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
江苏人
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
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牛津大学就读，曾用笔名中书君，是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
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
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
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
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化境”作何理解？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化境说”一出，在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化境”的真正内涵，在于无痕与存味。
无痕，既要有对原文的理解，又不拘泥于原文，即“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质依然故我（《林纾的翻译》）；存味，是将原作毫无穿凿的化在译文的语言框架内，仍保留原作的风味。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
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
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
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Fie wrangling Queen—/Whom every thing becomes, to chide, to laugh, / To weep; 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 in thee, fair and admired!
------------ ANTONY AND CLEOPATRA 此句写出了女王争吵时的动作，神态。
钱钟书将其译为：嗔骂、嬉笑、啼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该句翻译内容准确，易于理解，形式恰当，是钱钟书身体力行翻译“化境”的典范。
按照钱钟书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
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
翻检钱钟书的翻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典雅的文言行文。
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
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
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
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
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文言译文读来亲切不隔，相反，若硬用白话迻译，令古人操今语，则有不伦不类之憾。
以上第一句是苏格拉底弟子撰野史，记皇子问克敌之道，他的父亲教诲他的话，言者的慧黠跃然纸上；
第二句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话，虽心有悲伤但不废饮食，显示出言者的洒脱；
第三句是古希腊俗语，俚俗但又无伤大雅。
凭借传统的典雅文言，钱钟书将大批深负卓识的西学理论要义翻译过来，与中国传统文论互相阐发。
他的做法得以直接深入到与西方当下对话的内核，证明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新锐创见”，用中国的文言也完全可以明确清楚地表述。
最重要的是，钱钟书从实践层面对后现代学派解构一切的方法论进行了反拨。
他吸收、借鉴了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打破了原来结构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同时又有效地避免了解构主义建构性缺失的不足，破中有立。
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
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
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
”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
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诸如“唯唯诺诺汉”（yes-man）、“颔颐点头人”（nod-guy）、“无知即是福”(ignora nce is bliss.）等，准确贴切、生动传神。
以第一句为例，原文并没有区分两个King，倘若照字面直译，前面刚说完死，紧接着又高呼万寿无疆，令人费解；译文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先王与新王将两个King区别开来，是真正意义上的“信”。
钱钟书提倡以诗译诗，“以韵语译韵语”。
译诗历来被看作是困难的，正如钱钟书指出的，“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
文字有声，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
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
”因为诗作兼有音韵、形式、内容与意境之美，过度关注意义的传递，而忽略了形式，则译作仅仅变成或优美或晦涩的散文，不复成其为诗。
钱钟书高举“以诗译诗”的大旗，并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