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翻译观点探析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和葛浩文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充分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本文将对他们的翻译策略进行浅析。

林纾和葛浩文都注重忠实于原文。

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尽量不对原文进行任何改动或添加自己的观点。

这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更贴近原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他们都重视翻译的准确性。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准确选择词语，使译文的意义和原文保持一致。

他们注重细节，注意每个词语的含义和用法，以确保译文的精确性。

这种注重准确性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能够真实地传达原著的内涵和细微之处。

林纾和葛浩文都善于处理文化差异。

在翻译具有文化特点的作品时，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并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他们注重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意思，并将其准确传达给读者。

在处理文化差异时，他们采用各种技巧，如加注释或提供背景知识，以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原著中的文化细节。

他们都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他们注重句子结构和语言风格的处理，以使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文学特点。

他们会不断修订和修改译文，以确保其语言流畅，质量高。

林纾和葛浩文还注重传达作者的风格和意图。

他们会仔细研究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意图，努力将其转化为译文中的语言特点和风格。

他们注重对原著风格的分析和理解，努力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这种关注作者风格和意图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更准确地传达了原著作者的意图和情感。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实践中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以充分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他们注重忠实于原文、准确性、处理文化差异、写作能力和传达作者风格和意图。

这些翻译策略使得他们的译文贴近原著，更好地传达了作者的意图，为读者提供了优质的阅读体验。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和葛浩文是中国翻译界的两位杰出翻译家，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创造和运用了一系列翻译策略。

本文将从翻译的基本任务、翻译的对象、翻译的方法以及翻译的效果等方面，对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做一个浅析。

翻译的基本任务是把一个语言中的信息转换为另一个语言中的信息。

林纾与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都十分注重保留原文的信息和风格。

林纾在翻译《基督山伯爵》时，准确无误地根据法国原文中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在汉语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原文所传递的信息。

葛浩文则在翻译美国著名作家恶童日记时利用了对语境的把握和理解，使得原作中的语言风格在汉语翻译中得以传承。

翻译的对象是多样化的，包括文学、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

无论翻译哪个领域，林纾与葛浩文都非常注重对原文的理解和准确传递。

林纾翻译的《列卡・列昂诺夫日记》侧重于通过对原文词汇的解释和解读，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东欧城市的独特气氛。

葛浩文翻译的《哈利波特》系列则通过细致入微的语言处理，在汉语版中既保留了原版中的奇妙想象，又让汉语读者能够轻松理解。

翻译的方法包括不同的翻译策略，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同的翻译经验。

林纾在翻译句子时，善于利用汉语语法的灵活性，通过调整词序、加入衔接词等手段，让汉语句子在表达意思的同时，也能使读者感受到原文留下的余味。

葛浩文则将对语言的深刻理解与对情节的理解相结合，通过语言的转换和调整，保持原作中的情节和角色的鲜明性，使汉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和作者的情感。

翻译的效果不仅是传达信息的准确与否，同时还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和沟通效果。

林纾在翻译《小王子》中注重了对原文细节的把握和传递，使得汉语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原版中的情感细节。

葛浩文则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表现，通过对汉语的批判性思维和对词语的选择精准，使汉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中的表达方式和内涵。

总结来说，林纾与葛浩文都是中国翻译界中位居前列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策略不仅注重准确和精细，而且还需要注重语境和读者的接受程度。

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与语篇翻译探析作者：周立波概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需要译者有超群的语言技能，更需要需要丰富的文化功底和人文素养。

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葛浩文在这段翻译中实际上并没有“忠实”于原文，而他的的目的是让文本在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时更有可读性。

顾彬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

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

”为了更好地了解葛浩文的翻译观，本文以下将从几点内容依次阐述和探讨。

我们需要从语篇翻译观的介绍开始。

语篇翻译是一个最近十几年学界关注比较多的概念，目前也没有一个比较准备、大家都接受的定义，笔者这里介绍一下李运兴教授对于“语篇”二字的解释：“所谓语篇，即在交际功能上相对完整和独立的一个语言片段。

内容相对完整的文章或著作节选可称为语篇”。

这样的一种解释模式的活跃实际上是语言翻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我们都知道，两种语言的互译绝对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语言间的转化，而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传统、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转化，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需要的不仅仅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更需要译者通篇考虑，翻译的是一个长篇小说，或者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句子。

语篇翻译现在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要坚持这样几个基本的原则：一、要追求语篇的整体性（unity），所翻译的语篇是一个整体，因此必须保证语篇意义完整、重点明确、叙述具体，前后一致、衔接紧密、和谐流畅，而不应该只是前言不搭后语似的几个片段；二、显示重点是核心（the focusing ofnarration or reasoning），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对通篇的考虑，在翻译的文本中应该呈现出重点来，整个翻译过程要起到凝聚思想的作用；三、逻辑合理（logic orlogical sequence），这点其实跟追求文本的整体性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四、连贯衔接（coherence andcohesion）。

从几篇重要文献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
葛浩文是中国当代翻译学界一位著名学者，也是近年来文献翻译学界最为影响
的思想倡导者之一。

在他的研究领域，他有着多角度的发展，其优良的学术思想在文献翻译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葛浩文在其著作《文献翻译与文献翻译学》和《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
提出，翻译过程有二条主线，一条是源译文的语义捕获，另一条是具体的语言表达。

葛浩文提出的“双轨思想”指出，翻译的关键是要在源译文表达两个上下文系统中找出共同点，实现语义对等，使源译文在语义等价的情况下相互替代；而在实践中，翻译者则要尽量保存源文的形式，让译文能够更具有可读性，体现可被理解的丰富含义。

另外一方面，葛浩文也认为文献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文化熏
陶和文学写作技能的复合性活动，译者需要对文献的本质特征有清晰的理解，并将其更好的写出来，完成文化的跨越，使文献的来源文化含义流传下去。

此外，葛浩文的翻译思想还反映在他的文章《语言及其翻译》中。

在书中，他
着重指出“翻译的过程不仅具有可量化的语言性质，也具有历史性质，亦即一种改变双方之间国家关系的行为”。

葛浩文强调，翻译者需要融入文化背景，了解文献所处的源语环境，营造兼容性及相互理解的语境，以调和翻译之间孰优孰劣，文化之间融合和差异的关系，从而丰富译文的表达能力。

总之，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突显出其重视源语文本的表达能力，坚持在翻译过程
中实现源文的语义对等，同时着重强调翻译者应具备较强的文学写作技能和文化熏陶，当然他也指出翻译是一种改变双方国家关系的行为，希望以文献翻译来调和文化差异，实现中西文化和谐沟通。

因此，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对文献翻译的教育及实践提供了一条明晰而深刻的思路。

浅谈葛浩文的翻译观--以莫言的《讲故事的人》英译文为例吴箭枢【摘要】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翻译家，有着深厚的中英双语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优秀审美能力。

他是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文章以其对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①英译文②为例，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策略，探究其翻译观。

认为他的翻译观包括：1．翻译既忠实，又背叛，翻译是在忠实和创新两者间的折中；2．翻译是一种改写，好的译作读起来如原始创作般流畅；3．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读者因素至关重要。

【期刊名称】《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5页(P64-67,103)【关键词】葛浩文;翻译观;莫言【作者】吴箭枢【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

他以翻译华语文学闻名，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

在30多年笔耕不辍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了萧红、莫言、陈若曦、白先勇等20多位大家的40多部作品。

他的译作获得广泛赞誉，颇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作为其英文译者，功不可没。

文章拟分析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讲故事的人》的英译文，探讨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揭示其翻译观及其给译者带来的启示。

1939年，葛浩文出生于美国加州长滩，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服役期间开始学习汉语。

1971年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首次接触到了萧军、萧红的名字。

之后他又进入印第安纳大学深造，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

他师从柳亚子先生的儿子柳无忌教授，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打下了深厚的汉语功底。

他的博士论文《萧红评传》在华人界颇有影响。

葛浩文取得了惊人的翻译成就。

从接受美学看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从接受美学看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在翻译活动中，忠实与叛逆是两个相互制约又需要平衡的概念。

翻译者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差异。

葛浩文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其翻译作品优秀，而其中的“忠实”与“叛逆”恰恰是他翻译风格的体现。

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讨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

首先要解释一下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一种关注艺术表达和受众接受的理论方法。

它认为艺术品的成功与否，是由受众的接受程度来决定的。

因此，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需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情感需求。

葛浩文的翻译作品以其忠实原文和突破传统的风格而著称。

他的翻译不追求形式上的“忠实”，而是更注重传达原文的精神和意图。

他注重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美感，并且根据受众的接受能力，做出一定的修改和调整，以使译文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在处理忠实与叛逆的关系时，葛浩文翻译中注重对原文中的关键词和表达的理解，而非机械地翻译每个字。

他会根据自己的独特理解，选择最合适的翻译词语。

这种翻译方法在传达原作情感和意图的同时，也是对原作的一种叛逆。

他的翻译有时甚至会通过增加或省略某些细节来适应受众的接受能力。

以葛浩文的翻译作品《格列佛游记》为例，他在翻译中巧妙地利用了叛逆的手法来突出作品中的讽刺元素。

格列佛游历到一个奇特的岛屿上，岛上居民身体只有一半大小，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中身体缺陷人群的讽刺。

葛浩文在翻译中通过对语言的调整和表达方式的变化，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讽刺意图。

虽然这种翻译手法有一定的叛逆性，但却更好地体现了原作的艺术特点。

同时，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也体现在对原作的情感和语言风格的传达上。

他很注重保留原作中的意境和情感色彩，在传达原作的美感的同时，也会根据受众的接受能力做出调整。

他注重用生动的语言和英文的优雅风格来重新呈现原作，使译文更加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

总之，在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即将原作的精神和意图传达给读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差异。

葛浩文翻译观试析——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台湾和内地的作品，台湾作家白先勇、朱天心，大陆作家苏童、莫言等众多知名作家的英译本均出自他之手。

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其瑞典语的译者陈安娜就指出，不能忘了一个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近年来，我国翻译界对葛浩文也日渐关注，涌现出不少相关文章。

不少学者认为葛浩文的翻译“不忠实于原作”甚至给其贴上“连译带改”的标签。

在葛浩文所译的中国作品里，莫言的作品是他译得最多的，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9部作品，另有作品《蛙》即将出版。

本文将以葛浩文所译的《生死疲劳》为例，分析他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所体现的翻译思想。

选择《生死疲劳》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源于这部小说独特的地位，当诺贝尔奖诺奖组委会邀请莫言为全世界大学生推荐一部他的作品时，莫言推荐了《生死疲劳》，称“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

”一、忠实是基本原则葛浩文在翻译某些作品如《狼图腾》时进行了一些删减，在处理某些词句时进行了变通，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葛浩文对原著不够忠实。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失公正的。

恰恰相反，“忠实”是葛浩文一直秉承的原则。

他提出，译者“必须尊重原著”，他们“最大的导师就是文本”。

在《狼图腾》英文版首发仪式上葛浩文把作家比作鱼，译者是虾，是配角。

他曾批评金恩(Evan King)在英译老舍《骆驼祥子》时将悲剧结局改为喜剧，认为这种改写与失真是很危险的。

他也同样批评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体与风格失真，认为翻译家不能牺牲原著独到的文体。

在他接受的历次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他是很忠实于原文的。

葛浩文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翻译严谨的态度。

为了不偏离原文作者的意图，翻译中遇到的疑问，他都会尽力与作家联系进行沟通。

浅谈葛浩文英译当代中国小说翻译观点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生于1939年,1961年毕业于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之后于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现任圣母大學讲座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葛浩文的成名作是1974年翻译出版的《萧红评传》,之后曼氏亚洲文学奖三位得主之作品也均为葛浩文译作,包括2007年的姜戎《狼图腾》、2009年的苏童《河岸》和2010年的毕飞宇《玉米》。

2012年,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红高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汉学大师夏志清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盛誉葛浩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将葛浩文比喻成接生婆,他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

莫言本人也在201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翻译。

翻译思想是指译者本身对翻译工作的宏观认知,即译者对翻译的总体观念。

这种观念会影响到译者对译文本、翻译策略、方法等方面的选择和应用。

系统研究译者的翻译思想,不仅有助于把握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译者翻译行为背后的不同驱动因素的理解。

在此,笔者将选取论文中的典型代表,总结其主要翻译思想,并指出其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孟祥春（2015）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主要包括翻译功用论、策略论、认识论、过程论与标准论。

他把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归结为在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下,以忠实为前提、以可读、平易、有市场为基本诉求、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作。

孟祥春将其解读为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体现了葛浩文的全球视野；忠实让其翻译成为翻译；可读、平易有市场是翻译的标准论,确保了翻译取得成功；凸显自我是对译者的解放与主体性的高扬；再创作属于认识论,抓住了文学翻译的本质,提升了译者地位。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和葛浩文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各有自己的翻译策略和风格。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策略进行浅析。

林纾的翻译策略以忠实于原文为主要特点。

他注重概念的准确表达，力求将原文的意思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他倾向于保留原作的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尽可能不对原文进行太多的改动。

在译文中，他通常使用较直译的方法表达意思，避免太多的文化转换。

这种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文较为贴近原文，但也可能导致一些原文中的文化元素难以传达到读者。

而与之相反，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则更加注重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文化理解。

他常常对原文进行重组和改写，以适应不同的受众需求和中文表达习惯。

他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一些自己的注解和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

他倾向于使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以保持原作的情感和文化氛围。

这种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文更加流畅自然，但也可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理解。

林纾和葛浩文在对待文学作品翻译时有所不同。

林纾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和原貌的保持。

他会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解读，力求准确地呈现原作的风格和特色。

他的译文通常较忠实地反映了原作的语言和形式。

而葛浩文则更倾向于将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他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想象和理解，使得译文更贴切地反映了原作的意境和情感。

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也与其所翻译的文体有关。

林纾擅长翻译科技类、宗教哲学类等书籍，他的翻译策略注重概念的准确传达。

他通常会使用较直译的方法，以保持原作的学术和专业性。

而葛浩文则擅长翻译文学作品，他的翻译策略更注重文学的感觉和艺术性。

他会注重语言的韵律和美感，通过意译和改写使译文更好地体现原作的文学价值。

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林纾注重忠实于原文，保持原作的风格和特色；葛浩文更注重个人风格和文化理解的融入，使译文更流畅和贴切。

他们的翻译策略与所翻译的文体有关，也与个人的喜好和理解有关。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与葛浩文都是中国翻译界的知名翻译家，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翻译策略。

本文将对他们的翻译策略进行浅析。

林纾是中国知名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意译为上，译文为下”，即在保持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尽量使译文自然流畅。

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行为，要在细致入微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理解和判断，选择表达方式，使译文达到最佳的传达效果。

林纾注重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尽量尊重原文的味道和特点。

他善于把握原文的情感和细腻之处，运用恰当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使译文更贴近原文的风格和美感。

葛浩文是中国翻译界的重要代表，他的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准确传达意思、文雅地表达。

他注重翻译的准确性和精确度，认为翻译不仅仅是把外语转化成中文，更重要的是要传递原文所蕴含的思想和情感。

他强调翻译要做到“读得顺心、听得顺耳、说得顺口、写得自然”，即译文要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使读者能够流畅地理解和接受译文。

他也注重翻译的文雅程度，追求译文的美感和艺术性，使译文语言优美、流畅、富有韵律感。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策略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林纾注重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尊重原文的味道和特点；而葛浩文注重翻译的文雅程度，追求译文的美感和艺术性。

林纾更强调翻译的创造性，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要在细致入微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理解和判断进行词语选择和表达方式的安排；而葛浩文更注重翻译的准确性和精确度，他吸取了日本翻译家尾崎行雄的“直截回复”的翻译风格，追求将原文的意思忠实传达给读者。

林纾在翻译策略上更加注重译文的自然流畅，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词语和句子的联贯性，使译文自然地流畅；而葛浩文更注重译文的理解和传达效果，他强调译文要“读得顺心、听得顺耳、说得顺口、写得自然”。

林纾与葛浩文都是中国翻译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翻译策略。

浅析葛浩文的翻译诗学——以《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歌谣为例诗学，这一文学创作价值理论，最早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

他认为创作实践的目的与价值存在于作品中。

梅肖尼克定义诗学为“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

勒菲弗尔提出诗学形态是关乎译者的文化环境。

他认为“诗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和象征的集合;二是文学在社会体系这个整体中的作用或应承担起的作用。

前者是从微观层面把握文学的功能，后者则是从宏观层面考量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

汤富华的诗学观也分为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包括主题、原型人物、象征、手法等文学表现形式，宏观层面则指社会系统与文学系统的关系。

显然，诗学内涵表明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体系以文字形式的浓缩呈现。

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

勒菲弗尔在论述改写理论时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任何改写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

汤富华分析诗歌翻译时也强调指出，其强大的颠覆力与重塑力呈现出来的是语言的颠覆力与重塑力，而后者必然与社会文化体系互动而发挥作用。

翻译诗学将翻译与创作置于同一水平上。

刘重德指出文学翻译是“一个再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

作为面向译语社会的活动，翻译必然受到译语社会诗学因素的制约。

翻译的过程就是两种诗学的碰撞、交流，进而实施转换的过程。

西方的主流诗学对翻译异域文学作品的要求是译文应该让读者感觉到似乎是在读英文原著。

因此，翻译不是简单地进行语言间的置换，将原文单纯地从原语复制到译语，它要实现在原语社会体系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译语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重建。

译者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创造性的改写，使其尽量符合所处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社会诗学，从而达到译文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梅肖尼克就是将一部作品的翻译视为一个言语系统，这个整体有着内在各因素的相互制约而最终形成思想与言语的统一。

一、葛浩文的翻译诗学作为一个译者，葛浩文清楚他面对原文时“首先是读者，一边阅读，一边阐释”［5］。

原文是作者将思想意识中的画面用烙印着个人风格的文字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展现出的魅力融合了原语社会文化主流诗学和作者个人意识与个人语言风格共同形成的诗学。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H. A. Giles）和葛浩文（James Legge）都是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分别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

这两位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他们的翻译策略对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以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作品为例，对两位翻译家的翻译策略进行简要分析。

我们来看林纾的翻译策略。

林纾是一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翻译家，他擅长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

林纾的翻译作品以《古文观止》和《易经译例》最为著名。

林纾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保留原文的特色和风格，同时力求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

他善于运用词汇和语序的变化，以使译文更贴近原文的意境和表达方式。

这种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使得林纾的翻译作品颇受好评，被誉为“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奠基石”。

我们来看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葛浩文是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和学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研究。

葛浩文的主要作品有《中国经典》和《论语》英译本。

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对文化背景和历史涵义的理解和传达。

他通过添加注释和解释，使得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和意义。

葛浩文在翻译作品中对原文进行了较多的改动，以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这种注重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使得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纾和葛浩文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林纾注重对原文的忠实传达，葛浩文注重对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各有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加以重视和借鉴。

目的论关照下的葛浩文翻译策略探究弗米尔的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它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

译本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活动的方法和策略。

针对莫言作品英译本的读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手段，使译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从而实现翻译的文化交互功能。

本研究从目的三原则角度分析葛浩文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探究葛浩文的翻译风格。

目的论葛浩文《酒国》《红高粱》翻译策略一、引言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译者们功不可没。

而葛浩文对其作品的传播起了巨大的影响。

葛浩文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及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已年逾三十载，译作丰硕，其翻译观点和风格亦自成一派。

他是中美媒体笔下“唯一首席接生婆”，又被夏志清先生称赞为“公认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文军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介绍，它将葛浩文的翻译观分为对原语和译入语的忠实、翻译即背叛、翻译是重写以及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四个方面。

由于莫言作品大多描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高密乡的人民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酒国》与《红高粱》这两部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为英译过程设置了很大障碍。

本文试图通过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做双语平行文本对比，从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出发，重点考察葛浩文处理特定文化负载词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来认识和探讨葛浩文翻译风格。

二、翻译目的论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包括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曼塔里阐发的行为理论和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理论。

而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部分，它强调翻译的互动和语用特征，认为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应当首先由功能，即由目的语语境中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

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译文不可能和原文的各方面都达到一致，必要时会对原文信息进行再加工，要么有所保留，要么有所变动。

葛浩文的翻译理念、策略、原则和特点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大量采取省略、删除、添加、改写的方式,对涉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内容常采取模糊化的处理。

他的译本中在西方获得广泛认可,但中国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采用伪忠实和叛逆的翻译手法,过度美化原文,译出"象征性文本"的畅销书,不属于严肃的文学翻译。

葛浩文申辩说,自己并不惯于删减,译文要忠实于原作,但不必完全按字面意义翻译。

对于葛浩文是否忠实原文,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研究者一般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若干语例作为论据,没有数据支撑;或仅粗浅标注英语文本,用提取高频词或计算句长比等方法研究翻译共性,未能就语言及内容差异对中英文本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对比。

本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使用软件进行人工标注,采用双语平行对比法,从内容、语言两方面对比《天堂蒜薹之歌》的中英文本,标注和统计其中对文化负载词、颜色词、动作谓词灵活多变的处理,根据统计数据总结葛浩文译文的特点,解读其翻译理念,分析其翻译策略。

研究发现,葛浩文的翻译理念是忠实作者思想,考虑读者接受度,文辞优美易读。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翻译中采用的办法是:在内容上,直译约占原文篇幅90.4%,删减约占8.0%,改动约占1.6%;加译约占译文篇幅的1.1%。

在对语言细节的处理方面,55.5%的文化负载词采用改译法,改动的动作谓词中,约有81.1%为上义词变下义词,对约72.5%的颜色词采取直译,有时则根据小说语境和语用习惯选取合适的表达:在语言上,他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变化词类,调整语序,变更句子语气,重组句子结构等。

葛浩文秉持尊重原文作者的翻译原则,重视与作者的沟通以确保对作者意思的准确理解,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国家文化,在获得作者认可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合理改动。

其翻译特点是保持了小说体裁特点,注重场景颜色描写、人物动作及形象的传神,文本具有文学欣赏价值。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这两位著名的翻译家不仅在翻译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也以其独特的翻译策略成为了翻译界的佼佼者。

本文将从两位翻译家的翻译策略方面来进行浅析。

1.重视上下文语境林纾非常重视翻译的语境，他认为翻译的语境是理解原文意思的关键。

在翻译过程中，他常常会把讲话的前后文加以了解，从而找到原文中的句意。

举个例子，他在翻译《约翰福音》时，将其翻译为“上帝是道，道成了肉身。

”这种翻译方式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争议，但是通过后来的解释，人们对他的翻译方式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即重视上下文语境的重要性。

2.融合自己的文化特色林纾的翻译中融合了他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使得他的翻译作品充满个性。

他认为一个人的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对翻译有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努力去发掘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以便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例如，他在翻译《百年孤独》时，将原文中的“papas”（西班牙语中的“爸爸”）翻译为“老爹”，这种方式让翻译更贴近了读者，并且在文化背景方面有更好的传达效果。

1.借助音韵对语言进行更好的表达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常常借助音韵来表达语言之间的联系，增强翻译的力度和表现力。

他的翻译中充满了韵律美和音乐感，让读者读起来非常有感觉。

例如，他在翻译英语作品时，经常引用英语的韵律美进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使翻译更具英语原文的味道，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2.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准确性葛浩文非常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准确性。

在他的翻译作品中，词汇的选用和语言形式的处理非常精准，每一个句子都很舒畅。

他认为正确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要切实保证所翻译出来的语言形式符合阅读者的需求，从而提高翻译品质。

总之，林纾和葛浩文是翻译界的两位传奇，他们的翻译作品对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翻译策略更是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

无论是重视上下文语境还是融合自己的文化特色，或者是借助音韵或注重语言形式的准确性，都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的精髓。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林纾与葛浩文都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翻译策略。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林纾在翻译时注重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言形式和文化背景的对应。

她认为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交流。

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她对源语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对目标语文化的巧妙转换。

在翻译英美剧时，她善于运用俚语和流行语，并将其转化为中国观众熟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这样一来，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剧情和角色言行。

林纾还注重语言的音韵美和修辞效果，她通过选择恰当的词汇和句式，使得译文更加具有艺术性和文学性。

与林纾不同，葛浩文在翻译时注重的是传达原作的思想和情感。

他认为翻译的目标是让读者能够体验到原作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和情感。

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他忠实于原作的传统。

他不会随意添加、删除或改变原作中的内容，而是尽力保持原作作者的风格和意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葛浩文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原作的背景和文化，以确保自己能够准确理解和传达原作的核心思想。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策略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林纾注重语言形式和文化背景的对应，追求语言的美学和艺术性；葛浩文注重思想和情感的传达，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和意图。

无论是林纾还是葛浩文，在翻译时都重视语言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努力使译文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

他们的翻译作品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赞赏。

《文学报》：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2014年3月18日姜玉琴乔国强目前的文学界和翻译界一致认为，葛浩文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完美无缺，并认为中国文学要在世界上崛起，必得依仗像葛浩文这样的海外翻译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葛浩文一口流利的汉语，以及由他所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在世界文坛上的反响迷住了，而严重忽略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其实并非是一种自主的翻译，而是受制于“东方主义”禁锢之事实：中国文学在欧美国家的市场里，并不是想“卖”什么就可以“卖”什么的，我们必须得按照人家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来盘整自己的“货品”。

一、市场：一种低调而隐蔽的权力话语葛浩文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学并长期在此耕耘的美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他的翻译，中国文学走上世界舞台，特别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还会往后拖延一些时日。

然而，当华丽的大幕落下，以往的文学光环暂告一段落之后，却恍然发现，被我们所广泛推崇与赞誉的葛氏翻译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相反存在的问题还很大。

这里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指他的翻译技巧——任何一位翻译家的翻译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以及局限，这都是局部上的细枝末节，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指他在翻译、引介中国文学时所秉持的那套价值理念与翻译准则。

当一位翻译家步入异国的文学园地，并决定采撷若干奇葩带回本国时，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采撷标准问题。

葛浩文也不例外，他对自己所持有的翻译标准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

”无疑，西方市场的需求标准就是葛浩文翻译中国文学的标准。

这种高调皈依市场的做法，好像说明葛浩文并没有把中国文学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商品”———与那些摆在货架上的日用品没有什么更本质区别的商品引入的；同时似乎也说明葛浩文把与中国作家的合作看成是一项纯粹的“交易”，正如去年底葛浩文在上海的一场发言的题目：“作者与译者：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