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组织化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村庄组织化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等一系列挑战，农村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凸现出来。

如农村的道路、灌溉水利、饮水用电、厕所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差，公共活动场所缺失，一些地方基层干群关系紧张或疏远，村民自治有“走过场”的嫌疑，农民增收缓慢、业余活动枯燥，农村的互助、组织、协调、制约的功能在逐渐地弱化，道德、舆论、价值体系瓦解。

村民之间关系紧张，社会治安恶化。

此外，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人口社会结构严重失衡，老无所养，幼无所扶。

农村迅速“去组织化”，虽然农民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但也带来了上述诸多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在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当前农村应该走向“合”极，提升“村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

那么，何谓村庄组织化？我们认为，村庄组织化是农民组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通常是在一个“熟人社会”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强调组织立足于村庄、以村庄为主体、为村民服务。

民间性是其最重要的规定性，具体表现为村庄经济合作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等，集中表现为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

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将对村民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推动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进步。

一、村庄组织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一）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应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加入WTO后的挑战农业是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

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由于农产品市场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我国农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经受更强烈的冲击，在国内外市场的共同作用下，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将更加剧和激化。

如何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分享改革成果，是当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民可以村庄为载体，成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在经济活动中准确把握市场信息，节约交易成本，应对市场风险，并能够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

随着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可以解决农业生产中诸如水利的兴建和维护、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等问题。

在湄潭县聚合村，那里80 年代兴修的水利设施，由于缺乏维护，很多地方已经毁坏，一些良田不得不改为旱地，产量和效益大大降低，如果村民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协商、协作，分头解决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问题，也是可以让他们增收的。

另外，针对中国人多地少的现状，一边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边是大片的肥土良田抛荒。

如果村民能够积极合作、组织起来，是可以让土地发挥出最大潜力的；可以收集市场信息，把自己的产品买个好价钱。

（二）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收渠道多元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很少有组织地外出务工。

在2003 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有组织的仅占3.3%，41.3%的劳动力是在亲朋好友的介绍或带领下外出务工的，55.4%的劳动力靠自己找门路外出务工。

另外，从劳动力转移的流向和转移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来看，其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省内转移（按照统计定义，迁移是指跨县或跨区的流动行为），通常占转移人口的50％以上。

这是因为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的风险大，获得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帮助的机会少。

由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组织的盲目外出，同时未经过任何专业培训，很难找到工作，导致部分劳动力无法在外维持，无功而返。

而且，有的农民工找到工作，也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时组织化的提升显得尤为必要。

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

（三）在经济发展中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有钱就是爷”的“理论”支配下，一些村民难以理智思考未来，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滥砍滥伐，开辟林地为耕地，挤占河渠通道，导致灾害频繁，环境恶化，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化肥和农药的滥用使土地毒化，板结，造成地力下降，农业生态环境被破坏。

人们的健康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一些农民到了中年就身患多种疾病。

在一个组织化程度得到提升的村庄，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村规民约对种种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自己管理自己，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推动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提高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当前，我国大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不健全，行路难、吃水难、人禽畜混居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生产生活环境差等问题是村民关注的焦点问题。

而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又存在严重缺位，如村民之间的利益协调，纠纷调解，道德规范的维护，道路、供电、供水、水利灌溉等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社会治安的维护等，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在国家无力提供足够的村庄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村两委”无力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显得尤为必要。

在湄潭县的李家寨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组委会。

村民自发选举成立了七人的新农村建设组委会，作为领导全村进行经济发展和村庄建设的核心团队。

在组委会的外围，还有一群党员和积极分子作支持，并协助组委会开展对村民的协调与沟通工作。

李家寨的村民都有建议权，其建设性的建议也能得到顺利的实施，其流程为：村民提出建议、村民与组长讨论后由组长召集组委会讨论通过、再由党员和积极分子讨论通过、全体村民讨论通过形成决议。

通过这种组织决策方式，李家寨通过了如卫生公约、护林公约、图书管理公约和电费的收缴、自来水的使用办法等一系列村规民约。

通过这种方式，李家寨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走在兄弟村寨前面，卫生得到意想不到的整治，村民更是为自己的“李家寨”而自豪，更加眷念和热爱自己的家园。

三、重构乡村文化，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梁漱溟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

在乡村就是乡村文化的失调问题。

当前，乡村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人们丝毫对于道德没有任何制约和限制；乡村中华的公益和互助中华受到了破坏，各地迷信活动迅速抬头；农闲时节无法打发时光，赌博成风等等。

如何拯救乡村文化的失调？另外，当前农村空巢家庭增多，“386199部队”的壮大，他们的幸福指数从何谈起？精神生活怎样解决？村庄组织化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在村庄，可以组织村民编撰村庄口述历史，根据村庄的风俗习惯、民族特色举办一些文艺活动，如一些地方的芦笙舞、唱花灯、打围鼓等，还可以老年人、妇女等为主要参与对象组织一些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村民之间增加了解、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消除误解、增进友谊。

他们通过交流，也可以了解国家大事、方针政策，在涉及村民自身利益时，较易形成集体行动。

（一）村庄文艺晚会丰富村民节日生活湄潭县的李家寨（自然村落）在2005年春节搞了一台文艺晚会，主要参演人员为该村村民，节目也是他们自己编排的，有小品、“四在农家”的快板、舞蹈、唱歌等，来观看演出的人除了邻村的村民外，还有很多外面的人，包括该村村民的亲戚，在当地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我们作调查时，村民对此津津乐道。

“晚会搞起来了，年轻人有些也不打麻将了。

”这台晚会成了去年村里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也成了李家寨人为此自豪和骄傲的回忆，并在计划中还将继续办下去。

除了晚会这样的文艺活动，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室，村民可以找到一些农业技术、饲养技术的相关书籍，还有一些小说、教育之类的书籍可以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

（二）老年人协会使老有所乐湄潭县聚合村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娱乐、休闲场所，使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对自己的生活价值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调查中，罗会长告诉我们：“现在的年青人都出门打工了，这些老年人在家虽然吃饭不愁，可是精神很是空虚的。

我们正是回应这一需要而成立的。

”协会在2003年成立时只有二十多个会员，现在发展到91人。

协会由会员选举出理事会成员，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老年人协会主要为农村老年人服务、解决矛盾、娱乐、给孤寡老人一些帮助。

入会交 20块钱，用于买花圈、老年节会餐等。

”协会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一般是在赶集天开放，主要是拉家常、玩牌等，也会谈论国家大事、方针政策，讨论一些村庄事务，各抒己见。

在某个会员生病时，派代表前去探望；会员去世时，以协会名义送去花圈等以示哀悼。

老年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归宿，“就像姑娘走娘家一样”，可以有许多倾诉，可以消除寂寞和疲惫。

协会还制定规则，规范会员行为；还有帐务公布，每一笔钱用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大家会觉得心里舒服、痛快。

协会还帮助解决纠纷，尤其是子女不孝顺的事宜，协会派有威望的会员（一般是理事会成员）前去调解，说服教育。

四、提高村民自治质量当前的村民自治，存有简单化的迎合西方民主化呼声的嫌疑，因为这种自治终究不是沿着既有的制度轨道自然地发展出来的，二十多年来的发展重点一直是贯彻民主观念和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村长根本不具有真正的权威，村民代表也代表不了所有的村民，这样老百姓如何能够服气？虽然在程序上是民主的，一人一票，那又有什么用？而且，村干部服从国家的政策是第一位的，“行政化倾向”明显，村民自治组织成为为乡镇政府服务的工具。

而村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几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们不仅对村级事务毫无热情，而且在个体发展中，不注重集体力量和组织形式。

这不仅使他们的发展受到影响，也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更使得他们在面临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村委会)的侵害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的情况下，村民往往通过非常态的方式进行意愿的表达。

他们要么忍气吞声、任其作为；要么暴力对抗、静坐、围堵办公场所等。

随着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村庄内部的组委会、文艺队、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可以对“村两委”进行有效的监督。

针对他们的一些不作为现象，可以提出质问和建议，在必要时也可以启动罢免程序。

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达成矛盾和冲突的解决。

托克维尔指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可以对政治权力构成有效的“社会制衡”。

一方面有助于防止政府权力的绝对化；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公民政治权利。

实现政治民主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农村只有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大力发展农村社团，凝聚分散的农民力量，提高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形成外部制约机制和良性压力，才能使农村基层行政机构在本质上行使代理性质的权力，不会以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动机。

因此，随着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在村庄内部形成多种力量的博弈，各种力量达成均衡和和解，使村庄治理能力得到提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五、维护村庄的社会秩序和改善社会风气当前，村庄秩序存在许多问题，如迷信活动沉渣泛起，早婚早育，溺杀女婴，一些道德规范失态；赌博成风，农村妇女卖淫比例较高，贩毒、吸毒和自制毒品现象严重，偷盗抢劫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