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蔚为壮观。其间，农民作家赵树理多以中短篇的小说形式揭露农村问题，提倡社会新风尚，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农民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是时代进步发展的一面镜子，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弘扬了我国的民族文艺，促进了革命文艺向着大众化发展，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民，大量描写了以农村为题材的民俗事象，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
1多角度透视社会
社会是写作的源泉，生活是写作的素材，赵树理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挖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从多个视角透视社会，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赵树理是一位有勇气、有责任感的作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受到破坏，他毫不犹豫的写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反映出生活中真实的东西，不去说假话，令人佩服，值得我们去学习，没有什么虚假的描述，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讲求实干，脚踏实地去做事，希望给人们带来启示，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他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
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只是用视野去观察，看不到一个立体的事物，也就是管中窥豹，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赵树理名垂千古主要得益于他那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但于其奋斗一生而言，农村的工作是他的主要的部分，创作仅是一个小部分。事实上，赵树理对农村工作的热情超出了他对文艺工作的兴趣。“他平时从来不谈文艺工作，也不见他写什么东西，却爱参与社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2]当一位一同下乡的作家无意间抱怨个把月来几乎没写过一个字时，赵树理却认真地说道：“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工作啊！”“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3]赵树理在其一生中，“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4]赵树理之所以要执笔为文，主要的并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为了“干预生活”，借文学这一特殊的载体来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唤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5]赵树理之文学创作，尽管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以小说的形式予以审美观照，总而言之文学是其形，问题是其实。
2 从小事中发现大事
农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一件件的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不然，恰恰相反，他们所反映的是社会中最本质的事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正
是一件件大事啊。在赵树理的工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总是要把它提出来，所以说在它的笔下之事，决非轻而易举所能解决的小事，而是非下决心，花大力气，不解决就可能直接危害革命工作的大事、要事。赵树理以前的作家由于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正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同情，这些都是虚幻的没有起到实质的改变，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的，不能给农民带来有利的东西，他们很难找到一条能够走进农民内心世界的幽径，赵树理则以他的“农民身份”，准确地发现并且表达了农民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审美心态，以及思维方式，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大众化语言。他的“将新文学大众化”的创造方向做得非常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特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他的创作以农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题材，塑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同时也不断的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思。
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党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如二黑、小芹、孟祥英，还是背负着数千年因袭之重轭但正逐渐走向觉醒的中间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抑或是被历史无情淘汰出局的反派人物如金旺、兴旺、阎恒元，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平凡而普通的一个，身上不带半点的神光异彩。凡人大事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在取材上的一大特色。例如，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无论是农村新人如二黑，还是落后的老一辈农民如二诸葛，或者是反动人物如金旺，都是其同类人物中普通的一分子，但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却是事关革命之成败：通过金旺、兴旺，作品尖锐地揭露了有的基层政权破坏人钻了空子的严重问题，倘若不能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党终究有一天会失去民心，革命必将惨遭颠覆；通过二诸葛、三仙姑，作品又形象地说明了封建流毒仍在农村肆虐的严峻性，倘若不能及时地引导农民，教育农民，促使广大农民真正的觉悟起来，革命事业就难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些鲜活的人物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为农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很多受封建影响的人们从赵树理的小说中找回了自己，努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3 欢快、幽默的声音
赵树理着力于“拨开云雾见太阳”这一重心，这就使赵树理的作品呈现出明丽欢快的特点，拥有特有的语言魅力，让读者回味无穷。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斗志昂扬地夺取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正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建设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政治地位人人平等，物质生活日渐改善，思想观念除旧布新，昔日饱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扬眉吐气地翻了身。赵树理也到了创造的顶峰时代，展现了中国农村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气象、新风貌。在赵树理笔下，二黑、小芹、孟祥英、金桂、三喜等一代农村新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长起来；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背负着历史重轭的老一代农民正在势不可当的时代洪流裹挟下缓慢而艰难地转变着、前进着，而金旺、阎恒元、李汝珍等邪恶势力却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正义战胜了邪恶，进步击败了落后、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消弥了悲剧，明丽欢快成了赵树理小说最强烈的格调，风趣幽默的语言充溢于赵树理小说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独有特点：
3．1 语言异常
我们知道，反常的事情会令人发笑。赵树理就是为了这种“出乎情理之外”的异常现象，但又使人在发笑的同时感到这些异常现象是“在情理之中”的，因而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感。也只有富有真实感的表现异常的作品，才能真正有幽默感，赵树理有风趣的语言描写了他的人物与客观现实不协调的异常行动、表情，外貌及语言等。如：二诸葛在久旱逢雨后竟念念有词地说“不宜栽种”，结果违背了自然规律，误了农时，这种与周围人们完全不同的反常言行愚蠢可笑，他还善于描写人物的蠢话、假话。“传家宝”中落后守旧婆婆李成娘蠢话边篇，还自以为是，真是可笑至极。她笑媳妇走路不像女人家，力气太大，使水费，使油费……当面撒谎，更使人感到荒谬绝伦：三仙姑装神弄鬼，口吐谎言说神非叫于福（小芹爹）“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二黑结婚》中写二诸葛见儿子小二黑被抓后自己心中恐慌的一段话，搞笑至极：“二诸葛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堠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乌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看到了这些幽默的语言真叫人忍俊不禁呢，从他们异常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的问题，欢笑之余引人深思。
3.2 大词小用
我们知道转移语义会有一种诙谐，也能增添小说道幽默感，如：孟祥英的婆婆找牛差差老婆商量对付媳妇的对策是“开个座谈会”；说《三里湾》中描写能不够教唆小俊与玉生闹，说“以上还只是她一些原则指示，后来的指示就更具体了。”中的“原则指示”；《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在区上遭嘲笑后，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回去对照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中的“研究”等等词语表面上看来好像用得不尽恰当，但仔细玩味，却是幽默有味，具有一种引人看下去或听下去的趣味和力量。
3.3 人物绰号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人有外号，通过这些代名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给人们带来了欢乐，更能增添人们的兴趣，在赵树理的小说中，给人物起绰号是幽默讽刺常用的手段，也是他的一种幽默方式，这些绰号常常使人永志不忘，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老定额”，“牛差差”，“老驴”，“一只虎”，“杂毛狼”等等都是那样的有趣，叫人过目难忘啊，这些实际上是作者用以揭露人物思想，刻画人物个性，漫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这些颇具幽默韵味的外号，不仅有助于显示人物的本相，他把自己的爱憎鲜明的感情注入这些绰号。这种起绰号的形式无疑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绰号往往是人物性格的形象概括或突出特点的形象反映，每个绰号能引出一段或几段有趣的故事，它吸引人们去看故事，去思考绰号的精妙之处；它诙谐风趣，引人发笑。
4 简笔勾勒有趣的故事
故事性强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这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继承下来，主要体现在情节的波浪起伏、环环相扣、头尾完整上，是以“情节”本身的魅力取胜，令人欲罢不能；至于细节描写，除偶有所为外，常常不被重视，与情节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叙述策略，就是对故事、对人物往往只作简笔勾勒，很少有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与细节刻画。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中，为刻画二诸葛真迷信这一性格特点，作品极成功地嵌入了“不宜栽种”这一典型事例，但在叙述时，作者对这一能很好凸现二诸葛性格特点的典型事例却是三言两语地带过，未作必要的重笔描绘。有人认为，赵树理“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赵树理之创作，故事之所以失之粗糙，人物之所以个性不够鲜活，
这与其简笔勾勒的叙述策略是颇有一些关联的。我们可以发现农村题材小说历经近百年的沧桑，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平凡真实的生活。一部部经典的农村题材小说，好比是一部中国农民成长发展的鲜活生动的历史，展示了农民从封建压迫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告别贫穷与苦难，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建设道路的成长历程。
乱世出英雄，时代需要梁生宝式的农民英雄，时代造就了这些农民英雄。但是，当这些“赤脚英雄”经过建国初期的风风雨雨，迈入和平年代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新的局势：他们的死对头——“地主恶霸”历经中国几十年众所周知的特殊的政治“清算”，不要说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就连肉体也差点被“消灭”了。农民去除了身上的几重压迫，外来精神压力被推翻了，但他们却面临着新的难以启齿的困窘：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却无法改变贫困的物质现状。于是，对于贫困饥饿的切实感受和他们自身的精神状况、精神弱点再一次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关注的焦点。历史使农村题材小说回归关注农民的狭隘性和劣根性。但由于时代的变化，这时的农民形象与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农民显然相同而又不同。相同之处是这些农民形象都具备某些根深蒂固的积淀在整个民族血液中的自私狭隘的特性；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政治命运不同。
5 贴近人民群众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他贴近人民群众，从群众出发，回归到群众中去，他的读者是老百姓，考虑的是如何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直到群众满意为止。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俯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并没有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他强调继承民间艺术的传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为了使之丰富多样，便于表现现代的生活，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赵树理的小说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赵树理创造小说的时候首先去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
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②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自成一派，并且不断的发扬光大，为我们后人所敬仰。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中国的农村题材小说在过去的岁月中，以关注现实世界和关注内心世界为创作方向，生动形象地勾勒了中国农民成长发展的历史。他们在对外界的关注和对内心的不断认识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赵树理小说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反映时代进步的一面镜子，是我们农村小说中的瑰宝，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注释：
①参见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②参见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收孙犁、茅盾、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18名作家所写的17篇文章）
③参见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收孙犁、茅盾、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18名作家所写的17篇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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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濯.《赵树理文集》跋[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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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作者】程凯华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卓有成绩的作家。他先以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肥沃土壤，用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的小说。解放以后，赵树理仍然以广阔的农村作为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根据地，相继写出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锻炼锻炼》等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的伟大历史变革，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喜爱。周扬同志称赵树理是“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赵树理根据农村各个时期的实际生活，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些形象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塑造农民(包括他们的干部)形象的第一座丰碑。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还不能确定赵树理小说的全部价位，因为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在这些题材和形象里有什么新的发现，提供了哪些为过去的作家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东西。歌德说得好： “现代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原来是这样，并非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新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 由此看来，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歌德文学语录选》、《古典文艺理论译丛》(8)第一一五页)。 那么，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究竟有哪些新的东西是过去的作家所没有提供过的呢？ 解放区涌现的新型农民——大家知道，在“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是第一个以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为小说题材的。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受苦难而尚不觉醒。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的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如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多多头，蒋光慈《田野的风》中的王贵才，叶紫《丰收》中的立秋、癫大哥等……。但是在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山于作家没有真正深人到工农中间去，因而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较明显。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则不同。象鲁迅小说所描绘的闰土、阿Q、祥林嫂等终生不幸的农民形象以及一些左翼作家笔下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的而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形象，在赵树理小说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在党的教育下，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开始觉醒、成长的解放区的新型农民。 小二黑、小芹是步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第一批新型农民的形象。他们从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己摆脱了被压迫坡奴役的社会地位，坚洁共产党和民主政权是劳动人民和农村新生力量的支持者，因而勇敢地向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落后思想，以及以金旺和兴旺为代表的封建恶霸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当二诸葛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时，小二黑不认帐，他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里”小芹也不认三仙姑为她定下的婚事，把聘礼扔满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对于潜伏在人民政权下的封建恶势力，他们也丝毫没有畏怯和退缩。当小二黑和小芹在窑洞里谈话，金旺要来捉他俩时，二黑理直气壮地说：“拿?没有犯了法！”兴旺要捆他送区上，他又说：“送到那里也不犯法！”这里可见解放区农村中青年一代的特色，同时也说明了党和民主政权对农村青年的深刻影响。由小芹的形象可以说：祥林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姑身上的无畏的反抗性格在新的时代环境里已经获得合理的发展和成长了。赵树理从变革的时代生活中，发掘了解放区翻身农民思想上出现的新因素。 如果说在《小二黑结婚》中，还只是从争取恋爱婚姻自由这个角度描写农民对封建落后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2006年11月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v.,2006第29卷 第6期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 Vol.29 No.6?晋文化研究? 从对比中看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点 ———以比喻为例 温锁林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 要:文章采用统计与对比的方法,对赵树理、茅盾、老舍、孙犁小说中的比喻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分别把赵树理的比喻与其他三位作家的比喻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归纳总结出了赵树理比喻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取喻的地方化、大众化,用词用语的口语化,是他的小说比喻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赵树理;比喻;山药蛋派;修辞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6)06-0071-05 引言 赵树理是现当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重要作家,特别是他作品的语言,以其浓郁的“山药蛋”的乡土气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独树一帜,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周扬同志称他为我国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之一,对他在语言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不能不研究其作品的语言。对赵树理作品的语言,过去也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大都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来研究语言的艺术特色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宽、加深。至于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还做得很不够。本文拟从修辞的角度,对赵树理小说中的比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希望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示出赵树理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口语化和地方化的特色,为赵树理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要了解赵树理比喻的特点,最好的办法是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喻做比较。我们特意选取了赵树理同时代作家茅盾、老舍、孙犁,把赵树理的比喻与他们的比喻进行了多角度的对照。这样,就把赵树理的比喻放在了一个有对比物、有参照系数的语言环境中。我们觉得,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较为客观和可信的。我们选取这三位作家与赵树理比较,是有特别用意的:(1)四位作家都是公认的语言巨匠,他们作品的语言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2)四位作家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极富代表性。茅盾和老舍是典型的城市知识分子作家,不过二者又有不同:茅盾的小说以反映城市上层人士的生活见长,而老舍则以写他所熟悉的北京平民生活著称。孙 犁和赵树理一样,都是典型的“农民作家”,但他俩的艺术风格也有区别:孙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作品中充溢着冀中农村的生活气息;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则有着独特的山西地方风味。 为了把握赵树理比喻的特点,我们还采用了统计的方法,对《赵树理文集》中的26篇小说[1]、茅盾的《子夜》[2]、老舍的《骆驼祥子》[3]和《孙犁文集(一)》中的40篇小说[4]中的所有比喻进行了穷尽的统计,力求能用精确的数字使四位作家比喻的特点得到量化的说明,并在比较中发现赵树理比喻中反映出的语言特色。(见下表) 四位作家使用比喻统计表 作家作品赵树理茅盾老舍孙犁 语料字数63.2万字34.3万字16.2万字32万字 比喻数453个779个401个402个 使用频率7.17个/万字22.71个/万字24.75个/万字12.56个/万字 一 赵树理与茅盾的比喻:“俗”“雅”有别 茅盾是典型的城市文人作家,他运用比喻的风格与“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有什么不同?经过比较,我们发现最明显的区别有三:(1)比喻一“洋”一“土”;(2)用词风格一“雅”一“俗”;(3)语法上的“欧化”与“汉化”。下面分别说明。 (一)比喻一“洋”一“土” 茅盾的《子夜》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工业的金融的”上海的社会生活,因此,作品中的比喻有好多是描写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市里现代生活的特有事物和现象的: (1)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 收稿日期:2006-05-18 作者简介:温锁林(1962-),男,山西寿阳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语法学、修辞学与现当代文学作品语言研究。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 。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 “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 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和鲁迅笔下的农村有什么差别 一、思想启蒙与问题观照 鲁迅之所以要放弃曾为之奋斗的医学而转从文学，既不是因为自己对医学缺乏兴趣，或者学医无前途可言，也不是因为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文学是进行思想启蒙最佳的载体与途径，鲁迅想借文学实现其启发蒙昧、觉悟民众的理想。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没有农民的真正觉醒与革命，中国要新生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因此，农民理所当然地成了鲁迅进行思想启蒙的重点对象。鲁迅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尽管言说的故事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毫不留情地将农民身上存在的愚昧、麻木等劣根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因如此，少年挚友闰土、殊堪可怜的祥林嫂、泼辣大胆的爱姑等等善良的人们都成了鲁迅严厉的解剖对象。可以说，在鲁迅笔下，故事也罢，人物也罢，统统都是工具而已，启蒙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之所在。 赵树理生长在风云激荡、新民主主义革命如火如荼的巨变时期，新生的、日益茁壮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时占全国人口之绝对多数的劳苦大众的天才般的启蒙者、引路人，其势力所及，翻身求解救、自己当家作主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响彻云天。在这狂飙突进的启蒙浪潮裹挟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前赴后继地奋勇跻身革命行列。于鲁迅而言，以穿越黑暗、划破长空的振聋发聩之声惊醒那绝无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酣然昏睡的麻木民众正是时代所赋予的庄严而沉重的使命。而于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工作者的赵树理来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极其成功地唤醒农奴千百万，昔日逆来顺受的布衣百姓已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因此，启蒙已非赵树理的当务之急，其首要任务是怎样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正因如此，工作中所接触的各类具体问题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树理创作所观照的对象。 提出问题并试图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赵树理凭借其第一线农村工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各种农村问题予以形象艺术的展示，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赵树理鲜明个性特色的问题小说，在其笔下，基层政权干部队伍不纯问题、干部蜕化变质问题、官僚主义工作作风问题、封建残余思想垂而不死问题、农村建设新型人才培养问题等等都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反映，“使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成为当时农村生活的启示录。” 二、先锋反叛与推陈出新 为了思想启蒙之需要，鲁迅从载封建之道、传圣人之言的“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他窃得思想进步、形式新潮的外国先进文学之圣火，创作了全然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思想反叛、形式先锋的崭新文学，从而使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也曾一度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迈上了现代化之路，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总观鲁迅农村题材的小说，在思想层面，鲁迅对中国农民愚昧麻木的灵魂，对阻碍中华民族新生的国民劣根性予以了形象演示和严厉抨击，阿Q、闰土、祥林嫂等老中国儿女成了中国文学星空乃至世界文坛光彩夺目、魅力无限的不朽典型形象。在艺术层面，鲁迅“实现了对传统小说的革命性的突破，从而完成了小说形式向现代的转型”。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言，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中国传统小说头尾完整、环环相扣那种讲故事的框架在鲁迅笔下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选取几个细节或生活场面连缀成篇的“横切面”结构方式，即便有相对完整的故事，也是打破时空的顺序、按内容表现的需要去剪接场景和细节；以往之小说，其主角不是帝王将相，便是才子佳人，或者妖怪神仙，而在鲁迅笔下，“有的只是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普通人成了鲁迅小
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 陈奂生。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
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中文名,陈奂生。其他名称,陈焕生。登场作品,“漏斗户”主。身高,170。 人物生平。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物事件。他善良。正直。勤劳。憨厚。“干起活来。 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
连碰破头都不管”。陈奂生上城正是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以辛勤的劳作养育着国家。民族。他们事实上。是我国农村乃至民族的中坚。但是。陈奂生并不懂得这一点。长期的“漏斗户”这个经济上的弱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政治上也是个弱者。除了他和李顺大有一脉相通的惰性之外。“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东西也从陈奂生的性格深层凸现了出来。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 就不算是欺他”。更为可悲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以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我安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要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演进。作者对他用五元钱买了个“便宜货”。得到了精神满足的细致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起深思。作者无意写出阿Q 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时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阿Q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作者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
目录 引言 (1) 一、符号化 (1) 二、类型化 (3) 三、真实性 (5) 四、人物的意义 (7) 结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余华以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文章以人物形象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小说人物的类型化、符号话、真实性等特点的分析，探求当中所蕴含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余华小说人物特点价值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writer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Yu Hua creats a lot of unique characters by his unique knowledge and fresh ins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this article implys the meaning and value through some points, such as the types of characters, authentic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Yuhua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s the feature the value
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及其意义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诸如读者熟悉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活着》等，无不密集地充斥着许多迥异于传统意义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当代小说人物建构的某些先锋性探索倾向。本文试从余华的部分小说作品出发，分析这些人物塑造极具诱惑力同时倍受争议的特点，并力图发掘其背后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意义。 一．符号化 在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成为真理的命题：文学就是人学。世世代代各种文学的成熟形式，也充分地证明和表达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意义。不过，余华却有意与这种传统的文学理念做出偏离，将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符号化。这种卡西尔式表现性“符号”意义的呈现，使得人物与小说中其它形式因素如结构、语言等一样，成为一种形式美学意义的符号。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不再具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完整属性，仅仅成为构造故事情节而设置的“道具”，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发动机。 这种人物的符号化表现，首先体现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形式中。在传统小说的叙事过程里，人名通常是不可缺少的标签，它不但能够凝炼地体现人物性格，使观众闻其名而知其人，而且还可能暗示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人物形象与其蕴含的客观社会生活的意义紧密相联。许多作家常常富有深意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如鲁迅小说中的“夏瑜”（《药》），“孔乙己”（《孔乙己》）都无不如此。前者富于象征意味，与小说内容相联系具有一种深切的悲剧感；后者含有讽刺意味，与人物命运关联具有浓厚的文化凄凉感。而在余华那里，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被多次取消，《世事如烟》中所有人只有“1，2，3，4，5，6，7”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或用“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这些名词，《往事与刑罚》只用“陌生人”、“刑罚专家”来代替具体人名。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名称，人物自我也不再具有丰富的人格特征，成为小说文本叙述人为了完成叙述而使用的道具，最多也只是成为营构叙述情节的一些纽带。 其次，余华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差别。在传统意义上说，人物的工笔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一直是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刻画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时，对于他们的出场、造型、服装等无一不浓妆重墨，相关的艺术表现效果至今仍为人们
第二十二章赵树理 教学目标： 了解赵树理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以及其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 知识点： 赵树理方向、评书体现代小说、山药蛋派。 重点难点： 1、赵树理小说思想艺术特色 2、“赵树理方向”的意义 3、赵树理小说的独特价值。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1、“赵树理方向”（教材475） 解释：“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首先应从特定时代的要求来看这个问题，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特色，同时也应看到有得有失，不应轻易否定。 2、赵树理小说的历史特点： A、赵所代表的解放区新一代作家及其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因此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突出表现为大众化与农民化。 （翻身农民的需求，作家自身成长历程带来的审美特点的结合）（教材476） B、首先是实际革命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变革，塑造了全新的农民形象。 （教材476—477） 局限性：（教材477） C、赵树理的出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自身发展的特殊意义及其局限性。“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现象，使得它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农民读者，赵树理的创作是一种反省与纠偏。但由于隔绝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视野也难免比较狭窄。（教材477—478）
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有感 于乐源11级建筑学20115570 问题：小说中人物软英形象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找出描写文字。并且进一步思考软英为什么这么变？赵树理通过软英形象的变化表达了什么？ 软英作为主要形象贯穿了整篇小说。其变化是：软弱，无力争取幸福，等待封建制度中命运的宰割→开始想为自己争取幸福但是缺乏理智→有心计地为自己争取幸福→爆发，痛斥小旦，争取到了幸福 P225：“妗妗！你快坐下！你看我长了十七岁了，落了个什么结果？” P227：“马上撅了撅嘴嘟噜着说：‘没甚就没甚吧！我爷爷不是逃荒来的？’” P233：“小宝问软英要说什么，软英说……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这些表明软英对命运的安排是十分不满的，但是她还是个十七岁的姑娘，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智慧，只能对这桩婚事愤怒和喟叹。所有对话的前提是软英无奈地接受了这次的安排。在这里，软英是软弱无能，任命宰割的。 P239：“软英说：‘捶死就捶死吧！反正总要死一回啦！捶死总比嫁给刘忠强！’”P241：“二姨劝软英：‘软英！……’……软英说完了，二姨觉得这话越发句句有理。” 在这一阶段软英仍背负着封建残余强加给自己的枷锁，但是她有了主见，算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虽有哭哭啼啼，却是为争取而哭号，而不是为无奈而哭号。自己开始为自己争取幸福，并且理直气壮。但是由于智慧的欠缺，软英只能用强攻，对父亲采取哭闹的方式争取。 P251：“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于是已经有点拿得稳了，……接着把自己那套注意告诉小宝，并且告他说：‘你到外面，要故意骂我丧良心才好！’”P258“小宝站起来说：‘我说！’软英跟着也站起来说：‘我说！’” 第一段对软英的语言，动作，心理都有浓墨重彩的细致描写。她在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内心变得成熟稳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幸福，会用计谋拖住敌人，自己慢慢运筹帷幄，甚至安排小宝为自己放下口风。这里是软英变化的结点，是软英爆发的铺垫。 第二段一个“跟着”表明了软英的迫不及待和准备充分，是爆发的前奏。 P258“软英站起来说：‘高工作员在这里唱给我们讲……’……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 P261“大家正站起来要走，软英说：‘慢点！婚姻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别人干涉不着” 软英爆发了。她慷慨陈词一通，痛斥小旦，陈述了自己不嫁给小贵的理由和自己对付小旦、小昌的计谋，整个是激昂但是条理的。说明软英有力量和智慧抗衡强加给自己的不公平了。她不是那个无奈的小姑娘了，也不是那个只会用哭闹的方
声明：为了促进大家的共同学习，我特别提供了这篇稿件！ 【标题】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新农民形象 【作者】徐亮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新农民形象 【指导老师】冉易光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言 在现代文学里，赵树理以其独有的风格开创了“山药蛋派”作家群，他的作品具有耐人咀嚼的泥土芳香，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农民人物形象，尤其是小说中的新农民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特殊的认识。因而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更鲜明，从而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原汁原味”的展现和丰富深刻的内涵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 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最熟悉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而在他的作品里塑造了一批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特别是在人民政权下翻身农民的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与农民群众结合的创作道路 赵树理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农家庭里。他在农民的泪水和汗水中泡大，在农民们苦中作乐的丝竹管弦鼓板声中上了民间文艺的最初一课。青年时代，他在外出求学和流浪期间，受到“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满怀热情的接受了它们。同时又敏感地发现新文学圈子狭小，“打不进农民中去”。与农民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对乡村民间文艺的强烈兴趣，使赵树理产生了最初的，也是最终为之实践的意愿：为了农民，为了让文学“变成为大众的，由大众的东西”，做个“文摊文学家”[1]。 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农民作家，赵树理关注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农民在时代中前进的步伐。他亲自参加农村中的各项工作，观察和体验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反应和心态。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当时农村生活真切的反映。他自己也说过：“我写的小说，都是我在下乡工作时所碰到的问题。”[2] 赵树理又是一个热爱农民，关心农民，立志为农民写作的农民作家。他观察事物，描绘生活的视角和出发点，总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与农民取得一致。最重要的是，赵树理处于土地革命的新时代。在解放区，他目睹了农民获得翻身的全过程，对农民的命运和农民思想把握有着充分的客观条件。只有在赵树理的小说里，农民才成为真正的主人公，成为具有历史创造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解放、憧憬和欢乐。 赵树理建国前的小说创作，为“五四”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显示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3】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从《小二黑结婚》以后，到1949 第一次文代会前，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3）、《刘二和和王继圣》（1947）、《邪不压正》（1948），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1945），短篇小说《地板》《孟祥英翻身》（1944）、《福贵》（1946）、《小经理》（1947）、《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49）等。这些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农村在反奸除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权中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揭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满怀喜悦的歌颂中国农民在挣脱了封建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封建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内容摘要 赵树理所写的是解放区封闭的农村，多是一些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努力奋斗，是觉醒了的一代农民青年，他们身上有较鲜明的反抗精神；他的写作自始至终都以农村农民的思想变化，革命斗争为题材写作的.赵树理还是第一位在文学上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翻身农民形象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数量不多，但就反映四五十年代解放区农村变革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在当时是十分杰出的。本文主要分析作者笔下农村青年形象及其个性特征。 虽说赵树理的小说数量不多，但就反映四五十年代解放区农村变革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在当时是十分杰出的。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大致面目。表现农民的斗争，对农村封建落后的旧规矩的改造，热情歌颂农村在新时期焕发的新思想，以及表现翻身后农民的欣喜心情。他的小说在刻画新旧农民形象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农民形象老农民新人
浅析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一、顽固守旧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旧式农民形象。 赵树理自己说过：“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要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如在《小二黑结婚》中重点塑造的两个落后的家长形象，即二诸葛和三仙姑。二诸葛是一个善良却又十分愚昧懦弱的老农民，由于无力改变受欺压的痛苦境况，他迷信命运。他以“命相不对”为由，阻挠儿子二黑与三仙姑的女儿小芹的恋爱。而三仙姑是通过搞“下神”之类的迷信活动，来掩饰自己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就是赵树理在小说中对建国初期的农村问题批评得最多的一点。我认为，赵树理笔下的这三个形象最具代表性。 1．小丑式的假“仙姑”。 三仙姑的“下神”，是她觉得孤单，而又被“于福他爹”赶走了村里那些为她“作伴”的年轻后生之后的事。而她把香案设起来之后，文中说：“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他转来转去。” 对比赵树理给了三仙姑以辛辣的嘲讽。她的“下神”，就是为了方便自身搞不正当关系，解决感情和生理上的寂寞。她竟然利用自己的女儿“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后来看出小芹跟二诸葛的儿子小二黑谈恋爱，为自己后半身考虑，就托东家求西家，给小芹找婆家，并找到了一位“当过旅长的退役军官”的有钱人。小芹不听她的话，她就“神上了身”，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其实骨子里还不是要把女儿推出家门，落得一笔丰厚的聘礼！这种畸形的性格是封建农村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和买卖婚姻制度的产物，它带有高度的典型性。 2.宿命者二诸葛。 二诸葛是受封建迷信愚弄的典型。他的“抬手动脚都要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不宜栽树”笑话还不能使他悔悟，仍坚持以“命相不对”--而骨子里是因为三仙姑的坏名声来反对二黑和小芹的恋爱。而在兴旺兄弟捆二黑后，二诸葛的表现是：“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里去，才上到岭上，碰到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其实，二诸葛的迷信本质上反映了他性格的懦弱。因为无法与恶势力做行之有效的斗争，所以把一切
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摘要：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明显不同。具体表现为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凡人大事与奇人奇事、明丽欢快与含泪微笑及简笔勾勒与细节描绘。于此略作比较。 关键词：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Abstract: Clearly different creative personalitie s can be seen between Zhao Shuli?s and Gao Xiaosheng?s village novels.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dispersedly points perspective between pursuit reaction, problem focused between soul surveyed, the common people with events between the strange people with strange tales, happiness with enchantment between smile with tears, and briefly outlined between specific description. Here we will do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above aspects. Key words: Zhao Shuli; Gao Xiaosheng; village novels; creative personalities; comparison 自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渝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川流不息，蔚为大观。其间，赵树理、高晓声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业绩卓著。此就赵树理与高晓声两位大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略作比较。 1 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 赵树理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哪里有工作，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问题常常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即便是同一体系内的问题，限于观察视野，也常常令观察主体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这就决定了以反映问题为旨归的赵树理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散点透视的特征，即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