍易》、《大次杂易》等。
与西汉不同,东汉学者杜子春、郑玄、桓谭等多言及“二易”。
郑玄《周礼·太卜》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
”又云:“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
名曰《连山》,似山内出云气也。
《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
”{11} 注《礼记·礼运》孔子得“坤乾”云:“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
”{12} 又注《易纬·乾凿度》云:“彖者,爻之不变动者。
……《连山》、《归藏》占彖,本其质性也。
《周易》占变者,效其流动也。
”{13} 桓谭《新论·正经》曰:“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14} 三人论述相互矛盾,需要仔细辨析。
杜子春是刘歆的学生,他私自校传《周礼》,对《周礼》的内容相当精通。
又由于他深信刘歆的三统说,于是就把《周礼》所记“三梦”、“三龟”分别和夏、商、周联系起来,此当属附会,把“二易”和伏羲、黄帝联系起来也缺乏根据。
郑玄之说乃据其师发挥,于其回答弟子之问可见一斑。
郑玄弟子赵商曾就“二易”請益老师:“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
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郑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
近师皆以为夏、殷、周。
” {15}桓谭虽然明言“《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但很可惜的是桓谭没有道及《归藏》的具体内容,这就使得不少学者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
晋唐学者多有道及“二易”者,阮孝绪云:“《归藏》载卜筮之杂事。
” {16} 刘勰《文心雕龙》云:“《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弊十日,娥奔月。
”{17} 郭璞注《山海经》,郦道元《水经注》对《归藏》往往有征引。
《隋书·经籍志》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
”{18} 又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
”{19} 可见,直到晋唐时期桓谭之说仍不被大多数学者看重。
清代学者黄宗炎还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是殷书与《周易》等,夏之文字几二十倍于文王、周公之时,岂古昔之方策乎?为此说者,亦不明古今之通义矣。
”{20}1993年秦简《归藏》的出土,为我们厘清历史上的《归藏》创造了条件。
秦简《明夷》曰:昔者夏后启卜乘飞龙以登于天,而枚占□□■。
《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奔月而支占□□□■{21}。
此二句均见于传本《归藏》。
随着《归藏》的整理和释读,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从四个方面总结了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在易学上的意义,证明了传本《归藏》不是伪书{22}。
廖名春通过比较秦简《归藏》与传本《归藏》认为,从体例看秦简《归藏》更准确一点,应是《归藏易》的郑母经{23}。
综合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归藏》的流传及秦简《归藏》可以断定,战国时代的《归藏》一直有流传,桓谭及晋唐学者关于《归藏》的论述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归藏》是殷旧吗?程二行、彭公璞先生通过对比《归藏》卦辞与《周易》卦辞和《易传》以象释《易》的模式后认为:“(《归藏》卦辞)这种整齐划一的行文体例,显然是出于刻意的安排,与《周易》卦爻辞的杂集式编撰体例大为不同。
由此可以断定,《归藏》的成书,决然在《周易》之后。
”{24}朱渊清先生通过比较《归藏》与《穆天子传》,认为《归藏》内容多出于《穆天子传》,从而断定其出于战国时期。
“汉人所见之《连山》《归藏》皆为《周易》的衍生物,其成书大抵与《易传》的时代相先后,决非夏商之《易》。
”{25} 蔡运章先生通过对《归藏》寡、天、师、臞五卦的释读发现他们所反映的阴阳、仁爱、升仙、钱财、宇宙生成等观念,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思想观念,从而认为秦简《归藏》是战国早中期人在《周易》筮占体系的影响下,利用春秋战国文献里的神话人物,编撰而成的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易学著作{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