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译作的翻译方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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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和葛浩文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充分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本文将对他们的翻译策略进行浅析。
林纾和葛浩文都注重忠实于原文。
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尽量不对原文进行任何改动或添加自己的观点。
这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更贴近原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他们都重视翻译的准确性。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准确选择词语,使译文的意义和原文保持一致。
他们注重细节,注意每个词语的含义和用法,以确保译文的精确性。
这种注重准确性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能够真实地传达原著的内涵和细微之处。
林纾和葛浩文都善于处理文化差异。
在翻译具有文化特点的作品时,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并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他们注重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意思,并将其准确传达给读者。
在处理文化差异时,他们采用各种技巧,如加注释或提供背景知识,以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原著中的文化细节。
他们都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他们注重句子结构和语言风格的处理,以使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文学特点。
他们会不断修订和修改译文,以确保其语言流畅,质量高。
林纾和葛浩文还注重传达作者的风格和意图。
他们会仔细研究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意图,努力将其转化为译文中的语言特点和风格。
他们注重对原著风格的分析和理解,努力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这种关注作者风格和意图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更准确地传达了原著作者的意图和情感。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实践中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以充分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他们注重忠实于原文、准确性、处理文化差异、写作能力和传达作者风格和意图。
这些翻译策略使得他们的译文贴近原著,更好地传达了作者的意图,为读者提供了优质的阅读体验。
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视域下俗语英译研究——以《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为例发布时间:2021-08-13T15:21:04.483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9月上作者:侯雨薇[导读]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京味小说的代表作品。
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对军阀混战时期北平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塑造了祥子、虎妞、刘四爷等一系列经典人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侯雨薇摘要:《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京味小说的代表作品。
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对军阀混战时期北平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塑造了祥子、虎妞、刘四爷等一系列经典人物。
凭借其独特魅力,《骆驼祥子》这部经典作品也经过了无数优秀译者的翻译诠释,走出国门。
在众多译本中,葛浩文的译本因其地道表达和准确转换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较高。
以往关于《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的翻译研究大多针对译作本身的语言转换进行分析,对于译者及其行为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周领顺的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为理论基础,将关注点限定在《骆驼祥子》葛浩文译本中的俗语翻译上。
笔者结合周领顺对该评价模式的阐释及本文的研究目的划分了三类译者行为,即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务实。
通过对葛浩文译本中俗语英译进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葛浩文会结合西方读者对于俗语中不同意向的接受程度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原文与译文、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找到了一个较优的平衡点,达到了一种“务实性求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该译本传播效果较好。
关键词:《骆驼祥子》;葛浩文;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务实1.引言《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
描写了北平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惨一生。
凭借其对旧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描绘、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质朴传神的语言风格及鲜明的地方色彩,《骆驼祥子》成为了现代经典小说的代表。
包括伊万·金、施晓菁、葛浩文在内的诸多优秀译者都结合自身对这部经典作品的理解进行了英译。
功能对等理论背景下葛浩文的《变》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析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保持源语言的意义和表达方式,并在目标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葛浩文的《变》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本文将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变》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期找到翻译的最佳实践。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携带了特定文化信息的词汇,这些词汇在目标语言中可能没有对应的词汇,或者对应的词汇存在较大差异。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需要考虑如何在目标语言中准确传达原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同时尽量避免产生歧义或误导读者。
葛浩文的《变》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小说,其中涉及了众多文化负载词。
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葛浩文采取了一些独特的策略,以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表现力。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葛浩文在翻译中采用了保留源语言词汇和添加注释的策略。
在小说中,有一些词汇在英文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比如“太监”、“养蚕”等。
在这种情况下,葛浩文选择了直接保留源语言词汇,并在文中添加了注释,对这些词汇进行解释。
这种策略能够在尽量保留原作情节和文化背景的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解释和指导。
葛浩文还采用了文化对等和功能对等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在一些情况下,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言中并没有清晰的对应词汇,这就需要译者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葛浩文在翻译中尝试使用了一些文化对等的词汇,来传达原文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与此他也充分考虑到了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尽量选择能够完整传达原文含义的表达方式。
葛浩文在翻译中注重了对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度和理解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会考虑到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尽量选择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
这种策略能够有效降低文化负载词翻译所带来的障碍,使译文更接近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
Vol.19No.18引言葛浩文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汉学家,也是当今英语世界最耀眼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其翻译既严谨又不失灵活,让中国文学呈现了一定的文学色彩。
在四十余年的翻译历程中,葛浩文翻译了大量现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学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十余年来,葛浩文一直笔耕不辍,不断将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
就体裁而言,葛浩文翻译的作品涉及面十分广泛,既有小说,又有诗歌和回忆录,将莫言、苏童、王朔、萧红、毕飞宇、冯骥才、贾平凹、朱天文、姜戎、朱天心等数十位中国现当代最著名作家及其作品推上了国际舞台(贾燕芹2012:62;孙会军2011:1)。
他所翻译的台湾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cadent Man)于1999年获得了美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译作奖”,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获得了“美孚飞马文学奖”(Mobil 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莫言的《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姜戎的《狼图腾》(Wolf Totem)获2007年“曼氏亚洲文学奖”,苏童的《河岸》(The Redemption Boat)获“2009年曼氏亚洲文学奖”。
2008年,葛浩文所翻译的毕飞宇的作品《青衣》(Moon Opera)成功入围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外国小说奖复评名单。
此外,葛浩文翻译毕飞宇的另一部作品《玉米》(Three Sisters)也于2011年获“曼氏亚洲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宣布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中国大陆作家。
人们普遍认为,莫言获奖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葛浩文翻译之精彩、卓著。
从操纵理论看葛浩文英译本《河岸》葛浩文英译本《河岸》的操纵理论是一种以文学译介为基础的译论理论,它旨在通过对原文的操纵,在译文中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葛浩文英译本《河岸》采用了这种操纵理论,以营造出一种英译文本的艺术效果。
他在译文中加入了许多英语的表达习惯,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情感和思想。
例如,他在译文中使用了“rippling”和“glistening”等词语,以更好地表达河流的柔和美丽。
此外,他还使用了“twilight”和“dusk”等词语,以更好地描述夕阳的美丽景象。
在此基础上,葛浩文英译本《河岸》更加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2. 葛浩文英译本《河岸》的翻译风格葛浩文英译本《河岸》的翻译风格以简洁、流畅、准确为主。
他着力保持原文的意境,并尽可能地把原文的节奏和语调传达给读者,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美感。
此外,他还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把握原文的语义,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葛浩文英译本《河岸》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它把中国古老的文学作品以英文的形式展现出来,让英语世界的人们也可以欣赏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葛浩文的译文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表达得淋漓尽致,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传递给英语世界的人们。
此外,葛浩文的译文还能够帮助英语世界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从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葛浩文英译本《河岸》的语言特点是清晰而精炼,语言表达简洁明快,节奏流畅,充满着深厚的文学艺术性。
他将原文中的抒情色彩和深刻的意象完美地译出,使读者可以更深入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此外,他还采用了大量的比喻、拟人等手段,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
葛浩文英译本《河岸》的翻译策略主要是根据操纵理论,结合原文的意境和语言特点,运用多种翻译技巧,把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艺术特质传达给读者。
首先,葛浩文采用了重新组织的翻译策略,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境和语言特点,如在翻译原文中的“河边的柳树”时,葛浩文用“河岸上的柳树”来表达,以增强读者的感受。
葛译《红高粱》译文赏析作者:毕静田玲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05期摘要:人们阅读小说是为了愉悦与晓瑜。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其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也随之备受关注。
从小说翻译的语言风格的角度选取《红高粱》英译本中的部分内容,从生动的语言描述、具体的人物描写和个性化的人物对话三方面进行赏析,鉴赏葛浩文如何使读者接受其译作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小说翻译;葛浩文;《红高粱》;语言风格;忠实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8)05-0120-03翻译小说,其目的也要使阅读翻译文本的读者达到愉悦和晓瑜的效果[1]。
小说翻译与其他文体的翻译有很大区别,小说翻译在语言上要根据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修饰词,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相适应的形容词来渲染一定的氛围。
尤其文学翻译更加注重艺术效果,因此其语言表达符合原作风格的译作不仅让读者了解故事情节,还能使读者从译文中感受到语言美。
在汉语小说英译问题上,对某一作品或某一作家的作品系列及其译文的语言艺术进行鉴赏,从而分析、研究译文是否做到了对原著风格最大限度的忠实和再现,是文学翻译(汉译英)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
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红高粱》的译作中,充分地体现了语言的魅力,使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场景如同读者身临其境。
《红高粱》是一部讲述了以20世纪30年代为时代背景的东北高密大地一民间小村庄,那里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与恨和强大生命力的中篇小说。
莫言用表现力极强的语言刻画了这片站满红高粱的土地,为读者展现出抗日战争初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因素带给人们的各种复杂的情绪并与之做斗争的场景。
葛浩文的译作用同样的语言表达风格再现了莫言生动犀利的语言,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别,但葛浩文总能找到目标语读者所能理解并接受的表达,将之与原作所呈现的精神相符。
本文将从生动的语言描述、具体的人物描写和个性化的人物对话这三方面对其译作的语言风格进行赏析。
功能对等理论背景下葛浩文的《变》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析1. 引言1.1 研究背景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核心概念是“等效”和“对等”,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求保持目标语言与源语言之间的功能对等关系。
在功能对等的指导下,翻译应该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尽可能遵循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语境要求,以实现对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和目标语言文化的最佳接受。
葛浩文的《变》是一部描写生活变迁的小说,其中涉及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即在源语言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的词汇。
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有效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成为翻译者面临的挑战之一。
通过对《变》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可以深入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实际翻译中的运用,丰富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应用。
本研究将结合功能对等理论和对《变》中文化负载词的分析,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2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葛浩文的《变》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探讨在功能对等理论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
具体来说,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分析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实际效果。
2. 探索葛浩文在译本中对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以及其翻译策略背后的思考和取舍。
3. 挖掘中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挑战和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4. 为今后在类似研究领域的学者和翻译从业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通过对以上目的的实现,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进一步丰富翻译理论和实践,提升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水平。
1.3 研究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功能对等理论背景下葛浩文的《变》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对于加深我们对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与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来说,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提高翻译质量和效果。
勒菲弗尔翻译诗学视阈下葛浩文《酒国》译本探究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问题不可能仅仅属于语言范畴。
除了语言因素,翻译受到目标语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以及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它有力地解释了翻译中的一些现象,比如重译和漏译,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操控因素。
本文根据勒菲弗尔操控论中的诗学理论,以《酒国》的英译本为实例,探究言语和非言语操控因素对葛浩文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诗学主要分为两点:其一,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原型、情境和象征;其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在葛浩文译本中,诗学操控体现在葛浩文对书信和文言文格式,人物创建,象征和夸张,叙事手法上的改写策略,包括了省略、简化和替代、释义、句型调整、增译、标注说明。
此外,诗学操控还体现在葛浩文希望借助译本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文化与社会情况,满足读者的阅读情趣而提高译本的可读性方面。
本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语言的成功对接,即一个译本能成功的被译入语读者接受,译本必定是在目标语诗学范畴之内。
操控论可以高度阐释葛浩文翻译《酒国》这一活动,更使得《酒国》这一译本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认识,为今后的文学翻译文本评析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接受美学看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从接受美学看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在翻译活动中,忠实与叛逆是两个相互制约又需要平衡的概念。
翻译者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差异。
葛浩文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其翻译作品优秀,而其中的“忠实”与“叛逆”恰恰是他翻译风格的体现。
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讨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
首先要解释一下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一种关注艺术表达和受众接受的理论方法。
它认为艺术品的成功与否,是由受众的接受程度来决定的。
因此,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需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情感需求。
葛浩文的翻译作品以其忠实原文和突破传统的风格而著称。
他的翻译不追求形式上的“忠实”,而是更注重传达原文的精神和意图。
他注重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美感,并且根据受众的接受能力,做出一定的修改和调整,以使译文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在处理忠实与叛逆的关系时,葛浩文翻译中注重对原文中的关键词和表达的理解,而非机械地翻译每个字。
他会根据自己的独特理解,选择最合适的翻译词语。
这种翻译方法在传达原作情感和意图的同时,也是对原作的一种叛逆。
他的翻译有时甚至会通过增加或省略某些细节来适应受众的接受能力。
以葛浩文的翻译作品《格列佛游记》为例,他在翻译中巧妙地利用了叛逆的手法来突出作品中的讽刺元素。
格列佛游历到一个奇特的岛屿上,岛上居民身体只有一半大小,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中身体缺陷人群的讽刺。
葛浩文在翻译中通过对语言的调整和表达方式的变化,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讽刺意图。
虽然这种翻译手法有一定的叛逆性,但却更好地体现了原作的艺术特点。
同时,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也体现在对原作的情感和语言风格的传达上。
他很注重保留原作中的意境和情感色彩,在传达原作的美感的同时,也会根据受众的接受能力做出调整。
他注重用生动的语言和英文的优雅风格来重新呈现原作,使译文更加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
总之,在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即将原作的精神和意图传达给读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差异。
浅谈葛浩文英译当代中国小说翻译观点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生于1939年,1961年毕业于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之后于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现任圣母大學讲座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葛浩文的成名作是1974年翻译出版的《萧红评传》,之后曼氏亚洲文学奖三位得主之作品也均为葛浩文译作,包括2007年的姜戎《狼图腾》、2009年的苏童《河岸》和2010年的毕飞宇《玉米》。
2012年,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红高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汉学大师夏志清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盛誉葛浩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将葛浩文比喻成接生婆,他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
莫言本人也在201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翻译。
翻译思想是指译者本身对翻译工作的宏观认知,即译者对翻译的总体观念。
这种观念会影响到译者对译文本、翻译策略、方法等方面的选择和应用。
系统研究译者的翻译思想,不仅有助于把握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译者翻译行为背后的不同驱动因素的理解。
在此,笔者将选取论文中的典型代表,总结其主要翻译思想,并指出其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孟祥春(2015)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主要包括翻译功用论、策略论、认识论、过程论与标准论。
他把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归结为在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下,以忠实为前提、以可读、平易、有市场为基本诉求、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作。
孟祥春将其解读为全球文学生产大语境体现了葛浩文的全球视野;忠实让其翻译成为翻译;可读、平易有市场是翻译的标准论,确保了翻译取得成功;凸显自我是对译者的解放与主体性的高扬;再创作属于认识论,抓住了文学翻译的本质,提升了译者地位。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与葛浩文都是一位翻译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在翻译中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本文将从两人的翻译思路、翻译目的、语言风格、文化转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翻译思路林纾在翻译中更注重译文的语言形式和保留原文的特色,较少涉及文化的转化。
他认为翻译应该是忠实于原文,并通过语言的表达使读者准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和风格。
这种思路表现在林纾的翻译作品中,比如《书剑恩仇录》的翻译,他保留了原文中一些语言和表达方式,并添加了注释来帮助读者理解。
而在《红楼梦》的翻译中,林纾注重译文的语言形式,力图使译文保持原文的文学形式和风格。
葛浩文则更注重翻译思路的转化,他会根据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求,对原文进行加工和转化,使得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
比如,他在翻译《恶意》一书中,对原文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改变,采用了更加流畅、简洁的叙事方式,使得读者更能够理解其中的思想和情感。
二、翻译目的林纾的翻译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原文的内容和思想,他认为翻译应该是忠实于原文的。
然而,葛浩文则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和可读性,他会根据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需要对原文进行改变,使得译文更符合读者的需求。
比如,在翻译商务文献时,他会把翻译的目的放在实用性上,尽可能地使译文贴近实际商务交流的需求,同时也保证原文思想的精髓能够被传达出来。
三、语言风格林纾的语言风格更加传统和古典,他注重译文的语言形式,力求使译文保持原文的文学形式和风格。
这种风格表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
而葛浩文则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他会对原文进行改变和加工,以便更好地为读者阐明原文的思想,并使得译文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和需要。
他的语言风格更加自由、流畅,更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感。
比如,在翻译《恶意》等现代文学作品时,他会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以便更好地让读者理解原著思想并享受阅读的乐趣。
四、文化转化林纾在文化转化方面较少涉及,他认为翻译应该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思想,不应该过于涉及文化会难免出现文化的误传。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林纾和葛浩文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各有自己的翻译策略和风格。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策略进行浅析。
林纾的翻译策略以忠实于原文为主要特点。
他注重概念的准确表达,力求将原文的意思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他倾向于保留原作的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尽可能不对原文进行太多的改动。
在译文中,他通常使用较直译的方法表达意思,避免太多的文化转换。
这种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文较为贴近原文,但也可能导致一些原文中的文化元素难以传达到读者。
而与之相反,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则更加注重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文化理解。
他常常对原文进行重组和改写,以适应不同的受众需求和中文表达习惯。
他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一些自己的注解和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
他倾向于使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以保持原作的情感和文化氛围。
这种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文更加流畅自然,但也可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理解。
林纾和葛浩文在对待文学作品翻译时有所不同。
林纾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和原貌的保持。
他会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解读,力求准确地呈现原作的风格和特色。
他的译文通常较忠实地反映了原作的语言和形式。
而葛浩文则更倾向于将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他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想象和理解,使得译文更贴切地反映了原作的意境和情感。
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也与其所翻译的文体有关。
林纾擅长翻译科技类、宗教哲学类等书籍,他的翻译策略注重概念的准确传达。
他通常会使用较直译的方法,以保持原作的学术和专业性。
而葛浩文则擅长翻译文学作品,他的翻译策略更注重文学的感觉和艺术性。
他会注重语言的韵律和美感,通过意译和改写使译文更好地体现原作的文学价值。
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林纾注重忠实于原文,保持原作的风格和特色;葛浩文更注重个人风格和文化理解的融入,使译文更流畅和贴切。
他们的翻译策略与所翻译的文体有关,也与个人的喜好和理解有关。
《透明的红萝卜》葛译本中乡土语言英译研究一、乡土语言及其英译研究现状乡土语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炼,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乡土语言体现着中国乡土文学的乡土味,然而,各民族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差异,其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同。
因此,将这些地域性强的语言翻译成英文且不失“乡土味”绝非易事。
乡土味的翻译是译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然而,学界有关该作品中乡土语言英译的研究很少,目前仅有赵圆圆对其方言的英译过程进行了分析,且旨在分析译者行为及译法。
此外,文学翻译中,乡土语言翻译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翻译策略分析、译者行为分析、语料库等实证分析几个方面,如汪宝荣等对乡土语言翻译原则和策略进行了分析并归纳了译法;杨宁伟等通过分析对比部分乡土文学作品中的乡土语言翻译来探究该过程中译者的翻译行为;陈保红等借助语料库对乡土语言的译法及译者的翻译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乡土语言翻译研究的进展,但较少涉及乡土语言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如译者在“乡土味”再造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的视角分析了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译者在进行乡土味再造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找出相应对策,以为文学翻译中乡土语言的翻译实践及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二、“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旨在对译者行为进行描写性评价。
“求真”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求真”和“务实”既为一体,又有区别,它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或“求真”,或“务实”,或同时具备求真和务实性[4]。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林纾与葛浩文都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翻译策略。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林纾在翻译时注重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言形式和文化背景的对应。
她认为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交流。
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她对源语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对目标语文化的巧妙转换。
在翻译英美剧时,她善于运用俚语和流行语,并将其转化为中国观众熟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这样一来,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剧情和角色言行。
林纾还注重语言的音韵美和修辞效果,她通过选择恰当的词汇和句式,使得译文更加具有艺术性和文学性。
与林纾不同,葛浩文在翻译时注重的是传达原作的思想和情感。
他认为翻译的目标是让读者能够体验到原作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和情感。
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他忠实于原作的传统。
他不会随意添加、删除或改变原作中的内容,而是尽力保持原作作者的风格和意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葛浩文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原作的背景和文化,以确保自己能够准确理解和传达原作的核心思想。
林纾和葛浩文在翻译策略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林纾注重语言形式和文化背景的对应,追求语言的美学和艺术性;葛浩文注重思想和情感的传达,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和意图。
无论是林纾还是葛浩文,在翻译时都重视语言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努力使译文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
他们的翻译作品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赞赏。
葛浩文的翻译理念、策略、原则和特点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大量采取省略、删除、添加、改写的方式,对涉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内容常采取模糊化的处理。
他的译本中在西方获得广泛认可,但中国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采用伪忠实和叛逆的翻译手法,过度美化原文,译出"象征性文本"的畅销书,不属于严肃的文学翻译。
葛浩文申辩说,自己并不惯于删减,译文要忠实于原作,但不必完全按字面意义翻译。
对于葛浩文是否忠实原文,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研究者一般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若干语例作为论据,没有数据支撑;或仅粗浅标注英语文本,用提取高频词或计算句长比等方法研究翻译共性,未能就语言及内容差异对中英文本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对比。
本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使用软件进行人工标注,采用双语平行对比法,从内容、语言两方面对比《天堂蒜薹之歌》的中英文本,标注和统计其中对文化负载词、颜色词、动作谓词灵活多变的处理,根据统计数据总结葛浩文译文的特点,解读其翻译理念,分析其翻译策略。
研究发现,葛浩文的翻译理念是忠实作者思想,考虑读者接受度,文辞优美易读。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翻译中采用的办法是:在内容上,直译约占原文篇幅90.4%,删减约占8.0%,改动约占1.6%;加译约占译文篇幅的1.1%。
在对语言细节的处理方面,55.5%的文化负载词采用改译法,改动的动作谓词中,约有81.1%为上义词变下义词,对约72.5%的颜色词采取直译,有时则根据小说语境和语用习惯选取合适的表达:在语言上,他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变化词类,调整语序,变更句子语气,重组句子结构等。
葛浩文秉持尊重原文作者的翻译原则,重视与作者的沟通以确保对作者意思的准确理解,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国家文化,在获得作者认可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合理改动。
其翻译特点是保持了小说体裁特点,注重场景颜色描写、人物动作及形象的传神,文本具有文学欣赏价值。
浅析林纾与葛浩文的翻译策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纾和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这两位著名的翻译家不仅在翻译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也以其独特的翻译策略成为了翻译界的佼佼者。
本文将从两位翻译家的翻译策略方面来进行浅析。
1.重视上下文语境林纾非常重视翻译的语境,他认为翻译的语境是理解原文意思的关键。
在翻译过程中,他常常会把讲话的前后文加以了解,从而找到原文中的句意。
举个例子,他在翻译《约翰福音》时,将其翻译为“上帝是道,道成了肉身。
”这种翻译方式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争议,但是通过后来的解释,人们对他的翻译方式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即重视上下文语境的重要性。
2.融合自己的文化特色林纾的翻译中融合了他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使得他的翻译作品充满个性。
他认为一个人的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对翻译有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努力去发掘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以便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例如,他在翻译《百年孤独》时,将原文中的“papas”(西班牙语中的“爸爸”)翻译为“老爹”,这种方式让翻译更贴近了读者,并且在文化背景方面有更好的传达效果。
1.借助音韵对语言进行更好的表达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常常借助音韵来表达语言之间的联系,增强翻译的力度和表现力。
他的翻译中充满了韵律美和音乐感,让读者读起来非常有感觉。
例如,他在翻译英语作品时,经常引用英语的韵律美进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使翻译更具英语原文的味道,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2.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准确性葛浩文非常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准确性。
在他的翻译作品中,词汇的选用和语言形式的处理非常精准,每一个句子都很舒畅。
他认为正确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要切实保证所翻译出来的语言形式符合阅读者的需求,从而提高翻译品质。
总之,林纾和葛浩文是翻译界的两位传奇,他们的翻译作品对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翻译策略更是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
无论是重视上下文语境还是融合自己的文化特色,或者是借助音韵或注重语言形式的准确性,都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的精髓。
葛浩文译作的翻译方法探究作者:何鹏来源:《中国市场》2016年第06期[摘要]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本人和其作品频获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
莫言是葛浩文很欣赏的一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莫言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创作风格深深吸引了葛浩文,通过对莫言创作文路的深入研究和理解,葛浩文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等一系列作品翻译到国外,葛浩文几乎成了莫言走向世界的“经纪人”,莫言也因此获得2012年世界诺贝尔文学奖。
文章选取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译本进行分析,探究葛浩文成功的翻译方法,以期对翻译实践工作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葛浩文;归化翻译;意识形态;价值取向[DOI]10. 13939/j. cnki. zgsc. 2016. 06. 1911 引言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现在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任教。
1939年他出生在加州的长滩(Long Beach),1961年从长滩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到台湾做了四年的海军军官,服役期间他开始学习中文,正是这段学习经历引导他走上了后来的翻译研究之路。
台湾回国后的葛浩文申请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中国研究专业。
1971年,葛浩文取得旧金山州立大学硕士学位。
毕业一年后,他又以学业不精考入印第安纳大学,拜柳亚子先生的儿子柳无忌教授为师,专门研究元杂剧、中国古典小说、鲁迅及左翼作家的作品,潜心研读中、英文两种文本。
1974年他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并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圣母大学,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从业二十多年,精通中、英文。
从最初研究到后来翻译,葛浩文对中国文学始终保持极大的热情。
在从事翻译的30年里,葛浩文凭借出众的才华,先后将40余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到西方世界,大大加快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著名汉学家夏志清教授,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给予葛浩文高度的评价,说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舒晋瑜,2005)。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把葛浩文比喻成“接生婆”,认为他的翻译非常严谨,“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他在《纽约客》杂志上这样写到:“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
”2 葛浩文译作的作品选择葛浩文本人和其作品频获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得益于他独到的翻译见解。
在作品选择上,葛浩文不仅兼顾市场和读者的需要,而且更倾心于选择“我喜欢且适合我译” 的作品,这样“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不会因翻译而被削弱”。
莫言是他很欣赏的一位中国现当代作家。
莫言小学五年级时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10年,“文革”期间靠着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自学成才,1976年莫言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通过《红高粱家族》等作品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莫言曲折的人生轨迹、特殊的军旅生活、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葛浩文。
从莫言身上,葛浩文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印记,可以说,葛浩文选择莫言绝非偶然。
不仅如此,葛浩文选择莫言,更原于他对莫言作品的欣赏和深刻理解,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风貌,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等创作手法。
基于对莫言创作文路的深入研究和理解,葛浩文一口气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五部作品翻译到国外,葛浩文几乎成了莫言走向世界的“经纪人” ,莫言本人也因此获得2012年世界诺贝尔文学奖。
3 葛浩文的翻译观及翻译方法研究葛浩文在翻译工作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翻译观。
他把“忠实”作为第一准则,即在不同的情境下,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既传达了原文的神与形,又使外国读者容易理解接受。
以《红高粱家族》为例,因为中外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在这部小说的英译策略之中,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
归化是指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引用韦努蒂(Venuti)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
《红高粱家族》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时代背景结合紧密,作品中大量描绘了具有典型东方特征的人、景、物,针对这种情况,葛浩文大胆地采用了归化翻译法,举例分析如下。
3. 1 归化翻译解决了《红高粱家族》的文化背景问题首先,葛浩文对于莫言小说中,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人民文化价值取向的语言,以及文化历史底蕴的语言进行归化翻译。
如《红高粱家族》在余占鳌枪毙余大牙故事里(第一章第六部分),任副官到余占鳌那举报余大牙奸淫了玲子,余占鳌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判余大牙死刑。
原文: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员,除了共产党员里,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
……译文: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 unfortunately,……在这一句话中,葛浩文把“共产党员”翻译成“true hero”,而并不是communist,因为“共产党员”在文中不但是一个阶级的名称,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他们都是不畏强敌的正直、勇猛的英雄。
而在美国,communist只是一个阶级,不富有英勇精神。
由于信仰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葛浩文在深喑中美两国语言文化和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立足于美国的文化大背景,把原文带入译入语文化,把共产党员译为true hero。
又如:《红高粱家族》(第二章)。
原文:奶奶勾兑时,故意张扬示众,做出无限神秘状,使偷窥者毛发森森,以为我家通神入魔,是天助的买卖。
译文:She did it grandly ,with an air of sublime mystery, in case there were prying eyes,for the astonished peeping Toms would assume that she was communing with spirits to seek divine assistance for the business.此处葛浩文把“偷窥者”翻译成peeping Toms,带有很强的美国文化色彩。
在英语中Tom 多是指男性或雄性,应用面很宽,而在此处使用这个词意思贴近,而且很容易让美国读者接受和理解。
再如:原文:外曾祖母做了好菜好饭,说着甜言蜜语,奶奶置之不理,宛若木人一样。
……译文:Great-Grandma cooked all her favorite foods and tried to coax her into eating, but she refused everything and moped around the house like the walking dead.在这一句中莫言用“木人”来形容奶奶三天回门时的精神状态,表示麻木、没有知觉。
而在美国文化里,更多的来表示这种形象的是僵尸“the walking dead”。
葛浩文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归化法,用读者熟悉的文化来处理,但意义没有丝毫改变。
3. 2 归化策略解决了《红高粱家族》的思想认识问题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国情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因而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考虑到中、美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葛浩文在翻译国外作品时,采用了归化策略,灵活地运用了译入国对于小说中各种事物的不同表达,既确保译文对于原文内容情节的忠实传达,同时还对作品进行了符合美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本土化”处理,经过葛浩文精心“包装”,莫言的小说在美国得到了“重生”。
如《红高粱家族》:原文:冷支队长回转身,说:“余司令,谅你不会打我的黑枪吧!”译文:Detachment Leader Leng turned and said ,“Commander Yu,you’re not planning on doing anything foolish ,are you?”“黑枪”在中国人思想中指暗中向某人开枪,文中指余司令可能在冷支队长背后偷袭他。
而在美国人思想中,“black gun”没有这种意义,葛浩文为了达到意义上的忠实,他立足于美国文化大语境,对原文表述进行了改变,用“you are not planning on doing anything foolish”(你不该计划在我背后做蠢事吧)来替代了“黑枪”。
在意思上和“谅你不会打我的黑枪吧”一句话是等同的,忠实地传达了内容含义,是一种极其完美的翻译。
又如《红高粱家族》:原文:鬼子沉默着。
河面上一缕缕淡薄的硝烟……译文:The Japs were silent. Thin wisps of gunsmoke floated above the river…“鬼子”在我国是对日本侵略军的独特称呼。
日本曾经侵略我国,他们残忍的、令人发指的行径令人痛恨,在中国人民的头脑中,他们就是一群丑陋的鬼,令人惧怕。
日本从没有侵略过美国,美国人没有这种感受,“鬼子(ghost)”在美国人思想上就没有这种指代,所以葛浩文使用了“Jap”来直接说明日本人。
信息得到了等同的传播,是一种很好的翻译。
再如《红高粱家族》:原文:爷爷接过父亲递给他的勃朗宁手枪,扳开机关,对着焦黄的天光,看了一眼,把枪轮子一转。
爷爷说:“七弟,你放心走吧,有我余占鳌吃的,就饿不着弟媳和大侄子。
”译文:Father handed his pistol to Granddad, who released the safety, took another look into the darkening sky,and spun the cylinder.”“Rest easy, brother. As long as Yu Zhan’ao has food to eat,your wife and child will never go hungry.”在这句话中,“焦黄”是汉语中对傍晚渐渐黑了的天色的表述,用一个色彩词来形象地描写。
汉语中存在一个语言习惯,就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叙述同一件事,或同一个行为来增强形象性。
葛浩文精通中国文化,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采用了美国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信息。
“焦黄”就是天色渐黑的形象描写,葛浩文在此处直接翻译出了本意“darkening”。
另外,在汉语中人们忌讳说“死亡”,而用其他的表达,如“走了”“去了”来代替“死了”。
而在美国却没有这样的思想,葛浩文把“你放心走吧”直接翻译出本意“rest easy”。
这样翻译的信息量是一样的,但却是以一种美国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来进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