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病因诊断策略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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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儿童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病因学诊断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疾病,为主要出生缺陷之一,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问题。
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是指发生于18岁以前,在智力功能和适应性行为上存在显著限制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障碍[1]。
智力障碍这个术语通常应用于≥5岁的儿童,而全面发育迟缓专用于小于5岁无法接受系统性智力功能评估的儿童。
根据其严重程度,可将其分为4级:轻度(智商50~70)、中度(智商35~50)、重度(智商20~35)及极重度(智商<20)。
智力障碍的全球患病率约为1%,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比率更高,估计全世界共有1.5亿智力障碍患者。
除对个人及家庭造成的伤害外,智力障碍还产生巨大的医疗支出和社会成本,美国的研究估计仅2000年出生的患者总的终生费用即高达512亿美元[2]。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国对儿童智力障碍均高度重视,在病因学、预防、治疗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研究结果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智力障碍是一类临床表现和病因异质性极强的疾病,可单独发生或合并先天畸形、癫痫、感觉障碍或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等,其发生既有外在的环境因素又有内在遗传因素参与[3]。
外在的环境因素约占20%,包括围产期感染、外伤、缺氧、产后营养不良以及滥用药物等[4]。
近年来,遗传因素在病因构成中日渐突出,包括各类染色体结构和(或)数目异常、单基因或多基因异常、先天性代谢缺陷疾病等。
约50%的智力障碍患儿可明确病因,智力障碍总体治疗缺乏特异性,但对于病因明确尤其遗传学病因明确的患儿,可以进行相对精准的早期干预及指导,甚至家族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实现病因学层面的一级预防。
鉴于遗传学病因诊断的重要性,美国儿科学会于2006年先后制定及更新了相关诊断流程[4]。
目前,我国在智力障碍患儿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尚缺乏统一的标准及规范,存在医务人员对疾病认识及诊断水平参差不齐等现实问题。
儿童抽动障碍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TD)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以抽动为主要表现的神经精神疾病。
其临床表现多样,可伴多种共患病,部分患儿表现为难治性。
2013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制定了《儿童抽动障碍的诊断与治疗建议》[1],近年来又有新的认识。
为了提高儿科及相关专业临床医师对TD的规范诊疗水平,避免误诊误治,制定此实用版,并更新了TD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法和部分用药,增加了难治性TD的治疗、TD教育干预和预后评估等内容。
1 临床表现1.1 一般特征TD的起病年龄为2~21岁,以5~10岁最多见[2],10~12岁最严重[3];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男女之比为(3~5)1。
1.2 抽动分类及特点1.2.1 抽动分类分为运动性抽动和发声性抽动。
其中运动性抽动是指头面部、颈、肩、躯干及四肢肌肉不自主、突发、快速收缩运动;发声性抽动是口鼻、咽喉及呼吸肌群的收缩,通过鼻、口腔和咽喉的气流而发声。
运动性抽动或发声性抽动可再细分为简单性和复杂性2类,有时二者不易分清[4]。
40%~55%的患儿于运动性抽动或发声性抽动之前有身体局部不适感,称为感觉性抽动(sensory tics),被认为是先兆症状(前驱症状),年长儿尤为多见[5],包括压迫感、痒感、痛感、热感、冷感或其他异样感觉。
1.2.2 抽动特点抽动表现为一种不自主、无目的、快速、刻板的肌肉收缩[6]。
(1)抽动通常从面部开始,逐渐发展到头、颈、肩部肌肉,而后波及躯干及上、下肢;(2)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出现新的抽动形式;(3)症状时好时坏,可暂时或长期自然缓解,也可因某些诱因而加重或减轻;(4)与其他运动障碍不同,抽动是在运动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发生,非持久性存在,且症状可短暂自我控制。
常见加重抽动的因素包括紧张、焦虑、生气、惊吓、兴奋、疲劳、感染、被人提醒等。
常见减轻抽动的因素包括注意力集中、放松、情绪稳定等[5]。
脑性瘫痪的病因学诊断策略专家共识(完整版)脑性瘫痪(以下简称脑瘫)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运动障碍性疾病,全球范围内报道的患病率为0.15%~0.40%[1,2,3]。
临床中发现,脑瘫被普遍作为"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的"伞式"诊断,其中不乏一些原因不明的疾病。
尽管早产和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被公认为脑瘫的病因,但多达1/3的脑瘫患儿缺乏传统高危因素、存在潜在某些神经系统遗传病或代谢病,对这部分患儿需要积极查找、识别和确定病因,避免因延误诊断而造成的不适当管理和不利后果。
近年来快速进展的神经科学和遗传学为脑瘫患儿提供了精确诊断、精准治疗和预后判断的机会[4]。
大量文献报道,高达30%的脑瘫患儿存在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s,CNVs)或单基因变异,但由于研究的样本量小、验证性研究少以及受遗传异质性的影响,有些变异的致病性还很难得出明确结论[5,6]。
一些临床管理指南并不推荐将遗传学检测作为脑瘫的常规性检测项目[7],有关脑瘫病因学诊断方面还缺乏一致性的可操作流程。
我国脑瘫防治工作尚在初级阶段,康复机构复杂多样,人员资质和诊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在脑瘫的临床规范化诊断及病因研究流程上存在较多问题。
为此,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康复学组自2018年6月成立专家组,参考近10年来有关脑瘫病因学、遗传和代谢组学技术进展、脑瘫诊断与鉴别诊断等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历经8个月的时间讨论并提出中国脑瘫的病因学诊断策略专家共识,以期规范脑瘫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思路及相关医疗行为,避免漏诊和误诊,指导脑瘫和类脑瘫疾病的科学规范管理、预后评估及遗传咨询。
一、脑瘫的定义、分型及临床诊断信息脑瘫是一组由于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儿脑非进行性损伤所引起的持续存在的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症候群,导致活动受限,常伴有感觉、知觉、认知、沟通和行为障碍以及癫痫和继发性肌肉骨骼问题[8]。
【图文讲解指南】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自闭症患儿被叫做“星星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在遥远而漆黑的夜空中独自闪烁着自闭症介绍自闭症与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ASD,简称孤独症)同义,是一组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ASDASD以及常3-4患一、ASD1/2。
2.不(少)应:包括叫名反应和共同注意(JA),患儿对父母的呼唤声充耳不闻;共同注意(JA)是指个体借助手指指向、眼神等与他人共同关注二者之外的某一物体或者事件,ASD患儿前瞻性研究发现,14-15月龄ASD患儿出现JA相关的沟通水平下降。
3.不(少)指:即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无法对感兴趣的东西提出请求。
ASD患儿可能在12月龄时就表现出肢体动作的使用频率下降。
4.不(少)语:多数ASD患儿存在语言延迟现象。
5.不当:指不恰当的物品使用及相关的感知异常;ASD患儿从12月龄起可能会出现对物品的不恰当使用,比如将小汽车排成一排,旋转物品并持续注视;言语的不当也应该注意,表现为正常语言出现后言语的倒退,难以听懂、难以重复语言。
二、ASD患儿社交和沟通行为发育轨迹异常行月的ASD为0-31.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在0-3岁年龄范围内涉及8个时点,每个时点包含4个条目。
在初筛过程中应对儿童进行观察并且检查有无相应月龄的预警症状,该年龄段任何一条预警征象阳性,提示有发育偏异的可能。
预警征象可由专业人员、父母、其他代养人、老师等任何人提出。
下表为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2.修订的幼儿孤独症量表A部分(modifiedchecklistforautismintoddlers-23,CHAT-23-A):适用于18-24月龄ASD患儿的筛查,该量表由23道问题组成,由主要照看者根据儿童的一贯表现对每道题目进行勾选。
筛查阳性评定标准:总23项中≥6项阳性或7项核心项目中≥2项阳性。
2024儿童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全文)摘要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IS)是46,XY性发育异常疾病常见病因之一,根据雄激素受体功能的缺陷程度可分为完全型、部分型及轻微型。
儿童AIS 的内分泌学特征为持续性雄激素抵抗,其临床管理的核心在于性别认同,改善青春期性发育特征。
现以国内外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内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在AIS的遗传学分子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抚养性别评估、肿瘤风险、内分泌激素及外科手术治疗时机、长期预后等方面形成系统、全面的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为儿科医师提供规范的临床诊治指导。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是由于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基因变异导致雄激素受体功能缺陷,虽然雄激素合成正常,但靶器官对雄激素作用无应答(抵抗)或应答不足,从而出现不同程度男性化不全。
该病为一种X连锁隐性遗传病,属于46,XY 性腺发育异常疾病(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常见的类型之一[1]。
AIS临床表型依赖于雄激素受体功能缺陷程度,分为3种类型:完全型AIS(complete AIS,CAIS)、部分型AIS(partial AIS,PAIS)和轻微型AIS(mild AIS,MAIS)。
国外报道CAIS发病率为1/99 000~1/20 400[2],PAIS发病率为1/130 000[3, 4]。
国内报道AIS发病率仅次于5α还原酶缺乏症[5]。
AIS在抚养性别的共同决策、性腺处理及切除时机的选择、肿瘤风险的监测以及性激素的合理替代等方面尚缺乏共识,需要发挥多学科合作,是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面临的重大挑战。
现为提高AIS诊疗水平,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组织相关专家,经过多次研讨会,历时1年余,制订儿童AIS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以下简称本共识)。
如何构建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分布式系统已成为现代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分布式系统具有很多优点,如可扩展性、高可用性、高性能等。
本文将探讨如何构建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
1. 概述分布式系统是由多个互相独立的节点组成的计算机系统。
这些节点通过网络互相通信和协调工作,共同实现某个目标。
在构建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系统的可扩展性、性能、容错性、安全性等。
2. 架构设计构建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的第一步是设计好系统架构。
系统架构应该能够满足要求,同时也应该尽量简单易懂。
在设计系统架构时,可以采用一些已有的分布式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如微服务、分布式一致性算法、分布式存储等。
3. 数据分片对于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而言,数据分片是非常关键的。
数据分片可以将整个数据集分成多个部分,分别存储在不同的节点上,从而达到分布式存储的目的。
在设计数据分片时,需要考虑到各个分片之间的负载均衡、数据备份和数据一致性等问题。
4. 高可用性分布式系统要保证高可用性,必须要有一定的容错机制。
为了实现高可用性,可以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如故障切换、热备机制、负载均衡等。
在实现容错机制时,需要考虑到各种故障原因,如网络故障、节点故障等。
5. 性能优化对于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而言,性能是非常关键的。
为了提高系统的性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1)采用分布式缓存技术,加快数据访问速度。
(2)采用异步通信模型,减少系统延迟时间。
(3)尽量减少系统之间的网络通信,降低网络负载。
6. 安全性分布式系统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可以采用以下措施:(1)采用安全协议保护系统之间的通信。
(2)加强系统的访问控制,只有经过授权的用户才可以访问系统。
(3)加强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保证只有合法用户才能进行系统操作。
7. 结论构建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到各种问题。
2020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早期识别、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完整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发育障碍,起病于童年期,影响可延续至成年,其主要特征是与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
全球儿童发病率约为7.2%,60%~80%可持续至青少年期,50.9%持续为成人ADHD。
约65%的患儿存在一种或多种共患病。
ADHD不仅损害学习功能,还存在其他多方面、涉及生命全周期的损害。
早期识别、诊断和规范治疗可显著改善ADHD的预后。
据统计,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为6.26%(约2 300万人),但就诊率仅10%左右,提示家长及社会宣传、医务人员培训不够。
2006年中华儿科杂志发表的"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疗建议"为指导和规范我国儿童ADHD诊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ADHD的复杂性逐渐被认识到,其诊断标准以及治疗干预有很大进展,ADHD诊疗方案需相应更新。
由于我国儿童精神科医师短缺,大量ADHD患儿常首诊于全科医师、儿童保健医师和发育行为儿科医师。
而我国发育行为儿科医师人数不足,儿童保健医师和全科医师缺乏相关培训。
2015年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组织出版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进一步从精神专业角度系统讲授了ADHD防治的相关内容,但相关儿科医务人员对指南理解应用不够,源自儿科临床实践的诊疗共识将更有利于提高发育行为儿科医师、儿童保健医师和全科医师针对各种罹患ADHD 的高危儿童进行长期监测、定期筛查和家校宣教的意识,提高诊疗能力。
因此,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育行为学组经过2年多次反复讨论,邀请儿童精神医学专家、儿童神经内科专家参与,参照国际最新进展,结合我国儿科临床实践特点,达成以下临床实践专家共识,旨在提高我国儿童及妇幼三级卫生服务体系ADHD 早期识别、诊断及治疗的规范性和同质性。
智力障碍诊治指南临床上,智力障碍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4类:1、轻度患者智商在50到69之间,可接受初级教育或特殊教育,可独立生活。
2、中度患者智商在35到49之间,可接受特殊教育和训练,掌握简单生活技能,半独立生活。
3、重度患者智商在20到34之间,可接受简单训练,生活自理能力差,需要监护。
4、极重度患者智商<20,无接受教育和康复训练的能力,无生活自理能力,需要监护。
传染性无传染性发病率全世界人群患病率约为1%。
好发人群好发于男性。
总述从胎儿到18岁以前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智力障碍,主要有遗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儿童暴露到有害因素时的年龄、持续时间以及对脑损害的严重程度与儿童智力障碍相关。
基本病因1、遗传性因素(1)染色体异常: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的单体型、三体型、多倍体等染色体数目异常。
染色体的倒位、缺失、易位、重复,环形染色体和等臂染色体等结构异常。
(2)基因异常:DNA分子结构异常使机体代谢所需酶的活性不足或缺乏,导致遗传代谢性疾病有智力障碍临床表现。
(3)先天性颅脑畸形:家族性小脑畸形、先天性脑积水、神经管闭合不全等疾病都可能导致智力障碍。
2、围生期有害因素(1)感染:母体孕期各种病毒、细菌、螺旋体、寄生虫等感染,如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流感病毒、肝炎病毒、HIV病毒、弓形虫、梅毒螺旋体等。
(2)药物:很多药物可导致智力障碍,特别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和代谢系统的药物,以及抗肿瘤和水杨酸类药物。
(3)毒物:环境、食物和水被有害物质污染,如铅汞等,可能引起智力障碍。
(4)放射线和电磁波。
(5)妊娠期疾病和并发症:孕妇患各种疾病,如糖尿病、严重贫血、肾脏病、甲状腺疾病、先兆流产、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多胎妊娠等。
(6)分娩期并发症:前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胎儿宫内窘迫、脐带绕颈、产程过长、产伤、早产等使胎儿颅脑损伤或缺氧。
(7)妊娠期不良行为:抽烟、饮酒,遭受强烈或长期的心理应激产生持续的情绪抑郁、焦虑等都可能与智力障碍有关。
儿童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病因诊断策略专家共识本文刊于:中华儿科杂志, 2018,56(11) : 806-810作者: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儿童神经疾病专业委员会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是一大类具有高度临床和遗传异质性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常共患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多种精神行为障碍。
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是全球儿童主要致残原因之一[1],其病因复杂,涉及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异质性强,国内对其病因诊断流程还存在较多问题,缺乏规范。
为此,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儿童神经疾病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家组,讨论并提出儿童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病因诊断策略中国专家共识,以期规范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患儿的诊断流程,以利于早期明确病因、早期干预,避免重复过度检查,提供更准确的预后评估及遗传咨询。
一、智力障碍的命名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在东亚及南亚地区,用来表示智力障碍的术语和概念有:智力落后(mental retardation, MR)和智力缺陷(mental deficiency, MD)等[2]。
2010年10月5日,美国联邦法律(公共法111-256,Rosa法)以"智力障碍"代替众多现行联邦法律中所使用的"智力落后"[3]。
此后,智力障碍科学研究国际协会(IASSID)、美国智力与发育障碍协会(AAIDD)、美国精神病协会(APA)等组织发表相关研究均支持采用"智力障碍"这一新术语。
目前国内经常使用的诊断名词"智力低下",由于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意味,建议停止使用,应统一采用"智力障碍"作为中文诊断名词。
二、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定义和诊断标准2013年,APA修订的第5版诊断和统计学手册(DSM-5)将智力障碍定义为:发育阶段出现的障碍,包括智力和适应功能缺陷,表现在概念、社交和实用的领域中[4]。
这是目前国内外被广泛认可的定义,诊断需符合全部3个标准:(1)缺陷在发育阶段发生。
(2)总体智能缺陷:包括推理、解决问题、计划、抽象思维、判断、学业和经验学习等,由临床评估及个体化、标准化的智力测试确认。
智能缺陷通常对应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低于平均值2个标准差,国内目前已有用于智商评定及筛查的标准化测试量表。
(3)适应功能缺陷:是指适应功能未能达到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完成社会责任所需的发育水平和社会文化标准,并需要持续的支持。
在没有持续支持的情况下,适应缺陷导致患儿一个或多个日常生活功能受限,如交流、社会参与和独立生活,且发生在多个环境中,如家庭、学校、工作和社区。
标准化测试得分低于平均值2个标准差时,则定义存在适应功能损害。
DSM-5定义与之前标准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把智力障碍视为个体内在、固有的特质,而是把智力障碍视为个体的一种动态变化的功能状态,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虽然标准化的智商测试为儿童智力障碍诊断提供了有力参考,但不再单独用于智力障碍受损严重程度分类,而是通过适应功能的损伤程度来分度。
当标准化测评因为伴随感觉或躯体障碍,如失明或学语前听力丧失,特定运动障碍或存在严重行为问题,或同时出现精神障碍,其智力缺陷程度的评估存在困难或不能进行时,可诊断为非特定智力障碍,此诊断专用于≥5岁的个体,只应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且需要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评估[4]。
智力障碍这个术语通常应用于≥5岁的儿童。
全面发育迟缓专用于小于5岁,在≥2个能区(大运动或精细运动、语言、认知、社交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没有达到预期的发育标志,且无法接受系统性智力功能评估,包括年龄太小而无法参与标准化测试的儿童。
此类别同样需要一段时间后再评估,并非所有的全面发育迟缓儿童随着成长还会符合智力障碍的诊断标准。
因为智力测试和适应行为测试在这个年龄组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重复性较低,尤其是婴幼儿。
早期评估对尽早发现儿童是否存在需要早期干预的缺陷虽很有价值,但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智力。
一些轻度发育迟缓的儿童通过适当的支持性措施,5岁之前可能进步至正常功能范围而不再符合智力障碍的诊断标准。
三、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流行病学智力障碍在全世界人群中的患病率约为1%,严重智力障碍的患病率约为0.6%[4]。
智力障碍在美国患病率为1.2%[5],在欧洲的患病率小于1.0%,其中严重智力障碍患病率为0.3%~0.4%[6],在亚洲患病率最高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为1.0%~1.4%[7]。
据我国1987年和2006年的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智力障碍患病率为0.43%~0.96%[8]。
在年龄<5岁的儿童中,全面发育迟缓的患病率不详。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全面发育迟缓患儿日后均会发展为智力障碍。
四、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病因1.非遗传性因素:非遗传性因素对轻度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影响很大[9]。
产前常见的因素包括先天性感染、接触致畸物或环境毒物(如药物、酒精、铅、汞、辐射、化学致畸物);产时因素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产伤、窒息、缺氧、颅内出血等;产后因素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低血糖、脑外伤、惊厥后脑损伤、佝偻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碘缺乏、营养不良、脑血管疾病、核黄疸、听力障碍、肿瘤以及社会文化经济心理因素等。
2.遗传性因素:遗传性因素估计占不明原因智力障碍的50%[10],在中重度智力障碍患者中尤为突出,比例达2/3甚至更高[11]。
遗传性因素包括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单基因病、线粒体病、多基因和(或)表观遗传异常等。
据统计,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占整个遗传因素的25%~30%。
通过常规的染色体核型分析可为5%~10%的患者找到遗传学病因[12,13]。
随着荧光原位杂交、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等细胞分子遗传学技术被应用于染色体亚端粒区异常的检测,诊断率约5%[14]。
染色体微阵列芯片分析(CMA)是目前检测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CNVs)的经典方法。
国内外数据报告,10%~19%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患者可通过CMA找到病因[15,16,17]。
因此,自2010年起,CMA和脆性X综合征检测已经被推荐作为寻找或排除潜在不明原因智力障碍遗传性病因的一线诊断手段[18,19]。
截至2016年4月,通过对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及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中"智力障碍"等相关词汇的搜索,共确立了同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相关的818个编码致病基因[20,21]。
其中,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占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比例为13%~39% [19],新生突变是导致重度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重要病因[22]。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占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比例为10%~20%[23],在近亲婚配的家庭中比例增加。
另外,先天性代谢缺陷疾病多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单基因病,占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病因的1%~5%[24]。
X连锁智力障碍占男性智力障碍患儿的10%~12%。
脆性X综合征是最常见的X连锁智力障碍类型,以男性发病为主,而MECP2基因是另一个常见的X连锁智力障碍基因,其突变导致Rett综合征,以女性发病为主[25]。
遗传性因素导致的智力障碍可进一步分类为综合征型智力障碍和非综合征型智力障碍。
综合征型智力障碍是指除智力障碍还存在特定临床表型或已知共患病的儿童,如唐氏综合征,Rett综合征等。
随着遗传学研究的深入和对临床表型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综合征型智力障碍被发现[26]。
五、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诊断流程和策略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病因复杂,临床上具有高度异质性。
结合我国的医疗现状,提出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病因诊断流程建议(图1)。
a常见的特殊综合征包括Rett综合征、Klinefelter综合征、Prader-Willi综合征、DiGeorge综合征、Angelman综合征、Sotos综合征等,建议对于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患儿行脆性X综合征相关检测;b基础代谢筛查包括:血尿常规(含尿酮体)、肝肾功能、心肌酶谱、电解质、血脂、血糖、乳酸、血氨、血气分析、同型半胱氨酸、铜蓝蛋白、甲状腺功能、血串联质谱分析、尿有机酸分析等;c特定的代谢病检测:骨髓细胞学检查、极长链脂肪酸分析、眼底检查、视听诱发电位、酶学检测、成纤维细胞培养、尿肌酸或肌醇、线粒体基因等;d如若完善相关病因学检查未能确诊,则继续下一步寻找病因(一)确认诊断根据APA修订的DSM-5定义,利用适合年龄的量表结合临床评估并确认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的诊断。
(二)排查各种非遗传性病因在考虑任何实验室检查之前,应首先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和全面的体格检查,经验丰富的医生可以在这一步为17.2%~34.2%的患儿明确病因,为62%~79%的患儿找到诊断线索[27]。
详细的病史包括:(1)首先要排查环境因素影响:有无早产、低出生体重、产伤、窒息、外伤、严重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卒中、中毒等继发性病因;母亲妊娠期的营养状态、应激性事件,有无吸毒、保胎、致畸物暴露病史;患儿所处的社会环境、营养状态;(2)起病年龄和病程,反复确认是静止性病程还是进展性病程,对判断先天性和获得性病因有重要提示作用;(3)新生儿筛查病史、既往诊治过程、接受过的各种检查;(4)听力筛查:听觉诱发电位、声阻抗等,特别是语言发育落后的患儿建议常规筛查。
(三)确定是否有提示脑结构异常或者髓鞘发育异常的情况进行头颅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指征包括:严重学习困难、抽搐、进展性或退行性神经系统症状、巨颅或小头畸形、局灶性或不对称神经系统症状体征、中重度运动发育落后、痉挛性步态、共济失调、运动障碍等。
普通智力障碍或全面发育迟缓患儿建议行头颅MRI 平扫和MR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考虑遗传代谢病者酌情加做磁共振波谱(MRS)。
(四)排查各种遗传性及代谢性病因如果常规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不能明确病因,头颅影像学检查未见结构异常或所见异常不能解释临床症状,建议在有资质的机构再次采集完整病史、绘制三代(或以上)家系图,进行遗传学检查和评估分析。
1.步骤一:确定患儿是否存在特定的病因和特定的综合征,根据患儿病史、临床特点提示是否有唐氏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等,如果母亲有不明原因死胎、反复流产史、染色体重组的异常家族史,建议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如果临床表现提示Prader-Willi综合征、Rett综合征等,根据具体情况可选择相应检查手段,明确诊断后提供遗传咨询。
2.步骤二:是否存在遗传代谢性疾病:如苯丙酮尿症、线粒体病等。
临床要注意询问患儿是否已接受新生儿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