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心证在我国适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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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自由心证对判决的影响法官自由心证是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和判断,采用个人主观意志和心证来确定事实和证据的一种司法理论。
自由心证已成为现代法院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之一。
然而,法官自由心证对判决的影响不能被忽视,本文将对其作出详细分析和评估。
一、法官自由心证的概念和背景自由心证是美国传统的司法理论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早期。
在之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自由心证逐渐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判决方式,因为它能够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使公正的判决成为可能。
如今,自由心证已成为现代法院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之一,但其对判决的影响却一直备受争议。
自由心证的背景与美国司法体系有关。
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公民权利保护和合理程序要求十分严格,法官不得介入陪审团的判断过程,并且只能根据证据作出判决。
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有时会出现证据不足、证据存在瑕疵或不可靠、证据存在争议,或证据本身难以解释等问题。
法官自由心证则是一种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案。
二、法官自由心证的原理和作用自由心证是指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对案件中的证据进行判断和推断。
其原则是在证据不确定或不足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推理和判断,以便做出正确且公正的判决,从而弥补证据不足可能给判决带来的缺陷。
自由心证的作用是在证据不足或证据因为各种原因不足信等的情况下,使法官能够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案件,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因此,自由心证对鉴定和认定事实证据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当证据缺乏或不足时,尤为重要。
三、法官自由心证对判决的影响自由心证可以弥补证据不足可能给判决带来的缺陷,然而,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以下方面:1. 主观的:自由心证基于法官自己的判断和认定,因此,它有时可能会受到法官自身背景和经验的影响,这会导致某些判决可能并不完全合理和公正,或者缺乏客观性。
2. 不容易被支持证据:自由心证的结果很难被其他证据支持,这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从17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推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
崇尚自由权利和个人认识能力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以刑讯逼供为特征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此背景之下,法定证据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以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的产生及发展最早提出在立法上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是法国资产阶级代表杜波尔。
1791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出了一项改革草案,提议建立自由心证制度。
法国制宪法会议通过杜波尔的法案,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
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了首次经典的表述,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规定:“重罪法庭退席之前,庭长宣读以下训词,这一训词以粗体大字贴于评议室最明显的位置: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必须依赖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
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
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概括了法官全部责任范围的问题:你已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仍有类似规定,只是表述更为简洁,但是针对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陪审团演变成法官。
法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是适用于全部案件类型的证据法基本原则。
继法国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
188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260条规定:“法院应根据从全部法庭审理中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来确定调查证据的结果。
”1892年沙皇俄国的《刑事诉讼条例》第119条规定:“治安法官应根据建立在综合考虑法庭审判时所揭露的情况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裁判受审有无罪过的问题。
”日本在明治初年曾采用“断定有罪应根据口供定案”的法定证据制度,明治九年以后也改建成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篇一一、引言在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之一。
该制度赋予了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旨在保障司法公正与公平。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分析其重要性、运作机制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并就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概念及重要性自由心证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根据案件证据、当事人陈述及法律规定,结合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经验,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和裁决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保障司法公正:自由心证制度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能够在审理案件时充分考虑各种证据和事实,从而作出公正的裁决。
2. 促进司法效率:在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法律,提高司法效率。
3. 维护当事人权益:自由心证制度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充分考虑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自由心证制度的运作机制自由心证制度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证据审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2. 理性判断:法官在审查证据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经验,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3. 法律适用: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后,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裁决。
四、自由心证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广泛而深入。
例如,在合同纠纷案件中,法官需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合同、证据及陈述,结合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经验,认定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及违约责任等。
又如,在侵权纠纷案件中,法官需要审查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及因果关系等证据,从而认定侵权责任。
五、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尽管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证据审查不严格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加强法官培训: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使其能够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心证及其制约机制摘要:自由心证制度是要求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合理判断证据的证明价值的一项制度,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普遍的证据原则,本文通过探询自由心证的起源,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来论证我们应该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并通过对自由心证的内、外制约机制的论述,证明自由心证的实施,不仅仅只是肯定法官独立进行证据判断的权力,而且也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和限制。
关键词:自由心证合理性基础内外制约机制一:自由心证的含义和渊流。
什么是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是指一切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及其取舍,法律不预先规定,而是根据其法律意识自由判断,法官通过证据判断形成的内心确信,谓之“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自己的心证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裁判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规定和实践,当时的自由心证主要体现在对证据,证人的判断上。
帝国时代哈德良皇帝在其批复中指出:“你们(裁判官,行省总督)最好能够确定证人的诚实信用程度,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名声,谁似乎闪烁其辞,是否自相矛盾或显然的据实回答。
”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自十七世纪始,欧洲封建主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竭力维护封建主的财产所有制,维护封建等级特权。
反映在诉讼证据制度上,封建统治阶级推行中世纪后期宗教法庭适用的法定证据制度,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法律上的预先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只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被动机械地计算证据的证明力,而无权依照自己的认识和思维独立判断证据。
与神示证据制度相比,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但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在于它充满了封建的专横、武断和僵化,使法官在判断证据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性。
浅论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全部定罪量刑的事实都必必需有证据证明,这是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则。
没有证据的裁判,或仅凭法官臆想猜测,都违反了证据裁判的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全部要证明的事实,都需要有证据的证明。
为保障事实认定的公正和当事人程序参加的权利,对于待证事实一般应以严格证明程序予以证明。
但是,在一些特别的事项中,也需要采取自由证明。
一、自由证明的内涵和价值严格证明,旨在通过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在罪责问题上恣意认定从而保障当事人人权。
而在自由证明背后,则表现了对诉讼经济和效率的适当关照。
由于用严格的规定限制国家权力和以适当的本钱解决纠纷之间不行避开存在着紧张关系,所以在平衡国家权力制约、当事人权利保障和诉讼经济的利弊下,在涉及到犯罪事实的正确认定的,应当经由严格证明,而其他的事项(重要是程序性事项)则可简化证明过程,采用更为广泛的证据方法,运用更加敏捷的证明方式进行自由证明,势必会大量的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速证明的过程。
所以,自由证明相对于严格证明程序的严苛、耗时费金来说,其价值在于简易性、快捷性和诉讼经济性,同时也减少了法院审理案件的负荷。
总之,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程序的.快速推动,自由证明对证据法乃至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特别紧要的意义。
二、自由证明的证据方法证据方法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
由于严格证明的对象是犯罪事实以及刑罚权的有效实施,所以证据方法必必需由法律加以限制,但自由证明则于此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性,其无需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以内。
我国2023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就对证据方法做出具体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料子,都是证据。
证据包含:(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叙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看法;(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篇一一、引言自由心证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对于保障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效率、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的含义、特点、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含义及特点自由心证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结合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经验,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评估和判断,并最终形成内心确信的制度。
其特点主要包括:1. 主观性:自由心证制度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经验进行判断。
2. 独立性:法官在评估证据的证明力时,应当独立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做出判断。
3. 灵活性:自由心证制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三、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证据的认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评估和判断,以确定其是否能够证明案件事实。
自由心证制度为法官提供了灵活的判断空间,使得法官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2. 事实的认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证据和因素。
自由心证制度使得法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避免了机械地适用法律规定。
3. 裁判的公正性:自由心证制度能够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因为法官在做出判决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经验进行判断。
四、自由心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尽管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官的主观性过强、判断标准不统一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加强法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法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使其能够更好地运用自由心证制度进行判断。
2. 制定明确的判断标准:为了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一致性,应当制定明确的判断标准,使得法官在判断时有所依据。
3. 建立监督机制:建立监督机制对法官的判断进行监督,防止滥用自由心证制度。
目录诚信承诺书 (1)毕业论文.......................... 2-11 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2)一、自由心证制度概述 (3)(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含义 (3)(二)自由心证制度的特征 (3)(三)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3)二、我国设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必要性 (4)(一)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5)(二)为我国司法权的运行提供了空间 (5)(三)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5)三、自由心证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及其检讨 (6)(一)审判人员素质的优劣就成为决定诉讼结果的关键 (6)(二)自由心证制度否认了案件客观真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6)(三)对法官滥用权力没有进行制约和预防 (7)四、我国设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建议 (7)(一)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 (7)(二)建立心证公开的保障体系 (8)(三)确立正确合理的证据规则 (8)(四)加强司法、社会和国家监督 (9)五、结语 (10)参考文献 (11)开题报告表·························12-17中期检查表 (18)答辩记录表·························19-20成绩评定表·························21-22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摘要]证据制度在诉讼法学中的基础地位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诉讼实际上就是通过调查证据来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
检察官“自由心证”的合理运用与保障机制作者:魏鑫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33期摘要法官对判断案件证据的内心确信过程,人们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而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们的主观心理活动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
实际上,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官同样有依靠证据内心确信的过程,本文对检察官合理运用“自由心证”作了分析,并对我国检察官“自由心证”保障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措施。
关键词检察官“自由心证” 审查起诉合理运用保障机制作者简介:魏鑫,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技术科干警。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120-02“自由心证”,是指法律由司法者自由的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运用问题,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通过定一个标准,由司法者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案件事实下结论。
“自由心证”往往在法官断案中常被应用,实际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也会应用到“自由心证”。
而且,“自由心证”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并且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同。
一、“自由心证”之检察官的合理运用(一)运用原则由于检察官的个体差异,例如,思维模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自由心证”往往会遇到质疑。
“自由心证”是否能保证司法公正性,是否会由于检察官的主观思想而影响客观公正。
这一系列的质疑需要我们去确定一个“自由心证”对于检察官的适用原则,从而来降低“自由心证”所带来的弊端。
1.罪刑法定原则。
即“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没有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广泛承认的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的重要原则。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必须遵守实体法原则,因为“自由心证”的过程就是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过程,所以应准确把握刑法规定,严格按罪刑法定的原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2.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任何被怀疑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介休法院蔡国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
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
然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
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
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
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
因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是理性和良心。
理性是自由判断的基础,而良心(职业道德)是正确判断的保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缺点:优点:1.解决疑难案件。
2.提高结案效率。
3.更注重实体正义。
缺陷:1.对法官素质要求很高。
2.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和成文法的契合。
3.对程序正义的妨碍。
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立法的契合度: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没有关于自由心证的设计,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的足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力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该条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它既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的规定,同时也强调法官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论心证公开「内容提要」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我国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断地融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内容,但也出现了法官突袭性裁判,损害当事人利益的现象。
对此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实行法官的心证公开制度。
本文从现实问题入手,分析实行心证公开的理论与现实根据,对心证公开制度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探讨,并针对该制度面临的现实障碍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民事诉讼,心证,公开我国原有的民事诉讼模式源于前苏联,是一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各地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不断地融入了当事人主义模式的一些内容,如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法官当庭认证和裁判案件。
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引起了法官突袭性裁判,损害当事人利益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有赖于法官适时进行必要的心证公开。
笔者现就实行心证公开的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一、引言(一)心证和心证公开的涵义心证的概念来源于自由心证。
台湾学者邱联恭认为,“所谓心证,狭义言之,系指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所得确信之程度、状况;广而言之,系指法官就系争事件所得或所形成之印象、认识、判断或评价。
此种意义的心证,依民事审判所具下述特征观之,系可能包含法官的法律上见解在内,而非仅指将其法律上认识、判断或评价予以完全除外者。
”[1];本文所称“心证”系指广义上的心证。
心证公开就是指在庭审时及庭审后的裁判中,法官就所有证据所形成的心证,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法律上的见解,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阐明,使其有所知悉、认识或理解。
(二)现行立法的不足及其弊端由于我国尚未确立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也未实现彻底的独立审判[2],现行立法对法官是否必须进行心证公开、公开的内容、方式方法、时机、效力等内容均未作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以下弊端:1、法官对是否公开心证随意性较大。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法规未规定法官必须公开心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是否公开心证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有的根本就不公开自己的心证,“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法官的突然裁判常令当事人猝不及防;有的公开心证时扩张职权,干预当事人诉权的行使,破坏当事人之间民事诉讼构造的平衡,侵犯当事人的私权利。
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法庭根据证据的提供和审查,来确定被告人的罪行与否的一种方式。
这一模式融合了印证法和自由心证法两种不同的证明方式,注重事实的证明和证人的心证,尊重被告人的权利和法治原则,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刑事审判过程中。
首先,我们来看印证法。
印证法强调的是通过具体、客观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
在刑事案件中,印证法要求搜集、保护和审理各种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包括物证、证言、鉴定结果等。
这些证据必须经过法庭的审查和鉴定,确保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印证法的优势在于其客观性和准确性,能够为法庭提供权威和可靠的证据基础,有利于判断被告人的罪行。
然而,单纯依靠印证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有些罪行难以通过具体的证据加以证明,比如间接证据和主观意图等。
此时,自由心证法作为补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由心证法注重证人的心证和犯罪现场的目击证言等,通过判断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从而推出被告人的罪行。
自由心证法以被害人、目击证人、供述证人等为重点,注重审查证人的认知能力、记忆力和情绪反应等因素,尽可能还原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况。
自由心证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应对一些无法用具体证据解释的情况,通过证人的心证来推断被告人的罪行,提高了审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印证法和自由心证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
一方面,印证法强调的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客观性,可以对无法通过证人证明的情况起到补充作用。
另一方面,自由心证法注重的是证人的真实感受和证言的可信度,可以帮助法庭认定被告人的罪行。
两者的融合既尊重了客观事实的重要性,又尊重了证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因素,使刑事案件的审理更加全面、客观和公正。
然而,刑事诉讼证明模式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和争议。
一方面,证据的融合可能导致过多关注证据的形式和效力,忽视了被告人的权利和合理怀疑的原则。
另一方面,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证人本身的记忆力、情绪反应、社会关系等,容易引发误判和不公正。
论我国约束性自由心证制度的构建作者:牛媛媛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7年第08期摘要:自由心证制度是被当今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证据制度,它是法官基于理性和良心对证据进行自由判断进而实现事实认定的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的意义在于其灵活性以及对权力滥用的限制。
目前,我国立法虽未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自由心证却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
我国应当建立合理的约束性自由心证制度,从审前、审中、审后三个阶段来对自由心证进行约束。
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约束性所谓自由心证,就是说,证据的价值或者证明力不由法律事先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法官和陪审员在审判中可以运用自己具有的“人类普遍认知能力”来自由评断具体案件中各种证据的证明力。
由此可见,自由心证是一种关于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方式或标准的主义或学说。
自由心证使法官摆脱了法定证据制度下条条框框的束缚,法官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运用证据挖掘事实真相,这有利于打破诉讼僵局、促进司法效率。
随着证据制度的不断发展,我国民事证据法律法规中有了自由心证的相关规定,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我国法律中体现着自由心证的精神和原则,但是规定却是笼统概括的,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自由心证制度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显得较为混乱,特别是法官滥用自由心证的问题比较突出。
本文在吸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就自由心证的基础理论与我国目前立法、司法现状作出分析,提出了合理限制自由心证的建议。
一、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问题我国三大诉讼法中都尚未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是自由心证却不可避免地广泛渗透于我国的诉讼活动中。
原因就在于,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汲取科学方法的过程,自由心证以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存在并被运用。
(一)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在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却体现着自由心证的基本原则。
例如: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8条规定、第79条规定,以上法律条文首先强调了法官在判断证据的时候要依照法定程序、依据法律规定。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刑事印证理论系列之八编辑按:刑事印证理论为中国刑事证明领域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理论,甫经提出即引起较大论争,围绕此一理论亦产出诸多成果,在实务界影响渐盛。
刑事法前沿推介将逐步筛选推出近年已刊发系列论文,也欢迎各位读者投稿。
刑事印证理论系列之八: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龙宗智(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02期,作者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当代著名刑事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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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模式,是指实现诉讼证明的基本方式,即人们在诉讼中以何种方式达到证明标准,实现诉讼证明的目的。
在人类的诉讼证明史上,大致有三种基本的证明方式,第一种是神意证明方式,即通过特定行为引起的某种现象显示出神的意旨,从而做出事实判定;第二种是法定证明模式,在这种证明模式中,法律事先规定某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证明过程成为证据证明力的简单计算过程;第三种是自由心证,即由事实的裁决者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自由判断个别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规则限定。
上述三种证明方式,第一种属于古代的、非理性的证明方式;第二种可以称为近代的、半理性的证明方式;第三种则属于目前各国通用的、理性的证明方式。
自由心证的理性基础在于,它适应并反映了证据与事实之间即证明根据与证明目的之间逻辑关系的多样性,适应并反映了影响事实判定各种因素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尊重了人的理性能力,即作为个体的认识主体认识把握客观事实的能力。
然而,由于受到各国诉讼方式包括审判制度、证据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各国采用自由心证原则的具体方式是有区别的,而法官(事实裁决者)在证据证明力判断上的“自由”程度也是有区别的,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明模式。
本文意图分析我国证明模式及其特点,以为解决目前在诉讼中尤其在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总体性的证明难题(或证明危机)提供某种思路。
对自由心证的看法一、基本概念自由心证,也被称为内心确信,来源于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在日文中也被译为“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
”其核心内容在于,法律并不规定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所有这些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断。
法官进行分析判断,对案件作出决断,在内心“真诚地确信”,形成心证,由此来判定事实。
法官对认定,必须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判断是真实的。
二、历史渊源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首先提出的。
1790年12月,议员杜波尔向法国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认为法定证据制度起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明力的规则,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也不要求法官的内心是否确信,这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荒诞的做法。
他主张用自由心证取代法定证据制度。
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保守议员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客观确实性,而自由心证只能使法官主观擅断。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杜波尔的建议获胜。
1791年1月,法国宪法会议通过了杜波尔改革证据制度的草案,并于同年9月29日发布训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
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对这种新的证据制度作了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先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发生了什么印象。
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该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一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三、国外的采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舍弃了“神明裁判”、“司法决斗”等非理性的证明方式,采用证据裁判主义以来,历史上出现了两种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
证据制度的选择与一个时代人们对于立法与司法的态度有关。
法定证据制度所表达的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由心证制度所表达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自由心证以司法中心主义为其价值支撑,因此它需要有高素质的法官和系统的司法方法相配套。
如果法官正确运用“自由心证”原则,抓住细节进行合理推理,通过法庭调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同样可以判决案件。
我国的证据证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自由心证中蕴涵的逻辑判断分析经验及判决中严谨的文字说明都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种素质恰恰是我们急于提高的。
现代自由心证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不仅如此,虽然迄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否定自由心证主义但由于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却享有远超过西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实质是一种“超自由心证主义”。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就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至于实践中认证混乱的问题,这主要归咎于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缺失和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因此,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法定化,如证据的收集规则、排除证据规则、采取证据规则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则法官可以自由化,而这些恰恰是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容。
至于我国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尚有很大的争论。
尤其是法官能否在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两方面都有自由裁量权。
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合理的证据制度,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指导和约束法官,并排除外部对审判法官的非法干预。
但不能照搬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确立繁杂的证据资格规则,同时又不能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由,对证据资格不予采用“。
我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可行性作者:王晓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2期摘要自由心证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诉讼的产物,心证制度虽说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其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合理很多。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传统上对自由心证一直持排斥态度,但实践中,审判人员一直默认并采用自由心证进行定罪量刑。
本文认为在我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是有其存在的空间的,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不断的实践与探索,完善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关键词自由心证意识形态可行性合理性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058-01一、自由心证主义的概述自由心证主义,就是对事实的判断法律不作具体规定,而是完全交由法官根据自己的信仰、良知、经验以及对诉争事实无怀疑的内心确信而作事实判断的一种事实证明制度。
该证据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法定证据制度所存在的刑讯逼供,以及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的存在神明裁判证据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自由心证主义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该制度要求一切证据都由事实的审理者法官进行判断,对证明过程,证据能力的有无,证明力的强弱,证据链条的结合等,都由法官整合全部证据后作出决定。
第二,对证据能力和证明程度,法官心目中必须达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主观上要确实相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为了达到如此的效果,就对法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必须是法律专家,既懂伦理法则,又有实践经验,所作出的裁判有高度的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有崇高的威信力和影响力。
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会放心的把司法权交由法官。
但是自由心证主义也不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审判,特别是在一些司法风纪不是很理想的“熟人社会”,自由心证主义是很难做到客观审判的。
即使在一些较为理想的社会,自由心证也会因为法官认识上的差异,相同或类似案件而作出不同的处理,甚至差别相当大的现象。
所以要使得自由心证主义发挥出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就必须完善其他的配套实施予以辅助,因为任何法律制度的设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要和其他的制度相互配合,才能在体制内顺利的运行。
自由心证原则与判断证据的标准自由心证原则在外国法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自由心证主义。
自由心证原则是公法上的强行规范,不许当事人、公诉人合意变更或排除适用,也不许法官随意排除适用。
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
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自由心证问题自由心证能否作为我国法官判断证据的标准,目前虽有争议。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自由心证以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基础,与我国判断证据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我国,尽管没有自由心证原则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自由心证在我国没有生存的土壤,或者我国法官审判时不存在自由心证。
“在我国,没有自由心证原则是事实,是法实践中法官确确实实享有自由心证之实也是事实”。
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受到主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事物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现代自由心证原则要求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从理性和良心出发,凭自己的知识、经验、道德以及这种心理状态去认识具体案件事实,这相对严格的证据规则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从而相应地促成法官更为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程序公正、效率、效益价值的有机统一。
现代自由心证并不与唯物主义哲学相背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就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至于实践中认证混乱的问题,这主要归咎于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缺失和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试论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1]余平平(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06033班湖北恩施445000)摘要:学界对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的研究发掘,层出不穷并呈现不同境界。
笔者历经研习,认为二者在使用范围、阶段、性质以及表现形式方面存有巨大差异并呈现不同。
关键词:自由心证;自由裁量;原则;异化我国学界对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的理论研讨迄今未曾间断,热情未曾退减,不啻钟于引进填补理阙,更善视司法实务与其广泛需求。
数年逝去,学界对其研究发掘,层出不穷并呈现不同境界。
笔者历经研习,认为二者并不等同,因其在使用范围,阶段,性质以及表现形式方面存有巨大差异。
因此意图之于本文,推崇合理引吸与理辨综合,力排简单铺陈与庸盲折中,以期管窥蠡测,求教诸辈。
一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概述自由心证属于证据制度范畴。
从大陆法系证据法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官评判证据历经神定,法定原则以及自由心证三个阶段。
英美法系无神定,法定原则以及自由心证,但与之相应的却发展了自由裁量学说。
通说认为,二者实质接近,发展历程也出奇一致。
即经历了绝对自由裁量主义,绝对严格主义以及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融合三个阶段。
并且其理论发展演进,均是出自共同的考量即弥补理论不足和实务的迫切需求,因之演变而成为现代自由心证原则和现代自由裁量原则。
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运用。
鉴于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在本质上的些许[2]相似之处,不少学者于是认为,二者可以等同并竭力施予论证。
笔者经过细致考证,并聚合自己思维,认为二者有巨大差异。
遂决定试以比较,并对通说及学者呼吁加强规范的限制,发表自己的建议。
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二者并不等同。
二者内容的发展,在初始与现代均有巨大差异。
(具体适用内容和范围可参见本文后表一)对自由心证的考证,较为科学亦为详备的当属何家弘和孙长永两位教授,他们分别对自由心证的历史发端与演进进行了细致解述。
[3]而对于自由裁量的探讨,尤以我国诉讼法学家蔡彦敏教授和刑事法学家陈兴良教授为权威。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1. 简介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旨在保护个人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表达,并确保其作为合法证据在司法程序中得到充分的保护和认可。
该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和主观意愿可以作为证据被接受,而不仅仅局限于外部客观事实的证明。
2. 背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对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尊重。
传统上,司法程序强调客观、可验证的事实和证据,而忽视了个体内在世界的体验和感受。
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法治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个体主观意愿和内心感受在司法决策中的地位。
3. 原则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遵循以下原则:3.1 自由性原则根据自由性原则,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其真实的内心感受和主观意愿。
这意味着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不会受到任何不合理的限制或压力。
3.2 平等性原则平等性原则要求对待所有人的内心证据应该是公平和公正的。
不论个体的社会地位、身份或背景如何,他们的内心感受都应该被同等对待,并且在司法程序中具有相同的权威性和效力。
3.3 可信性原则可信性原则要求对于个体内心证据的判断应该基于一定的可信度标准。
虽然个体内心证据无法像客观事实那样被直接观察和验证,但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证据和事实来支持其真实性和可信度。
4. 应用范围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适用于各种司法程序,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以及行政诉讼。
在这些程序中,个人可以自由地提供他们的内心证据来支持其主张,并且这些证据将被视为合法、有效和有力的。
5. 案例分析以下是一些使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案例:5.1 刑事案件在一个谋杀案中,目击者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然而,一个心理学家作为证人提供了被告人的内心感受和意图的分析,通过对被告人的言行举止和心理状态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该证人得出了被告人可能有杀人动机的结论。
这个案例中,心理学家的内心证据成为了关键的证据之一。
5.2 民事案件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原告声称被告对她进行了心理虐待。
《证据法学》讲稿第一章绪论证据是一个法律用语,但证据并非仅存在于法律事务之中。
其实,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证据都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譬如,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探索历史事件的真相时,必须千方百计收集有关的各种证据——史料,然后再根据这些史料去“重建”或“再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又譬如,医生诊断病情必须以各种症状为根据,而这些症状也就是证据。
无论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还是西医的仪器检验,都是在为确认病情发现证据和收集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人的工作与历史学家和医生的工作确有许多相通之处。
然而,证据对于法律事务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诉讼活动中“证据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证据却是万万不能的。
”对于当事人来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对于法律人来说,办案就是办证据,审案就是审证据。
虽然诉讼“号称”是解决法律纠纷的,但是诉讼的核心内容却是由证据而构成的。
诉讼如此,仲裁、公证、行政执法等亦然。
众所周知,引起法律争议的案件事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办案人员不可能直接去感知那些案件事实,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来认识案件事实。
如果我们把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活动比喻为过河,即由认识的此案抵达认识的彼案。
那么证据就是他们过河的“桥和船”,没有这“桥和船”,他们就不可能到达认识的“彼案”,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无论是侦查员还是律师,他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这“桥和船”展开的。
他们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桥和船”,然后再采取恰当的方式“过桥”或“渡船”。
由此可见,关于“桥和船”的知识和技能应该是那些涉足诉讼活动的法律人必须熟练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然而,受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由于证据基本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所以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也一直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时至今日,一些司法人员仍然认为,只要熟悉实体法律的规定以便能准确地适用法律就行了。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适用的局限性摘要:随着我国证据制度的不断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也已成为必然。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难,本文拟从对自由心证的基本认识入手,分析这一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状况,从而剖析了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适用过程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自由心证原则经验则心证公开审判独立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查明案件的真相,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如何查明真相、发现真实?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证证据制度在查明真相上的可靠性,从而使人们相信此制度呢?这些问题都是国内的学者自古以来不断研究,不断尝试解决的问题。
现代许多国家无论刑事还是民事诉讼制度中都确立了一项证据法原则就是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原则’或’自由心证主义’(德语prinzip der freien beweiswuedigung 法语 sustem de preuves oudel’intime conviction)作为一项实定的法原理及法制度,主要源于并存在于大陆法系的传统;作为法学用语,也主要是在大陆法系的学术圈中使用。
”①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理论(一)自由心证的涵义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采纳了法学家杜波尔的建议,在证据法草案中提出了以法官确信为基本原则的制度。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其342条规定:”法律不要求审判人员报告他们心证所成立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定规则,使他们必须借此决定证据的充分性和完全性,法律给他们规定,要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深处探求为了反对被告而提出的证据和被告的辩护手段。
”该规定最早赋予了自由心证以法律意义,被广泛认识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经典表述。
此后,这一制度被大多数国家认可,并在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自由心证原则的定义很多,但是究其最基本的定义是:”法官在根据证据资料从事事实认定时,能够不受法律上的拘束而进行自由的判断。
”②但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仅仅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规定某一证据有无证据力或是证据力的大小,而且法律也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作出何种判断。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没有规则可循,可以肆意判案。
相反,自由心证原则有其内在标准来制约法官的”自由”。
(二)自由心证制度下评价证据的标准法官在审查证据的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
首先是对证据材料进行筛选和判断,从而形成内心对这些证据的初步判断,称为”心证”。
其次是法官根据对证据的辨别来查明案件的真相,寻求最大限度的接近事实,形成”内心确信”。
所以,自由心证就是”心证”和”内心确信”的结合。
自由心证原则是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而言的,法定证据制度是法律设定一定的规则来指示法官如何判断证据,以及证据的价值大小,并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而自由心证原则下却没有那种明示的、外在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心证原则下评价证据无根据可循。
这种根据就是”经验则”,它是根据已知事实来推导未知事实时能够作为前提的任何一般的知识、经验、常识、法则。
由于经验则不具有外在的、明确的存在形式,而其仅存在于一般人的共识之中,只是一种相对的盖然性。
所以,在利用这个规则来评价证据的时候无可避免的就会有主观因素的介入,特别是法官在对证据价值力大小进行评价的时候更不可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
既然以经验则作为评价证据的标准,法官就必须受到经验则的内在制约而不能随心所欲。
从这个角度上讲,如何保证法官对经验则的选择、理解及运用适合于案件的需要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二、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发展继法国最早确立自由心证制度以后,欧洲大陆各国也都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
如187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1892年的《俄国刑事诉讼条例》等。
此后,这一制度对亚洲各国也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如现行《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审判官自由判断”,同样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
但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则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从总体上可以称之为:采证上的法定证据制度,证据判断上的自由心证主义。
”③然而,自由心证制度在中国却受到了种种的质疑。
基于受意识形态等诸种因素的影响,自由心证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都不敢触及此项制度的研究。
过去,学术界批判自由心证的理由主要有:”(1)我国不存在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像大陆法系那样由法定证据制度时代发展而来;(2)全凭法官的”良心、理性”判断证据的自由心证制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3)全盘否定法定证据制度是片面的,自由心证制度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4)我国法律只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承认法官个人的独立审判地位。
”④现在看来,这些否定自由心证的理由都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自由心证原则在判断证据的时候运用的逻辑规则和科学规律并不是唯心的,其也不以法定证据制度的存在未前提。
同时,自由心证虽然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法官的裁判仍然受到经验则内在规则的制约,并不是肆意的进行审理。
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律实践中对自由心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直到200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64条正式确立了中国的自由心证原则,即审判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的审查核实证据。
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被全面否定到在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贯彻了其基本精神的过程。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在表面上对自由心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事实上我国法院是实行着传统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并具有心证条件不严格、心证过程封闭、心证理由秘密、对错误心证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等特点。
”⑤三、我国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的局限性(一)对自由心证哲学基础的误解我国传统上很普遍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自由心证原则是唯心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自由心证理论以’真诚的确信’这种理性状态为根据,来确定证据在意识中产生的印象的性质,即以某种因素,而不是以特定的客观实在性作为判断证据的标准。
这显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体现。
”⑥还有的学者认为”自由心证是以’不可知论’为灵魂的,因为在自由心证理论中,有一种盖然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不可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
”⑦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没有正确理解自由心证原则中理性与良心的科学内涵,其实理性与良心并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以基本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质的经验则和逻辑律为支撑的,这应当说正说明了自由心证原则的唯物性。
实际上,自由心证原则”决不意味着审判案件一律从毫无根据的内心信念出发,形成毫无事实根据的事实裁判;恰恰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符合人类理性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诉讼规则和制度,保障审判员从一切与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出发,来寻求案件事实的真相,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案件的客观真实形成自己确信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符合案件真相的裁判。
这不仅不是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反而恰恰是地地道道的辩证唯物主义。
”⑧所以,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确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观念层面的误解。
只有真正实现观念层面上的转变,这项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才能持续的进行下去。
否则,贸然的引进此制度,反而会对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大的困难。
(二)法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拥有自由评价证据证明力权利的法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够抵制各种误导和偏见,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同时也会增加判决的权威和公信力,使其容易为当事人接受,真正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
而我国当前司法腐败现状令人担忧,判决的信服力大大下降,这不能不说与法官的道德素质相对较低有关。
另外,我国目前司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还不是很高,如果法律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就可能被一些职业素质较差的人滥用,从而破坏了法院的司法权威,是人们对法律的信服度下降。
所以,法官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就必须要受到严格的法律培训,提高司法的部门的入门槛,坚决抵制一些靠裙带关系进入司法部门的现象。
同时,与时俱进,法官应当及时了解新法的出台及理解运用,了解立法目的,正确适用法律,树立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形象。
(三)心证形成过程及结果的公开程度不够现代自由心证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心证、公开的心证。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心证过程的开放;二是心证理由的公开,即一个法官是如何作出判决的,判决理由是什么,必须详细说明,不能含糊不清。
三是对心证结果监督机制及其监督结果的公开。
法官的判决作出后,造成了心证的结果形态。
当这种结果存在问题时,肯定需要专门的监督机构和特殊的监督制度进行救济。
但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裁判文书所阐述的理由往往极其简单,”裁判文书往往写得极为武断,在列出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后,接下来就用’经本院审理查明’写出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并用’以上事实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证明’来表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有根据的。
然而从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既看不出法院是用哪些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也看不出对存有争议的材料,法院是如何评价、如何采信的。
”⑨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从裁判书中根本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败诉,其内心也得不到说服。
所以,法官心证的公开及其重要,特别是判决书中说理的部分一定要清晰,有说服力。
近些年,对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力度的呼声也比较高,直到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这一制度终于从立法上得到了肯定。
所以,裁判文书中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必须详细写明,深化心证形成的公开程度,充分保障自由心证原则得以贯彻实施是自由心证制度确立的必要保障。
(四)辩论主义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也对法官的自由心证构成了必要性的限制。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辩论主义含义不尽相同。
大陆法系中辩论主义的涵义为:(1)法院只能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判案的根据,定案的依据不能超越当事人主张的范围。
(2)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应当认可,即法官应当受到当事人自认的约束。
(3)原则上一般不允许法官主动依职权调查证据,只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判断与审查。
由此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将法官的裁量权限定在当事人辩论的范围之内,而我国却没有明确此种规定,也未规定违反辩论原则的后果。
因此有学者称我国实行的是”非约束性辩论原则”,而将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称为”约束性辩论原则”。
所以,应当明文规定辩论主义的原则,这样既能使法官充分按照经验规则审理案件,也能防止法官恣意断案。
(五)司法独立性程度不够在证据的认定过程中,法官的作用与地位是裁判者,法官应当处于一种中立、超然的地位,独立进行证据判断与认定,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
法官的上司是法律,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自由心证虽是主观的,但法官必须排除各种干扰,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而社会要给法官自由心证、公正司法的优良环境,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