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是唯一一家拥有百年报龄的报纸。

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能受到国内外新闻界的重视，离不开其先进的办报方针。

从创刊者英敛之把报名中的“大”和“公”两字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以此作为办报宗旨，到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大公报坚守“文人论政，商业经营”原则，力图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服务于社会。

笔者认为，“四不”方针蕴涵着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这是促使新记大公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四不”方针与新闻专业主义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

当时中国报业的状况是：“报业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逾万钩；言论自由，不绝一线。

而全国战兴，百业俱敝，报纸营业遂亦大难。

通观国中，除三数社外，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发发不可终日。

”但张季鸾仍坚持认为：“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稗益国家。

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

”于是，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

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所谓“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所谓“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所谓“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所谓“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四不”方针的提出与新记大公报创办者秉承的办报思想分不开。

张季鸾曾在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评论《抗战与报人》中写道：“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岑芳园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

（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②）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是上海第二份商业报纸。

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创办，编辑权交由蒋芷湘、钱昕伯等人，是外国人创办报纸中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报刊。

《申报》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最早使用电报、发布号外以保证时效性。

内容上，大量报道社会新闻，注重言论工作，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1876年开始使用新闻图片。

业务上，出版其他期刊、书籍。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开始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抨击蒋介石独裁路线，为上海私营报纸树立一面爱国旗帜，也为《申报》强化自身形象走向报业巅峰时代奠定基础。

1949年停刊。

《申报》的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2、史量才新闻事业家。

1912年接办《申报》，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上保守。

史量才构想报业托拉斯在国民党当局压迫下破败，史量才邀请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人参加《申报》，共商革新。

1931年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认清民族危机与救亡运动的爱国热情，开始在《申报》上刊登抗日救国主张，抨击蒋介石独裁路线，以《自由谈》最为突出。

这种变化意味着《申报》脱离国民党的控制，1934年史量才遭特务枪击身亡。

3、《万国公报》新闻史上出现过两份《万国公报》。

第一份是由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在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

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改名后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1907年林乐知逝世而停刊。

第二份是维新派于1895年创办，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由康有为筹资，梁启超等人担任编辑，后强学会成立后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年被迫停刊。

4、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清末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

1895年主编《万国公报》与《中外纪闻》，停刊后又主持《时务报》，大力宣传变法。

将《时务报》创办成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戊戌政变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媒体的立场不日前，笔者打开电视，偶然发现了××电视台某国际栏目播发的关于伊拉克接受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新闻分析与评论，客观地讲，此新闻分析的内容还是翔实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主持人的用语和倾向性却令我错愕。

应该讲，伊拉克接受这一协议还是应当受到欢迎的，尽管作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伊拉克有些勉强，但它已是别无选择。

我们注意到，即便是这一协议本身，也是经过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极大努力，才从美国主导、英国附和的“战争”决议草案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的结果。

无论这一决议最终是以战争结束，还是以和平告终，伊拉克至少还是赢得了一些时间、赢得了一个机会向全世界提供伊拉克在全面履行联合国关于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决议问题上“无辜”的证明。

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无论伊拉克是否还在研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是英美现在也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而联合国通过英美提出的决议案本身，也只是根据两个不仅拥有、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的两个核国家的怀疑和猜测！至于他们提出这一决议草案的动机，我们大概也只能从“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内政治需要和美国鼓吹的“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的“绝对”二元分立的全球反恐行动中去寻找答案了。

不错，“9・11”事件后，一时晕头转向找不到“敌人”的美国政府凭着直觉马上指控流亡阿富汗的沙特富翁奥萨马・本・拉丹为幕后黑手，同时指控伊拉克具有重大嫌疑，西方各种不同倾向的媒体也跟着空前一致、开足了马力鼓噪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活证明，就连我们这个历来强调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一些媒体和学者也不加分析地学着别人的腔调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应该说，那种反应在美国人民沉浸在大量无辜平民罹难的悲痛中时还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从未经历过类似危机事件而手忙脚乱的美国政府的应急反应和对策。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尤其是一个曾经理性的人作出过激的反应乃至借此为所欲为的借口。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影响张季鸾，陕西榆林人。

中国现代著名报人、政论家。

于《大公报》续刊之日，他执笔撰写《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即“四不主义”。

不党，并非中立之意，也不是敌视政党，而是与党派无一切连带关系，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在中国，目前是共产党执政，当然也存在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党派。

各党派也有自己的党报，来宣传各党的政治理念等等。

在现代这种一党独大的情况下，遵从“不党”原则尤为重要。

新闻工作者在办报，播报新闻时应抛开自己所属的政党，纯以公民的地位，客观公正地播报新闻。

尤其不应夹带对其他党派的抨击和不满。

此外，各党派也不应过分干预新闻言论的自由。

张季鸾也认为报纸是公共论坛，“公众的喉舌”，因此报纸要超越党派，言论独立。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地方性的报纸做得比较好。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911事件，全球各大报纸都以此为头版头条，唯独人民日报以领导会面，会议为头版，911事件仅占了报纸版面的一小部分。

但地方性报纸有自己的独立性。

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不会带有过重的政治色彩。

不卖，就是经济自存，不以言论做交易，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和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

这样看来，就是保持新闻的独立性。

在当时，胡政之说过，其实国人办报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政治办报，为一党一派做政治宣传，没有把办报本身当成一种事业来做。

而当宣传目的达到之后呢，报纸也就跟着枯竭了。

另外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

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

他希望接手《大公报》，开创中国报业的新道路。

在现代，许多报业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刊登揭露他人隐私，威胁社会稳定的新闻或者准确的说是八卦。

这些报业可以吸引人们的视线，却危害人们的心灵，在道德层面来说也是违反道德的。

还有一些报业私相授受，接受高官，明星的贿赂，不顾事实的为贿赂他们的人做宣传。

在娱乐圈，就经常存在买新闻和卖新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