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十一：源远流长的权变思想“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兵法·势》“组织设计中的权变方法是由一般系统理论产生的，也是对组织和管理中任何一种‘最好的方法’的反应”——丹尼尔·A·雷恩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是现代管理智慧的源泉。
中国企业若要进行管理创新，是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又不利于管理的现代化，且毕竟与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有一定距离，故汲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合理的内核、学习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与方法，同今天中国的具体管理实践相结合方为真正的“权变管理”之路。
第一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权变理论中国的管理活动自古有之，但在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管理思想还不能系统化，更不能成为独立的管理理论。
它都是作为某个人或某集团的单一的管理思想体现出来的。
以内容来讲主要有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宏观管理思想，也有农业经营管理、手工业经营管理、商业经营管理等微观管理思想，形成独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就产生了管理。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在这个丰富的文化宝库里，我们的祖先也曾经积累了大量的管理方面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我国最早的管理思想在《尚书》、《周易》中就有所反映，而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
齐桓公的执政大臣管仲把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治国之本。
他的名言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提出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富足是政治、道德的基础这个重要论点。
他的富民治国思想及其政策措施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示。
战国后期，著名的儒家学者荀况，以儒为主集各家之长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管理思想。
他的专论《富国篇》，吸收了法家的富国思想，并与儒家的富民思想、墨家的节用思想、道家的顺应自然的思想结合起来。
他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保证人民丰衣足食为目的，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整套方针和方法。
苟况主张富国要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篇》），强调“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苟子·富国篇》)。
他认为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富国主要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如不抓经济只抓财政，势必“伐其本，竭其源”（《荀子·富国篇》）；而财政搞得好也可以“节用裕民”，使“民富”和“多余”（《荀子·富国篇》）。
所以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和财政的关系。
在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方面，他主张重点发展农业同时也不能忽视工商业。
但工商业的从业人数应加以限制否则“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苟子·天论篇》）。
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他主张加强农业生产，节约消费，采取“强本节用”的方针如果“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荀子·富国篇》）。
为实行这些方针，苟况还提出了“明分”（确定分工和划分等级）、“轻税”、“知时”等多项政策和措施。
荀况的这些经济管理思想尽管距今已２０００多年，但对我们现实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管理人员务必善于运筹谋划。
司马光就说过：“道前定则不穷，事前定则不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司马温公文集·远谋》)孙武的用兵之道，就在于“上兵伐谋”（《孙子·谋攻》），即以谋略取胜为上策。
企业应当以此为鉴，把制定经营战略作为办厂的大事。
怎样正确地制定经营战略，《孙子兵法》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七计）（《孙子·计篇》）。
就是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对比敌我双方的优劣，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来确定经营目标，制定经营战略，作出战略决策。
同时《孙子·虚实篇》还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兵要“因敌而制胜”。
它说明企业的经营战略要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以提高应变能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目的在于求得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但是，竞争是“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十一家注孙子·张预》）。
实际上是“斗智”“斗谋”。
这在古代兵书中有很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例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威王问》），“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势篇》）。
可以理解为企业要以出奇制胜的谋略，注意瞄准市场上的薄弱环节锐意创新，不断开发适销产品，以满足潜在的需求去占领市场。
对于这种营销谋略和竞争之术，春秋战国的范蠡、白圭有一套成熟的致富经验，至今对我们还是颇有启发的。
(以下引文均见《史记·货殖列传》)要“乐观时变”，“时用则知物”，善于观测市场行情变化的趋势，把握时机以确定经营的商品方向；要善于捕捉有利时机，“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果断决策迅速行动；定价要合理，“论其余不足则知贵贱”，要以供求关系来判定价格的高低。
通常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要讲求质量，“务完物”、“取上种”，叫人信得过；要注意加速资金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使之“无息币”；“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要根据供求情况灵活经营，做到“人无我有，人少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廉”。
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的经营方法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近代华侨实业家陈嘉庚在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也是采取这一做法。
他在新加坡经营实业时借了７万元作为资本，开办了一家菠萝罐头厂。
当时该地有十几家菠萝罐头厂，这些厂的做法都是把菠萝切割成方形、圆形或菱形的小块，称为方桩、圆桩或旗桩，而不愿意加工称为杂桩的、切割成各种花形小块的产品，因为其费工大、成本也高。
陈嘉庚却一开始就决定做杂桩，他经常主动拜访各洋行，把各种杂桩的订货都接下来，认真加工制作，结果他的菠萝罐头厂的利润比其他同类厂都高，一年就赢利６９万元。
这种利市十倍的成就，使许多人士大惑不解。
当人们问陈嘉庚最初进行这种决策的依据时，他回答了八个字：“人弃我取，人争我避。
”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间于天地间，莫贵于人”（《孙膑兵法·月战》）。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求人》）。
“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韩非子·难势》）。
足见人才之可贵。
如何识别人才、使用人才，古人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和经验，可供今天进行人才开发的借鉴。
要善于识别人才，任人唯贤。
墨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于官。
”（《墨子·尚同》）。
《薛文清公论书录·观人》中指出：“听言观行，知人之良法。
”孟轲则认为应当先听取众人的意见，加以考察，然后决定是否选用。
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孟子·梁惠王》）推荐人才、选拔人才要出以公心，举贤无私。
春秋晋国大夫祁奚为国举贤，外不避仇，内不避亲。
要重视培养人才。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
人才犹如“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玉修之，则成国宝”。
要知人善任，善于使用人才、选拔人才、激励人才。
荀子说：“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
”（《荀子·王制》）他还主张破格提拔那些有德有才的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顷而废”（《苟子·王制》）。
诸葛亮提倡“为官择人”而反对“为人择官”。
对于人才，墨子认为应当“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就是说要尊重人才，给以支持和信任，予以应有的地位和报酬。
同时，对人才“无求备于一人”（孔于《论语》），不要求全责备，而应当用人之所长，正如司马光所说的“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太宗举贤·太宗语》）。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华（一）富国富民的管理目标以富国富民为管理目标，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他的学生冉有问卫国下一步的施政目标，孔子回答：“富之。
”（《论语·子路》）孔子的这种富国富民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具有重要影响。
孟子政治理想的基础就是富民，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而这首先要使普通百姓能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
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孟子·尽心上》)法家代表人物商秧、韩非都主张富国强兵，他们反复强调立足于发展农业生产以求富国。
以富国富民为管理目标，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执着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
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实际上能够富起来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广大百姓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
如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能真正做到富国富民，我们所追求的管理目标也必须坚持这一点。
（二）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孔子主张以礼治国，他的思想体系以“仁”为理想境界，他对“仁”作过许多解释，最本质的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所以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按照“礼”的规定行事。
根据“礼”，孔子主张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这样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者地位。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就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
他们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
而法治的核心则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荀子综合了儒家以礼治国和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提出了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
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
”(《荀子·成相》)他认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比单纯的礼治或单纯的法治有更多的优越性。
确实如此，现代管理也应该遵循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把思想教育与法律强制结合起来才会取得很好的管理效果。
（三）严情结合的管理手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强调管理手段要严情结合。
严治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还应该严格执行，其效果明显强于实行人治。
严治强调奖惩严明、赏罚公平。
有功劳的受赏，有过失的受罚，则人们都必然毫无怨言地尽最大努力；反之，如果徇私枉法、赏罚不公，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除严治之外更须重视情治即重视教育和疏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