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出色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教育理论的探索者和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恽代英(土895一1931)，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
1918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哲学门，留校任中华大学附中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武汉地区的学生和群众进行罢课、罢市，被公认为领导人。
1919年后，与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组织社员研讨社会问题，经销进步书刊，进行工读主义试验，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阵地。
1920年秋，应聘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授英文、修身、教育学等课程，并自办政治讲授班，讲授《资本论》、唯物史观等课程。
不久遭通缉，被迫离去。
1921年秋，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应邀到四川泸州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后又任校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颇多改革。
1923年春受吴玉章之聘，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
后到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先后撰写百多篇文章，影响教育了一代青年。
同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
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翌年春奉调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
“四一二”政变后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南昌起义时为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后又参加广州起义。
1930年在上海被捕，因叛徒出卖暴露身份，不屈于威逼利诱，于1931年4月29日慷慨就义。
(二)论教育与社会改造
从新文化运动起，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已引起普遍关注，如何改造中国，众说纷纭，各种各样的救国论随之出现，“教育救国论”是其中重要一派。
持此说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沦落至今，全因教育不普及，不识字、无文化、没有生活技能者太多，要救国，唯赖推行教育。
这种论说模糊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
恽代英早年也曾受此影响，但当他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就意识到共产党人的使命，重新认识了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
恽代英首先肯定“教育确是改造社会的有力的工具”，但要使教育发挥这一作用，关键在于要以社会改造的目的来办教育，要以社会的需要来决定教育，即“要看甚么是今天最急最要的事情以决定教育的方针”。
当前中国社会“最急最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抵抗外来侵略。
中国不良的经济制度迫切需要通过政治革命予以彻底改造，“若我们照今天的样子谈甚么办教育，救国家，改造社会，总是一场笑话。
”因此，他告诫青年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力促进革命，以根本改造这种社会，只有在较好的社会中间才会有较好的学校”。
教育问题正如所有其他问题一样，非把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恽代英批判了“教育救国论”，并不表示他持“以革命代教育”或“先革命后教育”说，而是主张把教育放到社会上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他认为教育与社会要有共同的改造理想，教育要引起社会的改变，就须将其影响力施予政治和经济，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创自己能做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把教育办成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改造运动。
因此，针对有人视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是“荒废学业”和“得不偿失”的“自杀”，只须“自动的用功”，“尽力于平民教育”的说法，恽代英指出，当军阀混战、列强进逼的民族危亡关头，根本不是青年人闭门读书的时候，如果只是让学生说好英文，使全国人都懂得三角、微积分，或者都会做“风啊”、“月啊”的文章，是救不了中国的，相反，无异是宣判中国死刑!所以他一再对青年人强调，在当前特定的条件下，不以社会改造为目的的读书，救不了国；当今中国所最需要的是“革命的人才”，是“研究救国的学术”。
恽代英的思想是在中国特定时代条件下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党性意识和使命感，有助于澄清人们关于教育作用问题的模糊认识，给青年指出了前进方向。
(三)论教育的改造
恽代英以社会改造为其教育改造的根本目的和依据，通过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提出教育改造的新构想。
由于他早年的教育经历，使他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儿童教育和中等教育。
1．儿童教育的改造
恽代英曾研究过儿童教育，著译了《家庭教育》、《儿童读书年龄之研究》、《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等论文。
他是对中国近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进步有所贡献的教育家。
他指出，儿童初生时，“无所谓性善性恶”，如能正确引导其本能向有益于个人和社会方面发展，便成为善；反之，便造成恶。
因此，当儿童“本能初萌芽的时候与以适当的引导，不难相信他们都可以成为善人。
”另一方面，人的求知欲望在学龄前已发达，虚掷这一求学的好时机，将会减少人的造就；反之，利用儿童的“游戏、猎寻、搜集、摩仿诸种本能”，以正确的知识和技能加以训练，就可打下日后学校教育的“好根基”。
无论从人类改良、社会改造还是个人今后的教育、发展来看，儿童教育至关重要。
2．中等教育的改造
恽代英的教育工作始于中学，也曾打算一生从事“中学事业”，对中学教育不乏研究，曾撰写《中学改制论》、《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等论文，认为当时中学教育的目的、体制、课程与教材、教育方法均存在根本性错误，亟须改造。
这在早期革命家中并不多见。
(1)中学教育的目的
恽代英认为，目的不正确是当时中学教育的根本性错误。
由于受科举制度、教会教育和西方古典教育影响，中学教育以培养学者为“唯一职志”，中学遂成为大专学校的预备科，一切都为了升学和升级。
一个班三四十人，只能成就三五人；成就的三五人也“只是为读书而读书，为求学而求学”。
以升学为目的中学教育，不唯课程繁重，课时过多，学生负担过重，且所学偏于理论，不切实用，毕业生不能见信于人，这样的中学教育“简直是无希望”!据此，他提出应明确中学教育的目的，先后数次论及：“中学乃养成一般国民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独立生活的知识和技能的学校”。
又说：“中学教育，是养成一般中等国民应有的品格、知识、能力的教育”。
还说：“中等教育应该是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
总之，中学教育有自己的目的，理想的中学教育是使毕业生“升学就业两均便利”。
(2)中学的课程与教科书
以升学为目的的中学教育，课程设置偏重英文与数学，最严重缺陷是脱离实际需要，是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
恽代英批评说：全国的中学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学英文、几何、三角，不知造成多少半通不通的英文、数学学者；如果不能升学或升学后不学数、理、工科，其所学英文、数学终究会忘干净，却“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的做公民的学问”。
尤其成问题的是“为了一部分要学习数、理、工科的人，却勉强全部分的中学生，去学习英文、数学”，这样的教育只对小部分人有用，而对大部分人无用。
恽代英将其斥为“洋八股的教育”。
恽代英主张“我们要让中学生多有些时间精力去学习读书、写字、算账的必要技术，自然科学的常识以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大概”。
他所设想的中学阶段学制为四年，前二年“用以打普通的常识同能力的根基”；第三年根据志愿分为文科与实科两组，分别打文、实两科的常识同能力根基；第四年不分文实，依据兴趣重新分成若干组，“为学生职业上的知识同能力”作切实的训练。
每一学年都设置相应课程，每门课程都有具体要求，所有课程都围绕品格、知识、能力，体现中学教育培养健全公民的需要，尤其强调学以致用，为学生进入社会作准备，如除一般中学课程外，新增地学、社会学、心理学、工业大意、农业大意等课程，增加手工、图画等科课时数等等，以期改进中学教育脱离实际和只是大学预科
的状况。
相应地，恽代英提出教科书的改革要求：
第一，遵循自学辅导的指导思想，叙述详明，附参考书目和思考题，以便自学。
第二，以归纳法编撰，通过提供事实，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第三，强调各学科的联系。
第四，讲究实际效用，利于培养学生实际生活能力。
第五，教材组织“打破论理的次序，建设心理的次序”。
总之，依据中学教育的实际需要编撰教科书。
(3)中学教学方法
恽代英认为，传统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其弊端在于：“上课时教师太劳，学生太逸；学生倚赖教师，脑筋退化，无自己求学之心；教师讲授全班，无法注意个性”。
这种方法“注则有之，入则未也”，“只能教学生成一个无意识承受知识的器皿，脑筋中不能有一点创造能力”。
这样的教育“不配说什么教育”!既如此，恽代英提倡以“自学辅导主义”，即自学辅导法取而代之。
自学辅导法又称“研究法”、“自学教学”，是当时中小学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其要点是强调自学，在学生自学过程中培养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
恽代英认为，其优点在于：可以增强学生注意力、养成学生疑问之习惯、养成无师自习之习惯、便于教师个别指导。
因此，他主张在教学中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的责任只是辅导：指导读书、答疑解难、考核成绩，其余的事让学生自己去做；改造教科书，变以便于教师的教为原则为以便于学生的学为原则；促使学生发挥创造力去解决问题；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因材施教；在养成学生自学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在中学最后阶段，按兴趣志愿分组，个人自学与集体研讨相结合。
在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期间，恽代英还亲自在一个班进行实验，自认为改革的成效甚好。
恽代英改革中学教育的思想确实切中了当时中学教育的弊端，触及了不少中学教育的理论问题，其改革主张确也是有益的尝试，成为当时中国中学教育改革潮流中的一朵浪花，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中学教育的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