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本书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各国产生和流传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转向近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
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近代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精神，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
哲学家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的（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
哲学基本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
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是理性反思，因此，这个由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哲学的新时代被称为理性（或反思）的时代。
但由于对理性的不正确理解、以及主客分离的理论前提，近代西方哲学却又走向了独断论、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二元论。
人的理性成了与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表现在唯理论和思辨哲学家那里）或工具理性（表现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
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
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成的世界。
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更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尊严和全面发展消失不见了，近代西方哲学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方面。
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既是一种根本性的变更，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从笛卡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前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已完成了它的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需要从整体上对它重新加以反思甚至扬弃了。
但这种变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因为它既合乎哲学和思想文化本身发展的逻辑，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换言之，这种变更既有思想和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源（认识根源），又有社会历史根源。
19世纪中期（可往前推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或更早一些）前后的一段时期是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形成的时期。
一些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
他们认为以往哲学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
因此，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事物本身的研究，转向非理性的直觉，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他们的观点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即“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
另有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法实证主义者）则着重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们否定哲学对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求，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
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
他们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除了上述两大思潮之外，还有一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的第三种思潮，即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思潮。
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哲学至少于以下四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即对作为体系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超越，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从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看，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可谓是这一转型的过渡期，而从20世纪初至今可谓是其完成期。
过渡期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前者采取了马赫主义等形态，后者主要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弗洛伊德主义、以及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实用主义（特别是詹姆士）兼有上述两种倾向。
此外，还有一些既较多地保留又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主要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实在主义。
完成期可分为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哲学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
上半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出现和盛行。
它们标志着西方哲学在总体上已由近代思维方式转向现代思维方式。
20世纪初罗素和摩尔对黑格尔主义的公开驳斥标志着分析哲学运动的正式形成。
现象学运动肇始于胡塞尔，广义地说，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的存在主义是整个现象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对早期的形而上学不彻底性及实利主义倾向作了进一步的改造，更为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宗教哲学和神学方面兴起了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和新正统主义神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飞速发展。
分析哲学在英语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哲学思潮，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成了其主流；蒯因等人的新实用主义既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接受了分析哲学等新起的其他哲学流派的某些因素；科学哲学中出现了库恩的历史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流派；“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除原有的流派之外，又出现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解释学、以及多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宗教哲学方面，新托马斯主义等各种形态的基督教哲学仍居主导地位。
三、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作为对西方近代哲学等古典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无论从社会阶级背景、理论形态和职能来说，都必然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理论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的区别。
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超越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超越之列。
马克思彻底打破了一切旧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但他的哲学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通过强调主客统一的实践的核心作用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存在着原则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区别。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在超越近代哲学时几乎都存在着种种不彻底性，甚至自相矛盾。
例如，他们往往把哲学所应有的对真理、理想等的形而上的追求与近代哲学之将这种追求思辨化、绝对化混为一谈，往往走向相对主义、非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等。
因此，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坚定的信念，同时必须认真研究和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
四、现代西方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我们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是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
首先，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误解和误批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这说明对西方哲学的正确理解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严格说来，只有认真研究和正确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才能准确和全面地理解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此外，把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古典哲学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很容易获得许多可喜的新成果。
其次，从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来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也必须与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相结合。
要对起于小农经济、并受总分血缘关系及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的传统哲学和文化进行改造，批判地吸取与西方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现代西方哲学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
总之，在21世纪东西文化、中西哲学和文化彼此对话、相互沟通和融会的大趋势和背景之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汲取和容纳百家的开发型哲学，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基础上与体现了现当代的时代特征的现代西方哲学相衔接的哲学。
西方哲学在经过扬弃后将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
把中国优秀的哲学遗产推向世界，把西方哲学的现代精神引入中国，这也许正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哲学必将是一种既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哲学。
它将处于时代高峰，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一章实证主义本章概述实证主义沿着经验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入哲学和社会学，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对以后的西方哲学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章主要介绍实证主义的概况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理论。
第一节实证主义概况一、形而上学的困境与实证主义的形成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
它是在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危机以及随之在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对它的批判浪潮中形成的。
19世纪30年代最早出现于法国。
主要代表有孔德、穆勒和斯宾塞。
19世纪中期，随着集近代理性主义大成的回归热派哲学的解体，盛极一时的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走向终结。
休谟之后英国哲学的发展大体上走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的休谟路线。
法国18世纪大革命后，原来被理想化的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在许多方面越来越暴露出它们的种种欺骗性，原来被视若神圣的理性观念也显示出它们的种种虚幻性。
就其基本思想路线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怀疑的休谟经验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又根据新的形势对休谟等人的理论作了修改和补充。
他们仍然把经验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础，否定认识（现象）经验以外的实在（物质或精神）的可能性，明确提出要抛弃对世界的基础、本质等本体论问题的研究。
他们要求超越心物、主客、思有等二元对立，强调人类知识的力量，强调运用实证科学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可能性。
在方法论上，他们接受19世纪以来的科学方法，反对与黑格尔主义相关的理性主义的辩证法。
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他们提倡科学、进步和改革，但不赞成革命。
二、实证主义的流传19世纪中期和下半期，在法、英两国就已出现了一批实证主义的信奉者。
在法国，较著名的实证主义追随者有拉菲特、李特列、丹纳、芮南等人。
其中丹纳的《艺术哲学》在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有较大影响，芮南以《耶稣传》称著。
在英国，19世纪下半期与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接近的哲学家主要有培恩、西季威克，以传播孔德的实证主义为己任的哲学家主要有康格累沃、布累杰斯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