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东欧马克思主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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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一)第一阶段:由旧伦理学向新伦理学的过渡[1830—1850年] 马克思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吸取合理的理论营养,抛弃了抽象的人性论,异化理论,以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观转化(如马克思早期用“劳动异化”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从而逐步保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了旧伦理学向新伦理学的过渡。
过渡的条件有五条。
第一,物质基础和阶级根源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格和优良品德,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的优秀品质,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的物资基础和阶级根源。
第二,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运用,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的方法论保证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实现了真正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即其相关的伦理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内容。
第三,直接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直接来源;同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批判、改造的结果。
第四,传承和发展优秀伦理思想传统的伦理思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的道德,只要是人类社会的思想精华,都广泛吸收,作为马克思伦理理论的基础材料和内容。
传承和发展优秀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伦理学产生的保证。
第五,与错误伦理思想观念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各种各样的错误伦理思想观念斗争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批判了布鲁诺. 鲍威尔,施密特,魏特林,杜林等的超阶级永恒道德论。
(二)第二阶段:伦理学的革命变革的实现[1850—190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革命变革的实现表现为:1、研究对象上马克思伦理学消除了以往伦理学只研究伦理学的某一部分或只研究善恶、人生幸福,研究主要的伦理范畴的局限,坚持以整个社会道德现象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2017年8月总第281期第8期学术交流Academic ExchangeAug., 2017Serial No.281 No.8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选粹•著作评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观—评《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观》纪兰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分化,大致形成四种主要的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其中,兴起于20 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上都具有独特性。
刘海静的《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观》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观的角度,对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集中建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思想进行了分析。
本书针对复兴马克思主义这一“典型时期”,分析了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是哲学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社会批判两个层面上对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价值的展示。
通过双重视域对马克思关于人、实践、自由、异化、辩证法、革命等思想的系统解读、阐 述和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的重新认识,而且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自觉反思和对摆脱危机的现实出路的探索。
总体上看,本书从横向范围依据理论活跃度和国际学术影响力选出十位代表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科拉科夫斯基、沙夫、赫勒、马尔库什、科西克和斯维塔克,并从纵向分期对这一典型时期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进行解读。
在理性的哲学反思和现实的社会批判两个层面呈现对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解读,进而实现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观的总体性把握。
具体而言,本书第一章交代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化”与“非斯大林化”特殊进程、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与普遍的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共同的理论背景,即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辩证法思想、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与希望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构想等。
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作者:衣俊卿来源:《求是学刊》2010年第01期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国家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稳定的学术派别存在,具体地说,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体融入到西方学术界,但其学术创作仍然有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70年代后欧美新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格局,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在于: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其三,对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关键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理论特征作者简介:衣俊卿(1958—),男,黑龙江虎林人,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8A002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05-07收稿日期:2010-01-03本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特别是,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
苏联解体(俄语:РаспадСССР)以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为立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
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USSR,俄СССР),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组成。
苏联解体后分裂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
苏联解体是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一场悲剧。
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的经济模式所付出的代价。
”以上这段是百度百科对于苏联解体的介绍,苏联解体造成很大的国际影响。
苏联解体是其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挫折,造成了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丧失5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近1.5亿人口,俄罗斯自身遭受严重削弱,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俄罗斯周边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国家,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使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是固守资本与权力密切结合的寡头专政体系还是建设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民社会?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是,俄罗斯究竟是重新崛起为一个“帝国”还是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可以说,俄罗斯发展的“路标”尚未最终明确,这仍然在困扰着俄罗斯,它不仅体现了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治国理念的根本性分歧,更影响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决定着其今后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也是国际社会如此关注俄罗斯战略走向的根本原因。
究竟苏联为何解体以及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让我来分析一下究竟苏联为什么解体?究其根本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体制问题。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也是那个体制89年出了那个事情也照样没事,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最强大的时期,反倒是勃列日涅夫的错误政策造成了经济崩溃。
第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导论•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意义•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马哲史涉及的代表人物:•A: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B:改革开放时期,还给予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与普列汉诺夫等人以一定的地位;C: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一些被称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三个五十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三个五十年、三大历史形态•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欧洲的传播(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末期)•三个小阶段:•第一,19世纪40年代初至1848年,创立阶段。
•第二,1848年至187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848年和1871年革命实践中,在政治经济学和军事科学研究中检验、运用和发展。
•第三,1872年至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传播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个50年,是形成、创立和系统化的50年,是凯歌行进的50年。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中国取得重大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三个小阶段:•第一,19世纪末至1917年,在俄国的发展。
•第二,1917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由发展到停滞阶段。
•第三,从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个50年,其间虽然出现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取得重大的发展。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艰难曲折中发展(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1、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9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由发展到失败。
•2、20世纪50年到中期至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曲折发展。
㊀㊀2019年5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学㊀术㊀交㊀流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May,2019总第302期㊀第5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AcademicExchange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SerialNo.302㊀No.5㊀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①㊀本文来源:PerspectivesandProblemsofCriticalMarxisminEasternEurope(PartTwo),ThesisE⁃leven,Nos.5/61982.(215-245)㊂这是将在爱奥迪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鲍姆和奥尔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的故事“(StoriadelMarxismo)第四卷中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㊂我们感谢朱利奥㊃艾奥迪编辑允许本文的出版㊂‘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卷的英文版已经由Harvester出版社(1982)出版了㊂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在‘论提纲十一条“(ThesisEleven)第四期,研究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批判性替代方案的性质,并评价了波兰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对批判性选择事业的贡献㊂本文是对东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部分研究的第二部分㊂[收稿日期]2019-03-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社会主义理论在东欧的发展与演变研究 (17CKS025)[译者简介]杜红艳(1983-),女,黑龙江林甸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问题(下)[冰岛]约翰㊃P㊃安纳森(JohannP.Arnason)①杜红艳,梁雪玉㊀译(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86)[摘㊀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苏共二十大后东欧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改革的共产主义对捷克的内部反对派具有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揭开了捷克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的序幕,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就是代表性作品,这本书对于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科西克理论自身的摇摆不定使这些影响被遮蔽了,锡克和乌尔也参与到了这种讨论中,他们对官僚制进行了批判,但官僚统治不足以解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问题㊂东德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薄弱,且表现出了较为正统的特性,比较有特色的理论家是巴罗,巴罗的‘东欧的抉择“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一种重新调整,属于一种新列宁主义㊂与巴罗完全不同,匈牙利的康拉德和塞勒尼批判了巴罗的观点,属于倒置的列宁主义,但康拉德和塞勒尼的观点过于乐观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立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释,属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延伸,赫格居什更接近改革的共产主义,他对官僚制进行了批判,但是将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归为国家环境避开了改革的内部的㊃5㊃结构性障碍问题;本斯和吉什更看重对东欧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但他们对马克思的一些解释具有误导性;赫勒㊁费赫尔㊁马尔库什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对需要的专政,这种讨论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东欧问题的最有前景的起点㊂[关键词]东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东德的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中图分类号]B505㊀[文献标志码]A㊀[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5-0005-21㊀㊀五、布拉格之春的知识背景1.对改革的共产主义现象的分析应该从短时段的历史形势(historicalconjuncture)着手,而不是从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纲领出发㊂这一思潮始于改革者试图进一步超过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诊断及其所提出的对策,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赫鲁晓夫政策开启的自由空间㊂在某种程度上,改革的共产主义成功了,它创造了一场更广泛㊁更深刻的民主化运动㊂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㊂但是鉴于苏联内部的整体状况,这一胜利必定是微弱且短命的㊂它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思潮,似乎无处不在,但仅仅有两次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㊂匈牙利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反常的:首先,改革的共产主义的突破(纳吉政府,1953 1955年)发生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且由于其孤立性似乎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第二次机会在1956年到来,这次改革的共产主义派别的临时领导权只是一场失控的革命爆发的副产品㊂与早熟的㊁早产的匈牙利变体的毁灭不同,改革的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熟较慢,根基更加坚实,并且为渐进的激进转化作了更好的准备㊂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共产主义虽然产生于对苏共二十大较为滞后的反应,但是从1963年起获得迅速的发展①;1968年这一运动的胜利对于基层运动来说是启动信号,这种基层运动既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也蔓延到了其他群众当中去㊂鉴于此,捷克斯洛伐克模式是改革的共产主义唯一成熟的模式㊂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种模式也造成了在改革的共产主义理念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之间广泛的相互渗透㊂20世纪60年代期间处于成长中的改革运动吸引了不同学派和学科的知识分子,有时 尽管这一点这里不能被具体验证 还要以牺牲更具破坏性的主题为代价㊂甚至在苏军入侵之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遗产也继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捷克斯洛伐克马克㊃6㊃①停滞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直到1968年的普遍形象是十分具有误导性的㊂事实上,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阶层的政策经历了很多转变㊂在第一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证明比其他地方更有复原能力(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在1953年后将50年代早期在东欧同时发生的肃反运动继续下去的东欧国家)㊂在苏共二十大和成功地镇压第一次 修正主义 之后,倡议保守主义为 前进运动 让路,其最惊人的表现是在1960年宪法中宣布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完成㊂坚决拒绝重新公开政治审判的问题是同一种态度的另一个表现㊂这个策略在苏共二十大和经济危机的共同影响下于1962 1963年瓦解㊂从1963年开始,诺沃提尼(Novotny)领导阶层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政策,给予初期改革运动许多特权㊂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思考,这种影响在程度上明显高于东欧的其他地区㊂正如事件所展示的那样,改革的纲领总是与苏联领导阶层的既得利益不相容㊂但是改革者的战略失误往往与他们整个意识形态前提相关㊂鉴于改革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自发性和多面性,可能不能形成理论上的基本共识,但这两个无争议的动机,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叛和民主的重新发掘,仍然有充足理由产生一种共同话语㊂大家经常性使用和普遍接受的对斯大林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的描述是一种 畸形的社会主义 ㊂不需要反思性的智慧就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致命缺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这种反思性智慧进一步超过了官方对 个人崇拜 的斥责㊂当然,这种畸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和解读㊂一方面,一些政论作家形成了批判官僚制的思想,并且提出了缅怀托洛茨基传统上反官僚制的改革的理想蓝图㊂①另一方面,更具典型性的党派内部的改良主义著作拒绝高度集权的政治㊁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在革命之后一段时期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已经超过了其有存在理由(raisond etre)的时期㊂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量,在言语上变得温和,但是 社会主义阵营 里对先锋作用的愿望还是清楚无误的㊂由于更加先进的前革命发展水平和更加民主的传统,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似乎更易实现㊂雄心勃勃的情绪使得改革者甚至反对 欧洲的社会主义模式 ,转而将西方文明的珍贵遗产与斯大林主义亚细亚基础融合在一起㊂鉴于之后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独特路径表明了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兴苏维埃阵营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共产党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都得到大量支持的国家㊂这就使得权力的征服更加容易,并且革命后的政权更不易受攻击,但是,伴随着危机的加深,国内斯大林主义的原初有利条件变成了激进改革的驱动力㊂在1969后,胡萨克(Husak)政权追求的 规范化 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改革运动背后的社会力量分裂和麻痹,并借此去消除复归的威胁㊂此外,回顾过去,于1968年显现自身的更新潜力似乎暂时性地阻碍了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的苏维埃化,而不是建立推动整个集团走向更深层发展的模式㊂2.在第一部分,我简要描述了意识形态的三个概念,它们可以作为更精细的改革战略的出发点㊂与此同时,与那时西方人对科学技术革命的广泛看法不同, 科技革命理论 能够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的这一想法是不适用的㊂②正如拉多万㊃里奇塔(RadovanRichta)研究所发现的,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具有表面相似性,但是它增加了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的技术元素,使其与一种连续不断的政党盲目崇拜相一致㊂政党将变为 科技革命的指导力量和组织者 ,政党的领导作用将通过 监管机构的监管 得到发挥㊂科西克对这种理论的批判是贴切的:他谴责这种理论故弄玄虚,目的在于缩小必然转变的文化和政治方面,并忽视当代科技变化的矛盾特性㊂㊃7㊃①②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罗伯特㊃卡利沃达(RobertKalivoda)在‘文学作品“中的文章(LiterarniLi⁃styinAprilandMay1968.Literarnilisty)㊂参见吉多㊃内里(GuidoNeri)的瑞奇特讨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 (Variazioniideo⁃logichedelsocialismorealizzato,inAutAut,no.145-146,1977)㊂关于新政治制度的思想更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㊂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1月至8月之间发生的事件成为对这个制度公开讨论的核心热点㊂此次入侵是一个转折点 大部分讨论目前只是出于历史兴趣,但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后改良主义异端的一些根本联系也不应该被忽视㊂由于改革的共产主义者致力于社会力量的政治解放,所以这一进程呈现出真正的多元化倾向,正如在运动中一些理论家公开阐述的那样,这一进程也体现出他们试图改变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㊂在这个意义上,兹德涅克㊃姆林纳(ZdenekMlynar)早期提出的纲领性阐述是在表达一种真正的趋势:一方面,必须承认不仅 社会整体 能够被赋予独立的政治机构的地位,而且这一地位也必定被赋予个体成员㊁社会团体和阶层㊁公共利益团体以及也很重要的作为个体的每个公民㊂另一方面,即使本应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民主,但对新路线的官方解释仍旧致力于 政党的领导作用 ㊂回顾一下,便不难发现这种联合明显站不住脚;至于1968年虽有争论提出要保卫这一政治制度,但对于一个外部人来说,要区分出战略性的保卫措施在哪里结束以及机构的自我防御从哪里开始是十分困难的㊂在不那么官方的讨论之中,出现了相互分化的两条主要的路线㊂①一些讨论者将 渐进主义者 与那些认为只有立即无条件接受多元化原则才能确保运动的长远胜利的人区分开来,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反对派的机构化㊂在5月和6月的观点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转变之后,这一问题在侵略之前的几个月被一些更紧迫的问题所遮蔽㊂虽然很多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并不认为1968年的情况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但是也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点,即许多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将多党制度的采用看作民主化进程的逻辑结果㊂另外一些不同的方式虽然发展得更加缓慢,但是一些替代性选择在侵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旧是讨论的话题㊂对于一些改革计划的批判者来说,对其矛盾的补救措施应该在直接民主的混合物中寻找,而非在完全符合议会民主原则的理论中去寻找㊂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说,首先这意味着对自治的需要㊂在不确定的开端之后,这种关于 民主管理机构 的构想迅速发展,并且当 劳动人民委员会 (不要与狭隘意义上的工人委员会相混淆)引起人们的注意时,先前在民主和技术构想上的潜在冲突变得尤为严峻㊂在入侵和1969年4月全面正常化开始的7个月里,试图去保卫委员会是最重要的抵抗行为㊂回顾过去,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战略上的先锋号,它之后在波兰被成功地应用:将改革的努力建立在党外社会运动之上㊂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改革运动已经处于防御状态,像波兰一样的状况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要知道,它的境况对于这样一次重整来说实在是太脆弱了㊂关于自治的讨论也涉及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支柱: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理论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经济改革㊂这些改革措施被讨论且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国家进行了实施,但是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问题与普遍理性和政治复兴相关(在匈牙利,经济改革比东欧其他国家发展得更为深入,但是1956年革命的失败和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没落造㊃8㊃①这些讨论,参见H.GordonSkilling,Czechoslovakia sInterruptedRevolution,Princeton1976,andV.V.Kusin,PoliticalGroupingintheCzechoslovakReformMovement,London1972㊂对于改良共产主义系谱外的观点参见IvanSvitak,TheCzechoslovakExperiment,NewYork1971㊂就了经济改革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在波兰,经济改革方面的提议变得日益学术化并且失去了对60年代哥穆尔卡政策的兴趣)㊂虽然改革的具体历史在这里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这种试图解释商品生产的幸存并且证明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有一种更为平衡的联系的努力,触及了主要的理论问题㊂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来说,在据称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已经被经验所证实,为了避免进一步犯错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解释㊂一方面,他们分析的局限性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不完整的且部分被破坏的社会主义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计划体制将把市场机制体现为调节工具㊂换句话说: 现实的社会主义 中市场关系的角色和作用要么被其结构背景的意识形态解读所掩盖,要么被其未来角色的实用主义色彩所简化㊂这一讨论的更深层次的缺陷在于它未能承担起对马克思的价值和资本理论进行一种系统化重构的任务㊂①然而,在这些局限性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学家阐明了一种独特的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理论②㊂正如他们所见,现象源于技术和社会的两方面因素;虽然需要强调很多变量,但是凸现出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分别为:生产力的不完全社会化(技术发展水平和超越更直接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的盛行都限制了生产力)㊁工作的角色(仍然远没有成为一种基本的需要或自我实现的媒介),而且也很重要的是,持续存在的匮乏环境㊂随着社会对结构张力和利益冲突的关注,这种由经济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预设和传播的社会形象揭开了20世纪60年代各种思潮的序幕㊂随着运动步伐的加快和危机的社会 政治维度被大家所公认,狭隘的经济理性化倾向失去其威信㊂当入侵终止了新路线的步伐时,重新定义经济改革仍旧是要讨论的话题㊂3.卡莱尔㊃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或许它是战后东欧出现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前面我们已经简要地将其与研究相同问题的其他构想进行了比较(参见本文第二部分)㊂对于这部著作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境下所起的作用应该再说几句㊂与当时知识界发表的著作取得的即时的巨大的成功所显示的东西相比,这本书的成功不那么直截了当㊂虽然在改革运动的背景材料和文字语言中都留有关于这本书的记录,但是人们仅仅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它的理论潜力㊂科西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对后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其他人对这些思考的单方面接受和他自身研究的连续变化,这些影响被掩盖了㊂科西克最初的分析于1956 1958年间出版㊂在许多文章中,他支持一种非教条主义的且政治上坚定的哲学,直接指涉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的自我审查㊂与此同时,他强调需要一种非辩解性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且这种经济学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完全不同㊂㊃9㊃①②这是整个东欧反对派的特征,且不仅是由于官方禁忌㊂主要未公开发表的例外是马尔库什㊁本斯和吉什在‘批判的经济学可能吗?“(IsCriticalEconomyPossible?)中的论述,这本书以匈牙利语出版,因此当代的作者很难理解㊂这个主题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最具权威的著作是奥塔㊃锡克的‘社会主义中的计划和市场“(PlanandMarketunderSocialism,Prague1967),捷克版本于一年后出版㊂196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尤其是KiriKosta,SozialistischePlanwirtschaft,Opladen1975,andRadoslavSe⁃lucky,Marxism,Socialism,Freedom,NewYork1979㊂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科西克采取一种更独立的视角看待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本书的概念框架只是他早期的㊁更具尝试性的论题的一部分㊂这本书的积极内容离不开两方面的辩论:既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波兰盛行的那种修正主义㊂科西克想要围绕 人是谁? 这一问题重新确定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但是他既反对沙夫的残存的人类学理论,也不赞成科拉科夫斯基的极端人本主义学说㊂ 人的本体论 学说要与劳动哲学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劳动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更概括地说,这种学说将自身从各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分离出来,人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动物性或社会性中,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类学的存在㊂相反,他以其实践为基础,把自己暴露在对存在的理解面前㊂因此,他是一个人类宇宙的存在㊂人们已经发现,实践是真正能动的中心的基础,是精神与文化㊁文化与自然㊁人与宇宙㊁理论与行动㊁实存者与实存㊁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性中介㊂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解读,直接反对自然主义的理解,提供了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把新的钥匙㊂沿着一些早期作者(特别是拉布里奥拉)的理解,科西克区分了经济结构(人们在生产中开始形成与生产方式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经济因素(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化㊁系统化的表达)㊂但是他坚持这种区分的真正的历史内容:经济因素的概念反映了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 社会存在的瓦解 ㊂现有逻辑的下一步应当是提出一个多元化结构的问题,与那些经济因素区分开来;如果经济结构 形成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致性与连续性 ,这种构造可能仍然被视为与其他总体化结构的融合㊂科西克对文化创造的分析是一种重建,而不仅是对这个方面的社会现实指向的反映㊂这将会得出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复杂性的更加普遍的结论,在这里相互依赖的因素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㊂但是科西克通过将经济结构的概念与以 唯物主义一元论 的名义所捍卫的经济的无条件的首要性联系起来,从而中断了这种论点㊂这个障碍由于他对劳动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描述而被加强㊂虽然科西克批判了想要将这两者合并起来的广泛趋势,但是他对这种区分的解释却让人察觉到他在这两种模式中的摇摆不定㊂根据其中一种观点,劳动和实践对同一个基本结构拥有截然不同的视角 前者具有局限性,后者具有普遍性;另一种观点将实践视为多维的 本体-形成的 (onto-formative)过程,而将劳动视作实践的一部分㊂一般来说,作为劳动的第一种实践模式显而易见占主导地位㊂但是唯有第二种实践模式才可能有助于得出社会现实的多元化概念㊂在后来阐释实践概念的努力中,科西克比之前更加强烈地强调实践(praxis)不可还原为劳动㊁实践(practice)㊁有意的活动㊂然而,反还原论者的推动力并未伴有一种正面积极的详细阐述㊂结果就是实践哲学丧失了许多最初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分析㊂这在1968年科西克出版的 我们目前的危机 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证实㊂①虽然这些文章属于布拉格之春时期最引人关注的作品,但是它们与‘具体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微弱的㊂正如科西克目前所看到的,斯大林主义的衰败提出了关于 国家和人类存在的意㊃01㊃①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作品“(LiterarniListy)杂志1968年第7㊁8㊁10㊁11和12期㊂Italiantransla⁃tion:Lanostracrisiattuale,Roma1969.义 的问题㊂这次危机的背景是一种全面操纵且普遍无责任感的体制,其逻辑已经导致了政治主体与社会阶层的死亡或瘫痪㊂4.1968年后国内外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的讨论主要围绕布拉格之春展开㊂1969年4月之后,虽然传统意义上改革的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是从它的失败中借鉴经验也绝不明显㊂并且,1969年后旧制度的恢复成为一种新的体验,并且和1968年时一样受到空前的欢迎,它使得在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愈加凸显㊂人们需要军事干涉去扭转这一趋势,但是在那之后,国家机构中仍旧根深蒂固的倒退力量依然强大且富于想象力㊂ 普遍化 所带来的悲惨的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后果不仅提示人们这一体制所存在的破坏性的逻辑,而且也包括总体上被改革者所低估的自我再生产的能力㊂虽然反对派关于1968年事件及其后果的研究著作数量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很少尝试超越对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再评估,并且为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更普遍的批判奠定基础㊂至今已经出现的少量的分析趋向于使用官僚制①的概念作为把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运行方式的关键㊂在这个方面,比较最近出版的另两部作品极其有意义㊂其中一部作品是由一个流亡者从广泛的社会民主视角出发写作的,另一部是民主反对派内部的新托洛茨基分子倾向的一个声明㊂奥塔㊃锡克(OtaSik),先前经济改革中最著名的倡议者之一,现在将 共产主义的权力制度 和阶级统治的官僚制形式等同起来㊂他的模式将苏联式社会描述为从部分控制到整体控制过程的官僚制的最后一个阶段㊂官僚制的根本特性源于它在传统的劳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即组织与协调的专门任务;这种特殊的活动形式反映在有关权力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特殊利益上㊂在更先进的现代社会,官僚制的权力受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抵消机制所限制㊂伴随俄国革命带来的这些筹码的消失,以及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社会主义的集权概念,导致官僚机构成为完全垄断性的权力㊂因为这也涉及对生产手段和产品的全面占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官僚机构不容置疑地成为统治阶级㊂这个观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官僚制在不依赖阶级概念的情况下被定义,并且阶级权力的征服因此仅仅被视为在积累过程中所迈出的更深层次的一步㊂因而官僚制的阶级特征是作为次要属性,而不是主要决定性因素出现的,它的阶级权力是作为团体所获得的所有物,而不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网来发挥作用㊂这种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本质上的弱点想要退回到对官僚制进行道德主义的批判的趋势中显示了自身,锡克提出对官僚制进行更加道德主义的批判,并将其运作规则谴责为对社会主义的一种 曲解 ㊂彼得㊃乌尔(PetrUhl)写的‘社会主义的禁锢“(Lesocialismeemprisonne),阐述了在七七宪章运动中自成一格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观点,这部著作是1968年后出版的最值得被人们关注的作品(正如下面将要显示的,这本书的法国编辑对这本书和鲁道夫㊃巴罗所作的比较是带有很大误解的)㊂正如标题所表明的,一个被 禁锢 在官僚结构中的社会主义的潜能概念是争论的核心㊂然而,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没有阻止乌尔去修㊃11㊃①请注意:对于bureaucracy,一般应翻译为 官僚制 ,而对bureaucratism,则译为 官僚主义 ㊂请对文中的其他地方该词的翻译再检查核对一下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