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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这一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它限制了人们生育的权利。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确保了人们的生育权，并且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平衡。
本文旨在从宪法视角下探讨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宪法中找到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
我国宪法第28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
”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在生育政策上的立场。
宪法第33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育等各个领域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这一规定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剥夺妇女的生育权利，而是要求男女平等地履行生育责任。
宪法并没有绝对限制人们的生育权利。
宪法第49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结婚和生育的自由。
”这一规定保障了公民基本的结婚和生育权利，没有对生育次数或者时间做出具体规定。
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生育自由的原则。
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国家的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荣誉，实现国家的统一。
”这一规定明确了公民的义务，其中包括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宪法并没有将计划生育视为剥夺生育权利，而是将其视为公民的义务，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进一步来说，从宪法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人口资源均衡、人口素质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宪法明确了保障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性，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宪法还规定了保护儿童权益的原则。
宪法第51条规定，“国家保护儿童、年轻人的正当权益，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护儿童的权益，避免因超生而导致的资源紧张和社会问题。
这符合宪法所规定的保护儿童权益的原则。
从宪法的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违反公民的生育权利。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首先，宪法赋予了人民计划生育的权利。
在宪法第二十五条中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方针，鼓励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的家庭应当受到保护。
”这表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法定的政策，但是并没有限制人民的生育自由。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育的时间和数量，但是要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方针进行生育，以确保国家以及个人的利益。
其次，宪法保障了人民的生育权。
生育权在宪法中被视为人权之一，表明人民拥有生育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的权利和利益，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妇女和女性在生育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国家保障妇女的健康和权益，提高妇女的地位和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的侵害。
此外，宪法还规定：“受害人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如果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妇女权益受到损害，妇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些地区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和侵犯生育权的问题。
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令人们的生育自由受到限制，同时，也会给卫生部门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影响卫生体系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此外，女性在生育和育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的压力和不公平待遇，比如在工作、教育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的歧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进行解决。
因此，为了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和保障人民的生育权，我们需要推进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的计划生育意识和生育自觉性。
二是建立完善的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质量。
三是积极加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督导和监督，防止侵犯生育权和过度干预人民的生育自由。
四是加强妇女权益保护，规范生育相关服务和行业，制定有关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妇女和女性的地位和权益。
总之，计划生育与生育权是国家权利和人权的平衡表现。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法律手段，创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推行更为合理和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民的生育自由和权利的平衡发展。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和生育权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生育权和计划生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中国宪法中，保障人民的生育权是一个基本原则，同时也要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就使得计划生育和生育权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
本文将从宪法的视角出发，探讨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关系，并分析如何在宪法的框架内保障人民的生育权利。
宪法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育权。
我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口适当生育。
”这一条款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对于人民的生育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明确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
这就意味着，在宪法的框架内，人民有权依法生育，并且国家也有责任为人民提供生育的基本条件和支持。
计划生育政策是宪法所规定的。
我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鼓励计划生育。
”这一条款明确了国家在宪法层面上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强调了国家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在宪法的规定下，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不仅是对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调控，更是对于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保障。
在宪法的框架内，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民的生育权利之间如何平衡？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可能因为过度强调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造成了人民的生育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
这种现象显然与宪法所规定的保障人民生育权利的原则相违背，在实践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平衡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民的生育权利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宪法视角下，如何保障人民的生育权利呢？我们需要切实加强宪法的维护和保障。
在宪法中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我们需要通过加强宪法的宣传和教育，增强人民的宪法意识，使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也要加强司法的监督和保护，确保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的生育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
我们需要加强社会的保障和支持。
浅议生育权在民法视野中的法律性质作者：吕健来源：《商情》2013年第44期近年来，理论界对生育权的讨论非常热烈，生育权遂成为民法上极热门之课题。
《婚姻法解释（三）》第9条的出炉更是加剧了生育权在民法上的争论。
本文试简单探讨生育权的法律性质，从该性质出发评议《婚姻法解释（三）》第9条。
生育权法律性质夫妻间生育一、民法上的生育权：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生育现象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广泛而悠久的存在历史，生育是人类延续和其亲属关系的基础，是自然人最基本的普遍需求，然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生育权则是晚近才发展形成的。
生育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民法上的生育权，是指在法律及公序良俗的范围内自然人所享有的以生育利益为客体，以自主决定生育与不生育、知悉相关生育信息及保持生育健康为主要内容的权利。
关于民法上生育权性质，学界主要有“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及“夫妻共有权说”。
笔者主张应将生育权界定为一种人格权，因为它符合人格权的基本要求，具备人格权基本特性：其一，生育权具有固有性。
生育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不以一定身份关系为前提。
生育权的主体包括男性和女性，不能因为生育方式的不同及男性行使生育权的困难，就对男性生育权的存在予以否定，否则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
但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权享有不等于生育权实现，生育权的实现必须同时具备生育权利能力和生育行为能力。
一个人虽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或欠缺行为能力，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
其二，生育权具有专属性。
生育权只能为权利人所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与主体相伴始终，不得与权利主体相分离。
生育权的行使虽需要他人配合，但并不能共享。
其三，生育权具有绝对性。
生育权的绝对性即对世性，指生育权无需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并可以对抗不特定人，在不违反法律及不侵犯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下，可以向任何人主张，权利人可直接支配人格利益，仅凭自己意志即可行使权利。
其四，生育权具有必备性。
人格权的必备性是指人格权是维护主体作为法律上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一旦丧失，就不再具有独立人格。
对公民生育权的法律思考(一)摘要：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追讨生育权的案例，使得关于生育权的研究变得可能和更加迫切，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分析一下生育权的内容及行使的现实问题，并对生育权的特征、限制、侵权和法律救济、不平等性及制度完善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生育权，特征，内容，行使限制，侵权，法律救济，立法构想一、生育权的概念与立法保护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农民李明，八年前与吴某结婚。
婚后由于经济条件较差，二人商定暂时不要孩子。
两年后，他们的经济条件好转，李明便与妻子商量要孩子的事，吴某说：“等再挣几年钱，在城里买上房子，花钱买上城市户口，再要孩子也不迟。
”李明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不再坚持。
后来，他们终于在枣庄市里买了一套住房，二人也同时办理了城市户口，这时李明已过30岁，但吴某仍以怀孕生孩子会影响做生意为由，坚持不要孩子。
李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向法院起诉其妻吴某，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己的男性生育权，判决吴某答应生孩子。
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明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予立案受理。
但同时法官告知李明，法院保护男性生育权的办法只能是对他不愿生孩子的妻子进行经济上的处罚，不可能直接判决吴某生孩子，还是以做吴某的思想工作为主。
目前，经法院调解，被告答应原告愿意生孩子，李明撤诉。
（《法制日报》2003年3月11日《妻子不愿意生孩子，丈夫主张生育权》）在本案中，出现了一个“生育权”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生育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笔者认为，生育权应该是指公民在自身具备生育能力并且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所享有的自主自愿生育子女的权利。
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我国对生育权的研究还刚起步，对于生育权的争议也很大。
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生育权这一概念：（1）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人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生育权利；（3）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即依法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和选择生育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权利；（4）公民有依法收养的权利等。
宪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在中国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始终是最高法律。
宪法赋予了公民一系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生育权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对于公民的生活、家庭和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的宪法视角下，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权保障，都备受关注和重视。
一、宪法对生育权的规定与保障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生育权，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保护母亲和儿童，实行计划生育”。
这一条款从宪法层面确立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确了国家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责任。
而在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家也对公民的生育权做了一定的规定和保障。
1. 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纪7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控制生育率，保障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宪法视角下，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基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平衡考量，以达到公民生育权和国家利益的双重保障。
2. 生育权的保障宪法不仅仅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还包含了对生育权的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夫妻双方有生育自由的权利，同时国家也保障妇女的生育休假和医疗保健权利。
这些都是宪法视角下对生育权的重要保障，既表明了公民的生育自由，也体现了国家对生育权的重视和保护。
在宪法视角下，对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权的规定要进行平衡考量，既要保障国家的利益和公民的权利，也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 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生育率，保障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而公民的生育权利，则是根据《宪法》第二十五条和《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符合宪法精神的。
在平衡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时，要充分考虑生育权的行使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既要尊重公民的生育意愿和独立选择，也要遵守国家的生育政策和法律法规。
这就需要国家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既要对生育权进行规定和保障，又要对违反生育政策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法律制裁。
2. 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平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视野下生育权的保护2011年8月13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正式施行。
该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引起了社会对生育权的广泛关注。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育权？生育权包括哪些权能？如何完善生育权民事救济制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研究。
一、民法上的生育权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生育现象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广泛而悠久的存在历史，生育是人类延续和其亲属关系的基础，是自然人最基本的普遍需求，然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生育权则是晚近才发展形成的。
生育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民法上的生育权，是指在法律及公序良俗的范围内自然人所享有的以生育利益为客体，以自主决定生育与不生育、知悉相关生育信息及保持生育健康为主要内容的权利。
关于民法上生育权性质，学界主要有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及夫妻共有权说。
[1]笔者主张应将生育权界定为一种人格权，因为它符合人格权的基本要求，具备人格权基本特性[2]其一，生育权具有固有性。
生育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不以一定身份关系为前提。
生育权的主体包括男性和女性，不能因为生育方式的不同及男性行使生育权的困难，就对男性生育权的存在予以否定，否则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
但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权享有不等于生育权实现，生育权的实现必须同时具备生育权利能力和生育行为能力。
一个人虽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或欠缺行为能力，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
[3]其二，生育权具有专属性。
生育权只能为权利人所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与主体相伴始终，不得与权利主体相分离。
生育权的行使虽需要他人配合，但并不能共享。
其三，生育权具有绝对性。
生育权的绝对性即对世性，指生育权无需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并可以对抗不特定人，在不违反法律及不侵犯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下，可以向任何人主张，权利人可直接支配人格利益，仅凭自己意志即可行使权利。
其四，生育权具有必备性。
人格权的必备性是指人格权是维护主体作为法律上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一旦丧失，就不再具有独立人格。
生育权，作为一种自由权，它体现的是人的意志自由、身体自由和行为自由，而意志自由、身体自由和行为自由是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权利。
生育权所体现的意志自由是主体精神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个人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对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及培养主体独立的人格意识是不可缺少的。
目前，将生育权界定为人格权，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比如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生育权便规定在人格权中，即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有生育子女的权利。
夫妻双方各自享有生育权，一方不得妨碍他方的此等权利。
成年的已婚妇女有权经医生推荐以人工受精或胚胎移植的方式怀孕。
绝育手术只能根据成年人的愿望进行。
无行为能力人的绝育手术可经监护人的同意为之[4]。
将生育权界定为人格权后，要解决的是在民法上对其以独立人格权予以保护、还是将其视为其他人格权的组成部分。
一项权利是否具有独立性，关键是判断该权利所抽象的内容是否能完全被其他权利所代替，显然生育权所包涵的生育利益是其他具体人格权不能完全涵盖的。
生育权以生育利益为客体。
生育利益是主体通过对自己生育能力的支配及生育行为的控制，进而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一种利益。
人可以自由决定生育，生育利益体现的是人的行为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人的生育意志自由，属于人格利益中的自由范畴，这种独立的利益难以为其他人格利益所包含。
[5]身体权保护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不受侵害；名誉权保护自然人的外部社会评价不受恶意损害；健康权保护的是人的机体、器官功能的完整与健全；人身自由权主要保护身体行动的自由。
在某些情形下侵害一个人的生育机能会同时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等，但有些侵害生育利益的行为难以完全纳入这些人格权侵害的范畴，上述权利在本质上均与生育权有所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应将生育权界定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生育权应当具有以下权能一生育决定权。
生育决定权是指自然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如何生育、生育方式、生育数量的自由。
生育决定权是生育权直接的体现，也是生育权核心内容。
生育权是人格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生育主体都依法享有决定生育的权利，不受任何人干预，但这种权利要受到一国人口政策的制约。
同时公民也享有不生育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任何人非法干预。
自然人有权利自由地、有计划地自主决定怀孕时间来确定生育的时间，但生育时间的选择不可违背我国法律及生育政策，应首先达到生育年龄后再确定生育时间。
此外，生育方式包括自然生育和人工生育两种基本形式，不生育方式主要指避孕、终止妊娠和绝育，权利主体可以选择采取某种方式生育或不生育。
二生育知情权。
生育权是一项基础性权利，不知情就无法决定或生育。
生育知情权意味着生育主体可在充分掌握必要信息的基础上自行决定是否生育。
医疗机构在对生育主体提供服务时，应将相关医学检查结果、生育风险、医生建议等已知及应知的有关生育信息告知生育主体。
三生育健康权。
生育健康权指生育主体健康生育的权利，包括孕前借助医疗手段以孕育健康胎儿的权利，借助医疗手段治疗母腹中胎儿疾病的权利。
生育健康权不同于健康权健康权注重权利主体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的完满；生育健康权侧重生育主体按照正常的规范和途径生育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完满的健康婴儿的权利，核心是胎儿和婴儿健康。
二、我国生育权的民事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国际上，早在1968年《德黑兰宣言》就明确宣布，生育权为父母享有的基本人权；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进一步将生育权正式定为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生育权的地位在我国有关法律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我国《宪法》、《婚姻法》及《母婴保健法》从义务的角度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却没有明文规定生育权。
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对妇女的生育权进行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明确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部分省、自治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也有相关生育权的规定。
上述规定弥补了宪法中生育权规定的不足，将生育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予以保护，使得生育权由自然人的自然权利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
但是上述法律都属于公法，对生育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操作性，对生育权的内涵、行使及夫妻生育权冲突等也缺乏具体规定。
公法的功能更倾向于惩罚，而民法的功能是补偿，公法上救济难以对生育权被侵害者受到的损害予以弥补，这就需要民法对生育权明确界定，赋予民法上的救济方式。
此外，从权利本质上上来看，生育权是一种私权利，从其本性来说民法有必要对其加以保护。
但是，目前我国没有一部明确规定生育权的民事立法。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格自由权。
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权保护不力的现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常对生育权以身体权及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形式加以保护。
但生育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不能涵盖其所包涵的生育利益，人格尊严权与人格自由权由于过于抽象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导致生育权保护不全面或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发生，并且该解释并非立法形式，有一定的局限性。
立法的缺失导致权利保护的缺位，司法实践先于立法导致权力的质疑及法律权威降低，是当前生育权民事保护存在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民事立法对生育权规定的阙如，致使自然人的生育权难以得到及时和完整的保护。
由于我国生育权立法不完善、不统一，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生育权纠纷，导致人民法院在面临生育权纠纷时常无法可依。
此外，民事立法的空缺导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托，只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寻找相近的法律解决。
这必然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以及对原有权利内容的质疑，从而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
司法实践中法院若根据正义原则对公民的生育权加以救济，常常会使得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判决在生效后产生权利质疑，使其正义大打折扣。
生育权首先是一种民事权利，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社会利益需要对生育权的行使加以限制和必要的规范，我国现行法律应将生育权纳入公民法定的基本民事权利。
只有把生育权纳入民法的人身权法的保护体系，才能让它名正言顺地得到侵权法的救济，才能切实保障生育自由。
三、侵犯生育权的民事救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迈向权利的时代，是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
[7]当人的权利和利益不被尊重或受到损害时都希望获得有效救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也应当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
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应首先是把权利人的生育权确认为法律上独立明确的权利，确立生育权的概念，并对其本质的特征及内涵做出正确界定。
其次是明确侵犯生育权的法律责任，当生育权受到侵犯时，民法的救济应该是卓有成效的。
笔者建议，在未来制定民法典时在人身权编的人格权中，明确将生育权列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