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自由心证为大陆法系认证过程中对证据的判断原则，而自由裁量也涉及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所具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力。

自由心证主要依靠法官的主观意识与经验知识来对事实“碎片”进行必要的挑选与组合以最终确定民事纠纷事实的过程。

自由裁量主义促进司法的能动主义，[1]为更能使裁判结果趋向于实质真实，[2]法官应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与平衡正义。

[3]因此，法官的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是诉讼中极其重要的两个问题，尽管两者存在区别，[4〕但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紧密结合的两个问题，这种紧密结合尤其表现在证据认定领域之中。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的矛盾同样存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就是要解决好民事证据判断与对证据自由裁量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两者的区别及合理运用也是非常难以把握。

一、为什么需要自由心证与对证据自由裁量民事审判作为解决民事纠纷最重要的社会化机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是其核心内容，即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合理裁判这样一种流程却基本上没有改变。

因此，人们对民事审判理想化形态的设想是：在案件进人庭审之前由各方收集的证据材料的数量与质量足以恢复民事纠纷的真相，法官或民事纠纷的裁决者在准确无误地把握了案件的真相之后，适用事先设计好的完善的民事法律作出完美的民事司法裁判，从而纠正失衡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维护社会既成的民事生活秩序。

然而在现实的民事审判实践中，上述的理想化形态却不太可能出现。

首先从证据质的层面上看，无论证据的数量如何齐全，任何证据都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

不管何种证据材料都只能是对民事纠纷事实一个侧面（指真实合法的证据）甚至是歪曲的反映（典型的如伪证）。

再从证据量的层面上考察，民事诉讼中通过证据调查所能获取的全部证据，“就像一个花瓶打破后的有限碎片，正如你无法找到所有的碎片，从而重新拼起一个完整的花瓶一样，凭借这些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或多或少的差别总是不可避免的。

论自由心证原则引言自由心证原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它主张个体应该保持自由的思维，依靠自己的判断和证据来产生对事物的看法和信念。

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自由心证原则，分析其核心概念、哲学基础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概念自由心证原则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要求个体在接受新观念或信念时，不轻易相信他人的话或权威的观点，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和查证事实来形成自己的判断。

它强调每个个体都有权利自主选择自己的信仰和观点，而不受外界的影响或干预。

自由心证原则的哲学基础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心证原则的哲学基础之一是人的自由意志。

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生命体，有能力自主选择、决定自己的行为和信仰。

人的自由意志使得个体可以独立思考和判断事物，而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支配。

理性思考和证明自由心证原则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理性思考和证明。

个体应该依靠自己的理性思维，通过独立的观察和分析来证明事物的真伪。

理性思考要求个体掌握科学方法和逻辑推理，以确保判断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自由心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自由心证原则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理念，它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

以下是自由心证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案例。

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学生在接受知识和观点时，不仅仅是简单地接受教师的教导，而是要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质疑。

学生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和查证事实，以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观点。

教师的角色也应该转变为引导者和启发者，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

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自由心证原则要求科学家在进行实验和研究时，遵循科学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而不是盲目相信他人的研究结果。

科学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观察来验证和证明事物的真相，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公共舆论在公共舆论场中，自由心证原则要求个体不仅仅是盲目地接受媒体的报道和其他权威机构的观点，而是要保持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个体应该对媒体的报道和言论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以形成自己的意见和立场。

试析自由心证及心证公开摘要：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基本原则。

纵观整个西方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在欧洲大陆证据评价领域大体经历了自由评价（古典自由心证主义）-规制评价（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评价（现代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阶段。

心证公开，尤其是心证过程公开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议。

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试寻求自由心证、心证公开、心证过程公开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可行性。

关键词：自由心证，心证公开，心证过程公开一、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和内涵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基本原则。

作为一项制度，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一种否定，纵观整个西方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在欧洲大陆证据评价领域大体经历了自由评价（古典自由心证主义）-规制评价（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评价（现代自由心证主义）的发展阶段。

［1］在古典自由心证主义下，因为当时国家权力不够强大，立法技术无法对庞大、复杂、精细的证据体系进行概括性的规制。

也没有对司法自由心证进行制约的法律，因而在证据评价中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但是法定证据的最大缺陷是将不同证据的不同价值加以绝对化，不同的证据有着强弱不等的证明力度，但是法官在这种制度下只能对证据和事实展开一种消极地、呆板的三段论式演绎过程。

而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不是对古典自由心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法定证据主义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包含某种的又肯定意义的否定，我们不妨称之为“扬弃”。

古典自由心证主义强调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除了审判结果，有权不公开其关于案情的任何看法，具有浓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

现代自由心主义证则认为传统自由心证片面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机制容易引发自由心证的滥用。

这就要求打破心证的封闭性而构建一种开放和公开的心证，以此来否定法官单方面的心证自由，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产生信赖。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概率推理的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的可信度”，［2］人类普遍认识能力的理念，是自由心证制度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

法官自由心证对判决的影响法官自由心证是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和判断，采用个人主观意志和心证来确定事实和证据的一种司法理论。

自由心证已成为现代法院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之一。

然而，法官自由心证对判决的影响不能被忽视，本文将对其作出详细分析和评估。

一、法官自由心证的概念和背景自由心证是美国传统的司法理论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早期。

在之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自由心证逐渐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判决方式，因为它能够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使公正的判决成为可能。

如今，自由心证已成为现代法院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之一，但其对判决的影响却一直备受争议。

自由心证的背景与美国司法体系有关。

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公民权利保护和合理程序要求十分严格，法官不得介入陪审团的判断过程，并且只能根据证据作出判决。

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有时会出现证据不足、证据存在瑕疵或不可靠、证据存在争议，或证据本身难以解释等问题。

法官自由心证则是一种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案。

二、法官自由心证的原理和作用自由心证是指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对案件中的证据进行判断和推断。

其原则是在证据不确定或不足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推理和判断，以便做出正确且公正的判决，从而弥补证据不足可能给判决带来的缺陷。

自由心证的作用是在证据不足或证据因为各种原因不足信等的情况下，使法官能够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案件，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因此，自由心证对鉴定和认定事实证据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当证据缺乏或不足时，尤为重要。

三、法官自由心证对判决的影响自由心证可以弥补证据不足可能给判决带来的缺陷，然而，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以下方面：1. 主观的：自由心证基于法官自己的判断和认定，因此，它有时可能会受到法官自身背景和经验的影响，这会导致某些判决可能并不完全合理和公正，或者缺乏客观性。

2. 不容易被支持证据：自由心证的结果很难被其他证据支持，这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从17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推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

崇尚自由权利和个人认识能力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以刑讯逼供为特征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此背景之下，法定证据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以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的产生及发展最早提出在立法上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是法国资产阶级代表杜波尔。

1791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出了一项改革草案，提议建立自由心证制度。

法国制宪法会议通过杜波尔的法案，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

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了首次经典的表述，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规定：“重罪法庭退席之前，庭长宣读以下训词，这一训词以粗体大字贴于评议室最明显的位置：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必须依赖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

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

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概括了法官全部责任范围的问题：你已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仍有类似规定，只是表述更为简洁，但是针对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陪审团演变成法官。

法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是适用于全部案件类型的证据法基本原则。

继法国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

188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260条规定：“法院应根据从全部法庭审理中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来确定调查证据的结果。

”1892年沙皇俄国的《刑事诉讼条例》第119条规定：“治安法官应根据建立在综合考虑法庭审判时所揭露的情况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裁判受审有无罪过的问题。

”日本在明治初年曾采用“断定有罪应根据口供定案”的法定证据制度，明治九年以后也改建成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心证及其制约机制摘要：自由心证制度是要求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合理判断证据的证明价值的一项制度，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普遍的证据原则，本文通过探询自由心证的起源，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来论证我们应该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并通过对自由心证的内、外制约机制的论述，证明自由心证的实施，不仅仅只是肯定法官独立进行证据判断的权力，而且也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和限制。

关键词：自由心证合理性基础内外制约机制一：自由心证的含义和渊流。

什么是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是指一切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及其取舍，法律不预先规定，而是根据其法律意识自由判断，法官通过证据判断形成的内心确信，谓之“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自己的心证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裁判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规定和实践，当时的自由心证主要体现在对证据，证人的判断上。

帝国时代哈德良皇帝在其批复中指出：“你们（裁判官，行省总督）最好能够确定证人的诚实信用程度，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名声，谁似乎闪烁其辞，是否自相矛盾或显然的据实回答。

”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自十七世纪始，欧洲封建主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竭力维护封建主的财产所有制，维护封建等级特权。

反映在诉讼证据制度上，封建统治阶级推行中世纪后期宗教法庭适用的法定证据制度，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法律上的预先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只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被动机械地计算证据的证明力，而无权依照自己的认识和思维独立判断证据。

与神示证据制度相比，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但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在于它充满了封建的专横、武断和僵化，使法官在判断证据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性。

检察官“自由心证”的合理运用与保障机制作者：魏鑫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33期摘要法官对判断案件证据的内心确信过程，人们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而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们的主观心理活动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

实际上，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官同样有依靠证据内心确信的过程，本文对检察官合理运用“自由心证”作了分析，并对我国检察官“自由心证”保障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措施。

关键词检察官“自由心证” 审查起诉合理运用保障机制作者简介：魏鑫，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技术科干警。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120-02“自由心证”，是指法律由司法者自由的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运用问题，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通过定一个标准，由司法者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案件事实下结论。

“自由心证”往往在法官断案中常被应用，实际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也会应用到“自由心证”。

而且，“自由心证”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并且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同。

一、“自由心证”之检察官的合理运用（一）运用原则由于检察官的个体差异，例如，思维模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自由心证”往往会遇到质疑。

“自由心证”是否能保证司法公正性，是否会由于检察官的主观思想而影响客观公正。

这一系列的质疑需要我们去确定一个“自由心证”对于检察官的适用原则，从而来降低“自由心证”所带来的弊端。

1.罪刑法定原则。

即“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没有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广泛承认的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的重要原则。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必须遵守实体法原则，因为“自由心证”的过程就是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过程，所以应准确把握刑法规定，严格按罪刑法定的原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2.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任何被怀疑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

论心证公开「内容提要」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我国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断地融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内容，但也出现了法官突袭性裁判，损害当事人利益的现象。

对此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实行法官的心证公开制度。

本文从现实问题入手，分析实行心证公开的理论与现实根据，对心证公开制度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探讨，并针对该制度面临的现实障碍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民事诉讼，心证，公开我国原有的民事诉讼模式源于前苏联，是一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各地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不断地融入了当事人主义模式的一些内容，如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法官当庭认证和裁判案件。

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引起了法官突袭性裁判，损害当事人利益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有赖于法官适时进行必要的心证公开。

笔者现就实行心证公开的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一、引言（一）心证和心证公开的涵义心证的概念来源于自由心证。

台湾学者邱联恭认为，“所谓心证，狭义言之，系指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所得确信之程度、状况；广而言之，系指法官就系争事件所得或所形成之印象、认识、判断或评价。

此种意义的心证，依民事审判所具下述特征观之，系可能包含法官的法律上见解在内，而非仅指将其法律上认识、判断或评价予以完全除外者。

”[1];本文所称“心证”系指广义上的心证。

心证公开就是指在庭审时及庭审后的裁判中，法官就所有证据所形成的心证，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法律上的见解，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阐明，使其有所知悉、认识或理解。

（二）现行立法的不足及其弊端由于我国尚未确立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也未实现彻底的独立审判[2]，现行立法对法官是否必须进行心证公开、公开的内容、方式方法、时机、效力等内容均未作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以下弊端：1、法官对是否公开心证随意性较大。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法规未规定法官必须公开心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是否公开心证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有的根本就不公开自己的心证，“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法官的突然裁判常令当事人猝不及防；有的公开心证时扩张职权，干预当事人诉权的行使，破坏当事人之间民事诉讼构造的平衡，侵犯当事人的私权利。

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应遵循的几个规则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作出了创新性的变革。

《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济，对证据有无证明力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正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证据规定》第73条：“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实质就是盖然性优势标准的确立也即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确立。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当事人提出的各种证据，法官要运用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法律知识、道德素养及逻辑推理能力和日常生活经验去发现证据的本质，确定它与所审理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就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法官在运用“自由心证”时，应遵循以下几个规则：1、证据的关联性规则。

所认证的证据必须要与所审理的案件事实有关联性，否则应当一律予以排除。

2、排除性规则。

对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效力和私自录间等，最高人民法官曾于1995年以法复（1995）2号司法解释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未经当事人同意和自当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灵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定》第6条对此作出了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以此看出，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据《规则》第82条规定：“本院过去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所以，非法证据的判断，只能以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依据，除此两种情形以外，其它情形取得的证据，不能视为非法证据。

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对于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由此形成内心确信，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所谓“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内心对于案件事实形成确信，即法官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原则因其合理性自近代以来被普遍采用。

自由心证原则在原则上视各种证据的法律价值为平等，具体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自由判断。

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并不能以机械的规则来确定，事实上，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的强弱和真实性的高低，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与证据关联性和真实性是正相关关系，而具体证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须在具体案件中考察和认定，并且案件的发生和解决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所以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判断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法官所能自由裁量的是包括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证据价值），还是仅限于证明力？在自由心证原则之下，大陆法系的法官所能自由裁量的包括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这是因为，在大陆法系，认定案件事实是作为法律专家的法官的职责，没有必要如英美法系为适应陪审员制度而制定大量的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并且大陆法系很强调法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以发现案件真实，所以法官心证的“自由”是就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言的。

在英美法系，由于事实审判者的陪审员是法律门外汉，需要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规定以指导或约束陪审员，从而避免陪审员对证据采用和事实认定发生困难或偏误，所以英美法系证据制度重在证据能力的规定，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却较少限制。

因此，事实审判者心证的“自由”主要是就证明力而言的。

英美法系的这一做法沿用至今。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修改传统的证据规则来适应现代科技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其重要表现就在于有关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的适用例外愈来愈多，并且在法官审理案件事实时却较少受到针对陪审团制定的有关证据资格的证据规则的限制，所以有关证据能力的判断也愈来愈多地被纳入法官心证“自由”的范围。

公证证据规则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合理性论证及其制度构建厦门市公证处 徐伟敏摘要：进入公证行业前，笔者在基层法院从事了将近三年的司法审判工作。

期间，所接触的案件主要涉及民事诉讼领域。

在民事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链是否足以支撑其主张或者某一事实需要哪些证据才能认定真实存在鲜有疑虑。

原因在于，民事诉讼中相关的实体法及程序法已就事实认定及证据采纳有明确规定，特别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运用，实质已基本建构起完备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

但浸淫公证实务一段时间后，对我造成最大困扰的恰恰就是公证证据规则。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以及《公证程序规则》和其他一系列针对特别公证事项的具体公证细则、规则、办法等有关公证的程序法律规范中均有涉及证据收集、审查的原则性要求，但是在法定证据规则缺失或者公证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明确支撑其申请的情况下，公证员是否可以运用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却没有明确规定，甚至理论界有的观点否定公证员可以自由心证。

这在实践中给公证员从事公证活动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与困扰，也给当事人造成诸多不便，更是与公证事业的发展潮流不相符合。

因此，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实例阐述说明公证证据规则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合理性及其制度构建。

全文共8947字。

关键词：公证证据；自由心证；制度一、同案不同证的思考（一）案例甲某欲将户籍随迁到厦门工作的儿子乙某处，厦门某派出所要求甲某提供与儿子的亲属关系公证。

甲某即携带载明有二人身份及关系的《居民户口簿》来到公证处要求办理亲属关系公证。

公证人员丙某审核后认为申请人甲某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充分，遂予受理。

但是，公证员丁某认为《居民户口簿》证明力不足，要求甲某另行补充证明材料，甲某未能提供。

后丁某经查询乙某人事档案确认相关事实后方予出证。

然而，丙某受理过一件类似的案件，另一公证员戊某认为《居民户口簿》为国家机关出具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对亲属关系具备极强的证明力，因此申请人无需另证补足，可以出证。

《证据法学》练习题一答案名词解释1、传来证据凡是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也即经过转、述、传抄、复制的第二手以及第二手以下的证据，是传来证据，也叫“派生证据”或“衍生证据”。

如证人从他人处得知案件事实的证言、书证的副该、音像资料的复制品等都是。

2、书证书证是指以其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有关情况的文字材料。

凡是以文字来记载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采用各种符号、图案来表达人的思想，其内容对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物品都是书证。

书证从形式上来讲取决于它所采用的书面形式，从内容上而言取决于它所记载或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案情具有关联性，因此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自由心证制度所谓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

近年来，“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有渐进之势，民事案件中用自由心证审案也见诸报端。

围绕自由心证能否成为我国法官判断证据的标准，我国法学界一直颇多争议。

但是，实践中自由心证的运用，以及目前进行的庭审改革，将庭审由原本法官的职权主义模式变为当事人对抗主义模式，都为自由心证的运用提供了土壤。

5、证明责任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术语，后经日本传入中国。

其基本含义是，在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

6、直接证据直接证据就是能够直接证明证明对象的证据。

一般说来，直接证据的可靠性大，证明效力强。

是依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这里所说的证明关系，是指证据对案件主要事实是以直接证明还是间接证明的方式起证明作用。

凡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即为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1. 简介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旨在保护个人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表达，并确保其作为合法证据在司法程序中得到充分的保护和认可。

该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和主观意愿可以作为证据被接受，而不仅仅局限于外部客观事实的证明。

2. 背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对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尊重。

传统上，司法程序强调客观、可验证的事实和证据，而忽视了个体内在世界的体验和感受。

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法治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个体主观意愿和内心感受在司法决策中的地位。

3. 原则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遵循以下原则：3.1 自由性原则根据自由性原则，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其真实的内心感受和主观意愿。

这意味着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不会受到任何不合理的限制或压力。

3.2 平等性原则平等性原则要求对待所有人的内心证据应该是公平和公正的。

不论个体的社会地位、身份或背景如何，他们的内心感受都应该被同等对待，并且在司法程序中具有相同的权威性和效力。

3.3 可信性原则可信性原则要求对于个体内心证据的判断应该基于一定的可信度标准。

虽然个体内心证据无法像客观事实那样被直接观察和验证，但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证据和事实来支持其真实性和可信度。

4. 应用范围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适用于各种司法程序，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以及行政诉讼。

在这些程序中，个人可以自由地提供他们的内心证据来支持其主张，并且这些证据将被视为合法、有效和有力的。

5. 案例分析以下是一些使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案例：5.1 刑事案件在一个谋杀案中，目击者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然而，一个心理学家作为证人提供了被告人的内心感受和意图的分析，通过对被告人的言行举止和心理状态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该证人得出了被告人可能有杀人动机的结论。

这个案例中，心理学家的内心证据成为了关键的证据之一。

5.2 民事案件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原告声称被告对她进行了心理虐待。

在“彭宇案”一审判决作出两年后才就这一判决发表评论，在同仁看来，可能多少有些“反应迟缓”。

不过，考虑到“彭宇案”是中国法官随时都会遇到的那一类案件，而现有评论在我看来并没有清晰揭示该案蕴含的所有法律问题，我仍决定在“彭宇案”的文献堆中再增加一篇。

另外，我注意到了王亚新教授在《月旦民商法杂志》上发表的《“判决书事实”、“媒体事实”与民事司法折射的转型期社会》一文。

[1]尽管我赞同王亚新教授文中的多数观点，但他关于“彭宇案”“判决书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重大缺陷”的判断却是我不能接受的；并且我隐隐觉得，这一分歧背后可能隐藏着我们关于法解释学功能以及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发展方向的不同预设。

兹事体大，有必要专门撰文澄清。

进入正题之前，需要对接下来的评论做一些限定或者说明。

首先，本文评析的对象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年9月5日就徐寿兰诉彭宇一案作出的一审判决。

[2]本文使用的有关“彭宇案”的信息全部来自该判决书。

这不仅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案例评析的一般要求，也是我与王亚新教授“公平对抗”的基本前提。

[3]其次，本文只评论该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

我的问题仅限于：判决书关于“彭宇与徐寿兰相撞”的事实认定是否妥当？这是该案与我感兴趣的诉讼证明理论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也是我与王亚新教授的关键分歧所在。

一、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2006年11月20日上午，在南京市某公交车站，人们看见倒地的老妇人徐某和一旁搀扶的青年彭宇。

经在场他人联系，徐某的儿子随后赶来，并与彭宇一起将徐某送到医院。

2007年1月，徐某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起诉彭宇，以自己被彭宇撞倒受伤为由，要求他支付13万余元的损害赔偿。

彭宇辩称，他并未与原告相撞，而只是出于见义勇为的动机对原告予以救助，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过三次开庭，鼓楼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与原告相撞，并根据民法上的关公平责任，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4万多元。

判决书关于“被告与原告相撞”的事实认定，主要建立在以下证据和推理之上：[4]（一）被告自认，以及法官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