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林徽因的 8张私人面孔(组图).cn 2004年07月01日21:42 东南快报林徽因档案1904年6月10日出生于杭州，祖籍福建。
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
1920年4月－1921年，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
1924年与梁思成一道留学美国，入宾西法尼亚大学戏剧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
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
1928年8月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1931年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
1949年之后，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参与国徽设计、改造传统景泰蓝、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
1955年4月1日，因肺结核久治无效逝世。
美女林徽因、建筑师林徽因、诗人林徽因、两段惊世爱情的女主角……也许是要为那个灰色动荡的时代找一个偶像，这个带着贵族气息、美貌、充满才气的女子的一生，就这样被浓缩成了几个公众化的身份。
实际上，这只是这个时代偶像最符合外人意愿的部分。
这个在林、梁两个大家族中成长、成熟，经历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内战以及严厉管制的女人，走过的是一个兼顾普通人与名人的完整人生。
以下的8张面孔，也许可以组成传说之外的林徽因。
陆官巷的“天才女儿”没有人会忘记那张照片，刊登于各种关于林徽因的书籍———1920年的伦敦，44岁的父亲林长民和16岁的林徽因亲密无间。
在林徽因面前，这个出入于各种社会政要人群的父亲从来都不是封建的家长。
他以朋友式的热情欣赏着女儿天赋的才情与美丽，他常常感慨“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这个“天才女儿”的出生和成长，背靠的是在封建社会积极接受西学的林氏家族。
1904年6月10日，杭州陆官巷林家大宅。
一声婴儿啼哭，带给了这个家庭不同以往的生气。
这是林长民和浙江嘉兴一富商的女儿何雪媛结婚8年后的第一个孩子，也是这个末代书香门第这一代中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漂亮的女婴很快赢得了全家人的珍爱。
女婴两岁时，父亲林长民游学日本，尚是幼童的她便跟着祖父生活在杭州的大家庭里。
相伴的是思想开明、满腹经纶的翰林祖父，和擅长书法、旧学修养颇深的才女姑姑。
林徽因的天资聪慧从那时开始表露。
5岁时，和表姐妹一道师从大姑母，她是最聪明的一个，看似不经心地听讲，却总能过目不忘，出口成章；7岁时，承担起全家和在外父亲的通信事务，她是最让人放心的一个，信来信往，常常是言辞生动、应答得体；9岁时，开始教堂弟认字，并对家中的藏书、书画发生兴趣；14岁时，她独自一人编成一本家藏字画目录。
这样的灵秀让她赢得了太多人的疼爱，她像是这个家族的明珠。
但，欢笑与阳光不是这个“天才女儿”童年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那个新旧更替的时代，亦新亦旧的林家大宅里也存在着封建的阴影。
母亲的唯一听众父母的婚姻是为了维系林家香火的旧式结合。
以妾的身份被娶到林家的母亲何雪媛，虽有端正的容貌，却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女子，而且不善女红和持家，因此既得不到丈夫的爱情，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
林徽因的出生算是为她的母亲带来了一丝安慰，但这快乐转瞬即逝。
林徽因出生后，何雪媛又连续生了一男一女，但相继夭折。
1912年，林长民娶了第三位夫人程桂林，程氏很快为林家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这让何雪媛对向往中的幸福生活彻底绝望。
当家中宽敞的前院响起三娘和弟妹们快乐的喧闹声时，何氏的辛酸只能说给女儿听。
林徽因的童年因此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曾经这样回忆母亲的童年、少年：“她依恋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深爱母亲，又恨她无知不争气；疼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却难以平息母亲和三娘之间永无休止的怨愤。
”伦敦的孤独少女1937年11月9日，林徽因给好朋友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回忆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的伦敦生活。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不断的雨……（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与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
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
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
”信中的“我”是1920年的林徽因。
1920年4月，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到达多雾的伦敦。
从8月7日到9月15日，她跟随父亲，足迹遍及日内瓦、罗马、福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回到伦敦之后，林徽因按照父亲的计划，考入伦敦圣玛利亚女子学院学习，父女俩的卜居生活正式开始。
由于有教会学校的英语基础，林徽因很快适应了英国的人文环境。
而林长民则交游不断，忙碌于国联事务。
林徽因成了父亲伦敦客厅的女主人，每天接待许多前来拜访父亲的中外人士。
这种社交活动虽然让林徽因多了一个了解社会的窗口，也让她倍感孤单，直至徐志摩的出现。
梁家的新派媳妇1928年3月21日，穿着自己设计的东方式结婚礼服，林徽因做了梁思成的新娘、梁家的儿媳。
看起来，这是一桩门当户对、才子佳人的美满婚姻。
但实际上，在那个正经历变革的时代，在梁家，这个漂亮、活泼、热情的儿媳并不一直都讨所有人喜欢，比如婆婆。
1923年夏天，遭遇突然车祸的梁思成因骨折住进医院。
那是6月的酷暑，炎热难当，梁思成有时热得只穿一件背心。
林徽因去了就坐在床边，与他开玩笑，有时还用湿毛巾替他擦汗。
这一切让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勃然大怒。
加上之前林徽因与徐志摩为接待泰戈尔而频频出现在公众场合，李蕙仙更认为是有辱门庭，直至1924年病逝时也不肯接受林徽因成为梁家儿媳。
受母亲的影响，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也不肯接受父亲关于这场婚事的安排。
在这场争执中，梁启超成了和事老。
经过三番五次的写信劝说，梁思顺算是接受了林徽因。
1928年，弟弟的婚礼就由这个姐姐主持，在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举行。
北总布胡同的怨妇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有一座用方砖铺地的四合院。
院内的中式平房里，有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
这里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第一个独立的家。
1931年，林徽因、梁思成辞东北大学教职入中国营造学社，全家搬到这里。
此时，林徽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192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再冰，以此纪念已故祖父梁启超。
1932年8月，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出生。
从这年秋天开始，林徽因的生活突然变得纷杂、繁忙。
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刚刚开始，林徽因又要应付繁重的家事，常常是忙得不可开交。
对建筑学的迷恋和强烈的事业心常使她为流逝于家庭琐事中的时间而痛惜，她陷入了事业与家庭两难顾全的境地。
林、梁的好朋友费慰梅曾经记述过这段生活：“徽因正在经历着可能是她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
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
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
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客厅里的健谈太太1920年末，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化圈子逐渐形成，各种文化沙龙成为时尚。
沙龙到了1930年，最著名的场所莫过于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寓所。
因为女主人的才情，这里常常是雅事不断，学者鸿儒川流不息，时人因此亲切地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常是这个客厅座上客的费正清夫妇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林徽因：“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
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
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实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费氏夫妇的点评并不夸张，林徽因影响了太多来“太太的客厅”的人，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
萧乾曾细致记下过第一次在客厅见林徽因的情景：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
我以为她一定是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骑马装。
她完全没有提到一个“病”字，她比健康人还要精力旺盛、还要健谈。
战争中的激进者衡量一个人对国家的感情，战争也许是最好的标尺。
所有的模糊、含糊，在这个时候都会变得分明，即使是在同一个家族里。
1935年秋，日军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林徽因所在的国立大学正在做南迁的准备。
在忙着为迁移做准备时，林徽因在北平的姨母家见到了本地的亲戚，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准备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
他们问她：“你为什么那样心情激动地准备南迁呢？即使这里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
我们的房子还在这儿。
北平还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生活还像平时那样过。
”看着家族圈子里出现背叛祖国利益的变节行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无比痛心，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用尽全力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1937年7月，林、梁在考察归途中知道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他们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
安顿后，林徽因立刻给正随姑姑们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儿写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有决心才好。
”李庄的穷病人1940年的冬天，营造学社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
上坝村距李庄镇只有两华里，依山傍水，还有大片的竹林。
竹林深处有一个院落，内有两间低矮、阴暗的陋室，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灯也要节约使用，夜间读书写字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整整生活了6年。
这是贫穷与疾病交困的6年、与世隔绝的6年。
梁思成曾经这样回忆那段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粮，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
有时候对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李庄的贫困生活和潮湿气候，让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
身体消瘦得厉害，几乎不成人形。
她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不起，而家里能提供她养病的“软床”也只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
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她难得的高级营养品。
整个李庄没有一所医院、一名正式的医生，唯一的一支体温计被儿子打破后，这个病人竟有大半年无法测量体温。
李庄的6年大概是林徽因一生中情绪最抑郁的时期。
困于战争与疾病，几乎失去和所有朋友的联系。
病榻上的阅读成了她最大的享受。
关于这6年，林徽因曾经在给费慰梅的信里写着：“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
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
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
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