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自由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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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自由心证及心证公开摘要: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基本原则。
纵观整个西方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在欧洲大陆证据评价领域大体经历了自由评价(古典自由心证主义)-规制评价(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评价(现代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阶段。
心证公开,尤其是心证过程公开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议。
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试寻求自由心证、心证公开、心证过程公开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可行性。
关键词:自由心证,心证公开,心证过程公开一、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和内涵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基本原则。
作为一项制度,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一种否定,纵观整个西方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在欧洲大陆证据评价领域大体经历了自由评价(古典自由心证主义)-规制评价(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评价(现代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阶段。
[1]在古典自由心证主义下,因为当时国家权力不够强大,立法技术无法对庞大、复杂、精细的证据体系进行概括性的规制。
也没有对司法自由心证进行制约的法律,因而在证据评价中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但是法定证据的最大缺陷是将不同证据的不同价值加以绝对化,不同的证据有着强弱不等的证明力度,但是法官在这种制度下只能对证据和事实展开一种消极地、呆板的三段论式演绎过程。
而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不是对古典自由心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法定证据主义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包含某种的又肯定意义的否定,我们不妨称之为“扬弃”。
古典自由心证主义强调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除了审判结果,有权不公开其关于案情的任何看法,具有浓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
现代自由心主义证则认为传统自由心证片面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机制容易引发自由心证的滥用。
这就要求打破心证的封闭性而构建一种开放和公开的心证,以此来否定法官单方面的心证自由,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产生信赖。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概率推理的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的可信度”,[2]人类普遍认识能力的理念,是自由心证制度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
自由心证制度的名词解释自由心证制度是一种通过自主思考和个人体验来获得知识和认知的方法。
它强调个人内心的真实体验和观察,而不依赖于外界的权威和既定观念。
自由心证制度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感知和理解能力,通过观察、思考和实践,可以达到对事物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每个个体都被鼓励去思考和质疑。
它主张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相,而不是被教育或灌输一种特定的观点。
自由心证制度并不排斥外部的知识和信息,但它鼓励个人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知来衡量和评估这些信息的价值。
自由心证制度对于个体发展和成长至关重要。
它提倡人们保持开放的思维方式,不被固定模式和既定观念所束缚。
在这个制度下,个人可以追寻他们内心的声音,不受社会或他人的影响。
自由心证制度注重个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
它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创造力。
通过自由心证制度,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不断探索和发展自己的潜能。
自由心证制度也强调共享和互动。
它认为个人的自由心证经验可以和他人进行分享和交流。
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合作,个体可以得到更多的洞察和理解。
这种共享和互动有助于个体更全面地认识事物,并且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自由心证制度并非一种无原则的相信和追求。
尽管它强调个人的内心体验和观察,但它也需要合理的批评和质疑。
自由心证制度并不鼓励盲目相信个人的直觉和感知,而是鼓励个体通过批判性思维和实证方法来验证和确认自己的认知。
自由心证制度在个体的认知和思维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知识获取方式,突破了传统教育和知识体系的限制。
通过自由心证制度,个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认识世界,实现个体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清季现代自由心证知识体系形成考释三、“新政”后期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初步构建1911年初(宣统二年末),《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1月24日)和《民事诉讼律草案》(1911年1月27日)(以下简称和“民诉草案”)相继完成,遗憾的是两部草案均未及颁行,清室已经逊位,但在进入民国后,这两部法案稍作修订即予暂行援用,且其后的变化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修缮。
因此,两部法案在中国近现代诉讼和证据立法上具有奠基意义,其关于自由心证的规定尤为值得关注。
“刑诉草案”第326条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自由心证的内容,该条共两款:第一款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认定事实应依证据”;第二款明确了自由心证原则,“证据之证明力任推事自由判断”。
由此,近代刑事证据法的两项最基本的原则在中国开始出现。
关于自由心证原则的吸纳,立法理由指出:“第二项采用自由心证主义。
按:法定证据主义与发现真实主义不合,各国通例仍采自由心证。
本律亦拟仿效之。
”根据沈家本关于草案说明的上奏,采用自由心证、直接言辞审理原为发现真实。
关于自由心证,沈家本在奏折中是这样解释的:“证据之法中国旧用口供,各国通例则用众证,众证之优于口供无待缕述,然证据而以法律预定,则事实皆凭推测,真实反为所蔽,宜悉审判官自由取舍。
”与此同时,“刑诉草案”还明确规定了法庭调查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证据裁判、直接言词以及辩论质证等原则以及判决的公开说理等与自由心证相关的制度。
关于直接言词审理,沈氏条陈:“凡该案关系之人与物必行直接讯问调查,不凭他人申报之言辞辩论及文书,辄与断定。
”而应“于原被两造之言词辩论而折中听断,于被告之一造亦可察言观色,以验其情之真伪。
”(25) 草案还规定了若干心证事后约束的条款,对于本应回避、拒却的推事又参与审判者、被告人未出庭而行审判者、违背公开审判规定者,以及判决不附理由及所附理由有抵牾者等影响心证形成客观性的(第390条),都将构成上诉的理由。
由于草案系对1890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模仿,以大陆法系为宗,因此,尽管沈家本在有关说明中指出草案采用弹劾程序(告劾程序),且将控方界定为原告官,赋予被告人用辩护人及辅佐人,故而举证责任在检控方,但在证据调查中,又存在角色混同,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不无影响。
论自由心证关键词:自由心证;建议;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大胆摒弃以往对自由心证的误解,借鉴国外有关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始终承载着良知与理性、逻辑、经验贯穿于审判始终。
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自由心证不合理使用,严重影响了审判职能的发挥,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
笔者借对自由心证的认识,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粗浅的建议。
一切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就成为诉讼法上永恒的主旋律,由此而生成各种别具特色的证据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以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证据规则为特征,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在否定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自由心证制度,证据规则规定得比较少。
2002年4月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民事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它对自由心证制度所要求的主要原则和规则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
虽然自由心证曾一度受到主流学界的排斥,但是自近代以来,自由心证逐步的受到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青睐,自由心证始终承载着良知与理性、逻辑、经验贯穿于审判始终。
一、自由心证的概述自由心证在外国通常被称作为自由心证主义,在我国自由心证又称为自由心证原则,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律在诉讼中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不作出规定,而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根据经验、逻辑以及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它被认为是发现真实与抑制随意性这两种要求在近代诉讼制度中的体现[1],而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判断。
要求法官应当形成内心确信,并以此认定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法官的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包括自由与心证两个内容,自由是指由法官自由判断,但是并不是说容许法官恣意的进行判断,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则要求法官如何判断案件的时候,法官应当作出某种客观的判断。
对自由心证的看法一、基本概念自由心证,也被称为内心确信,来源于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在日文中也被译为“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
”其核心内容在于,法律并不规定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所有这些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断。
法官进行分析判断,对案件作出决断,在内心“真诚地确信”,形成心证,由此来判定事实。
法官对认定,必须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判断是真实的。
二、历史渊源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首先提出的。
1790年12月,议员杜波尔向法国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认为法定证据制度起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明力的规则,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也不要求法官的内心是否确信,这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荒诞的做法。
他主张用自由心证取代法定证据制度。
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保守议员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客观确实性,而自由心证只能使法官主观擅断。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杜波尔的建议获胜。
1791年1月,法国宪法会议通过了杜波尔改革证据制度的草案,并于同年9月29日发布训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
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对这种新的证据制度作了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先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发生了什么印象。
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该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一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三、国外的采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舍弃了“神明裁判”、“司法决斗”等非理性的证明方式,采用证据裁判主义以来,历史上出现了两种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的名词解释
自由心证是佛教术语,它指的是一个人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中,
通过自己的体悟和领悟,超越了对教条和规矩的依赖,而达到了对
佛法的直接体验和理解。
自由心证强调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觉悟,直接领悟佛性、觉悟和解脱的境界,而不是依赖外在的权威或规定。
在佛教中,自由心证被认为是修行者达到解脱和觉悟的最高境界之一,是对佛法本质的直接体验和领悟。
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看,自由心证强调了个体的内在修行和领
悟的重要性,而不是盲从和依赖外在的教条和规定。
它强调了个体
对佛法真谛的直接体验和理解,是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和内化。
自由心证也代表了个体在修行过程中的自由和独立,不受束缚和限制,能够自主地实现对佛法的理解和领悟。
此外,自由心证还可以理解为个体在修行过程中的一种境界和
状态,是对内心自由和解脱的达成。
它代表了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
逐渐摆脱了对外在世俗和物质的执着和束缚,实现了内心的自由和
解脱。
自由心证也象征着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逐渐超越了世俗的烦
恼和束缚,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解脱。
综上所述,自由心证是佛教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强调了个体
在修行过程中的自主和内在领悟,代表了对佛法真谛的直接体验和
理解,也象征着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内心的自由和解脱。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表现-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
证据制度的选择与一个时代人们对于立法与司法的态度有关。
法定证据制度所表达的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由心证制度所表达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自由心证以司法中心主义为其价值支撑,因此它需要有高素质的法官和系统的司法方法相配套。
如果法官正确运用“自由心证”原则,抓住细节进行合理推理,通过法庭调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同样可以判决案件。
我国的证据证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自由心证中蕴涵的逻辑判断分析经验及判决中严谨的文字说明都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种素质恰恰是我们急于提高的。
现代自由心证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不仅如此,虽然迄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否定自由心证主义但由于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却享有远超过西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实质是一种“超自由心证主义”。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就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至于实践中认证混乱的问题,这主要归咎于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缺失和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因此,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法定化,如证据的收集规则、排除证据规则、采取证据规则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则法官可以自由化,而这些恰恰是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容。
至于我国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尚有很大的争论。
尤其是法官能否在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两方面都有自由裁量权。
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合理的证据制度,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指导和约束法官,并排除外部对审判法官的非法干预。
但不能照搬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确立繁杂的证据资格规则,同时又不能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由,对证据资格不予采用“。
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汪海燕 胡常龙Ξ内容提要: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心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不合理成份逐渐被扬弃,今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我国的证据制度本质上也属于自由心证制度,但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及相关制度与之相冲突。
确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应的保障制度是完善我国自由心证制度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自由心证 证明标准 保障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科学的进化道路相随,证据制度经历了法定证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的历程。
时至今日,我们仍将西方的证据制度称为“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以与“法定证据制度”、我国的“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相区别,并在论述之时大都流露此制度优于法定证据制度,而次于客观真实证据制度之意。
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自由心证亦不例外。
当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内涵以及与之相应的配套体系已与一百多年前确立该制度时大不相同,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充盈其中,使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而对于“客观真实”证据制度的具体内涵及其具体的操作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则缺乏深刻的检讨,呼吁在我国承认或确立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更是廖无几人。
笔者拟在探讨自由心证的渊源以及当代自由心证涵义的基础上,分析我国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的关系,并为完善该制度提出初步构想,以期能促进人们对我国的证据制度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完善证据立法。
一、自由心证的历史渊源和现代自由心证的涵义(一)自由心证的历史渊源为了探究案件的真相,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毫无疑问,在生产力低下,充满对神明敬畏的时代,当案件真伪不明时,人们把发现案件真相寄托在神明身上,与Ξ汪海燕,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胡常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法学研究 2001年第5期此相应的“神示证据制度”应运而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裁判方式能获得当时人们主观上的信任,从而能解决纠纷,并且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相适应,故而具有其合理性。
我国自由心证限制的具体内容自由心证是指个人可以自由行使在某些特定领域内的权利的证明。
在我国,自由心证是宪法所赋予的一种权利,但是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在本文中,将浅谈关于我国自由心证限制的具体内容。
首先,我国自由心证的限制主要来自于立法法律和司法解释,这些法规限制了某些行为以保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
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刑事案件的证据,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审批程序,才能被录入证据的范围。
此外,一些行为如炸药的购买、藏毒等也都被明确限制,这是为了防范恐怖袭击和打击犯罪活动。
但是,在这些限制之外,关于自由心证的限制并不明确。
其次,我国的一些法律和司法制度也限制了自由心证的实际行使。
例如,个人隐私的保护在我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0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尊严和自由,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收集、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
这就意味着,个人在使用自由心证时,不能涉及到他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
否则,将被视作侵犯他人权益。
再次,我国的司法制度也对自由心证的限制增加了很多规定。
例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中所列明的规定来审查证据,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处理与党员干部有关的案件时,还需要严格遵照党规党纪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来审理。
最后,我国自由心证的限制还体现在个人的行为上。
例如,公共场合的行为必须符合相关法规,保护公共利益和秩序。
此外,个人在使用自由心证时,也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和规范,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因此,自由心证的行使必须在一定的规则和框架内进行,不能随意擅自使用。
总的来说,我国自由心证确实存在着一些限制,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维护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应该依法合规地行使自由心证,同时也要注意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不要轻易侵犯他人的权益。
另外,关于我国自由心证限制的具体内容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
在世界里自由翱翔学习的自由感受自由是一种人类无法抵挡的魅力,它使人们能够摆脱束缚,自由地展翅翱翔。
而在世界中自由翱翔学习,更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经历。
正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和交流,我们能够拓宽视野、开阔思维、增长见识。
本文将深入探讨在世界中自由翱翔学习所带来的自由感受。
一、学术自由的畅快感在世界中自由翱翔学习的自由感受之一是学术自由的畅快感。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能够接触到各种丰富而多样的学术资源。
尤其是在国外,不同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的交融使得学术界的探讨更加多元化和开放。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自由地接触到创新的研究思路和前沿的学术观点,与优秀的学者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
这种自由的感受使我们能够追求真理、开拓思维,并在学术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二、文化自由的包容感在世界中自由翱翔学习的自由感受之二是文化自由的包容感。
文化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精神财富,它们代表了无数年轮回和新陈代谢。
在世界中自由学习,我们能够深入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语言、风俗、宗教、艺术等等。
这种自由感受使我们能够尊重多元文化、拓宽视野、增进互相理解,培养出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和谐相处的能力。
三、人际交往的广阔境界在世界中自由翱翔学习的自由感受之三是人际交往的广阔境界。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结识来自不同国度的同学,还能和他们一起合作、竞争、成长。
这种自由感受使我们从国内的小圈子中走出来,拥抱更广阔的世界。
通过与来自各国的学生互动,我们不仅能增进友谊,还能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思维、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这样的体验使我们拥有了更加广阔的人际交往的境界,培养了我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四、个人成长的自信蜕变在世界中自由翱翔学习的自由感受之四是个人成长的自信蜕变。
当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接受教育时,我们不仅需要迎接文化的冲击和语言的障碍,更需要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方式。
这样的挑战使我们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还需要培养自我管理、适应能力和跨文化沟通的技巧。
导言自由心证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上溯到成熟的教会法当中,就能找到它的影子。
然而,教会法的体系及其封建法律的本质决定了那时的自由心证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在本质与功能上是大相径庭的。
作为法律概念,自由心证不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专有名词,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却不能不说它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在法制建设中的产物。
十七世纪中叶,欧美大陆的封建统治发展到极至,人被划分为三等,妇女毫无地位,这样的统治反映到法律制度上,便决定了法定证据制度的确立,这种证据制度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是否被采用,均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官不得自由评断和取舍。
依照这个制度,男人的证言的证明力高于女人的证言的证明力,贵族的证言证明力高于普通人的证言的证明力,僧侣、牧师的证言证明力高于俗人的证言证明力,基督徒的证言证明力高于犹太人的证言证明力,而不问证言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如何。
这种证据制度同时还规定,一个证人的证言只能算半个证据,只有当两个证人的证言相符时才能作为一个证据。
针对这种歧视人权的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着手寻求与建立新的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之一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自由心证,就是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法律不作规定,由法官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以自己的法律意识及道德良知来自由判断、取舍的证据制度。
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自由心证制度从它一产生便肩负着革除以人的社会政治等级为基础的法定证据制度的使命,是一项资产阶级法制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产物,是法制文明进步的里程碑;第二,自由心证制度的动态表现为法官对案件争讼中的一切证据证明力的主观认证活动;第三,不管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所有证据要对讼争中的待证事实发生证明作用,都必须经过法官对证据的证明力的主观认证之后方能实现;第四,自由心证制度是一项证据制度,但它的具体实现过程中,由于对案件审理的进程具有阶段性的推进作用,这就使得这一制度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十分强烈的程序功能。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优秀范文五篇)第一篇: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内容提要:自由心证在西方国家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史,并且已从传统自由心证发展到了现代自由心证,即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结合运用。
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仍是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由心证,并且一方面因为具体规范较为疏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独立性不强,导致外部因素干涉证据之认定。
因此有必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认定法官独立正文:自由心证是近代诉讼的产物。
从法理的角度上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如果法官在个案中一味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定的原则,拘泥于某些法律原则而不考虑社会实际的需要,则将会导致法律处于僵化的境地。
在个案诉讼当中,证据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是整个诉讼运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界虽然对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多持批判态度,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认定规则之外,仍然秉持着自由心证的方法和原则。
如《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
”本文将阐述自由心证原则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讨论建立完善的、系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在当下中国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自由心证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科学的进化道路相随,证据制度经历了法定证①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演进的历史进程。
”在中世纪初期的欧洲,作为息纷止诉的标准方法是决斗裁判和神明裁判。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地适用内容提要:自由心证在西方国家已有数百年地发展史,并且已从传统自由心证发展到了现代自由心证,即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结合运用.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地证据规则仍是具有一定特色地自由心证,并且一方面因为具体规范较为疏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独立性不强,导致外部因素干涉证据之认定.因此有必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认定法官独立正文:自由心证是近代诉讼地产物.从法理地角度上看,面对着复杂多变地社会实际,如果法官在个案中一味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定地原则,拘泥于某些法律原则而不考虑社会实际地需要,则将会导致法律处于僵化地境地.在个案诉讼当中,证据制度处于核心地地位,是整个诉讼运行地关键,直接关系到事实地认定和判决地作出,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地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界虽然对大陆法系地自由心证多持批判态度,但从法律实践地角度分析,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地过程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地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地法定证据认定规则之外,仍然秉持着自由心证地方法和原则.如《证据规定》第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地规定,遵守法官地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地大小进行判断.”本文将阐述自由心证原则从传统向现代地演变,讨论建立完善地、系统地自由心证制度在当下中国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求教于方家.一、自由心证从传统到现代地演变.“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科学地进化道路相随,证据制度经历了法定证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演进地历史进程.”①在中世纪初期地欧洲,作为息纷止诉地标准方法是决斗裁判和神明裁判.文艺复兴之后,法定证据制度逐渐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但是,在法定制度制度下,虽然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地证据和证据地证明力作出规定,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地判断受到法律约束,但法官并非完全失去自由判断地权力,他仍可按照自己内心地价值取向和逻辑来认定当事人出示地证据.只不过,由于法定证据地严格性,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凭“良心”来进行推论地权力是受到很大限制地,是被弱化了地.因为法定证据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社会单纯并且小规模地情况下,为了抑制法官作出恣意地事实认定,从而把用于事实判断地经验法则法定化.②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地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社会纠纷层出不穷,与纠纷相互联系地行为事实在判断和认定上存在较大地障碍,法官适用僵硬、武断地法定证据制度已很难作出正确地判断.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心证应运而生.就最一般地意义而言,传统自由心证指地是法官依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在法庭调查地全部结果和法定辩论地全部内容基础上,对证据地取舍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独立判断.即具体表现为法官对证据地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地审查判断,并对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形成内心地确信.从历史发展地角度分析,自由心证制度具有两种不同地类型.一种是以积极地实体真实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地大陆型自由心证制度,即内心确信制度;另一种则是以消极地实体真实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为背景地英美型自由①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地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②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心证制度,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地原则.③传统自由心证得以确立地法哲学基础是人类普遍认识能力地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地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地逻辑推理和概念推理地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地一般知识地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地可信度.在国外地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官普遍地受过高等法学教育且具有较多地日常生活经验,因此在自由心证地应用当中,完全可以依照他们地判断推理而形成价值确信,从而进一步作出判决.然而,传统自由心证制度也具有很大地缺陷.首先,它过多地强调法官地心证自由,从而导致法官实际上拥有了较大地自由裁量权,一旦滥用则侵害了当事人地权利.其次,传统地自由心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秘密心证,它要求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地自由,法官有权不公开其对于案情地全部看法,除了审判结果.尤其审判结果是如何形成地,法官有权拒绝回答.④因此,随着时代地发展,传统自由心证制度逐渐被现代意义上地自由心证所取代.一般而言,现代自由心证相对于传统自由心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地转变.一是否定了传统自由心证地法官单方面性,而强调“对等地自由”.它不仅要求法官地心证自由,同时也要求保障当事人地权利,保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地“旁听自由”,以及对审判结果(心证结果)进行公正评论地权利.是以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地“对等地自由”已经使传统心证自由不再具有绝对性质,而具有了相对性质.⑤二是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具有公开性.心证地过程和心证地结果都必须公开,反映在个案中,即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地认定过程应当对当事人公开.前文已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所确立地证据制度,虽然声称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原则,然而从本质上来看,当前我国地证据制度仍然是以自由心证为主、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相结合地证据制度.并且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官地自由裁量权是很大地.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宣称我国采用地是‘实事求是’地证据制度,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原则,因此我国地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时确实享有颇让外国法官羡慕地自由裁量权.”⑥可见,有必要引入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地证据认定规则.二、我国现行证据认定规则之研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一条规定了我国证据认定规则中“实事求是”地原则.第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地陈述,应结合本案地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地根据.”《证据规定》第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地规定,遵守法官地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地理由和结果.”总地来说,上述规定涵盖了当前我国证据认定规则制度地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规则赋予了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地大小进行独立判断地权力.从而使法官可以排除各种影响和干扰,按照自己地意志,独立自主地判断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而是指法官在法律所规定地一般证据判断规则地基础上,面对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提供地材料进行裁断.如《证据规定》第条规定了免证事实,即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地事实,当事人提供地证据材料中含有下列免证事实地,即便法官内心对其并不确信,也应当认定为真.包括众所周知地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③见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④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陈光中等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⑤见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地价值研究》,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⑥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出地另一事实,以及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机构地生效裁决和有效公证文书证明了地事实等等.此外,针对当事人地自认,涉及身份关系地案件即使当事人自认,也并不免除其举证义务,当事人必须举证证明,法官不得迳以当事人之自认而形成内心确信.其次,上述规则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应当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即良知和理性地内在制约.这是一条原则性地规定,但也是对法官自由心证地一条约束,因为法官具体地价值取舍并不一定时时、处处都符合职业道德和日常经验.因此,当事人有权可以以法官之自由心证认定证据错误为由,提起上诉或者就已生效地判决申请再审.再次,这一规则强调法官在自由心证地过程中要依照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并且必须公开判断地理由和结果.这是对法官自由心证地程序要求和外部制约,也体现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地精神.法官必须在举证质证环节中,完成了法定地法庭调查阶段所有内容后,根据原告、被告双方所举出地证据和对方地质证理由进行综合认定,而不能有所偏颇或者任意取舍.并且,在判决书中,法官(或合议庭)必须说明该证据法庭是否予以认定地理由.无理由,即不得为认定.以自由心证为原则,以法定证据规则为限制,是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地发展趋势.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采用地即是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规则相结合地模式.但由于规范较为简略,因此与当代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法官享有地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此外,在我国法院内部地组织系统中,审判委员会制度实际上也是对自由心证地某种干涉.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地《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第条地规定,下列案件应报审委会研究:、刑事、民事、执行案件中属重大疑难或影响较大地案件,刑事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宣告无罪地案件和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地案件(交通肇事案件无逃逸情节拟判缓刑地除外).、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和执行中地新型案件.、行政案件中撤销、变更行政部门处理决定地案件.、本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地案件.、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或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意见分歧经复议达不成一致地案件.、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刑事犯罪,应依法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移送地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判决前需要再次复议地案件;、要求上级法院复议地案件;、需强制执行地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和非正常终结执行地案件;、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合议庭批准地民事、行政案件;、案卷复查中认为应定二类、三类卷和错案地;、院长或主管院长认为应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地案件.可见,法官在案件审理地过程中稍有疑难问题,即须向审委会汇报.然而审委会成员并不接触具体案件,便造成了工作与实践地脱离.审委会地意见,合议庭必须执行,法官地自由心证也无从谈起.可见,完善自由心证制度也是有助于法官独立地.“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地上司”,法官个人独立审判也是自由心证地核心内容,二者是紧密结合共同促进地关系.三、完善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地初步构想.完善自由心证制度地过程,也就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力,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和能力地过程.完善自由心证,首先要改革法院系统内部地管理体制和审判监督体制,加速法官地职业化改革进程,提高法官地思想道德水准,提升法官地业务能力,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地权力,尽量缩减审判委员会地职权范围.“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地根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他非理性因素地限制.”⑦同时,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必须详细述明合议庭对原、被告双方举出地证据及质证意见是否采纳地理由,包括逻辑推理过程和法理分析过程,即做到心证过程对当事人地完全公开.裁判文书地说理性,是确保司法公正地逻辑保障.法院存档地案卷材料应当方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查阅.其次,要进一步推进诉讼模式地改革.科学合理地诉讼模式,应当体现当事人主义原则⑦[美]杰罗姆·佛兰克著,毕玉谦译:《法律和现代精神》,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与辩论原则.在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地模式下,法院不得将当事人没有主张地主要事实,作为判决地资料或基础.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地事实,法院不必调查其真伪,应直接作为判决地基础性资料.对当事人之间地争议事实,法院只能以当事人声明和提出地证据予以调查和认定.简言之,就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以什么样地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地主张和请求,法院不得超越当事人选择和实施地证据范围进行裁判.⑧但我国民事诉讼则仍持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具有一定地积极性和较大地自由裁量权.因此,完善自由心证制度,应当建立在当事人主义地诉讼模式之下,由法官完全依据当事人地诉讼请求及其提出地证据来进行认定,从而形成自己地内心确信.第三,应当完善制定和运用各类证据规则.法官自由心证地行为受到了证据规则地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地证据规则,否则便容易造成专断.例如最佳证据规则,是指原始地文字材料作为证据优先于其复制品.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个证据材料只有在其他证据作证地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地证据.作为佐证地证据必须是独立地和充分地,并与待证事实有一定地关联性.豁免规则.由于诉讼证明可能对社会和个人作出不良侵害,因此有必要将诉讼证明限制在合理地限度之内.往往禁止某些证据地提出和采用.如夫妻之间地豁免权,新闻信息来源地豁免权等等.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采纳了这一规则,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也应采纳这一规则为宜.总之,自由心证是现代司法适应社会发展地必然选择,也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审判实际地证据判断原则,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有利于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保证法官地中立地位,实现法官独立.从而提高司法地公信力.参考文献:、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地误区》,载《法学研究》年第期.、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年版.、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陈光中等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年版.、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地价值研究》,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年月日.、[美]杰罗姆•佛兰克著,毕玉谦译:《法律和现代精神》,法律出版社年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⑧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浅谈对自由心证的认识木子 20150214【摘要】自由心证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使用普遍,本文在此对自由心证简要阐述,主要对自由心证的的产生及发展以及面临的缺陷等进行阐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自由心证产生认识一、自由心证原则之含义自由心证原则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得到普遍适用的,在国外普遍称为自由心证主义,自由心证是一种常人认知模式,它是指预先规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经验和自己的理性良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所谓自由心证原则是指“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
自由心证是以证据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是以单纯的“自由”心证而认定事实。
它相对于法定证据原则提出的,强调法官判断的自由,包括自由的运用证据方法、证据能力的自由、证明力评价和选择经验法则的自由和法官斟酌辩论全意旨。
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法律赋予法官完全自由的关于证据力评价的权力,也是法律希望法官能在良知、学识和对法律负责的基础上发挥其理性优势的集中体现。
自由心证,是指关于法院认定用于判决基础的事项,应遵从由组成法院的法官基于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自由形成的具体的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对于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经验法则以及逻辑规则自由判断,由此形成内心确信,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
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
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
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
二、自由心证的产生和发展现代自由心证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有其特殊的背景,从古罗马时期到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心证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自由心证,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
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经验和自己的理性良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自由心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证据的判断;二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首先,法官要对证据材料进行取舍、判断,从而内心形成对这些证据的信念,称为“心证”,然后,法官对案件事实做出最终的确认,即法官的“心证”达到了确信不疑的程度,形成“内心确信”。
从字面上看,自由心证的过程是自由的,也只能是自由的。
因为没有哪一部法律能够对某个具体的案件的某个具体证据,作出采信与否、应当采信多少的规范意见,只能凭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展开心证,最终判断案件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但是,这种自由是有边界的,法官的心证过程是要遵循逻辑、经验、一般的审理法则、职业道德,而不是毫无规制的。
在司法实践中,自由心证的运用是避免不了的,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内心确信会出现左右摇摆的时候,这个很正常,特别是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陈述各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时,不要说如何形成心证,就算形成了,也会担心自己的内心确信与事实不符,所以在下判时会犹豫,但是法官不能因为案件事实难以查明而拒绝裁判。
只要我们对事实的判断确确实实是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良心作出来的就问心无愧了,毕竟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存在差距是无法避免的,足球上的裁判尚且出现误判,何况法官是不在现场的裁判者。
民间借贷案件,在民一庭的收案比例中占据很大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民间借贷案不像金融机构的贷款那样有很齐全的借款合同、借据、转款凭证。
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借贷,要么有借条没有转账记录,说是现金交付的;要么有转账记录而没有借条,说是出借人没有法律意识,不懂得让对方打借条。
更极端的是什么都没有,可能只有证人或者为了诉讼需要,与对方交涉而刻意进行的录音,所以这类案件的事实认定需要法官发挥自由心证的时候比较多。
自由心证名词解释
嘿,咱今儿个就来唠唠“自由心证”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不,在很多
法庭审判里,自由心证那可是相当重要啊!比如说,法官在判断证据
的时候,可不就像咱在超市挑东西一样嘛,得自己去衡量、去感受那
些证据的可信度呀。
自由心证呢,简单来说,就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自己的内心确信
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哎呀呀,这就好比你去看一场比赛,你根据
自己的感觉和判断来决定哪个队更强,这就是你的“心证”呀!你想想,要是没有自由心证,那法官岂不是只能死板地按照规定来判断,那多
没趣呀!
咱就说有个案例吧,有个小偷被指控偷了东西,但是证据呢,又有
点模棱两可的。
这时候法官就得运用自由心证啦,他得去琢磨,这个
小偷的神情举止呀,证人的证词可信度呀等等。
这不就跟咱平时判断
一个人靠不靠谱有点像嘛!
而且呀,自由心证可不是法官随便瞎想哦,那也是有原则和限制的。
就好像你跑步,也得在跑道里跑,不能瞎跑呀。
法官得根据经验、逻辑、常识等等来判断,不能瞎猜呀。
自由心证这东西,真的是很神奇呢!它让审判变得更有人情味,更
能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情况。
它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真相的大门。
但
要是用得不好,也可能会出错哦。
那到底怎么才能用好自由心证呢?这可真是个值得好好琢磨的问题呀!
总之,自由心证就是在法律这个大舞台上,法官们用来判断是非的重要工具。
它让法律变得更灵活,也让我们对正义有了更多的期待。
你说,它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山东社会科学Shandong S ocial Science 2005年第5期(总第117期)No.5,2005(Serial No.117)收稿日期:2005-01-28作者简介:何邦武,西南政法大学在职博士生;马作武,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自由心证何邦武 马作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摘要] 现代诠释学主张,受“前见”限制的文本解释,通过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商谈模式”这一民主化程序的约束下,实现了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
作为一种方法论,现代诠释学有效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僵化认知模式,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认知难题,恢复了“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
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来审视自由心证,则后者存在的合理性不容低估。
[关键词] 现代诠释学; 自由心证[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05—0045—05 梳理诠释学的历史,笔者以为,以加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①,在将“理解”理解为“理解”自身的时候,不惟实现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也有效地抗拒了人文及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完成了诠释学的“真理”与科学的“方法”的对立②,实现了精神科学领域的方法论革新。
以现代诠释学的视角来审视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原则,笔者发现,作为现代诉讼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自由心证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有效解决了传统认识论中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对立问题,符合证据评价中心智活动的特征和要求,从而,我们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概述诠释学,又称解释学,释义学。
作为文本解释和文本翻译之技艺的诠释学,萌生于古希腊,当时的诡辩学派将其用于诗歌的解释。
但这一解释技艺的大量适用,首先发生于中世纪后期的神学中。
在神学方面,诠释表示一种正确理解《圣经》的技术。
其次是在法学中,尤其是11世纪前后,伴随着罗马法资料的大量发现,产生了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注疏的注释法学派,即以文献学方法考究版本,注释条文。
“诠释学”作为书名第一次出现是在1654年,作者是J ・丹恩豪威尔(Dannhauer )。
自那以后,人们区分了一种神学———语文学的诠释学和一种法学的诠释学。
③使诠释学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而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的是施莱尔马赫。
施氏的诠释学由于把理解建立在对话和人之间的一般相互了解上,从而加深了诠释学的基础。
狄尔泰则把理解设想成精神科学的基石,力图把诠释学当成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至此,诠释学经历了从文本解释技艺到精神科学方法论的演变,表现为一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
自海德格尔始,诠释学发生了本体论转向。
海氏认为,理解属于“此在”的方式,是此在正在筹划的自我解释。
需要解释的不是什么文字文本,而是人类存在本身。
加达默尔则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前提,最终建立了以其名著《真理与方法》为标志的哲学诠释学。
概括起来,加氏的诠释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理。
㈠间距化。
即文本新定义不断生成的前提是时间差距。
包括文本与表达事件之间的间距,从而使定义的重新解释成为可能;文本与作者之间的间距,以便解释者对其定义进行独立的理解;文本语境与日常语境之间的间距,使文本呈现为一种不确定的可由解释者进行解释的“意欲语境”;以及,解释者与其自身之间的间距,使解释者由“原初的自我”通过文本的理解而成为“放大了的自我”,解释者获得了文本的新的意义。
㈡视界融合。
这是文本新意义不断生成的基本途径。
视界就是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预期表达,被融合的就是把有着很大差距的两个视界融合起来,促进文本新的意义的产生。
㈢效果历史意识。
这是文本新意义不断生成的目的指向。
按照效果历史意识,历史中的我们,其历史视野决不可能再现历史真实,我们与历史永远处于一种张力之中。
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以现在去看历史,以现在的观点要求历史为我们服务。
㈣解释学循环。
这是文本新意义不断生成的重要方法。
包括:文本内部整体与部分的循环。
文本与语境之间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和当代语境与文本历史之间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
㈤前理解(前见)。
文本意义的生成受制于解释者的“前理解”视界。
文本的新意义之所以在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是因为解释者在对文本解释之前已经拥有“前理解”,即形成了一定的思想观点或价值方向,而此“前理解”则源于解释者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世界经验对所处历史传统的认识。
④加达默尔还在《真理与方法》中辟专章论及法律诠释学问题。
其主要观点是:㈠法律诠释模式与精神科学的诠释模式相同。
“不论是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还是以法律学家的方式,他们所理解的东西的实际内容乃是同样的。
”⑤所以,“法学诠释学其实不是特殊情况,而是相反,它正适合于恢复历史诠释学的全部问题范围。
并因此重新产生诠释学问题的古老统一性,而在这种统一性中,法学家、精神学家都与语文学家结合起来了。
”⑥㈡与精神科学的诠释学一样,法律对于法律共同体的一切成员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而,法学诠释是独断论的。
“一个法治国家的观念包含着,法官的判决,不是产生于某个任意的无预见的决定,而是产生于对整个情况的公正的权衡。
任何一个深入到全部具体情况里的人都能承担这种公正的权衡。
”⑦而律师和法律顾问则在原则上都能给出正确的建议,他们能够根据现存的法律正确地预告法官的判决。
因为,“一个判决的合理性最终应该根据‘那些尚未拼合成规范的习俗所提供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根据先于法律的法理睿智’来衡量。
”⑧㈢在上一前提下,法律诠释学的任务是使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种特殊情况,其中包含着创造性的法律补充行为。
还原到诠释学的理论上就是,诠释学反对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它摒弃主体———客体图式,即认知者不掺杂主观成分去认识处在自己的纯客观性中的对象———认识是对象在意识中的“图像”。
它认为“理解一直同时是客观与主观的,理解者带着客观与主观进入‘理解视界’,他不是纯消极地反映被理解的现象,而是构建被理解的现象。
”⑨就法律适用来说,法官不是简单地按照法律对案件进行‘推论’,自己完全置身于这个进程之外,而要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建构作用。
二、对加达默尔的质疑及哈贝马斯的修正在加达默尔那里,由于前理解引导着文本理解,每一种文本解释同时是解释者当下意识的应用。
通过解释者的前理解,文本在解释过程中变成了各人不同的东西。
故尔理解从未是再现行为,而总是创造性行为。
因此,加达默尔的诠释学倾向于完全放弃文本解释的标准,转而在作为“本体”的诠释中求得共识。
但纵使解释主体受“前见”的限制而存在一定的“共识”,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也难以避免出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情况。
加达默尔对此的解释是,尽管文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意义,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的关系限制了文本的意义,因此,读者群可以共享一种意义。
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权威的式微和独立思考的增长,一个社会也变得道德上不同质了,以致于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的人们也许住在各自的、不可通约的宇宙中。
”⑩价值观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德里达也认为,文本是不确定的,文本没有恒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意义,文本是一个人言人殊的世界,不存在所谓的共享意义。
在对法律进行诠释时,也同样遇到上述内在的矛盾,面对以价值多元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法律诠释很难把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作为整合的根据,也很难通过比较得出实质性的唯一正确解答,因为很多情况下,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也达不成协调一致的共同结论。
λϖ一些后现代主义法学者则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受到启发,拒绝语言的客观主义观点,突出语言文字的歧义性、多义性,从而消解了法律文本主义的确定性。
针对诠释的这一难题,哈贝马斯从以下两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说明。
首先,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分析方法与诠释方法统一于社会科学的认识方式中。
哈贝马斯认为,对于社会历史事件的理解,我们不能脱离历史事件的行为意向性以及诠释者自己的视野,但同时,由于我们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有意义的叙述,我们也就可以进行历史事件的因果说明,因此,就不可排除人文科学领域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运用。
“社会行为属于意向性行为的层次,我们是以重建它们的意义来加以把握的。
社会事实只能根据动机来理解,在既定的条件下,对社会行为的最适当了解当然不是对似定律地关联着事实的假设的自我证明,这个假设也必须独立于动机理解而证实为真,因此理解与说明的逻辑关系能够被化约为存在于假设和经验确认之间的一般关系。
通过理解,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合理的追求目标,作为被视察行为的一个充分的动机。
但只有当对在一定的条件下所发生的一个行为规则的结果性假设被经验所证实时,我们才能说,对动机的理解已经导向对一个社会行为的说明。
” λω也就是说,没有对主观意向意义的理解,我们无从分析一个社会行为的意义,当然,这种主观行为意向是处在一个交往关系的背景关联之中,处在一种文化传统之中。
同时,对动机的理解可以包括在一个经验分析的框架内,在因果性的说明中把握它们的似定律性的关联,这是两个相对的认知途径。
这样,社会行为在一种文化定义的关联背景中,并非是一种任定性的行为,而是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行为,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
λξ其次,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模式”理论(对话性论证理论)。
它着眼于主体间性和合意,在这一程序模式下,所有对话的参加者机会平等,言谈自由,没有特权,诚实,免于强制。
这是一种程序的民主主义。
从这理性的沟通程序中,获得真实及正确的内容。
具体到法律领域,哈氏认为,在自然法和宗教观念不再被普遍接受的“后形而上学”时代,能够证成法律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有效性的唯一基础,便是理性的、符合对话(商谈)理论要求的民主的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的产品是司法判决,一个司法判决的正当性或可合理接受性(rational ac2 ceptability),不仅取决于判决所适用规范本身的正当性———这取决于作为规范证成对话(商谈)的立法程序是否符合理性对话(商谈)标准和要求,而且取决于作为规范适用对话(商谈)的司法程序是否符合理性对话(商谈)的标准和要求,如是否做到体现诉权平等,公开审判,公布判决理由等。
λψ程序性权利保证每个法权人对于公平程序的主张,而这种公平程序进一步保证的不是结果的确定性,而是对有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商谈式澄清。
这种依赖于程序的法律确定性可以满足一个着意于自己的完整性、以原则作为取向的法律共同体的期待,从而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他理应拥有的那些权利。
λζ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借助程序和沟通的前提,释清了法的合法性,并论证了这样一个推定:立法的和法律适用的过程导向一个理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