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语文教育目标观论析

胡适语文教育目标观论析

摘要:胡适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目标进行了新的定位,从而把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引向了现代化之路。胡适的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是:第一,要求学生掌握白话语体,培养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第二,要求学生能欣赏我国的文学名著,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精神境界;第三,要求学生能阅读和使用古文书籍,能批判地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胡适的关于语文教育的目标及其中所体现的培养学生独立思想、负责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思想,对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语文教育的“立人”价值,重新审视和制定语文教育的目标,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胡适;语文教育目标;借鉴价值

胡适先生引领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对我国近百年以来的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目的是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目标是对教育目的的具体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重视语文教育的胡适先生显然会对之展开积极的探索。在语文教育的目标上,胡适先生对中国当时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中应有的诉求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他的关于语文教育的三大目标,即“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能欣赏中国文学名著”、”能使用古文书籍”。深入剖析和阐释胡适的关于语文教育的目标观,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状况,也可以为当前的语文教育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要求学生掌握白话语体,培养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

胡适在其1920年发表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明确地将“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为语文教育应实现的第一目标。在1922年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和1929年起草的关于《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中,胡适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点,要求在高中阶段也应继续培养学生运用国语的能力。

胡适对语文教育目标的这一定位基于他对我国语言文字的认知与研究。胡适认为,汉语言文字是汉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维系汉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因此,要拓宽学生的学识和眼界,要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和素养,就要使之能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文字。胡适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汉语言文字的人文价值,认为语言文字能力的习得与人们的人格修养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曾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家中诸侄辈现作何种事业?儿以为诸侄年幼,其最要之事乃是本国文字。国文乃人生万不可少之物,若吾家弟子并此亦不之知,则真吾家之大耻矣。”[1]39这就是说,在胡适看来,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习得是人生事业的基础,也是构筑人的人格修养的核心。由此,胡适将对母语的运用能力看作是出国留学的必备能力之一,认为若对祖国语言文字都不能正确使用,那么学生就容易形成奴颜婢膝之丑相。可见,胡适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认知并非仅停留在实用层面,认为它还涉及到人的人格尊严、涉及到一个人的民族情感的层面,这样就为保护、实施和推进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同时,胡适还进一步认识到,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同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白话”具有“文言”难以匹敌的优越性。他认为,中小学用“文言”进行教学,是我国教育难以普及、学生难以“自由发表思想”的关键原因。所以,要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的状况,在语文教育中就必须摈弃“文言”而改用“白话”。“我发起这(国语)运动是为了将白话文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以取代文言文的位置”,因为“文言文像拉丁文一样是一种已经死了的语言”[2]234。具体而言:其一,文言不适合作为教学语言而存

在。作为教学语言,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但用文言来传递信息极其不便。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就曾记录过一则实例:“新学制会议的议决案。但这篇致辞,事前并未曾印刷出来,又是用文言做的,读的又是江苏的口音,故会员都听不懂。”[3]92 这就是说,既见不着又听不懂,自然就阻碍了人们间的沟通与交流,作为教学语言,它更应是融读写听说于一体的活的语言,如此才能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才能促进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其二,文言也阻碍了学生思想的自由表达。文言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而不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活的语言。胡适指出,要求学生用文言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就是”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4]211。

胡适还充分论证并实践了用白话来取代文言的可行性与适宜性。胡适认为,用白话来取代文言,并非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使用语言的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的问题。通过使用语言文字的形式上的自由与解放,人们可以求得自身在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而培养学生的在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也正是现代语文教育应追求实现的目标。“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即将“文言”改为“白话”,可以满足学生自由言说的需求。“自由发表思想”重在“自由”二字,“自由”是“五四”时期哲人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语文教育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摒弃,它摈弃的是对古人的模仿,摈弃的是古人的言说方式和语气语调,要言说的则是自我对生活、对世界及对人生的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这是对学生生命的尊重,更是学生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回归。

二、要求学生能欣赏我国的文学名著,从中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精神境界

在《中学国文的教授》、《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于1923年起草的关于《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二)中国文学史引论》、于1929年制定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等文章或文献中,胡适都提出语文课程应该培养学生“养成儿童的文学的兴趣”[3]431的要求。在《小学及初中毕业应达最低限度的程度》的文献中,胡适明确地要求学生:“(1)能玩赏现代语体的文学作品;(2)能了解简易的文言文学书(如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及史传文学)。”[3]395 由此可见胡适对文学教育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扭转了我国文学教育长期被忽视的局面,有助于文学教育的实施和推广。从对“欣赏”和“玩赏”等词的选用中可以看出,胡适认为,文学教育应培养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而不是创作文学作品或仅传授文学知识。这抓住了基础教育阶段文学教育的精髓。文学原本就是自我的、个性的和人道的,通过也只有通过学生对它的体验和感受,学生的人格品位才能得到提升,也才能发挥文学教育的功能。在“欣赏文学”的基本定位下,胡适删除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史”的课程,否定了“穿凿附会”的对文学的解读方式,认为“《诗》三百篇为汉儒的穿凿附会,支离万状,真趣都失”[5]2。此言极是。文学的真趣在于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心与心的交流,读者自我的独特的主体指向是文学欣赏中最重要、最核心与最精彩之处,“传、笺、注、疏”的解读方式都在无形中使主体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它与文学欣赏的要义是南辕而北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