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OECD国家经验看我国环境税的建立和完善

OECD环境绩效评估中国结论和建议自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过去的15年中，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

大量的境外投资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驱动力促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当中。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但是，中国拥有约占世界20%的人口，人均GDP仍然较低（按照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人均GDP为6000美元，而OECD国家为25000美元）。

从富裕的沿海省份到相对欠发达的西部省份，贫富的地域差距较大。

人口的大量迁移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目前的城市化率为43%），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加大。

贫困仍然是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快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给人体健康和自然资源带来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环境的退化问题，正在向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迈进，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采取的对策包括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包括加强环境管理），制定现代化的环境法律，加强环境机构建设，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置于较高的优先地位。

尽管如此，中国某些城市的大气污染仍然位于世界最糟糕的城市之列，能耗强度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高20%左右，1/3的水域受到严重的污染。

废弃物管理、荒漠化和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都面临挑战。

为了实现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十一五”规划称之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需要：①加强环境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效率；②进一步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综合决策中（如财政、能源、农业、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决策）。

中国的环境问题通常需要从更高的国际角度来审视，反映了区域环境的相互依赖（如跨界的空气和水问题、区域海洋污染问题、荒漠化问题）和全球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依赖。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和对能源与其他资源的需求，更加凸显了当前全球生产与消费模式带来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浅谈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构建摘要：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应运而生。

绿色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如何透过税收引导经济结构转轨，提升产业层次，引导企业开发绿色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中国国情，就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绿色税收体系做浅要分析。

关键词：绿色税收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所付出的环境成本也非常高。

太湖蓝藻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北京酸雨事件……一系列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顺应世界税收生态学化的趋势，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是我国在新世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分析我国现行的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与措施，主要是为鼓励企业有效利用资源和综合回收“废弃物”而制定的。

虽然也有助于环境保护，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

这些措施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

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税制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明显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未形成规范绿色税收制度现行税制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

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

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

（二）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现行税制中对土地课征的税种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

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比较分析内容提要：本文在比较研究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模式、税制构成、征管模式、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环境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得出其对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政策预告税制改革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肯綮在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而环境税制改革当属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题中之义。

本文在比较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环境税改革经验、剖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得出对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以期为中国环境税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一、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的基本经验（一）环境税改革模式1. 以“双重红利”假说为理论基础。

“双重红利”，最初由Tullock（1968）等人提出，①是指环境税改革不仅能够改善环境，获得“环境红利”，还能优化税制结构、提高就业水平、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等，获得“非环境红利”（Bovenberg和Goulder，1996）。

“双重红利”假说在1990 年代初期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验证，一方面更加坚定了OECD国家环境税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为环境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以“财政中性”为基本原则。

所谓“财政中性”的环境税改革，是指在引入环境税的同时通过其他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保持财政收入和宏观税负的整体稳定。

从理论上讲，“财政中性”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以“一次总付税”形式返还环境税，二是对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扭曲性”税种进行结构性减税（Parry，1995；Parry 和Oates，1998）。

在实践中，OECD国家一般采用结构性减税的方式。

如，英国1996 年开征垃圾填埋税，同时对注册的垃圾填埋点雇主为雇员缴纳的国民保险金降低0.1% 费率。

3. 以“政策预告”为改革做铺垫。

OECD 国家在推行环境税改革的过程中进展顺利，还得益于其政策预告制度。

例如，丹麦早在1988年就对1993年实施的能源税进行预告，自1993～1997 年逐年提高能源税税率。

当代经济•月刊2021年第2期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绿色税制的完善与构建任高飞，陈瑶瑶（九江学院会计学院，江西九江332005）摘要：绿色税收政策是调节生态环境的有力经济手段，合理的绿色税制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绿色经济的发展。

为了学习、借鉴国外绿色税制的实践经验，梳理我国绿色税制存在的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归纳法等规范分析方法，在对绿色税制内涵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国外绿色税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国情选择改革模式、完善市场体系、税收与其他经济、行政手段相互配合等绿色税制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并从完善环境保护税、提高能源税和环境税税负、建立合理的能源税和环境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绿色税制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比较；环境保护；绿色税制基金项目：2019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赣江新区与长江经济带协同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编号:JC19127;2020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税视角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耦合机理、收益分配与政策优化研究，编号:20YJ25o税收是为了保障国家公共财政，国家依照政治权力以及法律的相关规定,针对单位以及个人获得的应税收入而进行的一种再分配行为。

自20世纪中期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就有相关学者对绿色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而税收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绿色税制”由此应运而生。

绿色税制是将环保、生态以及环境安全等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税收政策相关理念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税收概念。

学术界对绿色税制的定义不尽相同，本文认为绿色税制是一个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体系，是以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以税收杠杆引导资源开发和企业节能减排为目的，为环境保护筹集所需资金,激励经济与环境持续绿色发展而进行的税收制度安排。

一、国外绿色税制的比较（一）丹麦的绿色税制在实施绿色税制的国家中，丹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作为环境保护的典范，丹麦政府用其宝贵的实践经验让各国看到了实施绿色税制的必要性。

[收稿日期] 2008-01-19[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质量研究 (06JA630074)[作者简介] 曾贤刚(1972 ),男,江西九江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从OECD 国家经验看我国环境税的建立和完善曾贤刚(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广义地可以包括环境税、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税收和优惠政策、消除不利环境影响的补贴政策和环境收费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国际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环境税收政策。

狭义的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

因此,作为一种税种而言,目前真正实施环境税的国家还很少。

[1]环境税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庇古在 福利经济学 一书中首次提出对造成外部效应的企业进行征税。

[2]他认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果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了,使其面临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这样,最终必然抑制或减少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从国外环境税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

这个时期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

其产生主要是基于 污染者负担 的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监控排污行为的成本,种类主要包括用户费、特定用途收费等,尚不属典型的环境税,只能说是环境税的雏形。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这个时期的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纷纷出现,功能上综合考虑了引导和财政功能。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个时期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有利于环保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环境税制改革。

环境保护税实施情况分析及完善建议近年来，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尤其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措施，减少环境污染。

为此，中国推出了环境保护税政策。

本文将对环境保护税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环境保护税是中国政府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采取的一项经济手段。

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取代了原先的排污费制度。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标准是依据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量确定的，税率相对较低。

征收环境保护税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激励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动绿色发展。

首先，对于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

环境保护税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税收入达到54亿元，而排污费收入在2017年为51亿元。

这标志着税制改革对环境保护的推动效果初步显现。

此外，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对象得到了拓宽，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污染源，而是针对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行计算。

这样一来，环境保护税实际上鼓励了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

然而，环境保护税的实施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税率的设置需要更加科学合理。

目前，环境保护税的税率被一些企业认为过高，难以承受。

对此，应该根据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合理确定税率，避免给企业带来过大的负担。

其次，征收环境保护税需要加强执法力度。

一些企业可能会逃避环境保护税的征收，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纳税义务。

政府应该强化对税收征管的监督力度，加大对于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确保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此外，税收的使用也需要更加透明化。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应该将征收所得用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方面，同时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确保税收使用符合相关的法规和要求。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完善环境保护税政策。

首先，应该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体系，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税率，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推动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

国内外关于环境税问题研究的文献述评——兼论我国推行环境保护税的若干重要问题财经政法资讯2011年第2期研究综述国内外关于环境税问题研究的文献述评——兼论我国推行环境保护税的若干重要问题●刘源邹正峰环境保护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环境税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本文尝试将国内外学界关于环境税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展示环境税研究的全貌.在我国当前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环境保护税改革需要关注我国的税制现状,并仔细审视环境保护税的目标和功能定位以及相关税种整合,部门协调合作等若干重要问题.一,引言环境税可溯源到上世纪20年代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外部性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庇古税.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中,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对环境税的研究起步较晚.2O世纪9O年代初期,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环境的持续恶化,我国税收理论界对税制绿化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 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的一项具体措施即为”研究开征环境税”,至此,有关环境税的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同年l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 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毫不松懈地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工作”.本文将对当前学界有关环境保护税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并对环保税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探讨,以供决策参考. 二,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环境保护税研究的文献述评(一)国外学界关于环境保护税研究的文献综述环境税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在其外部性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由于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庇古提出对单位污染征收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即为庇古税.庇古税只是一种理想的工具,本身很难在实践中作为政策实施, 因为它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假定——征收当局对相关的成本和收益有完全信息,而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继承庇古税收思想的基础上,Baumol和Oates于1971年提出标准收费法,他们分析了实践中庇古税在设计和计算上的难度后,提出了一种能使外部性内在化的替代方法.之后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庇古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 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55研究综述财经政法资讯2011年第2期恶化,环境保护税问题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并成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以及公共经济学的研究热点.OECD国家在1972年就提出了着名的”污染者付费原~1](PolluterPays Principle,简称即PPP原则)”,并以此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绿色税收政策.1990年, Tietenberg(1991)就减污静态成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与命令控制手段相比,绿色税收会产生较强的刺激.1992年, StephenSmith在{Taxationandthe Environment}--文中较系统地对绿色税收的政策目标,绿色税收分类及其作用原理进行了阐述,并将有关绿色税收效应的实证分析成果加以总结和评述.早期对庇古税的研究忽略了绿色税收在财政收入上的影响,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Beovenberg和Goulder(1995) 通过一般均衡分析研究曾指出,从收入角度看,环境税是对要素的一种隐性征税,其效果低于直接对劳动力征税,因此,在财政中性的前提下,通过环境税对劳动力进行替代,并不能降低劳动力的税负,甚至有可能会提高劳动力税负.随着绿色税收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宏观层面,”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双重红利”观点最初出现在1967年Tullock对水资源研究的命题中,他第一次建议减免以前已存在的以收人为动机的税收,通过绿色税收来弥补,改善环境并且降低税收体制所产生的福利成本.真正对绿色税收”双重红利”的研究最早开始于Sandmo于1975年所发表的一篇把最优税收分析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的开创性论文,随后关于所谓”双重红利”假说的文献逐渐增多.这些研究认为,绿色税可以通过降低污染活动而提高社会福利,而且可以降低税收系统对收入,销售或者其他扭曲税种的依赖,从而改善税收系统.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双重红利”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新的研究56认为引入绿色税收本身将加剧既存的扭曲和提高额外的负担,这一影响将超过削减既有税种征收绿色税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双重红利”有可能是不存在的(Goulder,l994).有关”双重红利”的讨论也引发了经济学者们研究绿色税收影响效应的兴趣.据Fullerton和Metcalf(1998)的研究,”双重红利”这一术语起源于(1991)提出,二氧化碳税收入应被用来大幅度减少现有税收的税率,以减少现有税收如所得税或资本税的福利成本,这样一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双重红利”.”双重红利”效应的第一重红利为征收环境税可以保护环境,使生态受益,另一重红利为环境税收能够降低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的超额税收负担,同时为政府带来收入用于其他社会福利,如扩大就业等.Bovenberg和Mooij(1994)提出了影响“双重红利”的两项效应:第一为”收入返回作用效应”(revenue—recyclingeffect);第二则是”税收相互作用效应”(Ta】【一interaction effect).收入返回作用效应是指政府将绿色税收人用以降低劳动所得税率,从而诱发劳动供给意愿,降低工资率,达到促进就业的效应.税收相互作用效应是指课征绿色税之后将导致污染性商品成本提高,相对造成工资降低,休息活动的成本降低,减少人们的工作意愿,并减少政府税收,那么绿色税反而可能会恶化劳工市场.绿色税收的分配效应往往也是绿色税制改革在实践中是否可行的政治考量依据之一(SilviaTiezzi,2005).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碳税等绿色税收可能具有一定的累退性,但是这也取决于实证所采用的建模方法,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学者Bosquet(2000),(2001)先后分析了一些研究环境税的成果后得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减少量非常明显,按短期或者长财经政法资讯2011年第2期研究综述期记录的就业边际收益,还有投资和消费价格都有一定的变化.(--)国内学界关于环境保护税研究的文献综述2O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术界才开始有一些零星的文章把西方的绿色税收理论引介到我国,主要从税制设计的角度,简要地说明我国开征生态税收的必要性,环境保护的初步设想等(如王金南,1994).王惠忠(1995)在分析了我国现行税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以及局限性的前提下,提出应适时开征相对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并提出了具体的税率设计和减免税优惠等设计方案.而沈满洪(1997)认为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就环境论环境,还要考虑体制背景和政治因素,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环境经济手段如环境税的效率.对于绿色税收的内涵,汪素芹(2001)认为所谓绿色税收,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绿色税收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于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于凌云和吴俊培(2007)认为绿色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进行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收, 其制度安排涉及如何利用税收杠杆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贾康和王桂娟(20oo)则指出,所谓环境税制(国外文献中称为EnvironmentalTaxation. Eeo—logicalTax,Eco-taxation,GreenTax等等),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环境保护目标,筹集环境保护资金,强化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一系列税种以及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环境税制的完善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同时还应与税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进展过程相协调.对于绿色税收的方案设计,安体富和龚辉文(1999)认为发达国家提出的”绿化税制”就是使整个税制体现环保要求,通过分析后他们指出我国应完善环保税收措施,对高科技环保技术给予税收鼓励,制定环保产业政策,改征”排污费”为”排污税”并改由税务部门征收.而贾康,王桂娟(2000)~指出暂时还不应急于实行排污收费制度的”费”改”税”,目前应重点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并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对具有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普遍征收以筹措公共环保资金,同时加强纳税人的环保意识,但税率不宜过高.饶立新和李建新(2o05)认为,我国应该确立资源环境税为我国税制结构的第三大税类,其依据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在我国的确立,而且商品劳务税,所得税,资源环境税”三大主体税类”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大目标”的重要体现,此外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利用资源——制造商品——获取利润”也会促成资源环境税,商品劳务税,所得税在未来整个税制结构中三足鼎立之势.关于绿色税收的功能定位,国外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双重红利”,而国内学界对此概念的引进和发展尚未完全成熟,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现状,还有一些结合了CGE模型对我国或部分地区征收CO税和SO:税的效应进行模拟,进而推究”双重红利”的存在性.张雪兰,何德旭(2008)就对国外学界关于”双重红利”的理论基础,研究分歧,影响因素等研究进行了文献分析,并提出了对我国绿色税制改革的政策建议.而司彦武(2007)运用最优税收原理分析环境税经济效应后的结论是”双重红利”假说并不成立. 但是仍主张对现有税制进行”绿色化”改造, 引进新的环境税,并进一步增强其增收力度.(三)对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简要评价国外关于绿色税收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即从庇古税有关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到”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产生,再到就环境税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双重57研究综述财经政法资讯2011年第2期红利”效应进行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绿色税收已不仅仅只限于改善环境,解决负外部性问题, 而在发挥潜在经济效率,减少传统经济扭曲甚至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就业率等方面都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国外学界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和公共品等传统的思维,从微观视角发展到宏观视角,从局部均衡发展到一般均衡,从理论研究发展到兼顾实证研究,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西方国家环境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也为有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详实的资料数据.而国内的研究稍显落后,目前我国对环境税的研究还局限于国外已有的研究基础, 主要在绿色税收基础理论,OECD国家环境税实施经验的比较借鉴,现行税制的绿化程度,绿色税收的实现机制和方案设计等方面有一定的深入探讨.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国内学界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环境税, 认为我国有必要推行绿色税制改革,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是在具体的方案设计和推行方式等局部性的方面存在一定分歧.国内的研究提出了在中国推行绿色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但是在实证分析上仍具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综合来说,国内外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但是国外的研究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体制背景下,并不一定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环境兼容.而国内的研究也大多建立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并大量借鉴国际经验,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其制度背景有其特殊性,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税制体系现状等因素来进行考究.针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大背景下,笔者将在下文就我国的环境税重大问题作以简要的探讨. 三,新时期推行环境税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58(一)环境税的目标定位及税系设计问题我国现行税制的绿化水平较低,缺乏定位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而设立的专门税种,但是一些税种的具体规定中都含有一定的保护环境的意图.只不过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这些政策的设计缺乏从环境资源保护角度的全面考虑,因而对环境资源保护的作用存在局限性.从实际效果上看, 作用还十分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既然是出于绿化税制的目的,又限于我国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贯彻绿色税制就必须通盘考虑,不能脱离现有的税制体系,不然就是空中楼阁,缺乏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实施税制绿化改革必须统筹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设计独立而目标明确的环境保护税,二是在推行环境保护税的同时带动其他相关税种的绿化进程,实现整个税系的协调配合.在环境保护税的目标定位上,必须明确下面三个要求:减少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筹集环境保护的资金;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和优化税制.对其他税种的改革与优化必须考虑保护环境的因素,并兼顾与环境保护税协调配合.在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上也应通盘考虑,推动环境保护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二)环境税的功能定位及征管绩效问题通过征收环境税,政府可以为整治环境筹措更多的资金.但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环境税被定位为一种行为调节税,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信号,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而不是单纯地筹集资金.在我国推进环境税改革必须明确环境税功能的定位,应重视其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实现”可持续”目标的调节功能,而不能单纯以促进税收增收的收入功能为目的.绿色税收政策以调控为主,聚财为辅,这样才能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同时可以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来抵消财经政法资讯2011年第2期研究综述新增环境税的扭曲,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设计环境税制方案的时候,不能以收入来设定考核标准,同时又必须尽量做到应收尽收,以实现其调节的功能.环境税的收入应专款专用,为治理污染,环境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专项资金.方案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激励机制和征管效率的问题,使环境税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环境税系整合与部门协调问题环境税的开征会涉及到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环境税的征收需要配备专业人员,测试设备和计算设备,对环境资源的破坏程度进行度量,对固定的排放源进行监测,若由税务机关直接征税,操作成本太大,而且易导致税收流失. 因此,可以考虑国家税务机关与环境保护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多个部门间协调配合进行.这样既可减少操作成本,又有利于形成国家税务机关,环保部门和纳税人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依法征税的征管机制.环境税的推行也宣告着排污费的历史使命结束,作为在特定历史阶段对遏制环境污染,确保综合治理起到一定作用的举措,排污费的停征是必要的.其征收范围偏窄,征收标准偏低,征收力度偏弱,在现阶段已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但是环保部门作为多年来排污费的征收部门以及环境治理的管理机构,在经验上,技术上都能为税务部门提供良好的协助.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以及税收强制性, 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都使得环保税比排污费更具调节作用,更能胜任经济高速发展下的我国”环境卫士”的角色.环境税的专款专用,用于环境综合治理,也给了环保部门合作监管的激励.四,我国推进环境税改革的政策建议首先,应把推进环保税与促进环保产业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发挥政策和制度合力. 课征环境税实质上也是将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到企业成本和市场价格中,从而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鼓励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也能产生相似的效果,与环保税合力后更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绿化税制的角度上要以开征新的环境税作为核心,对现有税种进行改造形成协调,调整税收优惠体现绿色导向.其次,进一步推行环境税试点,对环境税的治理效果,对征税的成本收益进行评估.在试点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实证分析和研究, 取得在我国推行绿色税收的真实数据.同时, 对征收环境税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对税务和相关部门征收环境税的成本进行分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设计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税收方案.再次,通过环境税的建设,带动相关税收立法的完善.整合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不同税种的环保职能,避免重复征税,实现绿色税收矫正功能的最大化.对各税种的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减免优惠等措施进行更完善的整合,推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的更新换代,重视税式支出即税收优惠政策对环保领域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推动作用. 复次,协调与环境保护相关各政府部门的利益.在环境的监管上应发挥已发展成熟的环境保护部门的作用,同时协调好其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合作,使税务部门更好更省地征收环境税,节约征收成本,发挥国家税收的权威性,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在税权的划分上应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既给地方政府更好地治理环境的激励,在专款专用约束下又能增加地方收人用于更好地改善环境.同时我国东西部的发展不均衡, 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现实差别进行调整.中央政府进行宏观上的指导,监督地方政府行为,避免地方税收的恶性竞争.口参考文献:59研究综述财经政法资讯2011年第2期【1]Pigou,【M1_London.【2]Paulns,唧,UniversityofMaastricht,1995.【3]Baumol,Willi舳EnvironmentalPolicy【M】.Cambfid-ge:CambridgeUniversity ,2nded.[4]environmentalregulation[Policy,l99l,6,6:125—178.【5]ENVIRONMENT:GEC92-31.[ environmentallymotivatedtildesinthepresenceofother taxes:【5[7]Tullock,[,3(2):.【8]Sandmo,Externalities岍.SwedishJournalofEconomics,1975,77:86—98.[..EnvironmentalTaxationandDoubleDividend:AReader’sGuide[,2:157—183.【10]G?M?Grossman,A?B?(2):353_377【11]【,andDistortionaryTaxation叨.AmericanEconomicsReview, :1o85-1089.【13]impactofCarbontaxationonItalian册.HouseholdsEnergy policy,2005,33:1597-1612.【14]:Doesit?.2Ooo(341:19-32【15]Bosquet用1eRoleofNaturalResourcesin FundamentalTaxReforul;.【16]王金南等.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环境税收政策的探讨咖.环境科学进展,1994,(2)【17]王惠忠.开征环境保护税的设想叨.财经研宽.1995.(2)【满洪.论环境经济手段们.经济研完,1997,(10)【191汪素芹.绿色税收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叨.税务研究,2000,(1)【2o15-凌云,吴傻培.促进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实践与探索忉.税务研究,2007,(9)【2l】贾康,王挂娟.改进完善我国环境税制的探讨田.税务研究,2O0o,(9)【22】安体富,龚辉文.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税收政蓑叨.涉外税务,1999,(12)[231康,王桂娟.改进完善我国环境税剥的探讨珊.税务研究,2000,(9)【24]~EA新,李建新.建立确立赍泺环境税为我国税制的第三主体税种忉.税务研究,20o5,(9)【25]~-雪兰,何德旭.双重红利效应之争及时我国绿色税帝J改革的政策启示田.财政研究,2008,(3)【261司彦武.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一个理论框架叨. 税务研究,2O07,(11)(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理论依据和立法思考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面对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

本文在遵循国内外绿色税收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一整套较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的立法思想。

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使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己成为全球人类共识。

世界经济学界在着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问题时，绿色环境税收也应运而生，承担起宏观调控自然环境保护的职责。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绿色环境税收的发展出现高潮，尤其是进入21世纪，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的枯竭和不可再生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在全球推广绿色环境税收也是势在必行，我国作为资源环境严重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确立了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因此，研究和加快建立我国一整套较完整绿色税收体系的立法工作，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运用税收手段保护自然环境，有效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一、绿色税收的概念及理论基础绿色税收的概念绿色环境税收又可称环境税收、生态税收、绿色税收等。

绿色环境税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而产生，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展和深化后，绿色环境税收概念被赋予更新、更广阔的内涵：不仅包括为保护环境、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和为加强对一切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而征收的各种税种，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环保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调节手段。

论环境税制度变迁及其法律构建摘要：环境税制度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该制度的运用在OECD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利用环境税制度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是我国的现实需要。

在对环境税的产生、发展及变革论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环境税的现状和特点，并从法学视角提出了如何构建我国的环境税制体系。

关键词：环境税；制度变迁；法律构建一、环境税理论的发展一般认为，外部性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西奇威克提出的。

1883 年，西奇威克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认识到外部性的存在，提出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问题。

后来，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不一致的可能性与重要性问题又被马歇尔重新提出来。

马歇尔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

他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一般认为，这是外部性概念的源泉所在，为环境税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准备。

1920 年，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发展了外部性理论，首次提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赋。

他主张应该根据污染物所造成的社会损害程度对排污企业征税，通过征税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从而使企业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一致。

这种针对污染物的排放征收的各种税费后人称之为庇古税。

庇古“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思想，为环境税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找和创新环境管制政策，传统的“命令—控制”式管制手段正日益暴露其弊端，无法约束日益市场化和分散化的经济个体的行为。

一些环境经济学家提出可以用环境激励的税收和绿色税来替换通常的所得税，这样一种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可能会产生“双重红利”。

即一方面由于课税改善了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将环境税收收入用来支持矫正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