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
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
传教士翻译时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多采用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翻译的形式，即先由外国人（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笔受或者润色。外方有名的翻译代表有利玛窦等，中方有名的译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魏象乾。本时期的翻译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以科技翻译为主，将翻译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一、外国方面
利玛窦（1552--1610）
1、个人简介：意大利传教士
2、主要翻译作品：（和中国人合作翻译）
《天主实录》
《几何原本》
《同文算指》
《圜容较义》
《浑盖通宪图说》等
3、翻译思想：论述了翻译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减色矣。……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龌龊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
他与徐光启合作时“反复辗转，求合书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利类思在为其所译的《超性学要》的序文中说：“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其中，“文以地殊，言以数限”阐述了不仅文字因国家地区不同而相异，而且相关概念用语也因思想相异而不同。“反复商求”，其间必有华士参与；“加增新语”则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少的。
二、中国方面
徐光启（1562--1633）
1、个人简介：
明末清初著名的大翻译家，在西学翻译、历法改革、农田水利、练兵制器等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科学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2、主要翻译作品：
《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
3、翻译思想：
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也争胜）。
·“翻译”：是基础，是向介绍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文化的第一步。
·“会通”：指对翻译之作的“领会”与“贯通”，也指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融合”与“并蓄”。徐光启当时主要是针对历法修订。
·“超胜”：如果说“翻译”是起点，“会通”是实践，那么“超胜”才是徐光启的最高追求。继承传
统，而“不安旧学”；翻译西法，但又“志求改正”，这样才能超越前人，超越西人，这正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
李之藻（1569--1630）
1、个人简介：较早与利玛窦有学术交往的京官之一，
2、主要翻译作品：
《浑盖通宪图说》
《同文算指》
《圜容较义》
《寰有诠》
《明理探》等
3、翻译思想：创译思想
晚年，李之藻也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合作，翻译了《寰有诠》、《明理探》两书，为我国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的名著。《寰有诠》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部分，讲的是宇宙观。李氏为译此书，耗费了五年时间，可见其难译。
“余自癸亥归田，即从修士傅公泛际，结庐湖上，形神并式，研论本始，每举一义，辄幸得未曾有，心眼为开，遂忘年力之迈，矢佐翻译，诚不忍当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夐绝，喉转棘生，屡因苦难阁笔。乃先就诸有形之类，摘取形天、土、水、气、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创译
．．焉。夫佛氏愣严亦说地、水、风、火，然究竟归在真空。该惟究论实有，有无之判，含灵共晓，非必固陋为赘，各引端倪，尚俟更仆评焉。然而精义妙道，言下亦自可会，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而总之识有，足以砭空，识所有之大，足以砭自小自愚，而蝇营世福者，诚欲知天，即此可开户牖，其于景教，殆亦九鼎在列，而先尝其一脔之味者乎。是编竣，而修士于中土文言，理会者多，从此亦能渐畅其所欲言矣。于是乃取推论各理之书，而嗣译之。噫，人之好德，谁不如我，将伯之助，窃引领企焉。不然秉烛夜游之夫，而且为愚公为精卫夫，亦不自量甚也。”
李之藻在翻译时虽强调“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但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创造性劳动。他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所创译的不少术语译名至今沿用。同时，李之藻还对译者的思想修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出译者要祛除“浅学自奓（zha 4）”，“怠惰废学”，“党所锢习”和“恶闻胜己”四病。
杨廷筠（1557—1627）
1、个人简介：
明末著名官员。是与徐光启和李之藻并列，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人物之一。
2、翻译思想：翻译之难
杨廷筠在为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述的《西学凡》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他对翻译的看法。
“利（玛窦）氏字海外来，独能洞会道源，实修实证，言必称昭事。当年名公硕士，皆信爱焉；然而，卒未有能尽叩其学。缘其国隔九万里，象胥绝不相通。所可译者，器象图数，有迹可揣之物；而其于精艺妙道，析牛毛、超象罔者，书虽充栋，不能尽以手口宣也。”
他论述了翻译之难，尤其是哲理类科学著作翻译最难，并进一步认识到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推厥所繇，彼中土士，学问造诣有次，不能躐等径造。极开敏者，必廿年乃成。再三考试，周德不乱，乃始听许远游。迨入中华，间关数载，又以数载习语，认字数载，通经学文，始能融汇两境，义理有所阐译，而老将至矣。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共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
他与徐光启、李之藻一样，认为为了祖国的兴盛，必须将这些国外的先进的东西抓紧翻译进来。
王徵（1571--1644）
1、个人简介：
早年信奉佛教，24岁改信道教，后又转入基督教。没有在朝中做过较大的官。懂一点外语。我国较早学习拉丁语，并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言韵的先驱者，我国古代著名的机械学家。2、主要翻译作品：
《西儒耳目资》，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与邓玉函合作编译）
《崇一堂日记随笔》
3、翻译思想：翻译资用思想
王微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他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别称之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书，认为各不可偏
废，都应认真翻译。
此外，他还针对一些人学习外语的畏难心理，强调指出中国人学外语绝不难于外国人之学汉语。
魏象乾
1、个人简介：
清朝雍正、乾隆时人。曾被任命为实录馆间内翻书房撰修，专事汉译满（即清文）
2、主要作品：
《繙清说》
《繙清说》是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专著。所谓“繙清”，就是从汉文译为清（满）文。魏象乾根据自己在汉译满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论述了翻译的原则、标准，以及初学翻译者如何入门与提高问题。
3、翻译思想：正译思想
魏象乾在《繙清说》中提出了“正”译的标准：
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
夫所谓…正? 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
这说的是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要首先透彻地了解原文的含意，能完美地、传神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内容、再现原文的话语风格。他提出的“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这五个“不”，是从总体上说的，不能绝对的、形而上学地做理解。
魏象乾提出的“正”译标准，是从汉末倡导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方法，到六朝时期崇尚的“文约而诣、旨婉而彰”的意译，发展到唐代的多用直译、善参意译的“新译”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对我国古代“翻译之道”的一个精彩小结。
他还提出了初学者如何对照钻研，每日熟读强记等方法。
翻译家戴乃迭 中文名戴乃迭 外文名Gladys B.Tayler 别名Gladys Yang 国籍英国 出生地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出生日期1919年 逝世日期1999年11月18日职业翻译 毕业院校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 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 代表作品 与丈夫杨宪益合作翻译《红楼梦》、《楚辞》、《儒林外史》等著作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1919年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戴乃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戴乃迭的父母为英国来中国的传教士。1940年与杨宪益在重庆举办婚礼。 1人物简介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1915—2009），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 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2成长经历
佛经翻译 支谦 l 月氏人、孙权赏识、穹隘山隐居翻译 l 《法句经序》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l 理论：“尚文”与“尚质”应调和 l 独树一帜：遵循自己的翻译理论，是文派翻译思想的首位倡导者与执行者。 l 易胡为汉：“词质多胡音”之处，尽量删去，重新用汉语表达。 l 会译、和译，译注：除翻译之外的又一贡献。 道安： l 12岁出家，20岁拜师佛图澄 l “五失本，三不易” ?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一失本”——直译与意译的矛盾统一。 ?“二失本”——质直与文丽的矛盾和统一。 ?“三、四、五失本”——“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 ?“一不易”，“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指的是古今时俗的差距。 ?“愚智天隔, 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以及“释氏弟子尚且慎重选经，现由凡人传译更难”的“三不易”，大意都是作者与译者因人不同而有智力、环境的差异。l 重质轻文，倡导直译 l 格义——合本的转变：舍弃以格义的方法训解佛典，采取多本对读的方法——合本 ?格义：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概念和术语，去拟配佛学中的概念 ?合本：以不同的译本异文，互相对照补充。 l 影响：佛经译场 l 著作：《般若道行》《密迹》《安般》 l 《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录》）——第一本佛典目录 鸠摩罗什 l 天竺人 l 由直译改为意译，不拘泥形式，著意经义再现。l 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趣味性 l 在处理专有名词如人名、神名和一些不可翻译的名词，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文辞汇，他会坚持音译，而且力求统一译名，避免一辞多译，使译文更见易读，亦不失异国文化色彩 l 贡献： ?加强译场组织，扩大译经范围 ?引入大乘学说，推进佛学发展 ?音译专有名词，不拘于原文体制 ?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三论宗之祖 ?政治、秦王朝统治 l 佛经翻译发展时期，承前启后
普希金的翻译人生及翻译观 19世纪俄国翻译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普希金。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普希金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译者与译论研究者，其翻译实践及翻译评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正如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所指出的那样：“就像在整个俄国文学史与俄国标准语发展史上一样，在俄国翻译史上，普希金创立的典范及普希金时代本身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辉煌时期。” 一、普希金的翻译活动 普希金的翻译活动都可以根据他的人生经历和时代变革分成几个主要的阶段。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及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他翻译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十岁，这原自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外语教育。他一生学习过许多外语，法语尤其出色。在翻译作品时他常常是多文本、多语种并用，翻译和模仿的作品涉及六十多位外国作家和翻译家。分析普希金的原创和翻译作品,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划分出创作思想发展阶段。普早期的诗作传递了一种生命转瞬即逝、不妨及时行乐的情绪,他的译作多选择法国的爱情诗和古典诗等崇尚自由、独立、理性的作品。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到法国文学热衷于表现人性的缺陷,他把翻译目光逐渐转向英国文学：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等,选择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的作品,并创作出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去世前，他致力于探索艺术的人民性、文学与民族心理等问题，大量翻译古俄罗斯文献,还专研和翻译了多部外国历史典籍，《圣经》、《古兰经》以及传教士的祈祷文等“,沉思体”特色出现在他的原创抒情诗和翻译中。 1.关于翻译对象的选择 普希金认为,翻译一定要选好对象- -即选好值得学习和仿效的作家和作品,因为译介外国作品是为了学习、借鉴,以繁荣和发展祖国文化。他曾经质问道:难道翻译吉萨尔(普希金称其为“无能的下流诗人”)的讽刺短诗就能产生古典主义作家？普希金主张,翻译选材首先应考虑经过时代考验的优秀古典作品、现代作家的名著,同时还应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素养。普希金本人就亲自翻译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文艺复兴时代巨匠莎士比亚的剧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作品、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部分民族的民歌等。逝世前,他还在致力于用现代语言翻译俄罗斯文献《伊戈尔远征记》。同时,他对其他人翻译荷马、拜伦、席勒、歌德等人的作品和外国民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2.关于对原著内容及风格特色的处理 19世纪上半期，主流翻译家们倾向于较自由地处理原文、对原作精神不任意修改、根据原作内容生动正确地加以表达的活译法开始盛行。普希金认为，“译者是文化交流的驿马”，“译者应该尽力传达原文的精神，而不是转述表面的词句。”正如文学创作中以“自由”作为其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普希金反对逐字死译，认为逐字死译等于对母语的践踏。普希金曾说，他不喜欢在古朴的俄罗斯语言中看到欧罗巴的矫揉造作和法兰西精雅细腻的痕迹，粗犷和淳朴对它更为相宜。因此，普希金善于对文章进行改写，推崇“自由翻译”。比如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是对《格林童话》中《渔夫与他的妻子》的改写。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改写，以移花接木的方法表达原文固有的目的和主旨，使得译文读者在译者构造出的语境下得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感受。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
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
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1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来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次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次翻译高潮中世纪中期，即11-12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了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深远。 第四次翻译高潮14至16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及随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国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语言，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家阿米欧先后用十七年（1542-1559）的时间，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史上一部不朽的文学译作。在英国诺斯于1579年译出《名人传》，查普曼于1598年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洛里欧于1603年译得蒙田的《散文集》，都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被誉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成为英国惟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五次翻译高潮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至，涌现大量译作。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哥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第六次高潮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这一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好是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扩大到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是翻译规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联合国和欧盟形成后，西方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翻译在期间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主要体现在：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古代翻译 主要包括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自公元前三世纪共和国中期起，迄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止。 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是用希腊语翻译的《圣经旧约》。公元前285-249年间，有72名高贵的犹
霍克斯的翻译成就（上） 泛瑞翻译 霍克斯是英国汉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一生致力于研究、翻译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他学贯中西，将汉学研究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是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 缘于韦利《西游记》（Monkey, 1942）译本的魅力，尚在二战战场上的霍克斯就被中国文学深深吸引，由此结下了六十多年的不解之缘。其六十余年的汉学研究及译介实践以研究和翻译屈原《离骚》为起点，以元杂剧《柳毅传书》英译为终点，涉足作品体裁多样，成就斐然，特别是其《红楼梦》全译本更是享誉世界。 译事之始——《楚辞》英译 霍克斯就读牛津大学汉学系时，师从前伦敦传教士休斯，学习内容以《尚书》《易经》以及《论语》等中国先秦典籍的翻译和背诵为主，唐代之后的文学作品都未有涉及。然而，“彼时的霍克斯并不满足于《四书五经》的课程教学，选择《离骚》作为研究方向，并以此获得牛津大学汉学学士学位”【1】。 从牛津毕业后来到中国求学，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楚辞》的仅有游国恩一人，但“霍克斯对这位老师却不甚满意”【2】。不过，出于自己的兴趣，他并未放弃研究《楚辞》，开始了不停地翻译。再回牛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他把研究对象从《离骚》扩展至整部《楚辞》。1955 年，他所提交的博士论文含上下两卷，包括《楚辞》全部诗篇的英译、对《楚辞》各篇创作日期及作者的考证，以及“对诗歌的词汇、押韵、结构特征等使用情况的统计学式研究”【3】。 1959 年，《楚辞：南方之歌——古代中国文学选集》（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由牛津克拉仑顿出版社出版，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楚辞》全译本。该译本由前言、导言、译文主体及专有名词汇编四个部分组成。霍克斯著“前言”介绍其翻译《楚辞》时的基本原则；作“导言”介绍了《楚辞》的基本知识，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以“译文”表现《楚辞》全貌；借“汇编”保障译文质量。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 1.跨越时间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 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 兴起原因 世界: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中国: 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 衰落原因 根据孙立忠的总结 (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 (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内政的介入,使清统治者对其保持戒心。 (四)清王朝的特殊情况及其对百姓的戒备心理是他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特别敏感。 (五)西方海盗式的殖民活动对中国人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 直接原因：到十八世纪初，由于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又有不少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规矩”，不尊重中国传统礼仪和习俗，导致了原本重视西方科学的康熙皇帝的反感。至雍正帝即位后，于1724年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教，同时采取闭关政策。 3.翻译者队伍 组成：西方主要是传教士，中国主要是懂科技的士大夫，官员和科学家。 西方:利玛窦,汤若望,罗亚谷,南怀仁等为代表 中国: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中国圣教三柱石），王徵，李天经等代表 翻译方式：中西合璧”的合译 鉴于中西方语言文字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耶稣会士来说,独立翻译几乎不可能。利玛窦虽对中国语言文字及儒家经典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熟练程度,对于中西文翻译仍感
1．1古代翻译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 1．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 公元四世纪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文译本，其中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1．3中世纪西方翻译 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4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西方翻译史的第五次高潮
Part 2 History of Translation 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实践活动，远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存在了。（亚述王国Assyria国王萨尔贡Sargon）；中国的起始时期：周朝（春秋战国时期）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礼记》 “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礼记》 ⏹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古罗马著名学者106-43BC） I.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Six tides in five periods五个时期六个高潮 ●Ancient translation古代翻译：4th C BC —5th C AD 翻译介绍希腊文化，促进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Medieval translation中世纪翻译； A. 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初期 宗教翻译《圣经》的拉丁文译本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 B. 11、12世纪希腊典籍回归故里 西班牙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阿拉伯语译回拉丁语 ●Translation in Renaissance periods 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涉及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产生了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Modern translation近代翻译 17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古典著作的翻译，关注近当代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东方文学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当代翻译：二战以后，翻译翻译范围翻译规模扩大 2. Tr 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s 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德莱顿，泰特勒，奈达，卡特福德， 纽马克，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图瑞 II.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中国文化的深层迁移 ⏹明清时期的翻译——中国近代科学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 ⏹五四及民国时期的翻译——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 ⏹建国后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学术、思想具有类似的模筑作用 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维祗之间的争论，是首次对翻译问题进行的探讨，信、达、雅均以涉及。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支谦，鸠摩罗什，释道安，颜琮，玄奘，徐光启（及利玛窦等传教士），严复，林纾，伍光建，马建忠，瞿秋白，鲁迅，郭沫若，梁实秋，林语堂，傅雷，钱锺书，许渊冲，刘宓庆，马祖毅，余光中
中国翻译(理论)史概论 1.翻译的二字由来： 据文字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从事翻译的人员被成为“象胥”/ “象寄”。 从汉代起，“译”逐渐成为了总称。 从东汉起，“翻”字也开始使用。 在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中已开始使用“翻译”二字。 2.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四个次时期： 1）. 西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 2）.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3）. 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4）. 新中国成立后 关于佛经翻译“ 西汉哀帝刘欣时期的《浮屠经》当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举兴佛，开启了佛教发展的新高峰，佛经翻译也走入高峰期。唐朝以后，佛教活动逐渐走向平淡，以潜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佛经翻译日趋衰落。 北宋译经尚有余响，南宋已将近销声匿迹了。 佛经翻译名家及名论：支谦(三国): 在《法句经序》提出了“文”与“质”两种对立的翻译观，即翻译的文质之争。支谦在理论上提倡“文质并举”，而在实践操作中却遵循“因寻本质，不加文饰”。为早期的直译说。 道安(东晋):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主张直译要求“案本而传”，是直译理论的代表。 鸠摩罗什(东晋): 主张“意译”。追求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玄奘: (唐朝)：“即需求真，又需喻俗”。相当于今天的“忠实，通顺”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西方的传教士，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代表作首推中外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55种。： 代表人物：利玛窦（？－1610）意大利传教士，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他外表儒雅，会说中国话，熟知“四书”、“五经”，1583年来中国后，很快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利玛窦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还与另一些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如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籍徐光启（1662——1633）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领导者，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他认为，科技翻译就是吸取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尽快地为我所用，以此壮大自身。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利玛窦是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文学家和史学家，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从1579年到1610年期间，他在中国传教并且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和文化遗产。他的贡献非常重要，以下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一、宣扬了天主教信仰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致力于传播天主教信仰，成为了中国天主教传教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传播了基督教的信仰，宣讲了神学、哲学以及道德伦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学院。利玛窦不仅让中国人了解了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还为中国传教士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翻译和创作了许多重要著作 利玛窦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翻译和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包括教育类、政治类、历史类、文学类等各个领域。他翻译和创作的著作中，不仅包含了中西双方的知识，也包括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他的著作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介绍了西方科学和技术
利玛窦还向中国介绍了许多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如日历、时钟、西方医学、地理、数学、气象学等。他所介绍的这些科学和技术 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介绍西方文化、宣传天主教信仰、 传播科学技术和翻译创作著作等方面，还是一个充分展现了东西 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人。他在传教过程中，向中国传递了许多西 方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将两种文化 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总的来说，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出了 许多珍贵的著作和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和世界文化交 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之英国文学翻译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文化自信受到挑战的时期。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得中国文化碰撞产生了新的文化火花。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文学。从清朝直到民国期间，将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英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发展状况值得细细探讨。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文学传到中国，有若干传教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他们主要是来自基督教会的神学家、牧师，他们把英国的文学作品带到了中国，这不仅增加了中国的文学知识，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清朝时，南洋学者蔡邕和曾国藩等传教士，把英国作家费尔本、英格索兰、塞万提斯、雪莱等著作汉译，为中国人提供了新鲜的英国文学精神。 19世纪末，英国文学在中国发展得尤为迅速。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在中国从传统受众中扩大了视野，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喜爱。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者是马克思主义诗人鲁迅、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李大钊、中国现代文学家关汉卿等人。他们把福克纳、狄更斯、雨果等英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帮助广大读者接触到欧洲文学，开拓了他们的文学视野，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经历过传教士和新一代翻译者的努力，英国文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状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英国文学激发了读者的文学欲望，打开了知识的新世界，融合了西方文学元素，激起了许多新的文学思想和理念。李大钊是少数几个知道英国文学的人
之一，他带领中国文学界进入了新文学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了历史的烙印。 总之，西方传教士和新一代译者在中国传播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用英国文学开拓了中国文学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 传教士翻译时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多采用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翻译的形式，即先由外国人（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笔受或者润色。外方有名的翻译代表有利玛窦等，中方有名的译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魏象乾。本时期的翻译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以科技翻译为主，将翻译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一、外国方面 利玛窦（1552--1610） 1、个人简介：意大利传教士 2、主要翻译作品：（和中国人合作翻译） 《天主实录》 《几何原本》 《同文算指》 《圜容较义》 《浑盖通宪图说》等 3、翻译思想：论述了翻译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减色矣。……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龌龊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 他与徐光启合作时“反复辗转，求合书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利类思在为其所译的《超性学要》的序文中说：“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其中，“文以地殊，言以数限”阐述了不仅文字因国家地区不同而相异，而且相关概念用语也因思想相异而不同。“反复商求”，其间必有华士参与；“加增新语”则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少的。 二、中国方面 徐光启（1562--1633） 1、个人简介： 明末清初著名的大翻译家，在西学翻译、历法改革、农田水利、练兵制器等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科学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2、主要翻译作品： 《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 3、翻译思想： 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也争胜）。 ·“翻译”：是基础，是向介绍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文化的第一步。 ·“会通”：指对翻译之作的“领会”与“贯通”，也指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融合”与“并蓄”。徐光启当时主要是针对历法修订。 ·“超胜”：如果说“翻译”是起点，“会通”是实践，那么“超胜”才是徐光启的最高追求。继承传
德国传教士翻译家卫礼贤评介 作者：邓舒 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13期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大都习惯于将卫礼贤看作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对于卫礼贤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缘起、经过和思想动机虽有提及，但无全面系统的专门论述。实际上，卫礼贤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工作，主要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汉学研究资质，而是为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创建“新的世界文化”。 一、卫礼贤的学习生涯和职业选择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于1873年5月10日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一个小作坊主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日后子承父业，卫礼贤小学毕业后没有选择文理中学，而是进入实科中学①学习。1882年，他的父亲去世，家庭生活从此每况愈下，母亲希望儿子入读由教会资助的神学院，日后做一名职业稳定、收入也有保障的神职人员。卫礼贤本人因为年幼，“对神甫职业并没有多少想法”[1]32，但也乐于顺从母亲的愿望，于是从实科中学转入斯图加特文理中学就读，1891年11月升入图宾根福音教神学院。 尽管对严格遵守宗教外在形式的虔诚深感怀疑，对官方教会沉闷、刻板的清规戒律和不同的神学派别之间的争辩表示厌烦，但卫礼贤对待学業十分认真，进入神学院后很快便“赢得了优等生的声誉”[2]3。在大学里，他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的神学经典和教会历史，对西方古往今来的各哲学流派及其核心思想也有一定了解，同时，出于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他经常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朗诵赫尔德林的诗篇，还深入研究歌德的作品。[2]5这一切为他后来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和典籍翻译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895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神学职业资格考试，获得了牧师职位。1897年1月，卫礼贤任巴特·鲍尔（Bad Boll）的代理牧师，其上司为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牧师。布卢姆哈特牧师视野开阔，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高度信仰上帝、思考人生并身体力行，按照自己理解的基督教教义行事，因此并不被官方教会信任，与教会渐行渐远，后来甚至被开除出教。他也是“一位胸怀博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位著名的“宗教社会主义者”。 卫礼贤发现自己“对枯燥无味的官方教会的反感”在布卢姆哈特处得到了共鸣，而布卢姆哈特对宗教的虔诚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也使年轻的卫礼贤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力量，并对布卢姆哈特产生了“狂热崇拜”，与之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后者也成为卫礼贤“在基督教灵魂拯救工作中的第一位引路人”。[1]34[2]5在布卢姆哈特影响下，卫礼贤从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出发，把所有教会都视为束缚人的桎梏。这种神学观点构成了卫礼贤宗教思想的核心，对于其从事传教工作和传播中国文化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
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 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翻译质量，加强对译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减少误译、漏译等现象；二是重视文化内涵的传达，加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理解，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中国经典的文化精髓；三是加强跨学科合作，鼓励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越来越重要，
主要翻译理论流派 在两千多年的中外翻译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译者在艰辛的翻译工作中总结经验，阐发观点，不断探讨，深化认识，形成了一家之言，或洋洋大观，或疏疏片语，不乏真知灼见，从某一个角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形成了我们今天研究翻译，从事翻译实践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之后，公元六十五年前佛教传入我国，佛经翻译历时千载，东汉开始，魏晋发展，唐代极盛，北宋式微，元后尾声。期间，涌现出了大批卓越的翻译大家，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彦琮、玄奘等,其译论涉及译文的文质之辩，胡汉语言对比及翻译中的变通，理解原文和表达中存在的困难，文体风格的重要性，音译的原则等等。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与我国的文人学士合作翻译了许多科技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翻译逐渐成了众多爱国志士抵御外侮的利器，林则徐、严复、林纾等引进翻译了大量军事、社科、文学材料，严复创造了“达旨”的译法，林纾则强调主观感情的投入和与原作人物心灵交汇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鲁迅林语堂等大量翻译国外作品，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陈富康2000：299）他还认为“欧化”“洋气”可以输入新的表现手法。林语堂总结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新中国建立后，翻译事业得到重视，进一步发展，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则提出了“化境说”，丰富了译坛。 在西方，对圣经的翻译也形成一次早期的翻译高潮，这和我国的佛经翻译高潮十分相似，都是由宗教经典翻译所形成的翻译高潮。宗教文本的神圣性和神秘
性使得译者难以摆脱“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反复争论。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线构成：文艺学翻译理论路线和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前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原作的文学特色必须受到重视，译文要符合译语的规范，译者要具备相应的文学天赋；后者关注的是语言，它将翻译和语义、语法功能、语言结构特征等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产生一个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谭载喜2004：6） 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多关心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他们争论的核心是字对字译和意对意译或直译与意译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文学天赋，认为翻译是艺术，重点是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古罗马翻译家在对待如何处理被征服的希腊帝国的文化和文学作品时，基本上都将原作置于较低的地位，采取比较自由的翻译方法。西塞罗（Cicero）提出了“解释员”与“演说家”的翻译方法，认为重要的是传达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而非形式，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再创作。贺拉斯（Horatius）把希腊文化看成是公共财产，主张对它们进行改编、占有。他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这反映出他意译、活译的翻译观点。昆体良（Quintilianus）则提出了译作要和原作竞赛的“竞赛论”，认为翻译是创作，译作要和原作搏斗、竞赛，力争超出原作。 在《圣经》文本的翻译中，译论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面向原文，去死扣原文，还是面向读者，多用意译。哲罗姆（St. Jerome）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不逐字对译的观点。认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加入自己的风格特点，使译作象原作一样优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翻译《圣经》中采用了通俗、明了、为大众所接受的原则，注重使用民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他认为译者要尊重原文，深入原文的精神本质，只有意译才能将它再现。
翻译家大略 翻译家大略 少年执手●相约白头：人间仙侣杨宪益和戴乃迭 (2) 触机生发，妙语天成——评高健译《英文散文一百篇》 (8) 翻译家杨自伍 (13) 张培基先生和他的翻译 (16) 一天一句，终生显著——翻译家许渊冲谈求学与翻译 (21) 诗译英法，舍我其谁 (22) 态度严谨 (22) 人生格言 (22) 一位被遗忘的文学翻译家——纪念黄继忠教授逝世四周年 (24) 少年执手●相约白头：人间仙侣杨宪益和戴乃迭很早就知道杨和戴；近日看书，凑巧得很，他们的名字一周看见三次。不由想起关于他们俩的一点历史，所有的悲欢离合、缘起缘落简直堪比一部传奇大片，有点荡气回肠的意思。于是决定写下来，纪念我与那些书、那些人，一起走过的日子。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４０～９０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不过光看名字可能没多少人有兴趣，还是看看俩人的合影，相信会多出些联想——
新婚：1941年摄于重庆 在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他们的 译作。资料里都把戴乃迭称为戴乃迭先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士，当然更想不到
是一位英国淑女。俗话说，鸡蛋好吃也不用追究母鸡 的卖相。从这点说，看他们夫妻的译作就够了。可是 人的好奇心总是特别调皮，当我偶然看到他们的照片 时，终于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我承认，这一点上我 是完全不能免俗。 留学：英国湖区 先来说说杨宪益先生——一位“阴差阳错”成就的翻译大家：1915年生于天津，21岁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解放后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长期稳定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作为主要译者和实际主编，杨、戴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戴乃迭女士，英籍汉学家。原名Gladys T 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1918年戴生于北京，在中国度过6年美好的童年后随父回国。戴乃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在杨宪益34年赴英留学期间，与之相识相爱。41年俩人返回中国、结为夫妻，并共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不仅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文革”中无辜遭遇4年牢狱之灾，99年因病去世；在去世后出版了自传《我有两个祖国》。 除了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卖花女》等译成中文之外，俩人主要还是中译英，合译的中国作品涵盖了整个中华历史时期、几乎所有文学种类。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严谨的治学之道，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要看到他们的著作，任何人都会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古典叙事文学：全本《红楼梦》为其代表，还有全本《聊斋志