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规划和投资举措，对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增强区域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地方政府在引导投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土地出让等措施来吸引国内外资金的流入。

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投资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该地区。

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推动投资者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以促进区域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共赢局面。

其次，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来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例如，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增加附加值和竞争力；或者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中心等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些举措不仅可以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还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第三，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不可忽视。

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提升区域的发展潜力。

例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可以提升区域的交通便利性，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

此外，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田灌溉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然而，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策倾向和投资偏好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由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较大，一些地方政府可能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程度不足，导致了一些地区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恶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重复投资。

为了争取更多的投资和项目，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在政策扶持上存在重叠和重复，浪费了资源和资金。

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必要加强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第6卷第4期2019年12月经济学报C h i n a J o u r n a l o f E c o n o m i c s V o l .6,N o .4:102-126D e c e m b e r 2019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地级行政区的经验证据1曹光宇2 周黎安3 翁翕41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江朗㊁李润珩㊁仇博兵㊁孙昕凯㊁谭云露㊁王天翼㊁王政霖㊁徐铭威㊁周瑞民的助研工作㊂文责自负㊂2曹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 -m a i l :c g y 1117@p k u .e d u .c n ㊂3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E -m a i l :z h o u l a @g s m.p k u .e d u .c n ㊂4翁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E -m a i l :w e n g x i 125@g s m.p k u .e d u .c n ㊂①经济学领域对此议题已有诸多研究,可参见X u (2011)的综述性文章及周黎安(2017)的专著㊂ 摘 要 本文利用1995 2016年地级面板数据,分析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㊂实证结果表明,地级行政区党委书记更替会导致G D P 增长率下降0.4个百分点㊂进一步分析发现,发生于年初的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弱;离任官员获得晋升有助于降低此负面影响,落马则会放大此效应;若官员更替导致增长目标的提出者和执行者不同,会降低目标的完成度㊂此外,政府主官转任党委主官的惯例安排和县域行政区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负面影响㊂关键词 官员更替;经济增长;作用机制0 引言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㊂①中国近4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见证了地方政府治理㊁官员激励设计㊁领导干部管理等制度适时演进的历程㊂为改进领导干部管理制度㊁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中央和组织部门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与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干部队伍要 革命化㊁年轻化㊁知识化㊁专业化 ,1990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201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㊂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件对我国地方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培养考核㊁政策取向㊁治理绩效产生了深301第6卷第4期曹光宇周黎安翁翕: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远影响㊂考虑到地方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实际享有广泛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自由裁量空间,以及长期存在于中国政治现实中的 一把手 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官员,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官,在经济发展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㊂随之而来的一个直观问题是,既然地方官员如此重要,那么由于制度规定㊁组织要求或基于各种原因而进行的地方主官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其具体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影响的存在对于我们未来的制度设计又具有怎样的启示呢?本文对地级行政区官员更替进行实证分析,系统地回答了上述问题㊂在总体影响方面,本文发现地级行政区党委主官更替会导致当地G D P增长率下降0.4个百分点,与王贤彬等(2009)基于省级官员更替所得的结论保持一致㊂在影响机制方面,我们从离任官员效应和继任官员效应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检验了一系列假设:如果官员更替发生于年初,则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弱;离任官员如果获得晋升有助于降低此负面影响,落马则会放大此效应㊂此外我们发现,如果官员更替导致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出者和执行者不同,会使G D P增长目标完成度降低约4个百分点;党政分工制度和政府主官转任同一地方党委主官的惯例性安排㊁上下级政府间的相对独立性,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㊁吸收㊁缓解官员更替带来的影响和冲击㊂这为我们进一步协调目标治理与官员更替㊁优化地方党政主官调整方式㊁理顺地县两级政府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㊂与已有文献和相关研究对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㊂一是利用官员更替在月份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探究官员更替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㊂囿于G D P增长率等数据的低频特性,现有的关于作用机制的讨论多停留于理论探讨和文字论述层面㊂本文创造性地利用官员更替在月份上分布的事实特征,①检验了关于离任效应㊁继任效应等具体作用机制的若干假说㊂虽然我们无法具体量化和区分以上两重效应,但提供了关于二者总体影响的实证证据,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依据㊂二是探究官员更替与我国若干制度设计相交互所带来的影响㊂长期以来,基于政府工作报告和 五年规划 的目标治理体系(L i e t a l.,2018)㊁党委和政府主官职能差异(陈硕,2016)㊁ 撤县设区 与 省直管县 之辨(L u a n d T s a i, 2019)等问题都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㊂官员更替不是一种孤立事件,而是与上述制度细节和研究问题形成深度互动关系㊂本文以官员更替为切入①杨海生等(2014)也利用了具体到月度的官员更替信息,但其主要计量方法为G a r c h-i n-M e a n模型,样本颗粒度则为国家-月度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㊂月度官员更替信息在其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是提升样本颗粒度和数据量,与本文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㊂401经济学报2019年12月点,探究其对于目标治理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党政分工制度和县级行政区的独立性对于官员更替负面影响的缓冲作用㊂三是为进一步优化地方官员治理模式㊁提升组织人事工作效率给出了针对性建议㊂本文的实证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几方面政策启示:其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组织部门在对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进行调整时可以从时间安排上进行优化,尽可能安排在年初并与两会时间相协调,以提升新任官员对年度工作绩效和增长目标的 归属感 ;其二是当党委和政府主官同步调整时,应更多考虑市长转任市委书记,进而降低人事调整带来的负面冲击;其三是在提升县域治理水平㊁权衡推进 撤县设区 和 省直管县 等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县相比于市辖区而言所具备的更高独立性所带来的益处㊂例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面对上级行政区的人事更替时,县所受的冲击和影响更小㊂总体而言,我国政治制度当中内嵌有若干机制,对于官员更替的负面影响具备缓释㊁对冲作用,值得进一步利用和发掘㊂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1部分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第2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用数据的来源并定义了核心变量;第3部分介绍了计量模型并汇报了基本实证结果;第4部分对理论假设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第5部分为结论性评述㊂1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1.1文献综述有别于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对地方政府的抽象化理解(Q i a n a n d W e i n g a s t,1997;J i n e t a l.,2005),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L i a n d Z h o u,2005;周黎安,2007;X u,2011)的相关研究更加强调地方官员在给定激励结构下的具体行为和治理绩效㊂官员更替所带来的人员变动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㊂组织领导人更迭对组织行为和绩效表现的影响,已经在国家和企业层面得到过实证检验(J o n e s a n d O l k e n,2005;W e i s b a c h,1995)㊂具体到中国的地方政府,现有对官员更替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㊂第一个维度是利用官员更替所导致的官员特征变化,探究官员特征与官员行为㊁政策选择㊁治理绩效间的关系,笔者将其概括为 人与人的比较 ㊂此类研究利用中国领导干部管理当中的制度特点和政策调整,从来源㊁能力㊁任期㊁年龄等角度分析不同类型㊁不同特征的官员在政策选择㊁治理成果等方面的差异㊂例如,自1990年起颁布实施的‘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异地交流和定期调动作出了明确规定㊂诸多研究利用这501第6卷第4期曹光宇周黎安翁翕: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一制度设计,从官员来源的角度比较异地交流和本地提拔的官员在促进经济增长(张军和高远,2007;徐现祥等,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㊁降低市场分割(陈刚和李树,2013)㊁提升征税效率(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等方面的差异性㊂另有研究借用劳动经济学当中的方法,评估官员能力对经济增长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Y a o a n d Z h a n g,2015;X i e t a l.,2018)㊂第二个维度是考虑官员更替本身对于宏观经济㊁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对比的是某段时间内有无官员更替所带来的结果差异,笔者将其概括为 变与不变的比较 ㊂第一类研究中所关注的官员个体特征此时成为控制变量或异质性分析的切入点㊂在宏观经济方面,王贤彬等(2009)利用省级数据证实了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罗党论和佘国满(2015)发现市级党政主官变化会提高城投债的风险和发行成本,杨海生等(2015)则表明官员更替会导致地方政策不连续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效率损失㊂在企业行为方面,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官员更替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㊂陈艳艳和罗党论(2012)发现官员更替会导致企业投资支出增加,徐业坤等(2013)和曹春方(2013)的研究则表明官员更替会降低企业投资支出㊂亦有研究从企业的产能过剩(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㊁慈善捐赠(戴亦一等,2014)和生存时间(刘海洋等,2017)等角度进行分析㊂此外,实证研究表明官员更替还会对数据披露(W a l l a c e,2016;郭峰和刘冲,2016)㊁政企合谋(郭峰和石庆玲,2017)等产生影响㊂本文的关注点与上述第二类文献相同,希望从地级行政区的层面为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㊂具体而言,我们尝试利用若干制度特点和制度细节,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展现有研究㊂第一,进一步分析官员更替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讨论离任官员和继任官员的作用,并就其总体效应㊁差异化影响等问题进行实证检验㊂第二,探究官员更替与目标治理㊁党政分工制度㊁县级行政区独立性相交互所产生的影响,寻找官员更替负面影响的对冲和缓释机制㊂这为我们认知中国的制度特色和治理逻辑提供了新的角度,本文将对其进行实证探索㊂1.2理论假设如上文所述,本文希望基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日常政治实践当中的特点和细节,提出理论假设并加以实证检验㊂本文所涉及的制度设计和细节主要包括:(1)官员绩效考核和经济统计核算以自然年为周期,而官员更替则散落于各个月;(2)官员离任后去向和离任原因存在普遍性差异;(3)地方两会与官员更替相交错,导致经济增长目标制定者与执行者分离;(4)同级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安排,以及政府主官转任党委主官的惯例性安排;(5)市辖区和县同为地级行政经济学报2019年12月区的下设政区,但在独立性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㊂以下我们将分别分析相关制度细节并提出理论假设㊂当前对于地级行政区党政主官的绩效考核和对当地的经济统计以自然年为主要周期㊂一方面,从组织人事和干部管理的角度而言,中组部2009年下发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提出要 综合运用民主推荐㊁民主测评㊁民意调查㊁个别谈话㊁实绩分析㊁综合评价等方法,全面客观准确地考核评价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同时明确规定 实绩分析按年度定期进行 ㊂另一方面,从统计㊁核算㊁监察的工作量和技术可行性出发,我国有三百多个地级行政区①,约为省级行政区数量的十倍,市级无法像省级一样按月份高频地披露全部经济数据,特别是G D P增长率等综合经济指标②㊂与之相对,党政主官更替则散列于自然年中的各个月㊂图1刻画了1995 2016年市委书记和市长更替的月份分布㊂从图中可以看出,市委书记和市长更替虽更多发生于年初1㊁2月和年末12月,但除此之外的月份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变动㊂图1市委书记、市长更替的月份分布601①②具体而言,我国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㊁自治州㊁地区和盟四种类型,每种类型行政区的具体数量在不断变动之中㊂其党委主官依次称为市委书记㊁州委书记㊁地委书记和盟委书记,政府主官依次称为市长㊁州长㊁专员和盟长㊂除非另行说明,下文将以 市 统一指代地级行政区, 市委书记 统一指代四类党委主官,以 市长 统一指代四类政府主官㊂与之类似,下文也将以 省 统一指代省㊁自治区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等四类省级行政区,以 县 统一指代县㊁县级市㊁旗等县级行政区;其党政主官的称呼原则同此㊂感谢不具名的受访人为我们补充提供了此方面的信息,从成本核算和技术可行性的角度为 对当地的经济统计以自然年为主要周期 提供依据㊂701第6卷第4期曹光宇周黎安翁翕: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完整自然年的绩效核算体系与散列于自然年之中的党政主官更替这两种制度事实交织在一起,有助于我们探究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具体机制㊂借鉴王贤彬等(2009)的思路,在分析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从离任官员效应和继任官员效应两个维度展开㊂对离任官员而言,有多重因素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在此我们仅举两例㊂其一是 跛脚鸭 效应(l a m e d u c k e f f e c t s),即由于该官员即将离任而导致政治影响力下降,其下辖的条㊁块对于该官员指令重视程度降低,或持观望犹疑态度㊂由于党政主官正式更替之前需要进行走访㊁考察㊁公示等环节以确定接任人选,官员离任的消息在正式结束任职之前即会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并为下属所知晓㊂其二是道德风险(m o r a l h a z a r d)问题,即离任官员本人考虑到自己即将离任,在工作态度㊁努力程度等方面会有所松懈㊂如果该官员有新的工作安排而非离任退休,通常还需要提前到新单位熟悉工作㊂由于更替年份的经济绩效不算作离任官员的绩效考核范畴,离任官员效应的强度应与交接月份数成正相关:更替发生的月份越晚,各类负面影响持续时间越长㊂继任官员效应与更替月份的关系则相对复杂一些㊂例如,继任官员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工作环境㊁熟悉工作内容㊁了解领导班子成员和人事情况㊂通过对若干市新闻报道的抽样研究可以发现,新到任党政主官通常会花相当长的时间走访㊁调研㊁座谈,而后再借助市委全会或地方两会等正式会议场合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施政主张㊂再比如媒体报道中经常提到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 问题,即继任官员不会全盘接受前任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常会进行调整㊁修订,甚至全盘推倒重来以至出现 新官不理旧账 等情况㊂但需要注意的是,继任官员效应与更替发生的月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㊂我们考虑以下三种情况:(1)如果更替发生在年初(比如1月份),则该年度大部分时间均由继任官员负责,离任官员影响时间有限;同时考虑到继任官员还要在该地长期工作,此时继任官员有动力尽可能压缩上述效应,以期自己工作实现良好的开局(余靖雯等,2015;耿曙等,2016)㊂(2)如果更替发生在年末(比如12月份),继任官员可能会放任上述负面效应发生,但其发挥影响的时间则较为有限,只有短短一两个月㊂(3)如果更替发生在年中,与年初更替相比,此时剩余月份较少,不足以支撑起继任官员关于该年度工作的 归属感 ;而与年末更替相比,剩余月份又偏多,继任官员负面效应有充足的时间得以凸显㊂综上所述,继任官员效应可能随更替月份上升而呈现某种U型特征㊂线性的离任官员效应与U型的继任官员效应相叠加,其总体效果存在多种可能性,图2仅刻画了其中一种情况㊂伴随着线性函数和二次函数的设定变801月经济学报2019年12化,总体效应的最低点所对应的月份会有所不同①;但无论函数设定如何变化,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结论是,如果官员更替于年初发生,离任官员效应和继任官员效应的总和应比较小㊂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第一个假设:假设1:发生于年初的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小,发生于年中和年末的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较大㊂以上我们从月份分布的角度分析了官员更替当中的离任官员效应和继任官员效应㊂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离任官员的去向,进一步分析官员更替的差异化影响㊂首先我们考虑离任官员晋升与否的问题㊂如果离任官员获得晋升,此时对 跛脚鸭 效应㊁道德风险㊁ 新官上任三把火 等问题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其一,由于离任官员调任到更高职级的岗位,步入更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序列之中,其下属条块考虑到日后依然可能存在工作交集,不会对离任官员表现出过度不合作;其二,离任官员考虑到自身的声誉和长期仕途发展,也不会在过渡期太过消极怠工;其三,继任官员面对获得升迁的前任,在改弦更张之时也会顾及到离任官员的感受等因素,政策转向会更为缓和㊂综上我们得出本文①例如,当官员在一年中离任月份较晚时,其离任信息的公开扩散或者离任官员自身得知信息的事件也可能越晚㊂如果官员在年底离任,可能在上半年并不知晓即将到来的工作调整,那么该地区及相应主体在上半年的行为和绩效就不受显著影响㊂如果我们假定人事信息的传播周期为半年,那么离任官员效应对应的函数就会呈现以6月为最低点的V型㊂此时总体效应函数与图2会有所差异,特别是最低点的位置会发生偏移,但并不会改变假设1的核心内容,即发生于年初的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㊂由于图2仅为示意图,受文章篇幅所限,此处未过多罗列㊂此外,由于此处假设离任官员效应和继任官员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负面,故图2纵轴的上端点为0㊁整个绘图区域位于纵轴的负半轴,曲线位置越低表明负面影响越大㊂第6卷第4期曹光宇周黎安翁翕: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二个假设的第一部分:假设2a:当离任官员获得晋升时,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小㊂其次我们考虑离任官员落马的问题㊂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㊂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彰显了 党要管党㊁从严治党 的决心,在任的地方党政主官时有落马㊂一方面,如果离任官员是由于各类政治经济问题而被免去职务,在离职之前㊁接受调查期间,其本人的道德风险㊁其下属 跛脚鸭 效应等问题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放大;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官员,特别是异地调入的 救火队长 ,也亟须调整工作规划和战略部署以与之划清界限㊁完成政治表态,从而扩大继任官员效应㊂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第二个假设的第二部分:假设2b:当离任官员落马时,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㊂此前两项假设主要聚焦于探讨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㊂正如引言部分所说,官员更替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与我国若干特色制度形成交互,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证分析角度㊂接下来假设3主要探讨官员更替对于增长目标约束力和完成度的影响,假设4则考察党政分工制度以及县和市辖区在官员更替中的差异性表现㊂一年一度的两会是地方政府披露经济增长绩效㊁提出各项工作目标的重要场合,是以自然年为基础的核算周期当中的标志性事件㊂市级两会通常于每年的上半年召开①,市长或代市长会代表人民政府做工作报告,其主要内容为汇报上一年工作情况㊁提出本年度工作部署㊂两会时间和官员更替时间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构成了另一种交织,详情如图3所示㊂在图3情况1之下,Y年两会召开时间早于官员更替时间㊂Y年经济增长目标由前任官员A提出,而后A㊁B官员更替,并由B在(Y+1)年两会上汇报Y 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和目标完成情况㊂而在情况2之下,Y年两会召开时间晚于官员更替时间㊂A㊁B先完成官员更替,由B在Y年两会上提出当年经济增长目标,并在(Y+1)年两会上予以汇报㊂简言之,情况1之下目标提出者和执行者是两位不同的官员,而情况2之下的目标提出者和执行者是同一个人㊂②如前所述,中途换将使得继任官员对901①②在部分特殊情况下,也会有两会于前一年的年底或当年的下半年召开,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1)由于 撤地设市 等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重大事件;(2)需要选举或推荐出席全国或省级两会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当地在本应召开两会的常规时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4)地方政府提出需要经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重大战略规划或纲领性文件㊂本文作者收集的两会时间数据当中,3.73%于前一年10 12月召开,95.58%于当年的1 6月召开,0.69%于当年的7 12月召开㊂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情况1还是情况2,都是对发生官员更替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执行情况产生影响,而不会对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度产生影响㊂因为当Y年发生官员更替时,(Y-1)年已经度过㊁其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度也已成为既定事实㊂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提出的建议㊂011经济学报2019年12月于当年的政绩缺少 归属感 ,该年份易处于前后任官员 两不管 状态㊂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各级政府在经济指标分解时存在压力传导和层层加码的问题(荣敬本,1998;周黎安等,2015;L i e t a l.,2018),但我们此处强调的是,当目标提出者与执行者分离时,官员没有必要为其前任提出的㊁自己不承担责任的目标买单㊂至此我们得出本文第三个假设:假设3:当发生官员更替且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出者和执行者是不同官员时,增长目标的约束性更差,完成度更低㊂我国各级行政区普遍配备有党委㊁人大㊁政府和政协机关,被称为 四套班子 ㊂除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外,一般由党委主官(省/市/县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官(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主官(省/市/县长)兼任同级党委的副书记㊂具体到市级而言,党政主官调整过程中有一种常见的安排,即由市长转任同一市的市委书记㊂同时考虑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更替情况,我们可以将党政主官更替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仅有市长更替;(2)仅有市委书记更替;(3)市委书记㊁市长同时更替,且市长转任市委书记;(4)市委书记㊁市长同时更替且均为新任官员㊂上述四种类型的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有不同㊂首先考虑到市委书记和市长作为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其更替人数越多,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大,因而(1)(2)的影响应小于(3)(4)㊂其次考虑到在排序和实权方面,市委书记作为一把手,其更替的影响应大于市长,即(1)<(2)㊂再者,市委书记与市长在实际工作中长期 搭班子 ,对彼此的工作思路㊁方法和风格较为熟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相关政策能够同时反应。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实施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

本文将对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首先，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各种经济扶持政策，如税务优惠、土地出让等措施，吸引外来投资和企业发展。

这些政策可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促进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例如，某地区政府出台了降低企业税负的政策，吸引了大量企业进驻，就会带动当地就业率的提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其次，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还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贸易合作与竞争日益加剧。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产业特点，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例如，某地方政府发现当地的传统产业竞争力下降，通过出台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推动了当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地方政府可以出台创新激励和支持政策，为科技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吸引科技人才和投资。

通过培育创新型企业和提供创新资源，地方政府可以推动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例如，某地方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立了科技创新基金，并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入驻，促进了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一些潜在的问题。

首先，政策的执行力和透明度是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如果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或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不透明，就会影响到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减少政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其次，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也是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推行领导干部易地交流，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干部流动机制，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党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一项有效措施。

深刻认识和把握领导干部易地交流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执行《条例》，不断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行领导干部易地交流实践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诸如孔繁森式的清廉公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一）思想认识上，有些易地交流的领导干部有短期及镀金思想。

认为交流是为下一步提拔重用作铺垫，工作中就喜欢干一些锦上添花、借花献佛的事情；善于作最后一道工序，而不敢碰硬，不愿意解决棘手问题；有功劳往自己身上拉，有失误往别人身上推；反正在自己任期内不出大问题就稳升无忧，所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年看、二年盼、三年换”。

怀着这种临时思想，因此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轰轰烈烈摆花架子，作表面文章，哗众取宠，只求报上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影，形成声势、名声在外就大功告成，如此劳民伤财，甚至以牺牲全局或长远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捞取自己的“政绩”。

（二）“走读”现象严重。

易地交流者，有些不带上家眷，“身在曹营心在汉”，缺乏职责意识，心里更多地想着怎样快一点提拔。

甚至有些领导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有职有权后，有着老子天下第一之感，就趁机捞一把。

所以在群众中流传着“干部下派，白吃闲饭；干部交流，浪费汽油”。

而且一些易地交流的领导干部回家或外出私事美其名：跑项目、开会、招商引资……理由多多。

享受着“家外有家”的待遇。

（三）领导干部易地交流频繁是使县乡机关人员严重超编的原因之一。

交流者从边远山区流入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必带上家眷并亲朋好友，相反则单身赴任，造成相对发达地区一些单位或热门岗位人满为患。

如广西某中心城市的郊县，因领导干部交流，交流者都是有职有权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交流到该县的领导把一大群低素质人经变通后涌进行政机关或重要岗位，如该县某镇财政所从原来的满编7人，经几届领导易地交流换任后人员增至23个，屠夫经包装后作“特殊人才”引入财政所“吃皇粮”，人浮于事更甚，不仅影响当地工作，带坏干部队伍，而且隐藏着社会的另一不安定因素。

我国地方政府间纵向竞争问题分析内容摘要：当前，各级政府之间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或财政领域，都存在着竞争。

本文认为政府间纵向竞争本质上是政府间不断博弈的过程，为了在横向竞争中取得优势，下级政府积极从上级政府手中争取各种优惠政策与经济利益。

文章结合政府竞争的最新实践，主要从各级政府间纵向竞争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纵向竞争制度创新政府博弈引言当前，政府竞争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从竞争层次上可以将政府间竞争划分为纵向竞争与横向竞争。

纵向竞争是处于垂直方向上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围绕着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划分与调整而展开的竞争。

横向竞争是水平方向上同级地方政府间围绕着各种经济利益与经济资源、政治晋升机会等方面而展开的竞争。

地方政府既和上级政府进行竞争，又和与同级别的其他地方政府竞争，并且纵向竞争与横向竞争是高度相关、相互兼容的。

当前理论界对同级政府间竞争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上下级之间的纵向政府竞争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分析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原因与表现形式。

由于我国政府组织结构间的高度同构性与“自上而下性”，本文所称的地方政府主要是指各个省级政府等，诸如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中央——省级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关系类似。

中央与各个地方政府纵向竞争目的是及时发现地方辖区政治、经济等各种信息，以便纠正地方政府损人利己的、不利于全国统一利益的行为，肯定地方政府先进性的试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经验，扩大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鼓励地方政府的正外部性行为等。

政府纵向竞争的诱因分析（一）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制度下拥有独立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经济性分权使地方政府竞争有了现实的手段与工具，基于业绩考核的辖区间竞争不可避免。

Qian、Roland （1997）等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间经济结构是典型的M型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是水平的，竞争会造成政府利益的冲突，这就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

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引导等措施，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地方政府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和法规，为企业提供了投资保障和支持。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刺激地方经济的增长。

另外，地方政府还积极吸引外资，加大对外国投资者在当地的支持力度，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其次，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基础设施的良好建设，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了地方的交通运输能力，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引进高铁、机场等交通设施，提高了地方的物流效率，使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开展业务。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此外，地方政府在产业引导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通过选择发展有竞争力和优势的产业，鼓励企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高地方经济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地方政府还通过提供土地和资金等资源支持，吸引企业投资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发展绿色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地方经济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非一直是正向的。

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快速增长而忽视了环保和社会民生问题，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投资决策中缺乏科学性和长远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投资效益低下。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政府执行者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官员的廉洁与廉政建设、政策制定和执行、服务质量和公共资源分配三个方面来展开研究，探讨官员行为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首先，官员的廉洁与廉政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如果地方政府官员存在腐败行为，不仅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还会损害投资环境，阻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推进廉洁政府建设，督促官员遵守廉洁纪律，严禁充斥贪污腐败的行为，对于保障公正市场秩序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也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官员应该深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合理利用资源，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同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员应该确保公平公正，杜绝任性执法和不合理干预，为企业和市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此外，地方政府官员的服务质量也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官员应该积极回应市民的诉求和需求，及时解决问题，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优质的服务不仅有利于提升市民满意度，还可以激发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官员应该注重加强服务意识培养，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推进政府服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为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地方政府官员的公共资源分配也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官员应该以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分配资源，杜绝任性用权和权力寻租的现象。

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现象，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

廉洁与廉政建设、政策制定和执行、服务质量和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都是官员行为所关注的重点。

只有官员具备高尚的品德、为民务实的作风、科学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以及公正公平的资源分配能力，才能够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异地流动人口对社会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现象日益突出。

大量的人口从乡村地区涌入城市，形成了庞大的异地流动人口群体。

这个群体的到来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异地流动人口的到来对社会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

由于异地流动人口大多来自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他们往往面临着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问题。

这种不公平往往引发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分裂，甚至在某些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时，这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面临着障碍。

由于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异地流动人口往往面临着融入当地社会的困境，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局部的不稳定。

然而，异地流动人口的到来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助力。

由于他们对低端劳动市场的供给，有效解决了一些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异地流动人口在建筑、服务业、家政等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他们的劳动收入也成为了家乡经济的重要支柱。

通过经济的循环流动，异地流动人口逐渐改善了家庭和家乡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劳动力资源的集中和流失也给家乡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扰。

大量的劳动力外流，导致了家乡缺乏劳动力，增加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成本。

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集中在城市，家乡的产业结构也面临着失衡的问题。

许多农村地区的产业基础薄弱，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导致了经济的落后和发展的不平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

首先，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从而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同时，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吸引和扶持各类产业的发展，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回迁机会和发展空间。

总之，异地流动人口的到来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复杂的影响。

异地产业转移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异地产业转移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异地产业转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围绕异地产业转移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论述，从不同角度解析这一现象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首先，异地产业转移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市场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选择了将生产和服务等业务转移到异地。

这种转移根据不同的目的可以分为内部转移和跨国转移。

内部转移指的是企业将业务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跨国转移是指企业将业务转移到不同国家或地区。

产业转移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技术，为接受地提供了新的经济活力。

新兴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促进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和集聚效应。

与此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也通过吸引异地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突破与转型升级。

然而，异地产业转移也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挑战。

首先，环境压力增加。

随着产业的转移，工业化进程在一些地区被加速推进，这导致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等。

其次，人才流失。

在异地产业转移过程中，一些高素质的劳动力流失到了其他地区，这对原地区的人力资源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时，由于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差异，一些劳动力也可能会选择跟随企业转移，加剧了原地区的人才流失问题。

此外，异地产业转移也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失衡。

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外来产业，缺乏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经济震荡的影响。

为了应对异地产业转移带来的挑战，地区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措施，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首先，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生产。

其次，要重视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吸引和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