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史之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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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社会经济的变革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明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社会经济变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明初,另一个是嘉靖后期。
一、明初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明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前期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
首先,在土地制度方面,朱元璋将土地制度从私有制改为了公有制,取消了地主阶级在土地上的特权,将土地收归国有,使用均田制进行重新分配,使得贫苦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提高收成和生产力。
其次,在税收政策方面,朱元璋采取了“保甲法”和“三七制度”,保护农民,减轻负担,这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也使得民间商业得以蓬勃发展。
再次,在商业方面,明初时期商业繁荣,市场规模扩大,商业经营模式开始多样化。
随着市场的扩大,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网络型商业开始出现,并且成为了人们的主要商业交易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通过以上的变革,明初时期的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同时,这个时期所产生的经济力量也促进了社会、文化和人口等其它方面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成功经验也为后来的明朝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嘉靖后期的社会经济变革嘉靖时期是明朝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明朝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进一步加速,另一个则是农业生产的提高。
首先,这个时期继承了明初时期的土地制度,但相对于明初,社会中的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其更进一步地侵蚀了土地制度。
同时,市场规模更大,商业更加繁荣发达,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显然。
明朝时期的纸币制度、市场交易制度、税收制度等都展现出了资本主义的特征。
其次,在农业生产方面,嘉靖时期的农业技术已经超过了前朝,科技水平的提高显然加快了农作物的种植进程。
同时,在嘉靖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多万,农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明朝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是什么改革内容是什么>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
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
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
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只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
不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遂以首辅的身份“任法独断,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张居正改革的内容:1、整顿吏治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
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
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
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
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
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
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
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中国古代土地和赋税制度演变在古代的农耕社会中,土地是农耕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最早的土地制度是集体耕作,人们通过共同耕种土地来维持生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土地制度逐渐演变为公田制度,即将土地划分为皇家田和私人田。
公田主要由国家耕种,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用于社会建设和军队维护。
私人田主要由个体农民经营,自己享有利益。
到了封建社会,土地和赋税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时期土地制度主要分为三种:官田、私田和民田。
官田是由国家划分的土地,收取的税收主要用于政府运转和官员的禄米。
私田是封建地主的土地,他们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并向国家交纳赋税。
民田是农民拥有的土地,他们必须向地主支付一定的田租。
这时的赋税制度主要分为两种:货币税和实物税。
地主和农民都需要向国家支付税金,货币税主要是以货物的形式,如粮食、布匹等,实物税则是以钱币的形式。
到了秦汉时期,土地和赋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秦始皇结束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均田制。
根据农民家庭的人口和土地的质量,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并征收一定税金。
这一制度为农民减轻了负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而赋税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首次引入统一的货币税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随着历史的进程,土地和赋税制度又发生了多次的变革。
在唐宋时期,土地制度主要是私田和国田,世族地主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并向国家纳税。
赋税制度主要是以货币形式,并有固定的赋税额度。
到了明清时期,土地制度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私田制度,世俗士绅和豪族地主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则以种地为生,向地主支付丰收的一部分。
赋税制度在明朝实行“一统天下”的理念下,实行了统一的赋税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变动,明代末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高额的赋税。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演变是一个从集体耕作到私田制度,再到封建私田制度的过程。
赋税制度也经历了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变迁,前者强调物质财富的变化,后者更注重经济的流通和统一、这一演变过程中,既有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有政治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影响。
明清时期赋税制度变迁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其间的赋税制度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
一、明朝的赋税制度明朝的赋税制度可以说是非常严谨和繁琐的,它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
其中直接税又分为田赋和户赋两种。
田赋是以土地面积为基础,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的,这项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明朝的军队和官府的运转。
而户赋则是以户为单位,按照户口多寡和地理条件等因素进行征收。
在明朝的赋税制度中,同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税收,即钱粮税。
这项税收主要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军事和运输,因为当时的明朝希望借助这种税收来解决国家的军费问题。
二、清朝的赋税制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成为了中国的新统治者,他们也对当时的赋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首先,清朝在最初的时候就取消了田赋和户赋两种直接税,转而采用了一种叫做“数税”的税收方式。
这种税收方式无论是从税种选择还是从税率上讲,都比以前的明朝要简单的多。
此外,清朝还从国家管理角度上加强了对关税和户税的管理,以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
这一改革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明清赋税制度变迁的原因可以说,明朝和清朝赋税制度的变迁都是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需要。
在明朝时期,田赋和户赋两种税收方式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明朝时期国家军事和管理需求,而在清朝时期,数税的出现则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加强对税收的管理和管制。
同时,在明清之间,岁币制度的出现也是在些改革中的重要因素。
此前,明朝为了维持和平,每年需向满洲送岁币,这项费用占了明朝财政的很大一部分。
然而,在清朝统治下,职权置于满内人手中,清朝将岁币捆绑于贸易制度,削弱了明朝质疑和承认的罢免之权,形成清朝贸易制度的支持和「规范」。
总的来说,从明朝到清朝赋税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中国数百年来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上的变化,其对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明朝经济史之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202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一)皇庄的建立与土地兼并的盛行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刺部首领也先分兵四路大举入侵。
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这一事件,是明王朝的统治由兴盛转向衰微的醒目标记,它体现在政治、军事等各领域。
在经济上突出表现为赋役制度的破坏和土地兼并的盛行。
土地是衣食之本、财富的源泉,只要存在土地私有制,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土地所有权向大地主集中。
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封建政治特权紧密联系,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屯田制的废弛、农民土地的丧失以及与此相伴产生的皇族庄田、勋贵庄田、缙绅庄田的蓬勃发展。
屯田制的废弛是明中叶政治、军事等方面积弱的必然产物。
早在宣德时期,屯田废弛的迹象已露端倪,及正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国家控制能力不断下降,王府、太监、缙绅势豪、军官等凭藉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屯耕田土,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
①在沉重的屯田子粒和苛繁徭役的压力下,屯丁纷纷逃亡。
屯耕土地,屯丁、屯粮的丧失(见表1),使屯田之法尽坏②。
农民土地的丧失主要缘于贵族、缙绅庄田的发展壮大,这是明中叶封建地权变动的重要特点。
在这些庄田,以皇庄最引人注目。
所谓皇庄,就是归皇帝所有,由太监管业,其地租收入全部供宫廷消费的土地。
它主要包括皇帝庄田、后宫庄田、东宫庄田以及未就藩的诸王赡养地。
皇庄的出现始于洪熙时的仁寿、清宁、未央等宫庄的设立。
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
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
③皇庄的发展,弘治朝是一个高峰,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12800余顷。
④明武宗即位踰月,即建皇庄7处,后来增至30余处,占地面积高达37595顷又46亩⑤,皇庄的规模膨胀到了顶峰。
【历史知识点】张居正改革主要内容
政治上,纠正“纲纪不肃,法度不行”的不良风气,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上,调整政策,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富强。
军事上,整饬武备,训练士卒,安抚边区少数民族。
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
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
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
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
于是张居正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在张居正执政以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改变了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
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
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
张居正采纳了潘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
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都具有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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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代“一条鞭法”制度Js1108212 李鸼摘要:一条鞭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继唐两税法后.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
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学者基于现代税制视角来研究内容,分析其所体现的税制设计原则。
文章从现代税制出发.挖掘了一条鞭法所体现的现代税制内容。
分析了其所体现的税制设计原则。
一条鞭法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些税制设计原则对于今天的税制改革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明朝;一条鞭法;税收制度;税收要素;改革一、“一条鞭法”的内容一条鞭法,又称类编法、总编法等,是明代中后期赋役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加剧,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贪污腐败严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赋役制度进行改革。
一条鞭法作为历史的产物便出现了,他是继唐两税法后,我国封建赋役制的一次适时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正是基于此,我国学者对一条鞭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根据明史《食货志》的记载,一条鞭法的内容如下:“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总结起来,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行了,一律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一部分役银摊在田亩上,与田赋合并,另一部分按人丁征收; 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合并; 三是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田亩役银合并后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征收。
二、“一条鞭法”的产生背景张居正主持朝政后,就鼓励和支持各地推广一条鞭法。
张居正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
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这就是说,国家已经陷入了极度的危机之中,已经到了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
其主要原因有:(一)土地兼并加剧明朝初期,官田赋税重于民田,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强占农民的土地,并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
明朝经济史之明代经济概述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739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代经济概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各种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经济基础来说明。
因此,只有首先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
同样,只有首先深入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及其主要特征,然后才能更好地了解明代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的运行轨迹。
研究明代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它是整个明朝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和中心环节。
明朝,从公元1368年建国至1644年灭亡,为时276年。
它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王朝。
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晚期。
这一时期政治混乱,思想裂变,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所有这些都与封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封建经济,自秦汉数千年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封建国家的严密监控下,以种植粮食为主体,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生产自给为目的,经营方式落后,农民年复一年重复简单劳动,所得很少,而赋役负担无穷。
由此造成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封建财政主要依靠赋税剥削,国家经济实力低下,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发展缓慢,不等于停滞不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由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差异以及政治形势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亦有不同。
有的区域比较发达,有的区域较为落后;有些时期发展较快,有些时期较为缓慢。
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
进入明代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明代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是否还是高于唐、宋?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变革是不是始于明代?这些都是明代经济史研究中必然碰到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中国封建时代,所谓社会经济,说到底是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收入在整个国家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少。
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在明朝这段时间,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真是风起云涌,变化多端,简直就像那场追剧,情节跌宕起伏,让人眼花缭乱。
咱们先说说土地制度,明代的土地制度一开始,还是像个孩子,稚嫩而简单。
农民们辛辛苦苦耕种的地,大多是归自己所有的,这种“家家有田”的日子,听起来就美。
不过,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就成了抢手货。
嘿,谁都想有一亩三分地,结果呢,地少人多,矛盾就出来了。
为了缓解这个压力,相关部门想出了个办法,咱们称之为“承包制”。
什么叫承包?就是把地租给农民,让他们去耕作,相关部门坐收渔利,真是“坐享其成”啊!可农民心里可不是滋味,辛辛苦苦干了活,自己却没啥实惠,唉,这种感觉,就像是打了鸡血却没见到鸡。
再说说赋役制度,明代的赋役制度可真是个“大杂烩”。
原本,农民除了要交税,还得抽时间去做些劳役,什么修路、筑城,真的是不辞辛劳。
可是,相关部门的要求一涨再涨,农民们简直快撑不住了。
那时候的农民,忙得跟陀螺似的,除了耕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像个“加班狗”,这还不算,赋役的负担越来越重,弄得大家心里直犯嘀咕,难道生活就不能好点吗?于是,民间就流传开来一些调侃的说法,什么“官不聊生”,真是生动形象。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地税”这块儿。
明代的地税,按土地的大小和生产力来收,原本也算公平。
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相关部门的需求一涨再涨,地税也随之而来个“加量不加价”。
农民心里那个苦啊,地虽小,税却高,真是“喝水都怕噎着”。
每年都得算计着,挣多少才能交完税,结果还不够,生活就像在“走钢丝”,随时都有摔下来的风险。
在明代,变化得特别快,相关部门有时候就像换衣服似的,今天这个,明天就不灵了。
让农民们心里那叫一个苦,有时连个“明白”都没有。
想想看,农民的生活就像那场“大转盘”,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真让人无所适从。
很多人干脆不再种地,转而到城里去做小买卖,希望能逃离这万般无奈的土地束缚。
可是,生活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波折。
明朝经济史之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202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一)皇庄的建立与土地兼并的盛行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刺部首领也先分兵四路大举入侵。
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这一事件,是明王朝的统治由兴盛转向衰微的醒目标记,它体现在政治、军事等各领域。
在经济上突出表现为赋役制度的破坏和土地兼并的盛行。
土地是衣食之本、财富的源泉,只要存在土地私有制,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土地所有权向大地主集中。
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封建政治特权紧密联系,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屯田制的废弛、农民土地的丧失以及与此相伴产生的皇族庄田、勋贵庄田、缙绅庄田的蓬勃发展。
屯田制的废弛是明中叶政治、军事等方面积弱的必然产物。
早在宣德时期,屯田废弛的迹象已露端倪,及正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国家控制能力不断下降,王府、太监、缙绅势豪、军官等凭藉政治特权,大肆兼并屯耕田土,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
①在沉重的屯田子粒和苛繁徭役的压力下,屯丁纷纷逃亡。
屯耕土地,屯丁、屯粮的丧失(见表1),使屯田之法尽坏②。
农民土地的丧失主要缘于贵族、缙绅庄田的发展壮大,这是明中叶封建地权变动的重要特点。
在这些庄田,以皇庄最引人注目。
所谓皇庄,就是归皇帝所有,由太监管业,其地租收入全部供宫廷消费的土地。
它主要包括皇帝庄田、后宫庄田、东宫庄田以及未就藩的诸王赡养地。
皇庄的出现始于洪熙时的仁寿、清宁、未央等宫庄的设立。
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
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
③皇庄的发展,弘治朝是一个高峰,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12800余顷。
④明武宗即位踰月,即建皇庄7处,后来增至30余处,占地面积高达37595顷又46亩⑤,皇庄的规模膨胀到了顶峰。
除皇庄外,王府庄田规模最为可观。
王府庄田(简称王庄)指亲王就藩后的藩国庄田,明初就已产生,不过国初分封自一二远藩外不给庄田⑥,并且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部臣得执奏,不尽从也。
⑦王庄规模较小。
洪熙元年赵王高燧就藩河南彰德府,明仁宗于岁供之外另赐赵王田园80顷有奇,首开亲王赐予庄田的先河。
①《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③《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④《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⑤夏言:《勘报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⑥《明世宗实录》卷三○四。
⑦《明史》卷一二○,《潞简王传》。
此后王庄规模急剧扩大,到明中叶,王庄已遍及南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湖广、陕西、江西等布政司,有数据可稽考者如晋王庄田7200顷①,崇王庄田1万顷②,兴王庄田1300多顷③。
王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见表2)。
公主、驸马都尉庄田的规模也十分庞大。
我们兹据有关材料列成表3。
勋戚指因军功而被封为公、侯、伯,或因椒房之亲获封的勋臣、贵戚。
明中叶他们恃宠挟恩、奏求田地,因而依势虐人,侵占倍数。
④我们举例说明其庄田规模。
黔国公沐氏庄田遍及云南主要府、州、县,且多为膏腴之地。
忠国公石亨仅在怀来等地就占拥1700余顷。
⑤景泰间皇戚王源原赐田止27顷,他令其家奴别立四至,侵占官民田土16320余顷⑥。
弘治时外戚张鹤龄初赐田500顷,其依势夺占,实际得地4000余顷。
⑦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
⑧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他们通过受赐、奏乞、夺占民业等手段使自己的庄田迅猛扩大。
(见表4)①《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②《明史》卷一八三,《周经传》。
③《明史》卷一八三,《周经传》。
④《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⑤《明英宗实录》卷三○九。
⑥《明景帝实录》卷二二。
⑦《明史》卷一三八,《周经传》。
⑧《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使缙绅地主迅速崛起。
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①,他们千方百计兼并土地。
河南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
②江浙权豪庄田阡陌连亘,一家而兼十家之产。
③福建地区仕宦富室,相竞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变,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正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
④民有产者无几耳。
⑤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分散的小生产者由于劳力强弱、人口多寡、技术高低等具体条件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逐渐产生贫富差别,导致土地兼并的发生。
但是,如果没有内部或外部的压力,这种自然的土地兼并过程一般进展较慢,兼并的规模也非常有限。
明中叶大批屯田、自耕农田地向官僚、贵族手里集中,土地兼并之所以如此剧烈,很显然与政治权力对兼并的渗透密不可分。
我们从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即土地兼并的方式中就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①《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明英宗实录》卷五。
④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⑤《明史》卷二○三,《欧阳铎传》。
皇庄的土地主要通过这几种方式取得:第一,兼并牧马草场及荒滩地。
今(弘治)之皇庄及赐功臣等项庄田,大概多是牧马草场余地。
⑥第二,吞并军民屯田。
正德时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土地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立为皇庄⑦。
第三,侵占没官田。
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①即为例证。
第四,凭藉特权,强行霸占民田。
弘治十一年何孟春奏:近年着(皇)庄人役,罔恤国体,近亩之田,小民衣食之资,横加侵占,由寻及丈,跨亩连蹊,求益不已。
②第五,纳献土地。
正德以来,猾无籍之徒,乘时射利,沾恩冒赏,多将畿内逃逋民田投献左右近幸之人。
而左右近幸,不念畿辅重地,献谄取悦,奏为皇庄。
③当然,投献的土地不仅限于逃逋民田,民人起科田、租地、祖业征粮地、民垦土地、空闲地等也在投献之列。
另外,因为天下田土,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役④,为躲避沉重的徭役负担,也有一些农民自献土地的。
王庄、公主庄田、勋戚庄田、缙绅庄田的扩张途径主要为:第一,钦赐和奏讨(又称奏乞)(见上表)。
钦赐是皇帝主动将土地赏赐给亲王、勋戚、缙绅等。
仁宗以后历代皇帝都有大规模地赐田记录,孝宗皇帝一生见于记载的钦赐土地就已达50余次。
不过明中叶的钦赐与明初赐田有很大差异。
洪武初明太祖下令赐公田给诸王、勋臣、百官,以其租充禄.这种赐田带有禄田的性质。
国家对所赐田土拥有所有权和管业权,地租的征收由政府专人管理,租额的高低亦由政府确定。
诸王、百官从土地上所获禄米是国家地租的转化,不是土地所有权的直接体现。
而明中叶钦赐田地的所有权性质具有双重性,它属于官田种类,为国家所有,但它可世代永袭,成化六年前多半是自行管业,庄田子粒高低亦多由自己确定,它是官田的私有化。
奏讨与钦赐不同,它是先由亲王、勋戚等向皇帝乞请,要求占有某块荒地,经过皇帝恩准后将土地拨赏给自己。
但事实上,正如成化五年户部给事中李森所言:入皇朝以来百年于兹,民生日众,安得有不耕不稼之闲田?名为求讨,实则强占①。
钦赐和奏讨是贵族、缙绅庄田扩张的最重要途径,其规模之大令人瞠目。
我们以宪宗生母孝肃皇太后之弟周寿为例。
成化元年他奏求河间等县田448顷,与之②。
成化三年,时方禁勋戚乞请庄田,而寿乃皇太后弟,冒禁以请,上不得已与之,诏给涿州庄田63顷有奇③。
弘治六年又请承买宝坻县官地1200余顷,孝宗不允,准令于内拨500顷与之管业④。
弘治十年再次奏请到所余700余顷庄田⑤。
十七年因与国舅张延龄争田,两家奴仆互相掊击,后经户部、都察院仲裁,他又从中捞到2000顷良田⑥。
正德三年又奏讨得到安务地870顷⑦。
第二,侵占牧马场地和军民屯田。
晋宁伯刘福叔祖、太监刘永诚除钦赐武清县利上屯庄田250余顷之外,又侵占牧马草场地200余顷⑧。
占种屯田的例子更多,正德元年徽府将彰德卫屯田213顷奏乞为业⑨。
第三,纳献。
其规模之大以致明武宗的即位诏中将其列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来有等无籍之徒,将军民祖业征粮地捏作抛荒无主及水淹沙压不堪耕种等项名色朦胧投献,王府并内外势要之家听信拨置,奏讨占夺,以致贫困失业①。
第四,夺买。
弘治五年,河南巡抚徐恪向孝宗上书指出:河南百姓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重,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值,典卖于王府并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机心巧计,掯立契书,不曰退滩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
间有过割,亦不依数推收,遗下税粮,仍存本户。
……缘此等民害,各处皆有,不独河南。
②⑥《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⑦《明世宗实录》卷三。
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②何文简:《陈万言以俾修省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七。
③《明世宗实录》卷五。
④《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三。
①《明宪宗实录》卷七○。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
③《明宪宗实录》卷五三。
④《明孝宗实录》卷八○。
⑤《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一。
明中叶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收益明显上升,刺激了贵族、缙绅地主对土地、财富的贪婪追求。
政治腐败在客观上又难以遏制其不法行为的发生,这就使他们以政治权势为后盾,推动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造成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富强兼并,至有田连阡陌者,贫民无地可耕的局面③。
再者,明代政体是高度集权的,皇帝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而且也享有全国土地的处置权,他本身就是个大地主,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天潢贵胄、勋戚百官自然最有条件从皇帝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从而推动明中叶贵族、缙绅地主经济蓬勃发展。
另外,优免冒滥,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
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
④投献之风日炽。
土地兼并对封建统治、国家财政的震荡是不言而喻的。
它使国家控制的土地失额严重。
洪武二十六年天下额田857623顷,到弘治十五年只剩4228058顷。
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其半……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⑤。
其中中州地半入藩府①。
侵夺屯田造成边储日虚,夺占民田使得国家粮差损失原额,兼并牧马场地,使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
②土地兼并,小则影响朝廷各部的常课,大则破坏皇明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军备防务。
③另外,土地是百姓衣食之资,屯丁、自耕农土地的丧失,使阶级矛盾大大激化,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多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
⑥《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⑦《明武宗实录》卷四○。
⑧《明孝宗实录》卷四一。
⑨《明武宗实录》卷一九。
①《明武宗实录》卷一。
②徐恪:《修政弭灾疏》,《明经世文编》卷八一。
③王淑英:《资治策奏》,《皇明名臣经济录》。
④《明孝宗实录》卷二○○。
⑤《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中州杂俎》卷一。
②《明史》卷九二。
③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
我们以贵族、缙绅庄田的经营、运行方式和耕作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入手来探寻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