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德福一致的伦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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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地方合作项目“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留金项[2018]10006号)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其中的分歧与矛盾一直使哲人们无法释怀,在伦理思想史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难点问题。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问题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之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
一、西方传统德福之辩的历史考察德福之辩本质上是关于人生价值的省察问题,这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焦点问题。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一派主张满足欲望,实现利益,理性只是获得幸福的工具;另一派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应得到满足的,应以理性来控制欲望,为人生定向。
而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人的主宰,信仰是基本的德目。
不过在德福的关系上,虽然承认德福相悖现象,但根本上还是会认同“善有善报”的德行报偿,也会倾向于“恶有恶报”的惩恶罚罪机制。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等理性主义代表人物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西方德福之辩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志性人物。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导引了“伦理学转向”,他主张人们应从关心虚无缥缈的“天上的事物”转向关注“人间的事物”。
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就是美德”,他一直致力于伦理道德问题的追索,尤其是他的“以身殉道”,表明他宁愿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死,也不愿做一个伪君子而活,他认为“灵魂”的善,远重于生命中转瞬即逝的快乐。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应做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人是值得的?他试图论证正义的人必定是幸福的,正义是善的,也能得到功利的好处和福报,而不正义的人一定是不幸的,这体现了柏拉图对德福一致期望的乐观态度,相信有德行之人一定也能获得幸福的报偿。
苏格拉底其实也注意到现实中德福相悖的情况,但他认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本来就应是幸福的。
作者: 张俊[1]
作者机构: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出版物刊名: 道德与文明
页码: 148-151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3期
主题词: 德福配享道德;信仰;幸福;德行
摘要:德行都应该配享幸福,这是人类一种素朴而普遍的公义愿望诉求和道德信仰。
在本质上道德与幸福是两种价值,二者本无必然之因果关联。
根据王海明的分析,道德只是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之一。
所以,德福一致并不取决于德行一维。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也不取决于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次数比例。
但社会的道德向善选择却需要德福配享作为内在的信念支撑。
德福配享,本质是人类社会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信仰。
基于“孔颜之乐”浅谈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在伦理思想探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明辨是非、感知善恶的道德,引导人们在追求至善生活的意义中获得幸福。
具有终极意义指向的幸福是人们思考和践行道德的内在推动力。
作为通往幸福的桥梁和纽带,道德只有实现与幸福的统一, 协调一致, 才能让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更容易体会到真正的善,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内心的宁静。
尽管对幸福的渴望和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却与道德存在很多不一致,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思想、观念和实践上的冲突, 陷入" 德福悖论" 的怪圈, 但不同伦理文化一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探寻道德和幸福是否具有统一性的德福之道,力图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良好的心态和内心的平和,只是通达" 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和实践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有所不同的是,西方伦理文化从古希腊基于行为者的总体目的即幸福观念来运用道德, 去考虑在具体实践境遇中如何找到通往这个目的的手段,寻求超现实的至善的幸福,而中国伦理文化往往以儒家为特征,从先秦开始,以德为福或德为福本,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
正因如此, 中国伦理文化常常给人一种重德而轻福的印象,无法把握德福之道的有效方法: 行善的依据固然在于个人的道德良心,然而"得福"的依据却不得不诉诸于客观的" 上天"。
诚然,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家往往处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围中,重德而轻福,但直至宋明理学受释、道两家的影响,丰富了儒家德性论的幸福内涵,成了儒家探讨人生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契入口。
尽管宋明理学的"孔颜之乐" 思想仍然受制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伦理框架,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重德轻福的思想传统,但至少也开启了儒释道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寻"德福一致"的必要, 指明了中国伦理文化内在发展逻辑本身所特有的可能的德福之道。
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大全五篇]第一篇: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
“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
核心提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
◆ 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
◆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
◆ 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
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
◆ 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
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
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
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
论“德福一致”的内在危险与实践指向———对牟宗三相关阐释的反思与辨析◎蓝法典内容提要 牟宗三对“德福一致”问题的解决,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说明“德福一致”的可能性,而在于借此问题反驳康德人的道德是有限的判断,证成“无限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二者的无限性乃是“一致”的,继而使儒家良知本心所具备的价值性与物自体的价值意味可因此无限性的确认而得到“一致”的落实,最终兑现为儒家“新外王”理想的责无旁贷。
故而牟先生用以解决“德福一致”问题的“诡谲的即”的逻辑虽是一种圆善意义的表述,但其实质只是强调儒家伦理追求的有意义以及它可以对外王追求做更充分的理性说明。
在这一过程中,良知本心“既存有又活动”的“活动特质”缓解了道德在“诡谲的即”的逻辑中被消解的危险,最终将“德福一致”问题的实践指向落实为“新外王”这一针对他人不幸福的生活状态必然改善之、创造之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 德福一致 牟宗三 诡谲的即 圆善论 外王〔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4-0073-10 吸取华严宗、天台宗的圆教思想,以儒家义理来解决康德哲学中的“德福一致”问题,是牟宗三贯通中西哲学的一种尝试。
他在《圆善论》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基本思路,“依儒家义理而说儒家圆教必须顺王学之致良知教而发展至王龙?之‘四无’,再由此而回归于明道之‘一本’与胡五峰之‘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始正式显出。
由此圆教之显出始可正式解答圆善之可能,此则不同于康德之解答。
”①这一解读来自牟先生会通中西所建构的两层存有论,而此两层存有论又来自以“智的直觉”打通康德哲学现象与物自身间的隔阂。
然而,对牟先生通过“诡谲的即”来解决“德福一致”的思路,学界多有非议。
譬如杨泽波认为“牟宗三下大力气梳理出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这两个概念,希望以此来解决圆善问题,但通过这两部所能达到的只是道德幸福,而不是物质幸福”,②指出牟先生的“德福一致”与康德的“德福一致”乃是两回事,用“诡谲的即”的方法并不能实现康德意义上的自然世界的幸福。
【哲学与当今世界】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23年4月(第4期,总第312期)Apr.,2023(No.4,General No.312)收稿日期:2023-02-08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项目批准号:18ZDA020)作者简介:张曙光(1956-),江苏沛县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与哲学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闫静静(1991-),女,山西吕梁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
“德福一致”:人应有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启示与思考张曙光1,闫静静2(1.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5)摘要:人类社会的道德本质上应当是对人健康而合理地生存的支持、引导和规范,即人如何实现“德福一致”的学问。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基于“善”的本性来理解“德”“福”何以一致问题的,为了深入地说明这个论题,这本论著从理性目的论出发并参照人们的现实生活,详细地论述了善、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人们的潜能、习惯与有意识的选择,快乐与适度(中道),等等问题。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并进一步思考现代价值问题。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善;德性;潜能;习惯;节制;中道中图分类号:B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23)04-0024-09 当代中国人对道德有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人们不愿意再承受传统道德之重,对假道学更是特别厌恶;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叹德性的缺失,呼唤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道德的普遍确立。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规则与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根本性作用,这是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而现代社会的规则与制度,仍然需要一定的道德为其奠基和发挥辅助作用。
其实,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道德,关键在于要“什么样”的道德。
面对德福矛盾如何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德福,即道德与幸福,乃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对重要范畴。
先秦时期,儒、道、墨诸学派都对德福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思想。
其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并且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拟在梳理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思想变迁之脉络的基础上,探讨先秦儒家在德福问题上的成败得失,进而揭示其现代意义。
一理论渊源早在西周初年,人们对何谓福已有了系统的认识。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寿终命。
”(1)所谓攸好德,是指生性喜好道德。
这就把福与德联系起来,德是行为主体获得幸福、避免不幸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周人“德”“得”并称,认为武王灭殷而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就是德。
有德才能得天下,由此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
能够配天或保民当然是身为君王者有福之表现。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在此更为密切。
儒家之先的思想家们觉察到了德与福的内在关系。
他们对德福关系的理解,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以德祈福论。
“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2)“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
……故民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3)以上引文至少有两层内涵。
首先,人是否幸福由外在于人的天道或神决定。
有意志的天道或神秉执公正,惩善罚恶。
其次,尽管天道或神主宰着人的祸福,但是人并非束手以待祸福的降临,全凭上天的安排。
天道或神可以感知人德行的善恶。
既然如此,人所遭遇的一切祸福皆非偶然,人也就可以通过改变德行来改变命运。
于是,看似天道与神决定祸福,其实是个体德行的善恶决定命运中的祸福。
美好的德行将保有上天赐予的幸福,邪恶的德行则导致福的丧失与灾难降身。
人可以修养自己的德行而祈得幸福。
所以,春秋时期有人提出:“吉凶由人。
实际上,幸福与德行的矛盾丝毫不能否定德福的一致性。
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从总体上说,德福一致具有必然性。
就是说,从人群中的大多数情况和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来看,德行与幸福是基本一致的。
这既有功利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的原因。
所谓功利上的原因,是指道德本身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利益调节器,其分配原则当然是按“德”分配。
所以即使是俗福,德与福也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人是一个文化性或社会性的动物。
道德是文化的因子之一,其制约人的方式是良心与社会舆论。
所以一个人不具起码的德性,没有德行,他就很难为社会接纳。
这样的人始终是孤独和不幸的。
所以我们说,从总体上说,德福一致具有必然性。
《韩非子·解老》中韩非子是这样解释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的:“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
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
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
全寿富贵谓之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1[12]在祸与福之间的中介是德行。
反之有福之人如果骄傲、邪僻,失去德行,则出现“福兮祸之所伏”的局面。
由福而祸的中介则是失去德行。
所以“德性与幸福并不仅仅是偶然地通过神灵的中介而发生联系,而是出自事物本性的联系。
”幸福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德行,德行与幸福是基本一致的。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针对人们对德福矛盾的困惑与震惊时说:“这些现象吸引人如此多的注意、引起如此的义愤的事实看来正好说明:这些现象不是常规,而是例外。
”“如果这些事件不是违背事物的本性,它是不会引起这样的激动。
”第二,从雅福的角度看,德与福是一种等同关系,具有一致性。
所谓从“雅福”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从幸福的精神性这一立场出发看问题。
从这一立场看,德行本身就具有自我肯定、超越牺牲的性质。
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所谓“仁者不忧”,其实就是有德性的人的一种幸福。
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孔颜之乐的根据。
论康德关于德福一致的思想及实现路径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道德义务论,道德是一种人出自道德责任的要求而自律的产物,道德见于行动时必然与某种目的性相关联,而这一作为道德义务的结果的终极目的,就是“至善”,它包含“德性”和“幸福”两个方面。
那么“为了使这种至善可能,我们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洁的和全能的存在者,唯有这个存在者才能使至善的两种因素结合起来”。
所以对康德来说,上帝是人类理性出于每个个体道德实践本身的需要而“设定”的“公设”。
这样的上帝是一个纯粹理性的设定,而不是宇宙论上的或天启的。
康德知道,若无上帝的概念,现实世界人的道德实践无法保证德福一致的实现。
同样的,儒家也知道“知天命,尽人事”,他们并不将这个意义上的德福一致作为必然实现的最终目的。
然而,如果将福定义为“天爵”之福,这个问题对于儒家虽然消解了,但这样的善仍只是实现于个体,如颜渊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并不及于广大的社会民众,又怎么能说是最高的善呢?《大学》三条目正好告诉我们,儒家的“至善”其实并非指“德福一致”,至少不是个体性的“德福一致”。
因此,我认为,相比于康德意义上的“德福一致”的至善,黑格尔讨论善的内容或许是现代儒家学者更应该关注的。
黑格尔说自由意志的发展阶段有三个:“抽象权利(法,德语Recht,有法、权利、正义、公道、天理等丰富含义)”、“道德”及“伦理”。
在抽象权利阶段,主体对权利有了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对“应当”的诉求。
在第二个道德的阶段,这一诉求更具体了,体现为目标对准了“善”的理念。
但是这种主观性的意志也还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它只有在第三阶段“伦理”领域(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中才能达到它的具体内容,并且,它只在单个的特殊意志中出现,也尚未达到与意志概念的统一。
对黑格尔来说善是“意志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的理念”,“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
也就是说,善是其“实质由权利和福利所构成的、内容充实的东西”。
德福一致——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路径的必然选择[摘要]文章旨在从“德”与“福”相关联的角度探索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可行路径。
之所以认为“德福一致”作为一种机制是道德建设的必然路径,是因为道德建设受人的本性所制约,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
马克思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
所以社会进程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德福一致,什么时候社会道德建设就发展良好,反之亦然。
同时道德建设还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益问题更重视了,所以“德”、“福”是否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关系道德建设的成败。
考察我国社会转型期严重道德失范现象,“德”“福”背离是重要原因,创建支持“德福一致”的社会大环境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现实路径的必然选择,而保证公正社会制度规范的有效供给则是工作重点。
[关键词]德福一致;道德行动;道德回报;社会制度规范;道德建设“德福一致”指个体“德”与“福”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即个体的德行能够给自身带来福祉,反之,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则会使自身的福祉遭受损害。
在这里,“德”指遵守同时代社会多数认可的道德规范。
而“福”是一种个体获得利益满足的主观心理体验。
具体可以从两个维度上理解,一是因物质利益的满足而给个体带来的物质幸福感;二是因满足个体精神利益的追求而得到的精神幸福感。
“德福一致”作为一种机制,在很大程度支撑着社会正常道德秩序。
人们的直观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德”“福”背离趋于严重时,人们的道德信念就会产生危机,社会道德行为的供给便会减少,不道德行为相对增加,社会正常道德秩序就会受到挑战;相反,当“德”“福”趋于一致时,人们的道德信念便会被激发,社会道德行为不断增加,良好道德秩序就易于形成。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剧烈变迁导致人们的不适应感加剧,人们所认可的许多基本道德规范难以得到遵守,道德失范明显呈加重趋势,加强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而探讨沿何种路径进行建设更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2020年10月第41卷第10期湖北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Oct.,2020Vol.41No.10德福一致: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道德思考冷汶倩(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要:“善”是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对善、至善、德性进行了思辨的论述,并 清晰地梳理了善、幸福与德性的关系。
首先,亚里士多德将“善”解释为人们追求的目的,同时,他将善区分为“自身善”与“手段善”,并提出“因自身之故”被人们追求的终极目的即至善。
其次,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看作最高的善,并就评判幸福的标准提出了看法,幸福是一种客观状态而非主观感受。
最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至善的实现要依靠合乎于德性的实践活动,他将德性看作是人们实现幸福的一种工具,即如何“做得好”以实现“活得好”。
综合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善”思想对于当下社会中人们树立幸福观方面、行为活动的实践方面深有启迪,对德福一致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善;幸福;德福一致中图分类号:B502.2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4476(2020)10-0035-04“善”作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范畴内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含义复杂多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一种目的,而“目的”的种类纷繁复杂,确定最终目的——至善即幸福,这对人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深远意义。
而他在以至善与幸福为宗旨的基础上,针对如何理解幸福、如何评判幸福、如何实现幸福进行了系统且辩证的分析,其深邃思想与卓绝智慧,值得我们吸收其中的精华并付诸行动,以求理论中的“善”与实践中“善”的统一结合,以期对当下社会中知与行的实践统一有所启迪。
—、善的内涵亚里士多德把善解释为一种目的。
他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因为后者是因前者之故才被人欲求的o,,[1]3'5他将技艺、研究看作是有“目的”的行动,并将这种目的视为“某种善”O我们进行的每一种实践、每种选择,在亚里士多德多看来都有它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缘故。
从德福关系探儒家的伦理诉求摘要:从亘古不变的道德与幸福关系的讨论出发,分析幸福所具备的特点以及德福关系产生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探析儒家处理德福关系所透显的人文诉求,明确区分道德与物质维度的幸福,坦然承认有德之人未必有福,正面直视德福不一的现状,强调道德与精神维度的幸福一致;深掘儒家德福观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指引人类达到思想与行动的完善协同,启迪人类更加感受到幸福的存在,思考人类幸福的生活以及怎样生活更加幸福。
关键词:德福关系;儒家;伦理诉求;现代价值一、关于道德与幸福关系的讨论德福关系是历来哲学家们和学者们讨论较多较深刻的永恒话题。
你幸福吗?是近来被问及较多的话题,可见,人们是非常注重关于幸福和幸福生活的问题。
于我写作本文是得益于纽约和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你幸福吗”这一主题采访活动的启发,在此不再赘述。
诚然,见仁见智,每个人于幸福的理解和阐释不尽相同;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对幸福的回答也各不相同。
总结出幸福具有主观性、复杂性、整体性、多样性和可评价性的特点。
所以,幸福是因人而异的,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个人独自的美好寄托与愿景。
德福关系也因人而异,有德福一致、德福不一、德福矛盾等说法。
高兆明老师认为,道德不仅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且道德更是人的应然存在方式;道德不仅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更是人的一种智慧生活方式。
人应然考虑一种道德的生活,与福不福无关紧要。
二、儒家处理德福关系所透显的伦理诉求在孔子与《周易》中有这般论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读《易》,韦编三绝,曰:’加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史记·孔子世家》)传统说法,孔子晚年喜欢读《易》,并且撰写了《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又称《易大传》。
孔子勤读《易》书,致使编缀的皮条多次断开,可谓痴迷也。
他还说:”如果多给我几年功夫,那么,我对于《易》的知识会更加丰富的。
德福一致自然法
德福一致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它强调的是人类应该尊重和保护
自然环境,并且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德福一致的理念源于自然法。
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和伦理意识,它将法律和社会规范视为来自于自然规律的体现。
自然法认为,人类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且应该按照自然规律行事。
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人类应该根据自然的原则和普遍道德规范来行动。
在德福一致的理念中,自然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遵循自然的原则,人类
可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并且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德福一致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科技进步、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管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德福一致和自然法的理念是构建可持续社会的重要基础。
它提醒人们,在追求
繁荣和发展的同时,要时刻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恢复。
通过尊重自然规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总之,德福一致和自然法的理念相互依托,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
只有通过遵循自然法的原则和理念,我们才能实现德福一致的目标,开创一个和谐、繁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