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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新探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研究袁雅馨天津外国语大学摘要：当今世界是一个交流频繁的世界，翻译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林语堂曾提出三条翻译标准，即忠实、通顺、美，并且林语堂自身也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
林语堂不仅严格遵循其翻译标准，也将中国文化带向了世界。
本文以林语堂的翻译标准为研究对象，以其翻译作品为例，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探讨林语堂提出的翻译标准在当今一体化世界的适用性，探究三个翻译标准给予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林语堂；翻译标准一、引言当今世界，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涉及各个领域。
翻译的出现，加速了文化传播。
同时，一大批翻译理论家也提出了种种翻译理论，比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等。
因此，在如今这个文化交流频繁的世界，用合适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作为时代的主人，有必要接受外国的优秀文化，也有责任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出去，在这一点上，翻译可以帮助我们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外国文化走进中国。
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的一位大家，翻译作品更是部部经典，《浮生六记》英译本是其著名译作之一。
林语堂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造诣很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不朽的建树。
他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对于每一条标准，他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再度探讨林语堂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定会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有所启示。
二、林语堂的三条翻译标准与跨文化传播(一)忠实—还原中国式形象林语堂提出的“忠实标准”有四义。
第一，林语堂认为“忠实”非字译。
第二，“忠实”须传神。
第三，“忠实”非绝对。
第四，“忠实”须通顺。
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中，林语堂处理了大量文化负载词，代表着中国形象。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林氏将这句话译为了“I have seen wonton sellers in the streets who carry along a stove and a pan and everything we need”。
谈“道”及其他——读林语堂先生《中国哲人的智慧》有感最近读林语堂先生的《中国哲人的智慧》，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这本书是林先生的《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的合印本。
原来二书林先生是用英文书写的，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论了儒家和道家学说，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儒道两家就有了一个基本印象。
凡研究东方文化，首先就必须研究中华文化，所谓东方文化的代表就是中华文化，而研究中华文化就离不开研究释、道、儒三家，因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就是释、道、儒的哲学思想。
家庭教育，使我为人处世习惯于遵循儒教思想，可我实在爱读《道德经》，有些章、句也可背诵。
林语堂先生对儒、道两家的评价很合我意：“道家和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虽然是好商人，但他们永远不是一个小国。
什么使中国人成为哲学家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
我知道中国人素以具有哲学味儿著名，因为他们把生活看得很轻松，无忧无虑。
孔子并没有教人把生活看得轻松。
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老子的深思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
因为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教人用质柔如水的力量。
”“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积极主群及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及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深度。
如果中国只产生过一个孔子，而没有他灵性上的对手老子，我将为中国的思想感到惭愧。
”谈到道家学说，容易使人联想到道教。
近两三年，去新会紫云观多次，由于喜读《道德经》，也读《周易》，所以在紫云观与道长们闲聊时有共同的话题并增加了对道教的认识。
道教自东汉顺帝时由天师张道陵创教，就一直奉老子为祖师，《道德经》为其教的圣经，“道”在教里是唯一的理论基础：以清静为宗，虚无为体，柔弱为用，这种“道”是宇宙的本源与主宰者。
道教主张以“清静”、“无为”、“柔弱”、“不争”、“抱一”、“寡欲”、“自然”、“玄妙”等作为处世与修养的方法，而这也均是从“道”“德”的基本原则中发挥出来的。
以上的处世、修养之法可从《道德经》上找到理论基础，如“清静”第十五章“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走出源语言的“文化困境”——林语堂与张爱玲的翻译策略比较单原 浙江树人大学摘 要：中华文化外译是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如何克服“文化困境”，摆脱在目的语中的“水土不服”，让中国文化“通达”西方读者更为顺畅，扩大译介受众、提升译介效果，是新时代译者的使命。
作者选取林语堂和张爱玲——二十世纪中国两位著名的双语作家兼翻译家为例，以异于传统“归化”“异化”的分析角度，解析文化外译中翻译策略的得失权衡、翻译理念，提出以文化补偿摆脱“文化困境”的“多元调和”宗旨。
关键词：中国文学外译；林语堂；张爱玲；多元调和；文化补偿[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32-02一、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策略中国文学外译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而翻译作为跨语交际活动，又必然集中体现了在一国语言翻译为另一国语言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困境。
“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和接受的问题”。
[1]传统的分析中国文化因素的两种手法，以源语文化为认同的“异化”原则和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原则不足以解释译者在处理“文化困境”时面对的复杂情况。
二十世纪作为中国文化外译先驱的两位双语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和张爱玲，前者各种英文著作及译作共三十二部，在西方的文化译介地位至今无法撼动；而后者的自译作品努力用英文把那凝结着人情世故的中国故事再一次作细腻的述说。
[2]他们在面对“文化困境”时采取的“多元调和”的翻译策略，以及“文化补偿”的翻译理念，是现代翻译工作者非常珍贵的研究案例。
二、“译中有作，作中有译”——宏观“多元调和”策略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故其自译《金锁记》时(曾译名有Pink Tears、The Rouge of the North 和The Golden Cangue等)，对原作品在叙事策略、情节编排、人物刻画等方面都作了较大幅度的增删，译文文本呈现出“亦作亦译”的特色。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林语堂编译研究的中期报告一、引言林语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文化人，他的翻译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中期报告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对林语堂的翻译理念、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进行研究与分析。
二、林语堂的翻译理念在林语堂看来，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
他主张在翻译中要注意跨文化的差异，尊重原著的风格和特点，努力传达作者的意图。
此外，他还认为翻译应该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译者应该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与广博的文化素养。
三、林语堂的翻译方法林语堂在翻译实践中采用了多种翻译方法。
首先，他强调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充分理解，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找出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其次，他注重译者的审美素养，通过译者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译文更贴切地传递原著的意境。
四、林语堂的翻译成果林语堂的翻译成果广泛而丰富。
他最著名的翻译作品包括《红楼梦英译本》、《史记英译本》、《鲁迅文集英译本》等。
他的翻译作品既保持了原著的风采，又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了桥梁，使中国文化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
五、林语堂的翻译影响林语堂的翻译影响深远。
首先，他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偏见。
其次，他的翻译思想和方法对后来的翻译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结论通过对林语堂的翻译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理念、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的重要性。
林语堂的翻译实践既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又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他的翻译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七、参考文献- 张三,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方法”，《中国翻译学评论》，2020年。
- 李四, “林语堂的翻译成果与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
- 王五, “林语堂的翻译与文化传播”，《翻译研究》，2019年。
以上为中期报告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林语堂的翻译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对今后的翻译工作有所启示和借鉴。
林语堂翻译思想评述林语堂是现代中国文化名人，也是伟大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事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是以“传神”为核心，他倡导翻译要忠实于原著，力求语言的传神，实现翻译的完美转化。
他认为只有真正地理解原著，把握其意境，才能把原著精神传达出来。
他在翻译中赞成逐字逐句地翻译，并注重语境的理解和分析，这在其翻译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林语堂翻译的《红楼梦》就是一个典范，他将曹雪芹原著的感人深刻、曲折多变的情节和绝妙的艺术手法转化到英文中，使亚洲的文学传统为西方文学所了解。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还强调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他认为翻译首先要用文学艺术来完成。
他曾经说过：“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它不仅是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而且还要在其中表现出诗意和艺术的才华。
”他的翻译成果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如《茶馆》、《钢琴课》等作品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佳品。
这种强调艺术性的翻译思想，带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使翻译作品更加完美、诗意更加深厚，让中华文化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文化之中。
同时，林语堂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文化的传承，他认为翻译既是文化传承，也是文化创新。
他在翻译中力求表现中西文化的交融，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传达到西方社会，并通过翻译将西方文化所具有的人性思考和人文精神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中来。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林语堂翻译的《草叶集》，他将中国古代隐逸诗人的生命和情怀注入到英文版的诗中，使这些优美的诗歌不仅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激发了全球文化交流与传承的热潮。
综上所述，林语堂翻译思想是翻译界学者和实践者必须借鉴的珍贵财富。
它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推陈出新，充分发挥翻译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将中国文化推向了世界的舞台中央。
我们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应该借鉴林语堂翻译思想，发挥翻译的作用，让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地传递，实现文化的互通和交流，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试论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论文摘要：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语丝”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解构，“论语”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以及海外跨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中国智慧观的最终建构等三个阶段。
林语堂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为幽默智慧的产生；中国文化的最终标准是生活的艺术与近情精神。
这种文化观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也使其跨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理想得以实现。
论文关键词：林语堂；中国文化观；建构与超越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将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沉睡中惊醒，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破，从此便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传统文化也第一次遭到异域文化的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使得自古以来有着忧患意识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
从最初的“夷夏之辨”，“中体西用”之论、到后来的“中西调和”、“全盘西化”观，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逐渐酿成了一场波及全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大论战，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正是在这样一个“无人不论文化，无人不谈中西”的历史语境中，林语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解读。
一、“语丝”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解构“语丝”时期是指林语堂作为“语丝派”重要成员，与鲁迅、周作人等并肩作战的这段时间。
林语堂最初在中国思想界发出声音的时候，正值“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科学玄学论战”烽烟再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接过了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启蒙旗帜，发起了一场旨在以“科学”、“民主”替代封建纲常伦理的新文化运动。
以近世西方思潮为标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的精神领域，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抑中褒西，从传统制度、伦理道德到方法论等领域彻底革旧立新，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消除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论林语堂编辑出版策略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作者：白植坪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15期摘要：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国学大师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编辑家，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这三种刊物以其独树一帜的期刊特色在当时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之后，又与美国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发行了一系列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畅销书。
他一生都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用他幽默的文笔博得了世人的喜爱，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而在林语堂作品畅销的背后，自然少不了出色的编辑加工以及符合市场需求的出版策略。
他的创作编辑模式对于当今如何将中国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给予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林语堂；编辑出版一、贴近市场需求林语堂年少便前往美国留学，在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之后，又前往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
1923年回国后，林语堂便开始在北大教授英文。
1924年，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语丝社，随后邀请林语堂担任《语丝》的撰稿人。
当时，《语丝》有16位撰稿人，各个都是够分量的大家。
林语堂先后在该周刊发稿40余篇。
就在这一年，林语堂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多篇文稿，将"humor”正式翻译成"幽默”。
随后，“幽默”一词便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
林语堂也因创作的"语丝体”散文，语言诙谐、讽喻犀利，被称为"幽默大师”，也自此开启了一生的文学创作与翻译生涯。
1926年，北京城被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很多知识分子文化名流被列入了通缉名单，林语堂也在其中，于是不得不南下。
1927年，应陈友仁之邀请，林语堂到武汉临时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傅岩山，2002）。
然而在之后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目睹了当时政府的黑暗腐败，林语堂便选择了离开。
此时的林语堂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除读书写作教授功课之外，林语堂选择了投身编辑出版业。
一方面作为一位大家，投身文化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尽到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家庭的收入。
“译可译，非常译”*———跨文化传播视阈下林语堂编译活动的当代价值研究天津工业大学冯智强提要：林语堂跨语际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其系列英文著译作品的成功传播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
作为独特书写形式的编译活动是林语堂对编、译、创的会通与整合，其间体现出的“和谐”的文化观与翻译观，系统、通俗的翻译模式，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腔调”，以及对副文本的合理利用，特别是从国内到国际的合作形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提供了诸多启示并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本文从其编译活动出发，深入探讨了林语堂以上诸多方面跨语际传播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林语堂;编译活动;当代价值1．引言林语堂是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典型个案。
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的智慧人物”的林语堂，一生著译等身，其英文著译作品多达40余部。
林语堂倾毕生之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特别是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广泛的好评，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成为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并曾当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其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太乙，1994）。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尤其是在“文化自觉”的当代语境下，对林语堂跨语际传播中国文化的编译活动的研究可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以及异质文化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2．林语堂的编译活动研究林语堂的系列编译活动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以及文化传播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林氏只有《浮生六记》和《英译庄子》两部属于传统意义上“亦步亦趋”的翻译作品（transla-tion proper）。
林语堂很快便超越了这种传统的翻译形式，而毕生主要从事他更为青睐与擅长的编译活动。
1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腔调”*——林语堂“译出”策略的哲学思考冯智强（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87）摘 要：本文通过对林语堂汉英翻译过程中“异化”策略从形式、理据到意义的多维考察，全面探讨了林语堂哲学翻译中的翻译哲学，即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腔调”。
“异化”翻译策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语言文化从表层结构、思维习惯到文化心理等诸多特质，“忠实”地传播了原文的“差异性”特征，从而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一个中国文化元素，同时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语言因子。
关键词：“译出”翻译；中国腔调；异化策略；林语堂［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39（2011）010-0001-06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Wisdom with “Chinese tune-pattern”——A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in Yutang’s C-E TranslationFeng Zhiqiang（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160,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Lin Yutang’s “sinicization”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tsstrategies,motivation and signi fi cance, discusses the “Chinese element” in Lin’s disseminating of the Chinese wisdom and puts forth the conclu-sion of “Chinese tune-pattern” after the exploration of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 weastern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well.Key words ：Lin Y utang’s C-E Translation; “Chinese tune-pattern”; sinicization; Lin Yut ang*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林语堂模式”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10 - 11 - 23［作者简介］ 冯智强（1970~ ），男，吉林白城人，博士，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翻译，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
一、引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20世纪的智慧人物”，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文化大使”和“真正的世界公民”，是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典型个案。
与五四前后“拿来主义”原则指导下大规模的“译入”翻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语堂的“译出”翻译坚持的却是一种“送去主义”的策略。
林语堂虽然非常认同世人对他的评价，“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但在具体的著译活动中他主要执行的却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翻译取向。
林语堂力排众议，在西方话语权笼罩的时代，以其特有的方式，汇通与整合了翻译、创作和编辑，将中国传统文化萃取为他笔下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智慧，并用毕生的心血向西方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无穷魅力，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送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智慧，同时也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从而实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历史使命。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林语堂的“异化”策略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一个中国文化元素，而且同时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语言因子。
二、林语堂汉英翻译过程中的“异化”策略1．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接触与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吸纳与融合。
归根结底，翻译的本质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通，甚至是“文本转换中两种文化间碰撞、吸收和变形的过程”（冯庆华、王昱，1998）。
而林语堂跨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过程恰恰体现了汉英两种语言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是两种不同语言形式、不同思维体系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林语堂用“异化”翻译策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语言文化从表层结构、思维习惯到文化心理等诸多特质，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了不同于本土价值观的异域特色与“他性”特征。
林语堂始终认为“翻译是寻求确切词语的艺术”（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seeking the exact word.），在找到确切词语时，可以避免拐弯抹角地说话，风格也得以保留。
同时，林语堂提出了“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的论断，认为翻译也要求一定程度的愚蠢，这样才能不越出常规而寻求“出色”的阐释（The best translation is the stupid one which does not go out of its way for “brilliant” interpretations.），因为只有蠢人才是忠诚的，因此老子的雌”一直是林语堂的翻译原则（Lin，1942：26）。
例如，《京华烟云》一书中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事物都带上了这种看似“愚蠢”的特色：小雪 / Slight snow ，清明节 / Chingming Festival，扫墓 / Sweeping the grave，如意 / Juyi，百纳 / Hundred pleated，有喜 / have happiness，洗尘 / Wash the dust，冬至 / Beginning of Winter，八股文 / eight-movement essay等不胜枚举。
这些英美人似曾相识又生动传神的中国文化特色词的“异化”翻译使得异域读者备感亲切，同时又满足了好奇心和具有新鲜感，欧美读者十分欢迎和乐于接受。
2．句子层面的“异化”为了传播中国智慧，同时也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语言表征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林语堂运用了许多他一贯主张的“笨拙的翻译”以传达“中国腔调”。
例如，他将“无可无不可”译为“No may，no may not”，将“未知生，焉知死”翻译成“Don’t know life—how know death?”并在注释中解释说“使用洋泾浜英语的目的是为了使译文简洁明了以体现原作的力量。
”（Lin，1935：101）类似的情况还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翻译：“Sages no dead, robbers no end.”林语堂在脚注中请求读者原谅他的“语法问题”，因为只有这种译法才能体现原文的内涵与形式（Lin，1935：116）。
为了保留中国哲学典籍的这种凝练精辟的风格和简洁刚健的行文特点特别是句子的节奏与韵律，林语堂这种“异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汉语句法在翻译过程中的“合理性”。
3．篇章层面的“异化”篇章层面的“异化”则提高了译文的充分性，这也恰恰契合了林语堂选择中国古代哲学及文学典籍作为翻译文本、把中国文化精髓译介到西方的文化理想。
例如对《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部分文字的翻译，就充分体现了林语堂的翻译初衷。
道生一， Out of Tao,One is born;一生二， Out of One,Two;二生三， Out of Two,Three;三生万物。
Out of Three,the Created Universe.为了传达原文从语言到形式的特质，林语堂再现了原文的篇章结构，虽然从形式上讲，似乎略显笨拙，但却表现了中国语言的气韵。
为了表达原文的词义反复，林语堂没有使用同义词替换，而是同样使用词汇反复的手段来还原原文的结构与意义。
这种从词汇、结构到篇章的“愚蠢”与“笨拙”正是林语堂试图通过他的“中国腔调”实现从中国语言到文化的传播目标。
为了弥补译文的“愚蠢”与“笨拙”而使译文通顺流畅，林语堂常常在必要处添加图解与脚注等“副“知其雄，守其2文本”，以使文本的意义更为确切与清晰。
其实不管是采取“以原文为导向的翻译”策略还是“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策略，林语堂著译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而这种在“知其雄，守其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所进行的“愚蠢”翻译贯穿了林语堂整个的编译活动。
三、林语堂汉英翻译的“异化”理据1．语言学的理据林语堂的“异化”策略首先是语言形式与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一致性的体现。
反映特定世界观的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词汇上，而且体现在语言的组织方式上。
洪堡特指出，“在语言的实际研究中，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停留在任何较低层次的语言解释原则上，而是要上升至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并且把下面的论点确定为讨论精神发展对语言形式的影响问题的可靠基础：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洪堡特，1999：51）。
这种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的一致性要求体现在林语堂的汉英翻译活动中即表现为他的“异化”翻译策略。
例如在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就表现为从词汇到句子结构的“异化”特色。
词汇层面的“异化”简直不计其数，此处仅举两例：老祖宗——Old Ancestor，孽种——seeds of sin。
而结构上的异化似乎更加“笨拙”和“愚蠢”：“是什么风把贵客吹来了——一大早？”——“What wind blew you here—so early in the day?”。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化必然都有其局限性，而英语也自然不例外。
这里，林语堂的“中国英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英语从语言到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其次，林语堂的“异化”策略与他早年对洋泾浜的认同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论语”时期，林语堂对洋泾浜英语就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从英语发展史和演化过程中发现，“在欧洲各国的语言中，英语最接近汉语的分析性”，“英语是逐渐演变趋近中国语言这一派的。
……英语早已走上中国语的路了，而且已经达到中国语在一万年前所已达到的地步了。
洋泾浜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语最天然的结合，所以是合于历史的潮流的”。
因此，林语堂坚信“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不但非常佳妙，而且是有远大的前途的”，“洋泾浜英语是真正的活的语言”，“我们不但可由克罗采氏的美学批评而明了洋泾浜英语的文学价值，并且可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辩证法证明它必于五百年后成为世界上流社会的普通话”（林语堂，2001：5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