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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简历
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全球变化人文因素国际项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曾先后多次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项目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
著有《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转型》、《超越人口红利》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专著等。
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2011年获中华人口奖、孙
冶方经济科学奖。
劳动力市场与城乡差距近年来，城乡差距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劳动力市场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分配不仅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也限制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劳动力市场与城乡差距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分配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分配是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对较高，工资待遇也相对较好，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这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与人口老龄化问题。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工资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满足农民劳动力的收入需求。
这种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现象，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农村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差距中处于不利地位。
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缺乏职业技能，技能水平相对较低，难以在城市中找到高薪工作。
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时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或简单的制造业工作。
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低工资也限制了他们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
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固定的低工资无法满足生活需要，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陷入了较为困境的状况。
三、解决劳动力市场差距的方案为了缩小城乡劳动力市场差距，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应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
通过培训，农村劳动力可以学习到更高级的职业技能，从而在城市就业时能够从事更高薪的工作。
其次，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就业机会的开发。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农村劳动力的生活环境，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还可以鼓励和支持农村劳动力创办个体农民和农村合作社，提供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
最后，应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和公平机会的保障。
这将有助于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获得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效应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包含着两大重要含义，即基本可兑换性以及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员。
这样的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则需要从四个方面稳步推进，即①资本项目逐渐、有序开放；②人民币境外流通及离岸市场发展；③利率市场化以及④一个基于市场化原则的有弹性的汇率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而在今年国际国内双重变革的背景下，任务显得更加紧迫。
国际方面，美元贬值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使得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面临两难选择；国内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得劳工成本上涨以及“年轻劳力”的不断减少，使得产业转型以及结构调整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几大关键转型。
其一，贸易成本的降低，更平衡的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本地居民获得更多投资海外的机会，会促使本国经济逐渐转向内需-外贸并重的经济模式；其二，服务贸易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会使得服务业占比逐渐提升；其三，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使目前行政为主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得到缓解。
近期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停止、资本管制应该加强的呼声高涨。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并不赞同。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问题，我们一直强调，由于人民币贸易顺差正在下降、打压房地产资产泡沫会减少热钱流入、中国的高通胀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等原因，人民币升值压力未必会长期存在。
其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建设、利率与汇率改革不应单一来看，或者用先后顺序来区分，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同时并举。
汇率贬值预期的出现，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好时机，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时机。
再次，从国际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教训十分深刻。
日本80年代推动国际化是失败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日本决策者希望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日本免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但这种“隔离”式的保护却与日元国际化的初衷相互矛盾。
基于人口学视角的城镇可持续化发展思考摘要：作者通过调查走访以及新闻媒体披露的相关文献查阅，对当前我国日益提速发展的城镇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作者认为，当前决策部门必须从战略高度审视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当前老龄化日益严重，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极低的情况下如何来规划城镇发展以及产业布局，以便达到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口能够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rough the survey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w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should sca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the pla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layout under that situ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geing， low fertility rate， so a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an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关键词：城镇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性；思考；建议与对策key words：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opulation sustainability；thinking；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2-0323-0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潜江市高石碑镇二中300余名农民工子女展示自己的梦想卡片。
吴燕军摄CFP“安得广厦千万间。
”人们有理由期待，百姓住有所居、安居乐业的梦想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黄孝邦摄编者按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甚至一日冷暖，无不是民生。
即将过去的2011年，生活也许充满酸甜苦辣，但我们的脚步依然前行。
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一年，中国经济的航船继续稳健前行，全国财政收入迈上十万亿元新台阶。
伴随着国力增强的是，一幅幅温暖的民生画卷呈现在你我面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安居梦想；全国各城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群体有了更多保障；“新农保”试点扩大到40%的县，更多人距离老有所养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的动力所在。
1.保障房建设规模创历史之最■热点回放2011年,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创历史之最,资金、土地、工程质量等难题在实践中不断破解。
截至10月底,全国开工建设保障房超过1000万套,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完成目标任务。
各地在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对于保障房的运营、管理问题进行了探索,创造出许多有益经验。
陕西省依托省属国企,成立了陕西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公司,通过市场融资筹措资金;在江苏,全国社保基金以信托产品形式投资南京保障性住房建设;在江西,由国家开发银行江西分行牵头,组建了由交行、招行、农发行、建行等参与的银团贷款项目;河北、甘肃、湖南、重庆等地拿出土地出让毛收入的5%,支持保障房建设。
■专家点评顾云昌（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亮点。
当前,国家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确保保障房土地供应。
同时应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申请审核和配租配售程序,并予以公开;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
（记者李慧整理）2.多地房价出现松动■热点回放由于调控政策影响，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房价出现松动。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蔡昉 [ 2011-05-23 ]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
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
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
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
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
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
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表1：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迅猛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
到现在已过20年。
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
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
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
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
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
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
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
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
透视“小升初”家长择校热7000字论文开题报告选题理由：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是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变动而形成的一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暂时分离。
在金融危机和当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失业现象屡见不鲜，失业和再就业成为包括大方县的突出问题之一。
鉴于当前严峻的失业形势，失业保险作为一种缓解失业者直接经济损失，并有助于企业放下隐性失业包袱进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经济的良好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缓解并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研究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是十分迫切的。
一，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年我国《失业保险条例》颁布以后，实现了失业保险由救助模式向保险模式的转变，开始在失业保障中强调个人责任，以缴费作为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对失业者的生活保障是低水平的，一般仅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的60%～70%，在大方县这种经济落后的地区，失业保险待遇与低保水平几乎持平。
我国刚刚脱离低收入国家行列，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险最重要的功能是救急，是对失业者提供临时的、基本的经济帮助。
这既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也能有效地避免重蹈曾经困扰“福利国家”的“失业陷阱”。
为了使我国社会保险推动劳动力政策体系逐步创建并日益完善，使其推动再就业功能获得进一步充分发挥，鼓励失业人员尽快同时实现再就业，为失业人员提供更多再就业服务缔造较好的政策环境。
我国的有关专家和学者对社会保险推动再就业工作存有的问题展开了研究深入探讨。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蔡昉，就对就业和再就业做过不少研究。
他认为，有形的政策必须解决无形的失业，只有实现最大化就业才是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责任都被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一家承担了，这个担子太重了。
它只能是管城市劳动者，很难顾及到乡村劳动者。
他研究了宏观经济和就业的关系，指出中国的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是整体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MPA）师资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口学系主任，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兼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西部开放促进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编委，《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
汪同三著名经济学家，国策咨询专家，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多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文件的起草工作，是当代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十几所高等学校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财政理论。
曾分别于1997年4月和2000年1月为国务院领导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作税法专题讲座和公共财政理论专题讲座。
张宇燕著名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分析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倪鹏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经济贸易研究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研究员。
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城市竞争力、房地产金融与房地产经济以及企业制度和融资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优先战略保民生（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④）——怎么解决就业难就业是民生之本。
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就业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然而，2011年春节前后，招工难现象却再度发生。
在不少地方，曾经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显得有些冷清；曾经是农民工“一岗难求”，如今却是招聘企业“一工难求”。
面对缺工困境，不仅东南沿海很多企业奔赴中西部地区上门“请工”，当地企业也纷纷开出优惠条件家门口“留工”。
一时间，招工难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冷热两重天：就业难与招工难2011年春节前后，劳动力市场上再度出现就业难与招工难两难并存局面。
一面是年复一年的就业难，一面是再度出现的招工难，看似相互矛盾，却又“两难”并存。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人不禁疑惑：当前的就业形势到底应该怎么看？◇ 解析“两难”局面：招工难难掩就业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有人认为，招工难表明农民工就业难问题已经“逆转”；也有人表示，招工难只是特定时期的暂时现象，没必要大惊小怪……要认清当前的“两难”局面，必须透过表象，深入分析，把准就业形势的“脉”。
先看招工难。
据对16个用工大省的调查，招工难，主要难在用工需求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难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难在薪酬待遇较低的企业和岗位，尤其在春节前后的特定时间段表现得更加明显。
可见，招工难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季节性等特点, 而不是全局性、普遍性的难。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其农民工薪酬与东部地区农民工薪酬的差距逐渐缩小。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打工者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为1389元，西部为1382元。
东部比西部仅高5%，而5年前为15%。
权威声音就业主要矛盾仍然是供大于求尹蔚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主要矛盾仍然是供大于求。
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招工难，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这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市场如何重新配置城乡劳动力资源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拥有12.7亿人口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否使劳动力得以比较充分地就业不仅决定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仅如此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经验还表明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把中国目前的就业水平和结构放到一个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评价看改革以来市场怎样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并揭示出阻碍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的制度性障碍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力市场发育进行展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改革以前的劳动力配置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80年代改革以前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与此同时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因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有关学者计算1改革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 1.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1冯兰瑞赵履宽中国城镇的就业和工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业部门只能吸纳6000人就业即重工业就业吸纳能力仅为轻工业的1/3在1952-1980年期间我国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累计投资分别为3742亿元和394亿元可见投资严重地倾斜于重工业部门设想如果在两个工业部门均衡投资即两个部门投资额相等可能的就业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模拟的情景表明由于投资过于偏于重工业减少了40%的就业机会(表1)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像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值比重提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转换发生的同时以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为特征的就业结构转换却微不足道即中国就业结构转换比产值结构转换来得更迟一些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中的一个非典型化特征并且这一特征一直影响到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表1两种投资分布的就业情景比较亿元万人实际投资(1)假设投资(2)实际就业(3)假设就业(4)增减就业(5)=(4)-(3)重工业374220682245.21240.8-1004.4轻工业3942068709.23722.43013.2合计413641362954.44963.22008.8资料来源根据冯兰瑞赵履宽(1982第1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改革以前劳动力市场不存在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而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虞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所以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不会发生因此改革以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表现为一种二元结构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反差这种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反差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而是被分割的相应地城乡劳动力占有的资源严重不均等1978年城市部门共有9500万职工就业农村劳动力人数为3.1亿两者劳动力之比率为3.21而同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4488亿元农业中仅有固定资产总值不足950亿元两者资本之比率为1 4.7按照生产要素遵循提高边际报酬的逻辑流动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就业机会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均等二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既然改革以前城乡劳动力分割的格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一系列相应制度安排的结果则随着改革的进行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有所发育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了一种驱动力的作用推动了城乡劳动力配置格局的改变和配置制度本身的改革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就业并且在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图1显示了2001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农村劳动力总数约4.8亿人超过33%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很大部分转移到本乡以外虽然根据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看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并不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而是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图1 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2001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就业岗位的竞争特别是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功能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力就业的惟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市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1年期间国有企业雇佣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3%下降到31.9%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5%下降到5.4%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1年达到62.7%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的这种下降中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见图2万人图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在改革中出现的非国有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从全部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产业结构可以观察到其具有最突出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其中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也高于国有企业把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行业结构比重由高到低排序并与各个行业的资本节约程度将固定资产净值-增加值比率由低到高排序作相关分析得出国有及控股企业与资本节约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535全部非国有企业为0.535三资企业为0.488图3表示的是每个工业部门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分布其中上部图形中的部门基本上是非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可以看到其行业的劳动密集性质而下部图形的产业是国有企业占主导的其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就很高可见不同所有制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本节约程或者说不同产业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反应不同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三人口转变与就业挑战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随着中国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人口再生产类型既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通过一系列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绩效因此了解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结果揭示人口再生产类型变化所包含的中长期政策意义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探讨增长源泉以及认识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下面我们观察一下历次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轨迹并预测其继续变化的可能趋势初步揭示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可能通过何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统计中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和分析人口年龄构成的类型通常与性别分组结合起来用几何图形表示图形可根据各年龄组男女人数绘制也可根据男女各年龄组构成比绘制人口统计学称之为人口年龄金字塔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清楚地表示出各个年龄段和性别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画出了几个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图4图中左边的柱型为特定年龄组男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右边为女性人口的百分比从图形的变化可以看到早些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的金字塔具有宽大的底座和比较狭长的顶尖意味着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而到了90年代以后人口金字塔的底座已经缩小顶尖变宽人口结构趋于老化通常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金字塔趋向于从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变为倒金字塔状即典型的老龄化社会但是在完成这个转化之前正如中国这个阶段所表现出的人口金字塔图形接近于一个橄榄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415193034606475790415193034454960647579041519454960647579041519454960647579415193034454960647579图4 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资料来源范菁菁编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编199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司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1劳动力数量的挑战从比较短期的趋势看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中略有增大16-59岁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在1990-1996年期间一直在61%-62%之间徘徊随后提高到1999年的63.2%根据人口预测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一个时期直到老龄化进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超过这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才会趋于下降即使到那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相当大对就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为劳动就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1979-1981年间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0.44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8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小总的来看 80年代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较大但90年代以来这种拉动作用逐步减小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2000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仅为0.10经过微观放权改革企业劳动效率提高了企业冗员现象便明显起来出现失业现象首先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使一部分丧失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部门排挤出大量劳动者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地要使部分职工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其次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经理人员取得了劳动用工自主权随着企业自主权落实企业改制加快和减员增效口号的推动部分职工开始下岗其中有部分被推向社会构成失业群体除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外90年代末期国内需求不足也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减低从而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今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与过去20年大致相当第一个因素是基数大了以后的减缓效果第二个因素是加入WTO 的增速效果综合效果可以使21世纪前10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一直有缩小的趋势即使加入WTO提高就业弹性50%GDP每增长1%就业也仅仅增长0.15%就业压力仍然严峻2劳动力素质的挑战劳动力素质或人力资本禀赋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就业机会的获得从而人力资源的利用从一般的教育水平看城乡劳动力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5.2%文盲和半文盲总人数达到4300多万初中以下的劳动力比重高达79.0%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7.1%初中以下的劳动力比重高达91.2%参见图5图5分城市镇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注本图的纵轴是按照对数形式安排的资料来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职业要求来看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十分不平衡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在中国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式微有些甚至因缺乏国际竞争力而退出经营同时另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方兴未艾而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者素质不能得到适应性调整就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就业从宏观的层次上说人力资源就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从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需求特征可以看到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引起的就业机会差别例如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调查表明2在劳动力市场总体上需求小于供给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特征的劳动者获得的就业机会不尽相同例如2002年第二季度城市总体的就业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为74%即每100个求职者只对应着74个岗位机会但是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个比例明显提高从学历状况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的这个比例为72%具有高中学历的该比例提高到78%大学为86%具有硕士学位以上学历的则进一步提高到98%从职业资格看具有初级技工职业资格的需求与求职者比例为107%具有中级技工职业资格的该比例为108%具有高级技工职业资格的该比例为113%具有技师资格的为113%高级技师为106%从专业技术职务看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该比例为107%中级为131%高级为105%2中国劳动力市场网2002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3再就业的人力资本障碍从实践看目前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难度主要在于其人力资本较低在下岗职工中40-50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大而这一代人基本上也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最严重的人群而文化大革命显然对他们的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导致那一代人的人力资本获得成为异常的直接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减少根据文化大革命前的自然趋势估算到1982年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应该为 5.6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实际的情况是这一年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是4.8年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使潜在的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1982年的时候15-25岁的人群如今恰好是所谓的40-50下岗群体换句话说今天最容易遭遇下岗或失业而最难实现再就业的恰恰是这一群体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划分为两组15-39岁组和40岁以上组发现其教育程度构成明显不同在劳动年龄人口年长组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比年轻组的同一比例高1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年轻组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比年长组的这一比例高13个百分点图6显示的是不同年龄组劳动年龄人口教育水平的不同分布图中两条呈正态分布的教育水平曲线相互错位表明了年长组在人力资本存量上的缺失而恰恰是这种在人力资本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年龄组在获得就业机会上面在下岗和失业的概率上面以及在实现再就业难度上面的不同%图6 不同年龄组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图中两组呈正态分布的教育水平相互错位即年长组趋于向低学历的左边偏斜年轻组趋于向高学历的右边偏斜表明了年长组在人力资本存量上的缺失资料来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四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育的制度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旨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若干制度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革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推动了劳动和资本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相应地由于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城市福利体制开始改革劳动就业也逐渐市场化劳动力的流动性愈益加强大批外来工在城市部门受雇用到21世纪之初虽然一系列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仍然存在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和部分大中城市已经松动可见中国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和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国内的投资结构和引进外资扩大了对外贸易等等从而使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的定量描述有些学者把中国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展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方面的因素这四方面大致可以涵盖迄今为止中国通过改革创造市场条件以比较优势发挥作用而带来的增长效应如果我们用生产函数概念来表达生产要素投入与在某一特定技术水平下能达至的最大可能产出的相互关系假设在其它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资本或劳动数量的变化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在一个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增加这种要素来解释也就是说在上述生产函数的例子中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作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发生作用稍早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未知的因素叫做该生产函数的残差后来经济学家逐渐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认为这个未知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资本和劳动力属于常规的生产要素与一个经济中的生产要素秉赋有关经济学家还常常把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分别观察后者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本其表现为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等等这些可见生产要素以外的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将这部分分解的话其中可能包含有体制变革的因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有很大障碍改革之后劳动力得以较自由流动因此提高了生产力中国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分别观察到除了资本增长劳动力增长这两种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对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贡献外还用特殊的方法估计出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余下的所谓未解释部分实际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图7值得指出的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把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即人力资本并到一起了而中国经济学家则把两者区分开了图7 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资料来源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世界银行1998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在中国失业问题主要以两种形式表现第一种形式是通常所指的失业即职工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丧失有收入的工作机会1997-2000年城镇的登记失业率始终维持在 3.1%但登记失业人员只是实际失业人口中的一个部分通常登记失业者会得到失业保险金作日常开支另一种失业形式称为下岗这是目前中国特有的现象即失业者离开工作岗位但保持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企业开办再就业中心负担下岗人员的福利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在下岗的形式下国有企业被政府赋予了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就一是把失业问题内部化维持隐性失业另一是继续负担失业者的福利和补贴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失业保险体制不健全企业唯有暂时承担这种保险职能从2000年起离开工作岗位将采取公开失业的形式而不再采取下岗的形式这对社会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出迫切的要求只有建立起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制度才能把企业替社会或国家分担职工富余的负担转为由劳动力市场解决职工再就业需求而在他们转岗过程中社会用共济的方式提供保障在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城市居民常常把失业下岗等现象以及在劳动力由市场调节情况下经常发生的就业现象归咎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竞争而通过各种方式寻求政府的保护由于城市政府受到本地居民要求就业保护的压力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排斥外地劳动力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现在一方面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并未打破传统的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城市形成了主要在国有经济部门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以及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因此实际上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双二元劳动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