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
陈奂生。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中文名,陈奂生。其他名称,陈焕生。登场作品,“漏斗户”主。身高,170。
人物生平。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物事件。他善良。正直。勤劳。憨厚。“干起活来。
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连碰破头都不管”。陈奂生上城正是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以辛勤的劳作养育着国家。民族。他们事实上。是我国农村乃至民族的中坚。但是。陈奂生并不懂得这一点。长期的“漏斗户”这个经济上的
弱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政治上也是个弱者。除了他和李顺大有一脉相通的惰性之外。“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东西也从陈奂生的性格深层凸现了出来。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
就不算是欺他”。更为可悲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以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我安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要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演进。作者对他用五元钱买了个“便宜货”。得到了精神满足的细致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起深思。作者无意写出阿Q 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时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阿Q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作者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看到了国民性远非完美。陈奂生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在他的性格里。陈奂生上城多少留有阿Q精神的遗传因子”。陈奂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
当主人的材料”。令人欣慰的是。在农村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之后。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陈奂生终于从历史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位置。陈奂生是一个不多见的成功典型。“陈奂生性格”已经成为历史和国民性格中的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同阿Q一样将愈来愈显示出普遍的意义。
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物生平
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物事件
他善良、正直、勤劳、憨厚，“干起活来，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连碰破头都不管”。正是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以辛勤的劳作养育着国家、民族，他们事实上，是我国农村乃至民族的中坚。但是，陈奂生并不懂得这一点，长期的“漏斗户”这个经济上的弱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政治上也是个弱
者。除了他和李顺大有一脉相通的惰性之外，“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东西也从陈奂生的性格深层凸现了出来。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就不算是欺他”。更为可悲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以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我安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要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演进。作者对他用五元钱买了个“便宜货”，得到了精神满足的细致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起深思。作者无意写出阿Q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时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阿Q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作者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看到了国民性远非完美，陈奂生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他的性格里，多少留有阿Q精神的遗传因子”。陈奂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令人欣慰的是，在农村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之后，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陈奂生终于
从历史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位置。陈奂生是一个不多见的成功典型。“陈奂生性格”已经成为历史和国民性格中的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同阿Q一样将愈来愈显示出普遍的意义。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 陈奂生。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
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中文名,陈奂生。其他名称,陈焕生。登场作品,“漏斗户”主。身高,170。 人物生平。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物事件。他善良。正直。勤劳。憨厚。“干起活来。 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
连碰破头都不管”。陈奂生上城正是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以辛勤的劳作养育着国家。民族。他们事实上。是我国农村乃至民族的中坚。但是。陈奂生并不懂得这一点。长期的“漏斗户”这个经济上的弱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政治上也是个弱者。除了他和李顺大有一脉相通的惰性之外。“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东西也从陈奂生的性格深层凸现了出来。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 就不算是欺他”。更为可悲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以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我安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要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演进。作者对他用五元钱买了个“便宜货”。得到了精神满足的细致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起深思。作者无意写出阿Q 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时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阿Q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作者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
目录 引言 (1) 一、符号化 (1) 二、类型化 (3) 三、真实性 (5) 四、人物的意义 (7) 结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余华以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文章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小说人物的类型化、符号话、真实性等特点的分析，探求当中所蕴含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余华小说人物特点价值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writer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Yu Hua creats a lot of unique characters by his unique knowledge and fresh ins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this article implys the meaning and value through some points, such as the types of characters, authentic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Yuhua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s the feature the value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诸如读者熟悉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活着》等，无不密集地充斥着许多迥异于传统意义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当代小说人物建构的某些先锋性探索倾向。本文试从余华的部分小说作品出发，分析这些人物塑造极具诱惑力同时倍受争议的特点，并力图发掘其背后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意义。 一．符号化 在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成为真理的命题：文学就是人学。世世代代各种文学的成熟形式，也充分地证明和表达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意义。不过，余华却有意与这种传统的文学理念做出偏离，将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符号化。这种卡西尔式表现性“符号”意义的呈现，使得人物与小说中其它形式因素如结构、语言等一样，成为一种形式美学意义的符号。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不再具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完整属性，仅仅成为构造故事情节而设置的“道具”，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发动机。 这种人物的符号化表现，首先体现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形式中。在传统小说的叙事过程里，人名通常是不可缺少的标签，它不但能够凝炼地体现人物性格，使观众闻其名而知其人，而且还可能暗示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人物形象与其蕴含的客观社会生活的意义紧密相联。许多作家常常富有深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如鲁迅小说中的“夏瑜”（《药》），“孔乙己”（《孔乙己》）都无不如此。前者富于象征意味，与小说内容相联系具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后者含有讽刺意味，与人物命运关联具有浓厚的文化凄凉感。而在余华那里，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被多次取消，《世事如烟》中所有人只有“1，2，3，4，5，6，7”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或用“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这些名词，《往事与刑罚》只用“陌生人”、“刑罚专家”来代替具体人名。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名称，人物自我也不再具有丰富的人格特征，成为小说文本叙述人为了完成叙述而使用的道具，最多也只是成为营构叙述情节的一些纽带。 其次，余华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差别。在传统意义上说，人物的工笔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一直是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刻画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时，对于他们的出场、造型、服装等无一不浓妆重墨，相关的艺术表现效果至今仍为人们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
小说创作流派 1、“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由马锋、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作家组成的山西作家创作群落。他们长期为农民文化所浸润，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质朴无华、幽默活泼，极富山西农村的乡土气息。 2、“荷花淀派” 以孙犁为代表，包括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善于以轻盈的散文笔调描摹时代风云，以简驭繁，白描传神，笔下常出现冀中平原和北方水乡的风景画、风情画。 ★十七年文学特点 1、题材：普遍重视重大题材。文学服务于政治，产生了一批图解政治概念的作品； 2、人物：塑造英雄人物，理想化、类型化；
3、风格：出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但由于创作观念和方法的统一和一律，影响了作家个性的发挥和探索的可能性。 （二）十七年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 一、历史题材（以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的小说数量最多、成就最大） “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 “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 1、解放战争 （1）长篇：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2）短篇：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百合花》 2、抗日战争和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
（1）长篇：孙犁《风云初记》，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小城春秋》，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梁斌《红旗谱》（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 （2）短篇：孙犁《铁木前传》和《山地回忆》，王愿坚《七根火柴》和《党费》 3、抗美援朝 （1）长篇：杨朔《三千里江山》，陆柱国《上甘岭》 （2）短篇：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4、近代历史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李劼人《大波》（“大河小说”） 5、古代历史 （1）长篇：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长篇小说写作技巧 一、要强化写作的难度 当代小说普遍越写越轻、越写越粗糙，很多小说都是作家闭门造车的结果：从经验层面上说，没有生机勃勃的细节和场景；从精神层面上说，没有自身的体验和心灵的说服力——苍白和虚假，几乎成了当代小说写作的通病。消费潮流在过度地消耗小说，小说写作已经失去难度。没有难度的写作，不过是一种平庸的复制——无论是经验的自我重复，还是精神的变相克隆，都意味着对写作的创造精神的放弃。重申写作的难度（艺术的难度和心灵的难度），就意味着作家必须对艺术世界有独特的发现，对人性世界有崭新的认识，因为小说写作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它还需要完成一种故事精神，还需要书写广大的世道人心，从而为当下的生存境遇作证。然而，就当下的长篇写作的现状而言，叙事上的探索几乎已经停止，写作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经验的较量。一些能对经验进行精细摹写的作品大行其道，但很少人会去追问：在这些经验的下面，作家对世界、对人心究竟有多少新的发现？比如，毕飞宇的写作才华是显著的，他的《玉米》就以精细著称，获誉良多，大概是受了外界的鼓舞，毕飞宇近年的写作，包括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都往《玉米》的路子上用力，可在我看来，他之前的《青衣》，无论是对存在的发现还是对人心的洞察，都远在《玉米》之上——毕飞宇如果选择的是沿着《青衣》的写作路子往下走，他的成就我想会大得多，因为《青衣》是真正对人性的书写有创见的小说；而如何获得写作创见，许多时候，就是一个作家所面临的最大的写作难度。长篇小说尤其如此。它的核心品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复杂和丰富，而不是一些作家所说的简单和直接；一旦取消长篇小说在精神书写上的复杂性和在人性展开上的丰富性，也就取消了它在写作上的难度，这样，长篇小说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要扩展经验的边界 尽管本雅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预言经验已经“贫乏”和“贬值”，并对故事表现出了强烈的不信任，但随着消费主义的迅猛崛起，经验和故事在小说写作中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只是，在这些盛行的挂着个人标签的经验丛林中，许多的“个人经验”，都带着公共价值的烙印，它并没有脱离某些思想总体性的支配。正因为如此，今天的长篇小说才会呈现出那么多相类似的经验类型——无非是身体的或肉欲的，官场的或商场的，野史或者传奇；不仅经验投合了市场的趣味，就连经验推进的方式都大同小异。相反，二十世纪中国那些沉痛的现实却少有人正面触及。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 今天的小说材料，又何尝不是翻来覆去地用这三种？ “除此之外，别无材料”之困境，在当下的长篇小说界，反而有越发严重的趋势。当作家那点有限的个人记忆、个人秘史被腾空之后，写作将何以为继？当“作小说的人的报酬也丰富起来了”、作家的生活日益优越之后，他和自己身外那更广阔的现实如何再建立起亲密、内在的关系？或许因为看到了这一危机，我才特别推崇像莫言的《檀香刑》和贾平凹的《秦腔》这样的长篇：莫言处理的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贾平凹所写的是他已经远离多年的乡土生活，但都写得逼真而惊心动魄——他们对自己的叙事对象，显然是下了苦功去研究的。这样的写作确实大大扩展了当代小说经验的边界。所以，我认同格非所说的话：“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也同样考验作家面对世界发言的能力。世界不能沉默，人必须站出来说话，这是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个迫切期待。 三、要有叙事的说服力 小说有了好的材料、新的经验之后，还要找到一种好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它。
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摘要：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明显不同。具体表现为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凡人大事与奇人奇事、明丽欢快与含泪微笑及简笔勾勒与细节描绘。于此略作比较。 关键词：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Abstract: Clearly different creative personalitie s can be seen between Zhao Shuli?s and Gao Xiaosheng?s village novels.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dispersedly points perspective between pursuit reaction, problem focused between soul surveyed, the common people with events between the strange people with strange tales, happiness with enchantment between smile with tears, and briefly outlined between specific description. Here we will do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above aspects. Key words: Zhao Shuli; Gao Xiaosheng; village novels; creative personalities; comparison 自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渝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川流不息，蔚为大观。其间，赵树理、高晓声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业绩卓著。此就赵树理与高晓声两位大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略作比较。 1 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 赵树理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哪里有工作，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问题常常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即便是同一体系内的问题，限于观察视野，也常常令观察主体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这就决定了以反映问题为旨归的赵树理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散点透视的特征，即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fb13170125.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院系：人文艺术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年级：2011 科目：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 姓名：周一露学号：11303104（理工） 《桃花扇》赏析及李香君形象分析 摘要：《桃花扇》是戏曲发展的巅峰之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秉着“实人实事”的历史反思精神写出了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及其发生的大背景。这篇戏剧的思想内容历来为人传诵，李香君的形象描写栩栩如生，本文简单论述了《桃花扇》内容、成就和作者树立典型名妓-李香君的艺术形象，做抛砖引玉之作。 关键字：桃花扇李香君美丽聪慧坚强不屈凛然正气 《桃花扇》是中国戏曲中一个璀璨的明珠。它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长期酝酿，在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实人实事”而创作的一部反映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传奇。 一、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及成就 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即作者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全剧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这就说明作者所说的兴亡不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运，同时还企图指出明朝三百年基业为什么会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 首先，从《桃花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里，我们看到了明代三百年基业覆亡的原因。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的时候，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勾结四镇迎立福王。他们忘记了中原未复，大敌当前，买妾的买妾，选优的选优，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自相残杀，最后甚至调黄、刘三镇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虚南下，成立刚刚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着覆亡。马士英、阮大铖对于调黄、刘三镇截防左兵的后果不是没有想到的。由于他们“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认定了向北兵投降比向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让步好，就悍然采取了这一着。作品中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描绘，鲜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确是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它使我们从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里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明统治集团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势力怎样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一步步把国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样由政治上的把持权位、排挤异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 其次，作品还通过侯方域的活动表现当时统治阶级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在继承东林党人的事业，反对阉党余孽的斗争中，表现他政治上进步的一面。然而正当国家内外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却沉醉在歌楼酒馆之中，这就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动摇态度，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历史任务。“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作者在侯方域第一出上场时唱的〈恋芳春〉里就语含讽刺。后来又写他沉迷声色，几乎为阮大铖所收买，到最后更通过张道士的当头棒喝，指明他的迷误：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入道》出下场诗）作者正是以兴亡之恨批判儿女之情。 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
中国现当代小说 一、现代小说 1、“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于1902年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谈起。这是近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论之一，是“小说界革命”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的宣言书。 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中国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于是，小说远不是传统所谓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之“末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因它最“易感人”而最易“易人。文论家、文学史家都高度评价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提升，它对促进近代以来小说创作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这都无可否认。然而必须同时看到，梁启超并不只是一位文论家。可以说，“提升”小说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其手段。他看中的是小说之“力”，小说那“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因而，梁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宗教、政治、学艺、人心人格，必新小说”。此后《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 2、1920年代的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 20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尝试和探索时期，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根据作家创作观念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是人生派小说，二是浪漫派小说。 1）、“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是产生于1918~1921年间的一场文学思潮，实际上是一股“题材热”。周作人曾经给它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宗旨是为人生，“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共同目的是对人或社会的价值追问。“问题小说”的最有影响的作家有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问题小说”的形成原因：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本身，闪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它造就了“思考的一代”；问题小说的出现受到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作品的直接刺激。“问题小说”的特点：“问题小说”是政治激情和文化沉思两种情境下的产物。一方面，1911年帝制结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知识青年在时代冲击下迸发的政治激情十分高昂，文学是他们传播政治热情的一个排泄口；另一方面，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晚清以来的传统价值信仰的倾颓至此随着它的负载物——传统语言的解体而崩溃，写作者们开始用全新的西化语汇来思维。作为敏感于时代精神的先锋，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研究的热情，即对人生和社会的重新质疑和思索。可以说，这是一个激情和沉思的时代。而当激情和沉思开始碰撞的时候，它所诞生的文学语言方式就显得格外有意味。因为这是本质上相反的两样东西，激情是热烈浪漫的，而思考则需冷静深入；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社会针对性，是典型的“五四”启蒙时代的产物；“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周作人曾将小说分为“教训小说”和“问题小说”，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多“教训小说”，少“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启示性的，告诉读者“应该如何？”，而不是训诫性的，即教会读者“如何如何”。这一点符合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因而周作人称赞它不
当代文学 三、名词解释 1.伤痕文学：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创作模式，因卢新华小说《伤痕》而得名，以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为发端之作。这类作品的特征是：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代表作有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2.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其突出特点是理论与创作并行，主要内容是包括文化守成和文化反思两个方面，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代表作家作品有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 3．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产生于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为其主要历史观的文学形式。这类小说重视重叙历史，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作品富有深广的思想文化底蕴，摒弃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对立模式，注重历史反思，发掘人性，努力将历史的真实凸现出来，反对文学的纯形式分析，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代表作家作品有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刘恒《苍河白日梦》 4.反思文学：是伴随着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类型，它们突破了“伤痕文学”题材仅限于“文革”的界限，将思想上的触角伸向“反右”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进行是非评判和深入思考。它于1979年上半年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代表作家作品有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蝴蝶》等。 5.新写实小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桃花灿烂》、刘震云《一地鸡毛》。 6.朦胧诗派：朦胧诗派是一个联系松散的是个派别。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也没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难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的一个崛起的师群，他们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和鄙弃。。朦胧诗派的主要成员有北岛《回答》、顾城《一代人》、舒婷《致橡树》。 7.改革文学：改革文学面对“伤痕”和“废墟”，呼唤城市、乡村的“现代化目标，蒋子龙以工业小说为主，取得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改革文学思潮是一个集中了很多作家的大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不为官方所肯定，而改革文学无论官方、民方都很瘦欢迎。改革文学表现出的冲击力很大，超出了文学爱好者的范围。从时间上来说，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先河的作品；但黄金季节是1981到1985年，85年到87年为落潮期。除蒋子龙外，其他改革文学的作品有《男人风格》、《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等。柯云路地《新星》是改革文学的高峰之作，它也给改革文学画上了句号。至此，改革文学也退出了最喧嚣的舞台。 8.探索剧：指8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晚期出现的意象富有求新精神和新锐特点的戏剧，他打破了日益僵化的戏剧旧有模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方法，发挥创造者的主体作用，从而使戏剧在
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 ——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 刘旭 内容提要高晓声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作家，其反映农民苦难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渐渐脱离了现实，他的农民形象只停留在了80年代之前，而评论界和文学史对其评价也同样滞后。究其原因，执着于脱离现实的、静止的国民性批判是主要原因。高晓声创作及评论界的刻舟求剑状态则昭示了重读作品的重要性。同时，对现代性大背景下的国民性话语的再思考也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高晓声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推出了数篇极有分量的农村小说，大胆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几十年的苦难。《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极具现实性和文学性，而之后的《陈奂生上城》更是攀上了一个不易复制的高度。这也就难怪高晓声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注意力，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从1979到1991年，历经12年，高晓声精心构筑的“陈奂生系列”全部推出，同时，高晓声也稳步踏入了文学史。作为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代表性作家，“高晓声”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象。然而相当令人遗憾的是，迄今20多年过去了，“高晓声”依然被定格在当初批评家们所塑造的形象，不仅照旧被鲁迅和“阿Q”的阴影笼罩着，甚至在去世多年之后，许多文学史讨论起高晓声来，仍然只限于他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所以，本文试图对高晓声的创作进行再解读，以期发现高晓声的更多侧面。或许，一个立体的“高晓声”显得不再那么高大全，而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值得的，借重读高晓声为契机，重返80年代的文学场域，也真切地面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若干问题。 一 1979年，当许多知识分子尚沉浸在自己的“伤痕”之中，《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横空出世，而这时，高晓声自己的右派帽子也还没有摘掉。因此，即便仅仅是因为高晓声敢于触碰敏感话题的胆魄、为农民兄弟呼吁的情怀，这两篇小说也无愧于其时大量的文学批评以及其后的当代文学史①的基本评价：深刻地反思了“极左”时期农民的苦难。事实上，这一切高晓声做来又相当自然： 我二十多年来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准备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在农民中间，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共同生活，所以对农民的思想比较了解，但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写他们。为什么后来又写了呢？粉碎“四人帮”以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中，都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关心群众疾苦的传统，我深受感动，就想为农民叹叹苦经，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②这篇《创作思想随谈》里，“叹叹苦经”后还有一句话：“农民有些什么苦？我认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非常朴素，又真是抓得非常准！李顺大和陈奂生，一个一直没有房子住，一个一直吃不饱，“住”和“吃”两方面的艰难处境，正是中国农民生存的最基本问题所在。22年的“共同生活”使高晓声的自我经验与农民的经验深切地合一，因此，他要为农民“叹叹苦经”，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22年农村生活叹苦经？高晓声被打成“右派”下放，经历过“大跃进”之后的饥荒年代，他不得不想尽办法疗饥驱饿；还因为肺病，三根肋骨被摘除，重活不能做，便也学会了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从他还懂得育蘑菇和挖沼气池之类来看，高晓声还是个当得挺称职的农民。所以，初回城市那阵子，高晓声总觉得生活过得太好就对不起农民，他见朋友家有二十吋的彩电，曾不止一次感慨说，这相当于农民盖三间房啊③。另一方面，下放了的高晓声终究还是一位作家，和农民有同样的生活经验同时，他又有超越普通农民之上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所以，也只有他才能成功地将农民的苦难转化为艺术形式与历史叙述：《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中，高晓声仿佛一个民间说书艺人，将故事缓缓道
论余华小说创作转型后的艺术走向 姜 欣 (平顶山工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44) 摘 要: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转型后,文本主题更多的是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现状和人性境遇给予温情的关注。在艺术上借助单纯而丰富的叙述技巧,用朴素、准确、简洁的语言表现生活的本真面目;以随和的民间姿态、悲悯的情怀、诙谐幽默的审美趣味,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淡薄而坚毅的内在力量,成功地实现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新的升华与超越。 关键词:余华;创作转型;叙述技巧;语言;审美趣味 中图分类号:I2071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08)08-0003-07 先锋小说出现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动的重要历史转型期。原有的一元化社会价值体系里增添了多元和相对的因素,文化线形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突破常规,超越传统的创作冲动,这种冲动鲜明地体现在先锋小说的创作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浪潮的汹涌而至,消费文化开始占据文化的主流地位。80年代激情澎湃的抽象“主体”,在90年代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压力下实实在在的“个体”,精神生产面临着重大重组,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以特殊的精神姿态和人性思考介入先锋小说创作行列的余华,不仅是先锋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先锋小说整体转型中,以其在叙事形式和话语实践中的突出表现而著称,而且最重要的是从精神先锋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开拓,为先锋小说的整体转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转型后,余华小说创作的主题虽然依旧是人的死亡和生存,但更多的是对当代的个体人生、生存现状和人性境遇给予温情的关注。在艺术上借助单纯而丰富的叙述技巧表现生活的本真面目,使得叙述的风格和表达方式由冷静、强悍、暴烈转向温暖、缓和与诗意;注重用朴素、简练、准确的语言反映老百姓真实的生命存在,描写的内容从虚拟的现实逼近生活的真实;以随和的民间姿态、悲悯的情怀、诙谐幽默的审美趣味,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淡薄而坚毅的内在力量,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新的升华与超越。 一、单纯而丰富的叙述技巧 余华摒弃了此前小说创作中形式炫耀的色彩,在对国内外经典著作阅读中,意识到了“最伟大的叙述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法写出最丰富的作品。”[1]“小说之道在于 第二十三卷第八期 楚 雄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Vol123 No18 2008年8月 JO URNAL O F CHUX I O NG NO R M AL UN I VERS I TY Aug12008 3收稿日期:2008-06-26 作者简介:姜 欣(1968—),女,辽宁大连人,平顶山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